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县担制度新探

清代县担制度新探清朝以前的地方法官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一外县县丞的出身情况县丞一职，始于战国据纪的《历代职官表》载，从战国至明朝皆称“丞”，“县丞”之称始自清代清制，县丞的品级为正八品，薪俸银为40两，养廉银在20两至400两之间清代县丞之除升，例应由恩、拔、副贡生考授县丞职衔除；由汉军员外郎考授县丞职衔兼除;亦以会同馆大使、鸿胪寺汉鸣赞、序班，刑部汉司狱、汉军九品笔帖式、布政司照磨、盐运司知事按察司照磨、府知事、同知知事、通判知事、县主簿、府州县训导、府照磨、同知照磨及通判照磨升任外县县丞照例应升兵马司副指挥、京县县丞、京府经历、外县知县、布政司理问、按察司经历、布政司都事、盐运司经历和州判在清代，“凡官之出身有八:一曰进士，二曰举人，三曰贡生，四曰荫生，五日监生，六日生员，七曰官学生，八曰吏无出身者，满洲、蒙古、汉军曰闲散，汉曰俊秀在所列11县设置的12个县丞职位中，监生出身的最多，有323任，占总任数的

41.7%,如不计算“不详”，则高达

62.8虬其次是贡生出身，有84任，占

10.8%居第三位的是吏员出身，有28任，占

3.6%举人出身的较少，只有12任，仅占

1.5%值得注意的是，进士出身的县丞仅香山县一任，乍看与清制规定的进士初任官职不相符《清史稿》中记“县，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一人，正八品；主簿，无定员，正九品；典史一人，未入流”由上表可知:其一，清代县丞的设置并非每县皆设一人从清代中期的乾隆朝和清末的光绪朝来看，乾隆朝县丞的数量不及县数的三分之一，光绪朝的县丞仅及县数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而且县丞的数量从414人减少到345人，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与有清一代佐杂官数量不断减少综上可以看出，清代县丞位列正八品，其冠服和薪俸银是统一的，而养廉银则因省县而异,多寡不一县丞除升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清代县丞的出身来源同于明代，主要为监生清代县丞并非每县均置一名，而是“因事而设，事繁之县有设数人者，事简之县亦有不设者,亦常因时增减”二南部县知县、已申报县丞衙役的情况关于中国古代衙门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清制，县丞和主簿同为知县的佐贰官，但并非所有的县都设置县丞或主簿知县衙门、儒学衙门和典史衙门必须设置于县城之内，而县丞衙门既可建于县城内，也可置于县内其他冲要关津之处，并以后者居多南部县县丞及其衙门创设于清初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明确记载“顺治十二年，四川裁南部县县丞，陕西裁雒南县县丞，各一人”南部县县丞及其衙门复设于乾隆三十二年道光四年（1824年），即复设57年后，南部县县丞及其衙门又从富村驿移驻新镇坝南部县县丞移驻新镇坝之后，“其新镇坝县丞应建衙门，另行估价领项修建”此时南部县县丞衙门的胥吏，“设有吏攒一名，门子一名，快役二名，皂隶二名，马夫二名，件作一名，习学件作一名，又巡书二名，巡役四名”在清代，州县照例要向上级申报州县各衙门额设衙役清册，以备考察《南部档案》就保存有不少南部县知县向保宁府、川北道、四川布政司和按察司乃至四川总督申报的南部县各衙门额设衙役清册，从中我们不仅能了解到清代州县向上级申报额设衙役的基本内容，而且还可知晓清代州县各衙门衙役设置的详细情形嘉庆十八年（1813年）二月二十七日，南部县知县向保宁府及四川布政司申报的嘉庆十七年南部县各衙门额设衙役清册中有关县丞衙门部分为卑县分驻富村驿县丞衙门额设衙役八名，内旧管门子一名王兴，年四十二岁，圆面白色微须，系金兴乡六甲民籍，册名王登元，载粮一分八厘，于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七日投充新收无，开除无实在门子一名，现在供役理合登明皂隶四名刘贵，年四十二岁，园［圆］面赤色微须，系富义乡一甲民籍，册名刘朝勋，载粮一分三厘,于嘉庆二年五月十二日投充谢文著，年二十三岁，瓜面紫色无须，系富义乡一甲民籍，册名谢正友，载粮一分五厘，于嘉庆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投充蒋贵，年四十三岁，圆面白色有须，系富义乡一甲民籍，册名蒋先荣，载粮三分三厘，于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十五日投充陶甫，年四十一岁，麻面赤色微须，系富义乡一甲民籍，册名陶贵，载粮六钱三分二厘,于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七日投充新收无，开除无实在皂隶刘贵等四名，现在供役理合登明马夫一名廖玉，年四十岁，圆面白色微须，系富义乡一甲民籍，册名廖应邦，载粮八分，于嘉庆五年二月十四日投充新收无，开除无实在马夫廖玉一名，现在供役理合登明件作一名陈栋，年三十六岁，圆面赤色微须，系富义乡一甲民籍，册名陈文选，载粮五分，于嘉庆元年正月二十日投充新收无，开除无实在件作一名，现在供役理合登明随学件作一名董廷义，年二十九岁，圆面白色微须，系永丰乡三甲民籍，册名董芝崇，载粮五分三厘，于嘉庆二年十月十四日投充新收无，开除无实在随学件作董廷义一名，现在供役理合登明以上卑县所属县丞衙门原额衙役八名，俱系载粮民籍，并无事故更换、逾额滥募、隐匿情弊理合登明

（1）O可见，南部县知县申报衙役使用的是包括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四部分的四柱清册，具体申报了衙役的姓名、年岁、面貌、籍贯、载粮银、册名及投充年月很明显，嘉庆十七年南部县县丞衙门额设衙役共八名，其中皂隶四名，门子、马夫、件作及随学件作各一名从种类来看，县丞衙门有门子、皂隶、马夫、件作和随学件作，比知县衙门少了伞扇轿夫、民壮、禁卒、更夫、捕役、斗级、仓夫和铺司兵，比典史衙门多了件作和随学件作如将衙役姓名与其对应的册名比对，则会发现二者无一相符从籍贯来看，八名衙役中，六名来自富义乡，一名来自永丰乡，这与县丞分驻富义乡之富村驿和“附近之富义、永丰、安仁三乡向系县丞分辖”嘉庆十八年三月，署南部县县丞杨佩芝向知县申报的嘉庆十七年县丞衙门原额衙役清册载日

一、旧管原额门子一名王兴，年四十三岁，圆面白色微须，系金兴乡二甲民籍，册名干登元，载粮银二钱六分四毫，于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六日顶充、旧管原额皂隶二名:刘贵，年四十三岁，圆面黑色微须，系富义乡一甲民籍，册名刘朝勋，载粮银一钱二分八厘二毫，于嘉庆二年五月初三日顶充谢文著，年二十八岁，方面黑色无须，系富义乡一甲民籍，册名谢正友，载粮银五分一厘,于嘉庆六年五月十八日顶充

一、旧管原额已成件作一名:陈栋，年三十七岁，圆面白色无须，系富义乡一甲民籍，册名陈文选，载粮银三钱二分五厘，于嘉庆元年正月二十四日顶充

一、旧管原额习学件作一名董廷义，年四十岁，圆面白色无须，系永丰乡一甲民籍，册名董芝荣，载粮银一钱五分五厘，于嘉庆二年九月十三日顶充

一、旧管原额马夫一名廖玉，年四十一岁，圆面黑色微须，系富义乡一甲民籍，册名廖应邦，载粮银三分二厘五毫，于嘉庆二年五月十六日顶充

一、旧管原额衙役二名蒋贵，年四十四岁，方面黑色微须，系富义乡一甲民籍，册名蒋先荣，载粮银三分三厘四毫，于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初八日顶充陶甫，年四十二岁，圆面黑色微须，系富义乡一甲民籍，册名陶贵，载粮银六钱三分二厘,于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一日顶充以上门役、皂隶、件作、马夫、衙役共八名，俱系载粮民籍，现在供役理合登明

（1）从县丞衙门申报的清册来看，嘉庆十七年县丞衙门额设衙役总数为8名，与南部县知县申报的县丞衙门衙役数一致，但其衙役种类及名称除门子、皂隶和马夫外则有所不同，如将“件作”称为“已成件作”，“随学件作”称为“习学件作”，当然这些只是名称各异而其意相同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在知县申报的清册中，皂隶有刘贵、谢文著、蒋贵和陶甫四人，而在县丞申报的清册中，皂隶只开列了刘贵和谢文著二人，蒋贵和陶甫二人列在“衙役二名”之下县丞在申报清册中，将衙役与皂隶并列，实属不妥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四月初八日，南部县知县照例向保宁府和四川布政司申报南部县各衙门额设衙役情形但是，县丞衙门的额设衙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而异如前所述，乾隆三十二年南部县县丞衙门至少设门子一名，皂隶数名，件作一名，习学件作一名，巡役数名嘉庆十八年、二十三年申报的南部县县丞衙门额设衙役为八名道光四年（1824年），南部县县丞衙门设门子、件作、习学件作各一名，快役、皂隶、马夫各二名，巡役四名，共十三名衙役清代县丞衙门的额设衙役亦因省县而异，如四川巴县县丞衙门的衙役，“初定门斗一名，皂隶四名，快手四名，马夫一名，旋裁皂隶二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全年支四十八两改设件作一名，工食银六两，随学件作二名，每名三两，全年共支银十二两民壮六名，旋裁”衙役申报虽是惯例，然申报的只是额设衙役，实际设置的衙役与申报的额设衙役有较大的差异道光九年（1829年）、十年，南部县知县分别向保宁府申报了南部县各衙门额设正役、添设帮役和裁革衙役清册有关县丞衙门的情况如下卑县县丞衙门正役、帮役内额设皂隶正役四名岳文、李能武、岳志良、李能得;添设皂隶帮役四名范兴、陶顺、范志顺、张文炳以上卑县县丞衙门正、帮各役共八名，俱系南部县载粮民籍理合登明

（1）卑县县丞衙门裁革衙役四名

一、裁革皂隶:汪贵、刘贵、张朝、陶贵

（2）这些记载真实地反映了道光时期南部县县丞衙门额设衙役尤其是皂隶的实际情形它说明在道光十年（1830年）裁革皂隶4名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部县县丞衙门额设皂隶正役4名（与嘉庆时期申报的额设皂隶数相同），添设皂隶帮役8名（包括保留的添设皂隶帮役4名和裁革的皂隶4名），即实设正、帮皂隶12名，是嘉庆时期额设皂隶数的3倍即使是道光十年奉文裁革，仍然于“额设皂隶正役四名”之外“添设皂隶帮役四名”，也是额设皂隶数的2倍额设皂隶与实设皂隶数的差异，其原因在于“额设衙役原不敷用，不能不额外添雇帮役”衙役设置的制度规定与实际情形的脱节表明一方面，清代统治者墨守成规，并没有随着地方事务的日益繁杂而适度增加地方衙役的额设数量;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出于有效行政之需要，不得不在额设衙役之外添设帮役其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隐匿情弊”，甚至是严重的违规之举总之，清代因事而设的县丞衙门可建于县城内，但更多的是置于县内其他冲要关津之处，以坐镇一方县丞衙门的基本建置规制为仪门、大门、大堂、二堂、内室及东西厢房等县丞衙门例置吏攒一名，衙役设置则因县因时而异，且实设衙役数量超过了额设标准清代例行的衙役申报只罗列额设衙役，并未开列添设帮役，故存在“隐匿情弊”三州县主、佐杂官主体清代以前，作为知县佐贰官的县丞有权参与县政管理，承上启下地推行县政，故县丞之职权甚重如韩愈在《蓝田县丞厅壁记》中曾言，“丞之职，所以贰令，于一邑无所不当问”监决人犯权本属州县正印官，但县丞等佐贰官在州县正印官因公出境之时，可代行监决权C“凡州县正印官因公出境，遇有即应正法人犯，理宜即令本州县之佐贰官监决，其应如何定例之处，著查明议奏寻议:凡遇决不待时之犯，部文到日，正印官因公出境，即令同城之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官会同本城之武职官弁，遵查不停刑日期，代行监决”征收钱粮本是清代州县正印官最主要的职责之一，而且清代典例严禁县丞等佐贰官染指康熙五年（1666年）议准:征收钱粮，原系州县印官专责，不得滥委府佐及州县丞伸协征滋扰”清代律例明确规定命案勘验权在于地方正印官《大清律例》规定“凡人命呈报到官，该地方印官立即亲往相验”从《南部档案》来看，自复设之日起，南部县县丞即有命案勘验权“查富村驿县丞衙门,因离城较远，遇有命案，例准就近相验”“今移驻新镇坝*,就近相验之事，应仍责成该县丞衙门办理”清制，州县词讼受理权属于正印官《钦定六部处分则例》规定“佐杂人员不许准理地方词讼，遇有控诉到案，即呈送印官查办”但是，在州县行政实践中，县丞等佐杂官擅受词讼的现象虽禁不止，这从清代地方督抚为此下发的公文中可窥知一二清初闽浙总督刘兆麟斥日“近闻幕僚、佐贰、杂职等官不遵禁约，擅理民词”佐杂官为了获得词讼受理权，总会处心积虑地获取正印官之批委，并在往来公文上大做文章“凡属员离城甚远，其词讼已得钱，而欲堂翁允行者，不能亲身至县面见堂翁，详文之外，用禀帖恳求，切不可写钱若干，禀帖内惟着力恳求，则堂翁自不言而喻”同时，佐杂官总是想方设法擅受，“凡赌博、酗酒、窃贼、奸拐、私宰、忤逆、斗殴、私盐等事,户婚、田产非应理之事，内有牵带赌博、拐骗等项，堂翁相好，亦可准究，必须与幕友斟酌，方免上司翻驳总之，欲近利先远害，此秘诀也”佐杂官既要受理词讼，又要不留痕迹，以免被纠参，其操作亦有巧妙之术“凡词讼应准者，不必批准详者当准酌批语,恐日久翻案来吊原卷如忤逆则准，批究apos;,失窃则批差缉apos;,奸拐则批‘准，详夺apos;如事稍重，则批内加详apos;字，其批谕失单之外，只宣判日，不必加批为妙”从《南部档案》来看，清代南部县县丞拥有词讼受理权光绪十七年（1891年）八月，南部县县丞张保庆就歧控之案呈给知县张贤符一份牒文虽然佐杂官常常受理词讼，但“不会被允许受理刑事案件及较重大民事案件”一方面，清代典例严禁佐杂官擅受词讼，违者给予严厉的处罚；另一方面，在州县行政实践中，正印官擅委、佐杂官擅受词讼的现象比较普遍州县正印官和佐杂官为何要冒典例之不避？其一，从州县行政体制来看，清代州县乃“一人政府”，实行正印官独任制，大小权力皆握于正印官之手，正如乾隆朝大学士纪日匀所言，州县亲民之官“权之所在，不限大小”其二，从佐杂官衙门及职责看，清代佐杂官一般都有自己独立的衙门，且具体负责某一或某些方面的事务，这就为其受理词讼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以清代南部县为例，县丞分驻县内冲要之地，分辖数乡，并“就近照例查办盗贼、匪徒、赌博、斗殴、私宰、窝娼等事，实际上成为分辖区的长官，而分辖下的民众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户婚、田土等方面的矛盾纠纷，在民间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去衙门以求最后之解决这样，县丞受理词讼亦是势所必然其三，从经济收支看，佐杂官擅受词讼也有其必要性清代实行低薪制，佐杂官俸禄很低,养廉银也有限，如清代南部县县丞年薪俸银40两，养廉银120两;典史年薪俸银31两5钱2分，养廉银80两如此低收入，不仅要供养自己和家人，还要支撑衙门的运作，更要应对官场中的陋规，如向州县官致送节日、生日礼物，招待馈赠途经其地的上司和上级差官，与上级衙门的胥吏打交道时致送各种规费等等显然，佐杂官每年一百多两的收入难敷其出因此，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增加收入，有时正印官也会助其一臂之力，而受理词讼则是有效方式之一“许多州县官允许其佐贰官受理诉讼，以期给他们一些额外收入”需要强调的是，县丞实际职权的大小与其驻守地点密切相关在清代，“凡府州县之佐贰,或同城，或分防”南部县县丞于道光四年（1824年）移驻新镇坝，其关防亦相应变为“南部县分驻新镇坝兼管盐务县丞关防”县丞关防改铸乃例行公事，其实质变化如下:其一，县丞分驻地点更加冲要“卑县新镇坝，滨临大江，为卑县盐斤水运必经之所，该处人烟稠密，五方杂处，较之富村驿尤为冲要”可见，复设后的南部县县丞先后分驻富村驿和新镇坝，除兼管盐务外，还分辖南部县十乡中的三个乡此外，县丞还可能有一份名利兼收的美差-----------署知县在清代，如知县因故离缺，县丞或有机会署知县之职，如“该员（姚敏德）才具明干，缉捕勤能，历委代理丰城县事，经理悉臻妥协，现在委署瑞金县印务，办理裕如”综上，清代因事而设之县丞不仅有分管专责，而且在行政实践中可能拥有超越典例的权力,如征收钱粮、勘验命案、受理词讼等县丞的实际权力与其驻守地点密切相关县丞如驻守县城，易受知县掌控，常有“冗官”之嫌县丞如分驻县内其他冲要关津之处，如南部县县丞先后分驻富村驿和新镇坝，不仅有分辖区域，而且稽查办理辖区内盗贼、匪徒、赌博、斗殴、私宰、窝娼等事这既是清代县政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县政有效运行的客观需要四南部县的“和谐权利”或以为清代州县县丞等佐贰官乃“闲曹”、“冗官”或“几同虚设”，仅具有极少的功能但从《南部档案》来看，清代南部县县承兼管盐务，还分辖南部县十乡中的三个乡，有命案勘验权和词讼受理权，可以说，南部县县丞“具有承督盘查亲民之责”对于县丞而言，与知县友好相处，是其有效行政和顺利升迁的基础和保障;对于知县而言，与县丞和谐相处，是其政令畅通的必要条件故时人从和谐相处、有效行政的角度，对两者如何相处给出了一些建议诸如，在日常生活中，知县应“交道接礼”，“输诚持正，以道相勉”在行政事务上，“议公事则妥酌情理，无致歧二有会审则秉公剖断，无庇私人”综上所述，县丞之职，从秦汉时普遍设立，到晋代以后“视县之繁简而递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