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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山方志文献考述地方志是当地的百科全书和文化载体它也是该地区文化的力量之一,“缺乏可追溯性和历史数据的史料”
一、、形成期以孙和相为中心的志1万历《汾州府志》汾州自万历二十三年
(1595)五月改府,辖一州七县即永宁州、汾阳、介休、平遥、孝义、宁乡、灵石、临县第一部府志由王道一负责修纂王道一,山东黄县人,万历二十三年
(1595)进士,万历三十六年
(1608)任汾州知府乾隆《汾州府志》孙和相修、戴震撰,现存乾隆三十六年
(1771)刻本乾隆三十四年
(1769)夏,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戴震至晋汾州知府孙和相聘其为纂修官,当年修成,乾隆三十六年
(1771)干UEL该志共三十四卷,分为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城池、官署、仓廉、学校、坛塘、关隘、营汛、驿铺、户口、田赋、盐税、职官、官绩、食封、流寓、人物、义行、科目、仕实、列女、古迹、冢墓、祠庙、事考、杂识、艺文等该志重地理沿革,“志之首,沿革也”
二、国家年鉴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图经上未有至二京里数”
(一)北魏时期(约年)《部县志》25031《汾州图经》“未见着录,疑为北宋时所作《寰宇通志》引,约明末佚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录九条”《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旧志”中着录“《汾州图志》二册”《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着录《汾州志》嘉靖《汾州志》系嘉靖三十三年
(1554)知州陈秉忠、州人王纬纂修,历时两年,共四册光绪《汾阳县志》保存王纬序一篇,记录了他纂志的原则与经过,透露出纂志的辛苦与不易嘉靖三十八年
(1559)九月,冀南道彭范、州人孔天胤对陈秉忠、王纬修的《汾州志》“文则删繁以就简”万历十一年
(1583),知州白夏、州人王缉再次重修,认为“人物、官师流芳者众,而建置有增,田赋有议,艺文有遗,凡可厚民生而扶世教者,皆宜补之”
(二)康康年间(约年)《南京要求下的建构内容4003《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着录《石州志》万历时,州人梁天叙修《永宁州志》顺治《永宁州志》由知州胡朝宾修、州举人高首标纂胡朝宾,贡生,河北巨鹿人,顺治九年
(1652)知州事高首标,永宁州人,顺治H—年
(1654)举人,顺治十六年
(1659)进士,官至吏部主事该志以梁天叙残志为基础,博采旧闻,记事止于顺治十二年
(1655),次年刻印,为离石现存最早方志该志包括方舆、建置、食货、秩官、选举、人物、艺文、杂志等八门四十四目,附目一,十一万五千字康熙《永宁州志》由谢汝霖纂修谢汝霖,字用弼,福建长乐人,康熙四十年
(1701)任永宁知州,“兴利除弊,多善政”乾隆《永宁州志》由王兴谷纂王兴谷,江苏金山人,贡生,乾隆三十年
(1765)知州事《戴震全书》卷三十三有《永宁州志序》一篇,最后落款“知永宁州事金山王兴谷撰”光绪《永宁州志》由姚启瑞修、方渊如纂姚启瑞,字缰云,监生,安徽桐城人,光绪五年
(1879)署州事方渊如,太学生,安徽桐城人,参修《忻州直隶州志》与《永宁州志》,同年始纂州志,七年
(1881)开刻该志分舆地、建置、食货、典礼、官司、人物、艺文、志余等八门三十二卷,现存有光绪七年
(1881)刻本
二、区志
(一)清康康年间的党支部书
1.万历《汾阳县志》万历二十三
(1595)年,汾州升为府,原为州治之境改为汾阳县万历三十七年
(1609)《汾阳县志》由知县尹觉民修、教谕范联芳校,将原来州志“删繁补缺,序错订讹”而成
2.顺治《汾阳县志》吴世英修,刘文德纂,共四卷,有顺治十四年
(1657)刻本该志体例为纲目式,卷一土地志(疆域、沿革)、卷二人民志(版籍、赋役)、卷三政事志(职官、祀典、选举、武备)、卷四文献志(宸翰、列传、艺文),并附有灾祥、仙释、杂着、纪异,是现存最早的汾阳县志
3.康熙《汾阳县志》周超修,赵日昌等纂,八卷首一卷,今存康熙六十年
(1721)刻本周超,浙江上虞人,康熙四十八年
(1709)进土
4.乾隆《汾阳县志》李文起修,戴震纂,乾隆三十七年
(1772)刻本李文起,广东归善人,乾隆二十五年
(1760)进士,三十五年
(1770)汾阳知县,重修县志,“新安戴东原孝廉佐孙郡尊辑府志成,因延之共事”
5.道光《汾阳县志》道咸间两知县周贻缨、曹文锦修,现存有咸丰元年
(1851)刻本该志是在乾隆《汾阳县志》的基础上,按照“缺者补,讹者正,未载者续,为卷十有五,义例一仍其旧”
6.光绪《汾阳县志》同光两知县方家驹、庆文修,王文员纂,光绪十年
(1884)刻本,共十四卷首一卷该志是巡抚曾国荃修《山西通志》的情况下重修的,是道咸《汾阳县志》的续志,“汾志经戴曹手定,无事发凡起例,属邑绅奉为圭臬”
7.与县志相关的著作曹树谷,汾阳太平村人,撰《汾州府志考证》三卷刘天成(1876-1940),号镉斋,汾阳西陈家庄人,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地方教育1936年,他编《汾阳地理》,后改为《汾阳乡土志》二卷,现存手抄本;1937年撰《汾阳遗事》十四卷(现存九卷),实为《汾阳县志》未定稿,现由其孙刘靖湘捐献给汾阳县志办收藏王埴昌(1876-1938),山西稷山人,毕业山西大学中斋,曾两次出任汾阳县长在政事之暇,他搜集汾阳金石,《汾阳金石类编》十卷、《汾阳金石补遗》十卷
(二)有关《中阳近记》及志书的文献记载《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着录《孝义县志》
1.嘉靖《孝义县志》嘉靖三十二年
(1553)刘大观修,张冕纂,共十二卷刘大观,陕西清涧人,嘉靖二十九年
(1550)任孝义知县;张冕,孝义人,嘉靖十一年
(1532)进土该志已佚,但乾隆《孝义县志》存张冕、霍冀二序
2.万历《中阳近记》原称《中阳独断》,由赵讷纂赵讷,孝义人,嘉靖三十八年
(1559)进土,官至四川保宁知府,致仕后,撰《中阳近记》1二卷赵讷去世后,其二子赵守安、赵守家把该书献出,为万历三十五年县志的提供了蓝本《中阳近记》属未刊稿,现已佚,不过,乾隆《孝义县志》仍存赵讷序一篇及地理、赋役、建置、典礼、官僚、选举、人物、事纪等叙赞语
3.万历《孝义县志》刘令誉修,赵守安、赵守宗纂,成书万历三十五年
(1607)o刘令誉,陕西平凉人,万历三十二年
(1604)任孝义知县“会台司督征各郡邑志”,他又得赵讷《中阳近记》,遂以赵志为底本修成县志该志有“纲凡八,目凡四十六”
4.雍正《孝义县志》方土谟纂修,共十八卷方士谟,安徽歙县人,康熙五十年
(1711)举人,雍正元年
(1723)十二月至六年
(1728)三月任孝义知县方土谟在对旧志进行订正的基础上,增益近事,修成孝义县志该志是现存最早的孝义县志,但后世对其评价不高,“拆裂旧志,益以近事”、“维缪不胜枚举”
5.乾隆《孝义县志》邓必安修,邓常纂,共二十卷邓必安,江西南丰县人,乾隆九年
(1744)举人,乾隆三十三年
(1768)任孝义知县,“命儿(邓)常编次成帙”
6.光绪《孝义县续志》孔广熙修,何之煌纂,现存光绪六年
(1880)刻本孔广熙,河南济源人,出身监生,光绪三年
(1877)任孝义知县何之煌,山西平定人,同治十二年
(1873)举人,中阳书院掌教该志是邓志的续志,多承前志,共两册分卷首、卷上、卷下与卷末,其中《赈荒始末》对光绪三年至五年(1877-1879)的旱灾记载尤详
(三)志内容有志志,2《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着录《文水志》
1.嘉靖《文水县志》嘉靖三十二年
(1553)知县樊从简修,共八卷
2.天启《文水县志》米世发修,郑宗周纂,共十卷,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存天启五年
(1625)刻本米世发,陕西蒲城人,万历三十一年
(1603)举人,天启初任交城知县,三年
(1623)任文水知县;郑宗周,文水人,万历三十五年
(1607)进土,官至福建巡按该志在前志的基础修成的,分十卷首一卷卷首为县治县境图、卷一舆地志、卷二规制、卷三赋役志、卷四典礼志、卷五官政志、卷六选举志、卷七人物志、卷八武备志、卷九艺文志、卷十杂记志书中对晚明的腐败有所揭露,如官吏把常平仓粮食运几百石粮至交城赈灾,然后从祁县借粮赈济文水灾民以从中渔利
3.康熙《文水县志》傅星修,郑立功纂,共十卷,现存康熙十二年
(1673)刻本傅星,字拱辰,辽阳人,康熙四年
(1665)任文水知县;郑立功,字昆璧,文水人,顺治十五年
(1658)进土,修志时任户部郎中该志分十卷三十五目附二十八目,卷一天文志、卷二地利志、卷三民俗志、卷四分建志、卷五财赋志、卷六典礼志、卷七贤才志、卷八武备志、卷九官政志、卷十艺文志每卷、目前有序,后多有论,新增者为傅星日,采旧志者称旧论1976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中国方志丛书》中有康熙《文水县志》
4.光绪《文水县志》范启些、王炜修,阴步霞纂,现存光绪九年
(1883)刻本范启些,顺天(北京)人,同治元年
(1862)举人;王炜,陕西扶风人,咸丰十一年
(1861)拔贡,二人都曾任文水知县阴步霞,交城人,同治六年
(1867)举人,主讲武陵书院该志为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卷首为序文、原序、衔名、目录,卷末志余,在旧志的基础上增加了卷八选举志、卷十烈女志另外,志中对汾水、文峪河的水患尤详,弥补旧志不足
5.宣统《文水乡土志》成连增编,八卷补遗一卷,宣统元年
(1909)铅印本成连增
(18701919),文水人,光绪二十一年
(1895)进士,入翰林院,山西大学中斋数学教员此书原为初等、小学学堂使用的教材,后经作者修改成是书,分历史、地理、格致三类十四目,内容浅显,史料价值不大
(四)康康张志,资政府,国家四县《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着录《交城志》
1.两部明中期《交城县志》万历时,张文璧在县志的序文提到“交尝有志,昔韩谏议(韩佑)、杨刺史(杨一奇)所后先而纂次者,缘未钱梓,日寻散遗”
2.两部万历《交城县志》一部是万历十六年
(1588)由张文璧修、刘孔泉纂,共八卷张文璧,举人,山东栖霞人,万历十四年
(1586)任交城知县该志分八卷即地里、建置、食货、官政、人物、选举、杂记、艺文,共四十八目,“每纲有断,断无讳词;每目有注,注不肤释”
3.两部康熙《交城县志》一部是赵吉士修、武攀龙与李之奇纂,现存康熙八年
(1669)刻本,共八卷首一卷赵吉士,举人,安徽休宁人,康熙七年
(1668)任交城知县;武攀龙,交城人,顺治三年
(1646)进士;李之奇,交城人,崇祯十年
(1637)进士该志分天文、地利、建置、食货、官政、选举、人物、艺文八卷首一卷,共五十四目附目十,这是现存最早的交城县志另一部是洪璟纂修洪璟,拔贡,安徽歙县人,康熙四十五年
(1706)任交城知县该志是在清修大一统志的背景下修的,共十八卷首一卷,记事止康熙四十八年
(1709),现存康熙四十八年
(1709)刻本
4.光绪《交城县志》夏肇庸修、许惺南纂,现存光绪八年
(1882)刻本夏肇庸,四川射洪人,同治七年
(1868)进士,光绪六年
(1880)任交城知县该志共十卷首一卷分为天文、舆地、建置、官政、礼制、赋役、选举、人物、艺文等,对旧志多有修订,如境内的山川河渠古迹,不论旧志是否记载,但要“确以求确,详益加详,其无征者概从删削”
(五)构建《剥削大志》修于北宋之前的《岚州图经》是岚县最早的方志,也是吕梁地区最早的方志,现已佚失明前期杨士奇修的《文渊阁书目》记载有《岚县志》
1.万历《岚县志》县令谈应春修,教谕田亩、训导张大行纂,成书万历十六年
(1588)该志共八卷“一日地理沿革、二曰城市建置、三曰四境山川、四曰田赋户口、五曰官师通考、六曰人物通考、七曰文献令传、八曰土风杂记”,“每卷俱有小序”
2.雍正《岚县志》沈继贤修、常大升纂,共十六卷,现存雍正八年
(1730)刻本沈继贤,浙江海宁人,康熙五十四年
(1715)进士,雍正七年
(1729)任岚县知县该志凡十六卷、图两幅,约四万字,记事止于雍正七年
(1729)o该志对旧志既有继承,如每卷前的小序有的仍是旧志原文;又有删改,如删去旧志中的土风杂记
(六)清康宗等三朝县志,仅有三种《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着录《兴县志》L万历《兴县志》朱学介修、纸纯纂,现存万历五年
(1577)刻木,是现存最早的兴县志朱学介,河北冀县人,万历四年
(1576)任知县;绥纯,陕西人,兴县训导该志共二卷,卷上分建置、郡名等三十八目,卷下为八景和艺文,二万余千字,现存于北京图书馆学人称其为“明志中之劣本”、“殊乖志体耳”
2.雍正《兴县志》程云修,孙鸿渔、孙嘉渔、孙扬渔三兄弟纂,雍正八年
(1730)刻本程云,贵州贵阳举人,雍正五年
(1727)任兴县知县孙鸿澄,兴县人,雍正元年
(1723)进士;孙嘉澄,康熙五十二年
(1713)进士;孙扬渔,雍正二年
(1724)进士该志共十八卷:图考、星野、建置、疆域、山川、物产、风俗、职官、户口、田赋、学校(附选举)、典礼、祠祀、人物、营筑、形胜、艺文(两卷),由孙氏三兄弟历时四月编辑而成后人评价该志为“自谓不凡,然其体例简陋特甚”
3.乾隆《兴县志》蓝山修,现存乾隆二十八年
(1763)刻本,共十八卷蓝山,广东大浦人,乾隆二十八年
(1763)任兴县知县蓝志以程志为原本,仅第十卷增仓储一目,其余卷目同;另增雍正以来之事蓝志现存乾隆二十八年
(1763)刻本与光绪六年
(1880)张启蕴永兴斋重刻本,后者图考卷增常平仓图、嵋山书院图
4.光绪《兴县续志》张启蕴修,孙福昌、温亮珠纂,共二卷,现存光绪六年
(1880)刻本张启蕴,汉军正蓝旗,光绪四年
(1878)任兴县知县孙福昌,兴县人,咸丰十一年
(1861)拔贡;温亮珠,兴县人,光绪二年
(1876)举人该志光绪五年
(1879)末始修,历时半年,次年夏成书,记事至此年上卷为职官、祠祀、户口、田赋、学校(附选举)、人物、营筑,下卷为艺文,是对蓝志的增补其中人物传多孙、康二姓,进士八人,孙、康二姓占七人,可知孙、康二姓为当地大姓望族书中还不足之处,如职官目知县郑麟书道光十五年
(1840)列于李果道光五年
(1830)之前、典史耿德佩嘉庆元年
(1796)列于朱奇臣乾隆四十年
(1775)前
5.民国《兴县新志》刘砚畲撰,现存民国二十六年
(1937)抄本刘砚畲(1877-1940),兴县城关人,光绪二十八年
(1902)举人,三十二年
(1906)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斋学堂,曾任汾阳知县、山西省议员等职该志共十九门二十一册,分星度、舆地、建置、学校、兵防、古迹、风土七志,秩祀一略,选举、仕进、职官、名宦四表,乡贤、孝友、义行、儒学、列女、艺文六录,后为大事记,其中建置、风土均为两册,其余为一册,今存星度、建置、学校、风土、秩祀、选举、仕进、职官、义行、列女、大事等十一册,详于考证,重人物轻经济
6.嘉庆《合河纪闻》康基田(1728-1813)撰,共十卷康基田,兴县人,乾隆二十二年
(1757)进士,官至河道总督他理政之暇,搜集历代史籍、地理之书及与兴县相关的诸家论事之作,嘉庆时整理成《合河纪闻》
7.民国《合河政纪》石荣瞳撰石荣瞳(1881-1962),湖北阳新人,毕业于山西政法学堂,1916年任兴县知事,去职后,着《合河政纪》二卷该书分内务篇九章、财政篇四章、教育篇五章、实业篇九章、司法篇四章,史料真实可信,记事详略得当,现存台湾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十六年铅印本于1968年出版的《合河政纪》与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集成续编》第59册中的《合河政纪》
(七)《临县志》(简称《临县志》)《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着录《临县志》
1.嘉靖《临县志》武思仁,临县人,正德五年
(1510)举人,官至彰德通判,嘉靖三十二年
(1553)撰《临县志》
2.万历《临县志》常时芳,直隶交河人,举人,万历二十三年
(1595)任临县知县,次年修《临县志》该志现已佚,仅在康熙《临县志》中朱绍凤序文被提到
3.天启《临县志》李度,山东邹平人,举人,天启六年
(1626)任临县知县,次年修志该志已佚,仅在康熙《临县志》中朱绍凤序文被提到4,顺治《临县志》朱绍凤修,赵福纂,现已佚失朱绍凤,江南华亭人,顺治六年
(1649)进士,九年
(1652)任临县知县现存三篇写顺治十三年
(1655)的朱绍凤、朱之俊与赵福的序文,据此知,志书始修于顺治九年
(1652),同时反映了明末清初的战乱给临县百姓带来的灾难
5.两部康熙《临县志》一部是由莫友仁纂于康熙二十五年
(1686)o莫友仁,浙江会稽人,拔贡,康熙二十二年
(1683)任临县知县现存莫友仁序文讲述了修志经过“丙寅
(1686)秋,友仁博求旧本,广询老成,与邑之荐绅名衿,重加纂辑,去其荒唐,增其缺修,补以时事,而以人物职官尤详加考订”另一部是康熙五十七年《临县志》杨飞熊修,崔鹤龄、李思豫等纂,共八卷杨飞熊,江南山阳人,举人,康熙五十二年
(1713)任临县知县;崔鹤龄,临县人,康熙五十一年
(1712)进士;李思豫,临县人,贡生该志是现存最早的临县志,共八卷四十四目,有康熙五十七年
(1718)刻本、嘉庆间补刻本、道光二十年
(1840)增补本其中道光二十年刻本卷三食货志记事至乾隆年间、卷四秩官志记载县令至康熙六十年
(1721)杜庭珠、卷八艺文志增补至道光二十年
(1840)o
6.民国《临县志》胡宗虞、吴命新等纂,二十卷首一卷,现存民国六年
(1917)铅印本和1968年台北影印本胡宗虞,贵州安顺人,光绪二十八年
(1902)举人,民国四年
(1915)任临县知事;吴命新,临县人,光绪二十一年
(1895)进士,官至工部主事、定边知县该志“所有考据皆采王氏轩新通志、戴氏震汾州志,体例一本胡氏延之绛县志,摭拾旧闻,重整义理而成”
(八)履恒《诉讼录》《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着录《宁乡县志》
1.万历《宁乡县志》王文炜,山东东平人
2.康熙《宁乡县志》吕履恒纂修,十卷首一卷,现存康熙四十一年
(1702)刻本,是现存最早的中阳县志吕履恒,河南新安人,康熙三十三年
(1694)进土,三十八年
(1699)任宁乡知县该志共十卷首一卷,卷首为舆地图四辐,十卷分天文、地理、建置、典礼、制祀、文教、武备、赋役、土产、职官、人物、选举、艺文等十三门九十八目,其中卷九至十的艺文部分占全书一半,比重失调
3.乾隆《宁乡县志》朱懋炳修,戴震撰,共八卷朱懋炳,四川崇庆州人,乾隆十七年
(1752)恩科进士,二十八年
(1763)任宁乡知县戴震替朱懋炳写于三十五年
(1770)《宁乡县志序》载“旧志未足供采录,加以几七十载,有俟增续,用是广为搜讨,汇集成帙适休宁戴君东原受纂修府志之聘,尚未南辕,遂兼质焉得核订为八卷”
(九)清康熙年间的修志《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着录《石楼县志》
1.康熙《石楼县志》周士章纂修,是现存最早的石楼县志周士章,举人,江南上元人,顺治十三年
(1656)任石楼知县,十五年
(1658)修成此志次年,江南如皋人顺治十二
(1655)进土丁其誉
(1659)任石楼知县,对其增补,康熙八年
(1669)付梓国家图书馆现存二卷即卷二至三即艺文、政绩二目
2.雍正《石楼县志》袁学谟、秦燮纂八卷首一卷袁学谟,江西彭泽人,雍正二年
(1724)进士,五年
(1727)任石楼知县秦燮,浙江慈溪人,国子监生该志以康熙志为底本,共八卷三十七目附目十七,其中艺文占五卷,体例比重失调志书记载的人口不升反降,如洪武时1544户17644人,雍正五年
(1727)354户2943人从总体上看,吕梁方志的特色具体体现在其一,地方人士尤其是士大夫积极参与修纂方志一代廉吏于成龙之孙于准参修康熙《永宁州志》汾阳曹氏,一门三翰林曹学闵(1719-1787),乾隆十九年
(1754)进士,曾与戴震商讨乾隆《汾州府志》的修纂其二,为配合国家一统志或省志而修纂清朝统治者重视方志的修纂,三次修《大清一统志》,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并多次下诏修省府州县志康熙《文水县志》载“惟县有县志,府有府志,犹省有通志也无县志则府志何以成,无府志则通志何以成,虽志有大小而其所以志一统也”其三,地方官重视修志“明清以来,方志成为地方官参照施政的要览”其四,时代色彩浓吕梁属偏僻山区,依然受到时代主题的影响民国《临县志》卷十二载光绪二十五年
(1899)“拳匪肇乱知县孔繁昌被诬落职”另外,吕梁方志也存在一些不足有的体例比重失调,如康熙《宁乡县志》卷九至十的艺文部分占全书一半以上,雍正《石楼县志》共八卷艺文志占五卷有的内容没认真审核,如光绪《兴县续志》职官目知县郑麟书道光十五年
(1840)列于李果道光五年
(1830)之前、典史耿德佩嘉庆元年
(1796)列于朱奇臣乾隆四十年
(1775)前方志中人物、灾异、祥瑞等部分中天人感应的迷信色彩;为宣扬礼教,维护统治加大列女传部分;加大对当地名宦、职官宣染篇幅,如光绪《兴县续志》艺文部分多是孙嘉澄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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