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学思想的历史视野

孔子仁学思想的历史视野孔子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善”是孔子哲学体系的核心孔子创造性研究是2000多年来中国哲学思考的起源继孔子之后，“仁”学经历代思想家发展充实,形成了中国哲学思想长河的重要分支研究孔子“仁”学，应具有历史的眼光，将“仁”学置于历史的视野之中可以看出，“仁”学自孔子创立时起，就具有进步与保守的二重性，“仁”学伴随着中国历史进程而沿革，在历史进程中也充分体现了进步与保守的二重性

（一）孔子的二重性表现为改孔子“仁”学思想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时期的产物，其思想内容一方面体现了对人的重视,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对人性的束缚，因而具有进步与保守的二重性据《论语》记载,孔子说“仁”有104处之多，涉及哲学观念、政治立场、经济生活和人生道德伦理诸方面其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的现实生活观春秋末期的孔子在西周“重人轻天”思想的基础上,对人的社会生活给予了更多的关怀，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一种伦理道德方面,这种伦理道德指望人在今生今世的幸福在孔子看来,人们的生活目的不在于为死后进天堂而活着,不在于“涅槃”，而在于享受一种朴素的生活,家庭成员和睦相处,父慈子孝;社会关系和谐,君惠臣忠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一言以蔽之，以“仁”为标准在社会矛盾加剧的奴隶制末期,孔子看到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就社会治政方面而言,孔子提倡仁德,非厚敛重赋,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重视人的性命,反对奴隶殉葬，主张“泛爱众”，孔子一反过去不把奴隶当人看待的旧习，憎恶奴隶主死后以奴隶殉葬的恶习，甚至对用木俑土俑殉葬都极为愤恨孔子尤其重视现实生活,不顾忌来生,不追求虚幻的迷信境界,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孔子反对厚葬颜渊死了，孔子的弟子们要厚葬颜渊，孔子认为“不可”结果弟子们还是把颜渊厚葬了，孔子大为伤感对于身后存在的问题，孔子只能说“未知生,焉知死？”奴隶主贵族所爱的对象为社会上层阶级孔子的奴隶主贵族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不可能为奴隶的人性解放而奔走“仁”学的消极作用在于对人性的限制和扼杀人们套上了“仁”学的枷锁，一切言论行为都离不开这种伦理道德规范,人们只能安身立命,不得逾越等级分明的奴隶主阶级的道德界限,更不可“犯上作乱”，在“泛爱众”的前提下,还主张“爱有差等”其爱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上层阶级“仁”也是有等级的，只有奴隶主贵族才能修养成仁人，一般中人经刻苦努力，也能如愿，而劳动人民则不可能成为仁人君子可以成仁，小人永远是小人，小人只能在“仁”人支配下生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是由于孔子“仁”学本身二重性的渊源，后来的思想家有的弘扬了“仁”学的积极因素，有的则对“仁”学的消极因素加以膨胀，以致“仁”学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也一直体现出进步与保守的二重性

（二）“仁”学及“泛仁论”孔子之后，中国社会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历代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在接受“仁”学影响的同时，也赋予了“仁”学新的内容，使“仁”学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向前发展，其内涵也日益广泛,其思想地位也日益上升战国时,封建制已基本确立,而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同时也是这一历史进步的代价此时,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学说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汉初,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已经形成,为了巩固地主阶级政权,董仲舒进一步发挥并歪曲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以“仁”为核心的孔子哲学被抬高到神的地位董仲舒把“仁”和“天”联系起来，认为天的根本特性就是德，主张“以德为本”，而德的根本观念就是作为封建道德最高概念的“仁”所以他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随着孔孟儒学在宋代的进一步膨胀，思辨哲理、伦理政治的进一步结合，“仁”学概念在二程、朱熹思想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程景页说“学者先须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中国近代哲学家谭嗣同在传统“仁”学的基础上,形成了“泛仁论”的哲学体系他将传统“仁”学的社会伦理政治概念用来说明物质世界的统一性问题他认为光浪、声浪、气浪、电浪等现象的背后，必有一物称之为“以太”一一“仁”他说“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生，众生由是出无形焉，而为万形之所丽;无心焉，而为万心之所感精而言之，夫亦曰仁’而已矣”

（三）“仁”学限制暴政的另一种“仁政”方面的作用“仁学”自孔子以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得到发挥和充实，并成为2千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仁”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显示出具有进步与保守的二重性其一，“仁学”在掩饰阶级矛盾,美化、巩固封建统治方面表现为历史的保守性，而在调节社会关系，限制暴政方面乂表现为历史的进步性“仁”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基石封建统治者既要压迫劳动人民，又要防止人民反抗，要劳动人民俯首帖耳地听他们使唤,使用封建伦理道德的“仁”来作为阶级调和的工具，以遮盖残暴统治下的尖锐阶级矛盾,把伦理道德和封建政治紧紧结合在一起,并用这一意识形态来巩固封建经济基础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仁、义、礼、智、信”，似乎都是超阶级的标准，然而，反动统治者正是在“仁”的幌子下对农民进行超经济的掠夺，劳动人民的“视、听、动、言”丝毫不能逾越“仁”的规范就此而言，“仁”学体现了历史的消极作用问题的另一面也不容忽视用伦理道德的“仁”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比仅用锁链和棍棒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文明得多，用“忠恕爱人”来调节社会关系，用“孝悌”来调节家庭关系，总比“虐民”、“暴民”、“贼民”要进步得多即使在封建社会，历史也是逐步向文明进化在“仁”学思想熏陶下，在封建士大夫中也确实有一批人抱定“仁以为己任”的宗旨，为民族、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仁”在限制暴政,促使君主推行“仁政”方面的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刘邦建立天下，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唐初李世民认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因而“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其富矣”其二，“仁”学常被反动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起一种精神鸦片的作用，这表现为历史的保守性，而“仁”学也常被劳动人民用作反对专制的斗争武器,这又表现为历史的进步性如果说中国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学酷似宗教的话，那么“仁”学就颇似这一宗教中的最高教义统治者要人民追求“仁”这一精神境界，同时又要任意驱使劳动人民为统治者卖命,也只有把劳动人民麻醉到不能辨别真假时,方能将劳动人民任意驱使统治阶级向人们灌输“忠孝仁义”以瓦解人们的反抗精神，用“仁”来控制劳动人民的思想，将“仁”抬高到思想统治地位，并以这种意识形态来支配人们的一切，要人们服从“至仁”、“至善”的封建统治“仁”学在这里成为统治者进行思想控制的一种工具然而，“仁”学也常被劳动人民作为斗争武器来利用中国封建时代皇权至上，君临天下，阶级矛盾尖锐，迫使农民阶级长期进行着反对皇权残暴统治的斗争为反对专制皇权，“仁”学又起到了一种感召力量的作用从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到翟让瓦岗寨起兵，从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建立,到洪秀全金田起义,都是由于统治者不仁不义,残暴统治，导致阶级矛盾激化而引起的农民领袖兴仁义之师，伐残暴之君，锋芒直指封建专制的暴政秦末“天下苦秦久矣”的呼声唤醒农民反对秦王朝的暴政;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使人们视其为“普天之下莫非仇跳”的暴君在农民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们一方面逐步推行符合劳动人民意愿的“仁政”措施，另一方面又设计未来的“仁政”理想如: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就将粮食和财物分发给无衣无食的贫困百姓,并告示“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其三，“仁”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礼教的理论依据，表现为历史的保守性，而“仁”学又起着民族道德精神的维系作用，却显示出它的历史进步性纵观历史,反动统治阶级没有一个不自我标榜“至仁”、“至善”，而他们往往又是以“理”杀人的贼民祸首封建统治者把封建礼教、封建等级制说成是合乎自然的，是顺应天命的，并用“仁”来论证它的合理性从孔子起，就把“仁”看成是有等级的，“爱人”也是有阶级差别的孔子以后的历代地主阶级思想家都把“仁”说成是只有少数圣人才能达到，普通的人只能追求，只有跟随圣人仁者而行动，不得逾越封建等级，不得“犯上作乱”同时，还把“仁”逐渐改造成一种主观心理的东西，将孔子要求人们在客观生活中致“仁”演变成主观修炼成“仁”，并给人们戴上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枷锁“仁”学的这种历史保守性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在值得提出的是，“仁”学对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维系作用不可忽视春秋战国时，“仁”学在诸侯各国就大有影响，许多有抱负的政治家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奋斗目标，而这正是在“仁”的基础上的一种理想追求以后自秦汉以来，无论是在大一统时期,还是在民族分裂时期，“仁”学始终是各民族的精神目标尽管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仁”学早已超出了汉民族的范围，成为众多民族共同追求的道德目标无论是蒙古人入主中原，还是满族人破关南下，要巩固各自的统治，都不能放弃“仁”学,都要用“仁”作为一种至高的道德规范来协调社会关系中华民族每当分裂和遭受外敌入侵的时期，“仁”学的维系作用更为明显从孔子的“杀身成仁”，到孟子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岳飞的“精忠报国”；从文天祥的“正气歌”，到于谦的“留得清白在人间”，多少仁人志士将以“仁”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断弘扬据史书记载，有人问到岳飞的用兵之术，岳飞日“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