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忆北平——评北京人艺话剧《正红旗下》

“老舍”忆北平评北京人艺话剧《正红旗下》日前，北京人艺话剧《正红旗下》在首都剧场上演，受到了观众好评小说《正红旗下》写于年至年间，是老舍先生的最19611962后一部自传体作品这部未能完稿的小说，经编剧李龙云续写改编为话剧脚本，再由北京人艺搬上话剧舞台话剧建立在小说基础之上，一方面要遵循原作的主体内容，不仅包括主要人物、生活场景、关键段落等，还包括原作对历史语境的再现，即老舍笔下的晚清北京社会风俗图卷另一方面，舞台表演提供了更大的艺术创作空间，无论是人物造型、动作、语言，还是故事编排、场景设计、场面调度、音乐音响等，都要求《正红旗下》以一部“新作品”的身份出现只有对原作思想主旨的准确理解，才能为话剧注入灵魂“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这是老舍回望过往、况味杂陈的深沉哀叹话剧敏锐把握了这一主旨基调，唱出了时代大变局之下“家”“国”远逝、风消尘归的一曲离歌“家”是“我”的历史，忆的是旗人、胡同与老北平城在老舍先生的名作中，《正红旗下》是唯一一部以“旗人”为主体的小说，主要讲述“我”的家族历史剧幕拉开，由濮存昕扮演的老舍面向观众自报身份，随着剧情展开，“老舍”始终在场，始终是“剧中人”话剧采用第一人称、第一视角，既便于故事的推进，也促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老舍”既是家族历史的回忆者、叙述者，又是观察者、反思者忠实于原作中的典型环境与人物特色，是话剧《正红旗下》成功的关键《正红旗下》出场人物众多，不管角色大小，在老舍眼里，都是“我”的家族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旗人，是老舍及其家人的民族身份，也是当时的贵族阶层；胡同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环境，老北平城则牵引着家族的社会关系网络话剧在人物造型、服饰、仪态、台词等细节方面精益求精，既真实反映了清末旗人的生活、交往方式，也呈现了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北平社会图景话剧对“我的历史”的表达，遵循并体现了老舍先生的历史观《正红旗下》的话剧舞台活化了老舍笔下的各色人等，尽管人们对作品中不同角色褒贬不一，但“生活”中的鲜活人物，恰恰反映了老舍先生认为每个个体都平等的价值观，体现了文学艺术家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国”是“我们”的历史，叹的是蒙昧、懵懂的民族意识话剧《正红旗下》的叙事从“我”出生开始，到故事终止时“我”才刚满月在如此紧凑的时间内，通过小家的“记忆碎片”折射历史的变迁如果说，关于“家”的回忆尚且充满温情，当民族灾难降临之际，芸芸众生的慌乱无措则倍加增添了历史的“悲情”这是老舍对“我们”的历史的反省与批判，凝聚了他对晚清社会生活、阶级冲突和民族矛盾的深刻思考蒙祖宗荫功浑水摸鱼的八旗子弟，在科举考试舞弊的场景直击体制弊端，这是对晚清历史悲剧必然性的铺垫“卖妻换鸽”、办丧礼要攀比讲排场，这些浸透了旧宗法观念的旗人风俗，是对中下层市民面子文化实实在在的反讽街谈巷议的嬉笑附会，表现出上至皇族、下至国民的群体愚昧剧中，有两个场景令观众印象深刻一是老舍父亲临死前出现幻觉，与“老儿子”的对话在粮仓中受伤凄然死去的“父亲”，牺牲的价值在哪里呢？“谁来帮帮我？谁来帮帮我们？”的绝望呼喊，穿越时空撞击着今天观众的心另一个场景则是八旗子弟被外国侵略者当众打的“一记耳光”话剧并不着眼于探讨历史悲剧发生的原因，而是通过当时历史中人的反应，深入剖析其心理状态宁可被皇上打耳光，也不能让洋人打脸，这既是民族尊严隐隐约约的萌发，又是臣民心态的顽固不化而姑父通过唱一出古戏来教育侵略者的“精神胜利法”，更让当下的观众深觉无限悲凉，群体蒙昧的人们并无出路，这是话剧发人深省之处这一舞台演绎下的历史回望，充满无尽的哀伤与思量老舍先生创作《正红旗下》时投入了深沉、浓烈、真挚的情感，然而起笔之时，他又有着太多的欲说还休话剧《正红旗下》敏锐地捕捉并展现了小说的这一特质，大胆尝试将造型视觉语言融入戏曲元素，以艺术创意赢得观众认同在舞台设计中，大小不一的琉璃瓦屋顶，代替了惯常的市井小院、皇城宅门，既富有北京特色又简洁写意演员在屋顶穿梭,灵动地实现了一幕幕的时空分割与串联俯瞰的视角，恰如全知全觉地观察历史，将那些“被遗忘、被边缘、被抛弃”的过去尽收眼底舞蹈出场的八旗兵、戏谑性的“岳母刺字”，因为戏曲元素的挪用产生反讽效应，曾经的威风荣光与后来的变局丛生形成鲜明对照雾霭迷蒙，烟尘氤氯，车马迤通，一行人牵着骆驼，拖儿携女，背着行囊，举着柳枝，架着风车……这是危机四伏的末日黄昏，又像是往事如烟的梦幻“回忆”——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又去向何方？全剧落幕，一切又回到开场时的布景唯美的场景之下布满苍凉悲怆，饱含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大爱与悲悯，正契合了老舍写作小说时的状态与心境（作者顾亚奇，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年）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