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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课程标准构建作者在2001年冬季首次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和框架2002年和2003年曾分别写过一篇阐述这一概念和理论框架的文章,虽未正式发表,但此想法一直在心中萦绕不去2003年12月在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指南中看到列有“国际关系理论史”的选题,受到很大鼓舞,因为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学”框架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国际关系理论史2004年2月看到《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一国际关系理论学的哲学思想本文从学科方法论具体地理解,“国际关系理论学”是一门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与研究的一般规律和规范的学科,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关注较多的是问题领域和理论发展演变史这些分析研究一方面是国际关系理论学框架建构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对国际关系理论学进行思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统一而科学的学科认识和学科规范是学科发展与成熟的基础、条件和标志;从国际关系理论史的分析中可以获得有益的学科发展规律;哲学思想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价值所在;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围内的问题进行领域和层次的划分、予以准确的定位,有助于理清问题的研究脉络,便于选择适宜的方法论通过这4个部分的有机组合交融,初步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研究框架,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学的形成二发展的历史逻辑将“国际关系理论史”作为讨论国际关系理论学框架结构的开始,是因为“历史对于科学哲学家、也许还有认识论家的关系,超出了作为给现成观点提供事例的源泉那种传统作用就是说,它对于提出问题、启发洞察力可能也是特别重要的源泉”王逸舟提出,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视角的“国际关系理论史”,首先,国际社会提出的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演变和发展这可以理解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通史”因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国际社会及其所提出的“问题”,所以,宜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外史”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内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每一种理论都可在时代的需要中找到根源和缩影,每个时段及其新问题都有比较突出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杰出的理论在新的时段和问题面前总是要受到新理论的挑战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到科学行为主义、从科学行为主义到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折射出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对于问题的理论也是如此,如关于体系安全的理论演变,从“势力均衡论”到“霸权稳定论”、“从核优势论”到“足够论”再到“防止核扩散论”等中国学者深刻分析全球化时代对新的国际社会主导国的要求、对新问题以及与新问题相适应的新理念的要求、对中国发展的要求,会促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质的发展当前,世界和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变迁正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契机古代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但理解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和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沿革,对宏观理解当代国际社会的问题和时代特征有重大意义同时,古代社会形成的地区性国家间关系的体系和理念对当代国际关系演进的理解有着重要意义其次,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与发展,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展历程的“内史”国际关系理论论战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反映国际社会的思潮,特别是居支配地位的理论思潮总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如同一切思想史的发展一样,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争鸣使理论得以成熟、完善、繁荣和发展学界普遍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已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论战,自冷战后到目前又在进行新的争鸣除研究理论发展的整个争论史外,宜予某一阶段的理论(可以理解为“断代史”)争鸣以特别重视理论争论史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西方学者间的争鸣,还宜包括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参与的争鸣,如“依附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等最后,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概念和学科规范等方面的发展史,可以理解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专门史”“话语”可以从一个角度反映理论特色,对不同话语的选择和应用,可以反映理论的关注点和价值取向学科规范是一个随着学科的发展而逐渐完善的过程从理论发展史当中提炼学科规范,是可行的和科学的在理论的争论中和发展过程中,得到广泛认同的学科规则就成为学科规范与此同时,梳理规范形成的过程也是总结规范形成的规律的过程三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思想理论的“内核”是理论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哲学思想是理论的核心价值没有对这一理论“内核”的认真深入分析,就无法把握理论,更无从建构理论学分析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思想,有助于准确理解理论(其中包括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认识)、定位理论“理论探索的理想境界是科学精神、本土关怀与世界眼光的结合”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思想的分析理解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影响理论的哲学思想渊源、理论的价值取向(即所反映的利益阶层)和理论的审视角度(即世界观)首先,理论的哲学思想渊源对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思想的共享是一个复杂的过不王O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思想渊源大都可以追溯到西方古代哲学与思想国际社会不同的文化之中都有深厚而丰富的哲学与思想,都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中国文化中的“和”、“中庸”、“仁”等思想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产生的重大作用已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其次,世界观决定理论的审视角度(独特眼界),信仰体系决定理论理论所反映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在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对不同的国家,其意义是不同的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对大国、小国的权力分配是不同的;从“遏制”到“超越遏制”再到“中国威胁论”,遏制理论的侧重点是明显变化的;“相互依存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在西方的近现代理论不被重视的拉丁美洲I,提出从属理论是当然的事情”四学科研究对象和范围本文将国际关系理论学“学科规范”理解为:对学科的认识和学科方法论(具体学科层次的方法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学科归属、理论功能和本质、特点、类型等“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范式一词是很常见的作为库恩科学观的中心概念,范式的最基本意义是指存在于常规科学之中的诸规范的集合体,包括3方面的内容,首要的和基本的含义是:它建立在重大理论成就基础之上,能为以后的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共同体成员提供一种把握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一套理论和方法论信条,一个可供仿效的解题范例学科的规范(即范式)的形成和稳定是学科成熟的标志,范式的变革意味着学科的变革把握国际关系理论学的学科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准确区划该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任务是将国际关系学范围内的研究目标和课题理论化,而国际关系理论学的任务是探寻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般规律,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就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本身的现象、过程和规律学科之间常常借用概念,但对概念要进行本学科角度的定义之后,才可真正成为适用于本学科的概念给概念下定义就是揭示这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可以简单地理解,建构理论的“路线图”就是方法论方法论的成熟和规范是建立在重大理论成就基础之上的对已有的各流派的经典著作进行方法论的分析比较、分析理论探讨的问题和理论研究运用的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学的发展、成熟是紧迫而有益的把握方法论需要对方法论特点有深入、正确的了解,有针对性的方法论才是最有效的方法论对于方法论的分析研究工作需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单个方法的分析和方法之间的比较;问题特点的分析和方法与(不同特点)问题的比较分析此外,自觉地将哲学思考融入方法论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很有意义的,已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评判标准可以一般性地划分为三方面:历史社会标准、制度规范标准、学术素养标准历史社会标准是指国际关系理论要符合已有的人类社会交往的历史、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的现状与发展变化趋势和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制度规范标准是指当代社会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价制度体系和学科特有的学术规范,是在学术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表现为质化和量化(其中质化比量化的标准更重要,也更难把握五机制秩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领域“问题”的确立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开端,“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科的生长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围所包括的问题和领域是分层次的(由此也产生相应的“大理论、中理论、小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围中的问题领域可划分为以下5个层次
(1)国际社会发展的时代与体系(人类文明历史的延续、发展);
(2)国际关系的力量与格局;
(3)国际关系的规则与机制(秩序)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和进程的理论就属于问题领域的第一个层次,诸如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发展的动力、终极取向,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国际关系参与者的历史作用等笔者认为,在这一领域层次内有几个问题尤为值得理论思考:时代主导国的历史作用(时代主导国可理解为大国,包括各个历史阶段的大国);霸权更替与国际体系(包括古代地区性的国际体系)变革和进步;科技和经济进步如何影响国际体系的变革(将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与金属器的使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历史变革的作用做比较)学者们对第
二、三层次的研究成果颇丰在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特别值得中国学者研究一是对当前国际力量变化趋势的宏观与微观把握(如对“霸权稳定论”中可肯定因素与应否定因素的分析把握);二是注意对国际机制的适应和批判这个格局环境是中国崛起的力量所在,是孕育否定旧格局和机制的力量所在第
四、五层次的研究总是受到对前几个层次(特别是第一层次)问题判断的影响,如恐怖主义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等随着时代的变化,新问题不断涌现方法论的运用是灵活的,但所研究问题的特点肯定会影响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不同的问题来说其研究效力不同”六远非结语国际关系理论学的未来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本身进行理论性思考是应当的,也是任重道远的我们将建构“国际关系理论学”的过程理解为从“问题”到“主义”,因此,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这一思考肯定将进行下去本文和此节远非结语,或许连开始也算不上本文的浅陋是明显的,但笔者的讨论和思考却是认真的,希冀不久的将来,这一“问题”(构建国际关系理论学)的思考可以有“主义”的结语理论的借鉴、理论的比较、理论的创新,接下来不可避免地是理论的争鸣和对理论本身的宏观性、学科性的思考,终了才是理论的超越借鉴者常常是怯怯而谨谨的,创新者往往是若悟若迷的将理论探索行为本身作为理论剖析的对象,无疑需要愚公般的执著、百家的共建和细润无声的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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