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军的设置

宋代军的设置在五代人的时代，军事系统相对简单它是一个区级地方行政单位，其中大部分直接属于省市的揭都使节在宋代，军的设置始于建国之初，直至王朝灭亡，前后三百多年，其间军的体制却经历了多次的变化

一、保顺军与唐代的军制关系军作为特殊地方行政单位产生于五代后周时，各军在行政地位上是相同的，都属节度州管辖因此军的行政地位与隶于州的县相当《新五代史》称“五代置军六，皆寄治于县，隶于州，故不别出……皇朝军监始自置属县，与州府并列矣”其所讲五代系指后周末年的情况，入宋后军作为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单位，它在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地位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宋王朝建立后，继承了后周的地方行政体系，军作为地方行政体系的一部分不仅加以承袭，而且大加设置，仅宋太祖在位时，即新设军十四个，远胜于后周但宋初设军与后周时出现了一个明显不同，即军在设置时明定其行政隶属关系，是直隶京师还是隶于府州唐末五代藩镇节度使手中的权力，最重要的是其对所辖地方州县的控制，一个节度使所在藩镇往往下辖有数个支郡（州），这些支郡无论在财政、行政或军事、司法上都受节度使的控制宋朝为避免重蹈唐末五代的覆辙，自其建立之初起即开始逐步加强中央集权，首要之举就是削弱藩镇节度使手中的权力故而宋初削藩兵权，支郡概直属京师，“旧日之军遂亦渐与州府并列”如永静军“太平兴国六年，以军直属京但亦有少量的军未直隶于京师，而仍隶于府州之下如周置之保顺军，在《宋史•地理二》中保顺军与永静军等一样独立成条，但其下注日“周置军于沧州无棣县南二十里开宝三年，又以沧、棣二州界保顺、吴桥二镇之地益焉，仍隶沧州”入宋后保顺军辖域虽有扩大，并未像永静军一样直隶京师，而是仍隶属于沧州管辖再如德清军入宋后也仍归浪州（后升开德府）管辖这一点从宋初时军之长官的称呼上亦可得到佐证军在唐代是道下的一种军事建制单位，道之长官为节度使，军之长官则为军使五代后期军驻地由军政区域转为地方行政单位时，其长官仍沿用军使一名

二、州级军官名称或称军使军在宋初仅有直隶与非直隶的区别，而对于直隶京师之军的行政等级并无明定这一点从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的《太平寰宇记》可以看出宋初时这些军在行政等级上未加区别，其一是与军本身的特殊性有关，其二则是与当时朝廷对地方行政单位军的级别并未进行严格的界定有关但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年）的《元丰九域志》中，不仅出现与州并列之直隶军标有“同下州”的行政级别，而且将隶于府州之军称为军使，以“军使”作为县一级“军”的建制单位名称这表明宋代军制在这一百年间出现了几个变化:第一，直隶京师的军取得了州的行政地位:等同下州；第二，非直隶军隶属府州，其行政级别相当于县而地位则高于县;第三，“军使”除作为县级军建制的单位名称外，在与知军分别作为县级军长官和州级军长官名称时，不再混用或相互替代细考《元丰九域志》一书，除记有标明“同下州”的军（如梁山军、安肃军等等）外，还列有作为地方行政建制单位的“某某军使”，如在州下列有“康定军使”在《宋史•地理志》在开德府下列有“德清军”，小字注文称“庆历四年置军使”；沧州下列有“保顺军”小字注称“治平中置军使”；在中山府下有“北平军”，庆历四年（1044年）置军使；真定府下有天威军，熙宁八年（1075年）置军使这表明这些军都是隶属于府州的军使的县级军，但仍以军为名前面提及的康定军使有些文献中亦称“康定军”因此在北宋中期，军在行政级别上出现州级与县级之分时，县级军作为一个行政建制单位其名可称军使,也可称军军使作为县级军长官之名与知军不再混用的出现，细考宋代史籍，至迟在北宋中期以后就存在据《宋会要辑稿》元丰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诏武臣知州军及军使，并三年为一任”此处知军与军使两名之间用“及”而非“或”，显然明示两者并非指同一对象，即军使并非知军的另一名称《宋史•地理五》载:石泉军宣和二年（1120年）降为军使，七年复为军额《宋会要辑稿•方域》在表述同一件事称“石泉军，宣和三年以知军为军使”；“（宣和）七年二月六日诏:成都府路石泉县依旧为军，差武臣知军”可见，此时知军与军使并非是同一官职的不同称呼，否则“以知军为军使”则失去意义上述引文表明当石泉军隶于府时长官为军使，不隶于府时为知军宣和二年石泉军长官由知军降为军使，七年复军额称军时，其长官则又称为知军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在与神宗讨论古渭一带情况时曾言:秦州常患地阔远难管摄，若得古渭蕃盛，因建军令救应侧近城寨，分秦州忧责，接引滔河一带蕃部，极为长利如王韶者，令领古渭军事，亦无害也……今若得青唐，建以为军，其首领便与一诸司使副名目，令为军使，亦未为过此处言及两处设军之事，一为古渭，一为青唐，古渭属秦州地，青唐则尚属蕃族，二者同言置军时，古渭之军则领军事（即为知军），而青唐之军则为军使前举数例中所提及的庆历为仁宗年号，治平为英宗年号，熙宁为神宗年号军的州格化，军分为行政地位分别相当于州和县两种，并把军使作为县级军建制单位和长官的名称，这一切应出现于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分路之后，至迟在元丰之前完成

三、导江县军使兼知县仁、神朝时的县级军是即县治置军使的，这些县级军中军使与知县是什么关系？早期所设的军使，大都没有提及军使与知县的关系北平、怀化两军军使兼知县事仅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它书未见记载北平军在《宋史•地理忐》中仅载有“即北平县治置军使”永康军军使兼知县事则仅见于南宋后期成书的《方舆胜览》“……复即导江县置永康军使兼知县;复专为永康军”《宋史•地理志》则只称“复即导江县治置永康军使，隶彭州”，《宋会要辑稿》只记有“九年，复即导江县置永康军使”，都未提及“军使兼知县事”一事但哲宗朝后所置军使则有明确的记述如临海军使由胶西县知县兼，清平军使兼知终南县事，这不仅在《宋史•地理志》中有明文记载，其它各书也都有相同的记载北平军作为县级军设置是在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永康军置于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临海军置于哲宗元三年（1088年），清平军置于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这表明，使县之间的这种互兼关系（即由一人身兼“军使”、“知县”两职），至迟在宋哲宗时即已出现徽宗朝后，使县互兼之例日益增多，如设于宣和年间的石泉、安肃、保定、永宁均为使县互兼，至南宋后，除少数例外，大多数设置军使的军均为使县互兼这表明到北宋末时，军使与知县互兼已成为县级军的一种体制

四、枣阳军、茶陵军北宋时非直隶军的建制单位在早期是以军为名，即或在使县互兼时，也另有军额来专称军使，如怀化军使兼知南川县事，永康军使兼知导江县事，胶西知县兼临海军使，清平军使兼知终南县事等，只有在军额采用地域名时才未另列军名在《宋史•地理志》中北宋时期存在的北平军、德清军、庆成军、天威军等县级军，都是以军为名列于所隶府州之下但这一情况在南宋时有了变化:除特许保有军额外，设军使的非直隶的县级军通常是以“县”为名隶于府州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宋会要辑稿》在枣阳军条下有以下一段记载:枣阳军旧随州枣阳县，绍兴十二年升为军，是年降军使隶随州绍兴十二年九月一日，工部尚书莫将言，随州与唐州接界，欲升枣阳县为军……诏从之，仍令帅司拨定属县，申尚书省绍兴十二年十月六日，吏部言:京西路安抚使司申，乞将枣阳知县兼充军使，更不添置官属取到进奏院状，随州枣阳县依先降指挥升为军，若为军名，即不隶随州，今来止令知县兼充军使，合隶随州管下从之这表明，在南宋时期，设军使的非直隶军，在官方正式行政体制中表现其隶属关系时,通常不能以军为名，只称县有军额而名为“军”的，乃是一种特例《方舆胜览》称“中兴以来分道置帅，以云安为夔州属邑，差京朝官为军使，仍借服色盖虽以县隶，而军额仍旧”据《宋史•地理志》，云安军于建炎三年（1131年）为军使茶陵军，《宋史•地理志》单列“茶陵军，绍兴九年，升县为军，仍隶衡州”《方舆胜览》称:茶陵军“中兴以来，湖南路安抚、提刑奏升军额知县曰茶陵军使兼知茶陵县事，仍隶衡州云安军、茶陵军皆为设军使的县级军此外涟水军在建炎四年（1132年）复升为军之前，也只是有军额而无军使的非直隶军“建炎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诏楚州涟水军虽有军额，自来只差知县，隶楚州，事力单弱，可令依旧额，更不隶楚州”“涟水县……建炎四年升为军”军这种特殊地方行政单位在有宋一代经历了由县级军转而为州级军，至北宋中期又出现州级与县级的分化，至北宋末期始，军中的县级军又出现了知县兼军使的军县合一趋势，至南宋时知县兼军使成为县级军的一种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