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解读

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解读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中谈论中国文化是一个相当令人苦痛的话题，这种苦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问题本身所表现出的困难性早已远远超出几乎全部学术先驱者们最大胆的猜想，全部那些曾经貌似有价值的探讨和一度简洁美丽令人信服的论说都逐步无可挽回地丢失了原有的劝服力，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并无逆转的可能；另一方面是这个话题也难免会牵动我们的某些感情，从坏的角度讲，面对百余年的“丧权辱国”的近现代史，唯恐没有哪个中国人能真正做到麻木不仁，而从好的角度讲，将延绵数千年的封建制度中可能包含的“绚丽文明”均化作“一团漆黑”，这等见解作为一种短暂的、轻率的甚至意识形态化的看法明显不会有持续的生命力据说，关于文化的定义至今已有数百种之多，虽然我们更情愿将它视作一套某一时段内覆盖某一社会诸方面的综合符号体系，其中包括各种不同品质的艺术的、思辨的、政治的代码，但更通行的见解好像较倾向于将它作为一套有准确指向的价值观念从后一角度动身，通过若干古文献的钩沉，不同学者，无论其背景如何，总能或深或浅地找寻到它的吉光片羽从清末“中体西用”起先到五四前后有人要砸烂“孔家店”，有人要“整理国故”，始终到今日，关于中国的这些文化遗产的评价经验了不断的波动，有时被骂得一钱不值，有时又被捧得价值连城由此又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形象并不那么清楚，百年来我们获得的成果只怕不大，真实的答案可能不仅是在民族自大狂和历史虚无主义之间找寻平衡那么简洁，现在，寻求对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有效力的说明，仍旧是一种肃穆的、不能推卸的责任当上述的苦痛还没有起先吞噬人们的心灵，而意识形态领域也还没有定于一尊的时候，对中国文化抱“了解之怜悯”的学者们在反思传统时多数还能实行乐观的看法，但很快这个反思过程在国内就因为政治上的因素而被迫长期中断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头，中国文化的问题重新回到大陆学术界的视野当中张岱年先生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张岱年先生是闻名的哲学家，原籍河北省献县，1909年诞生于北京，早年受其兄张申府（送年）的指导,起先学习哲学张申府是国内最早对英国20世纪初分析哲学有特地探讨的学人，可能受他的影响，张岱年从事哲学探讨后，一起先就表现出了相当的专业水准，他于19351936年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哲学范畴的专著胡军曾在《北京高校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撰文指出，张岱年是中国现代哲学界逻辑分析方法的主动提倡者，罗素、穆尔和金岳霖等人的逻辑分析方法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早在上世纪30年头初，张岱年就对什么是逻辑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的对象、逻辑分析方法与辩证法和直觉方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化细致的探究同时他大胆地将西方种种哲学范式引到中国哲学的探讨当中，主动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来剖析中国哲学概念的含义和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并试图把逻辑分析方法和唯物论结合起来作为考量中国哲学的标尺张岱年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家，课文中他却运用了另外的思路来谈论“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样虽不能说没有哲学意味但确定不是严格的哲学命题课文涉及的内容，曾经被不同立场的学人们广泛探讨，探讨中的代表性人物，大约可以分成两派具有新文学创作背景的文人和具有学院派背景的学者两大阵营内部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看法也并非一样，比如前一阵营中，最早从正面以确定的看法来系统谈论此问题的人之一是辜鸿铭，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里，谈到中国人是“温良”的gentle,中国遵循一种“良民宗教”林语堂在他的《中国人》中也试图说明中国人是一个文明优雅的族群角度类似但立场不同的鲁迅先生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讨影响更加深远，“狂人”和阿Q无疑是新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上述几位都属于文人一脉，无论是揭示了自己想像的中国人的正面还是反面，他们的立论，均着眼于中国人当下所谓的“人性”学者型的探讨者对具有主观意味的人性问题不感爱好，他们更关切表现出客观属性的所谓的“文化”，而一种文化的性质如何，并非仅从当前时代的历史剖面就可以看出，对传统的历时性探讨也是极为必要的当然，文化属性最终也是要落实在某些人身上的，否则只是无意义的虚悬的价值观念而已，学者们不过为了保持探讨问题时的客观和严谨，而希望将文化传统作为牢靠理论标准建立起来以历史的眼光看，学者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推断更加纷繁多样，抛开那些消极的观点不谈，实行主动的看法探讨文化而得到的见解也并不统一比如史学家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middot;补跋》中把中国文化概括为一种“天人合一的人生之艺术化”的观点就特别有代表性，这种讲法至今在海内外还有相当影响力，而特地探讨中国哲学的牟宗三和徐复观都讲到中国文化传统贯穿着一种“忧患意识”，美学家李泽厚又把中国文化总结为一种“乐感文化”，如此等等，莫衷一是综上所见，中国文化是一个很困难的话题，未经细致探讨，我们唯恐难以轻易接受任何貌似合理的说明现在我们回到张岱年的文章，此文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分属文人和学者两个阵营的话题干脆联系了起来如前所述，既然通常人们认为文化与人性不能确定分开，那么当上世纪90年头文化探讨尘嚣再起的时候，有学者试图融合两方面的观点是很自然的事实上，一切对于传统的探讨，最终的落脚点难免还是当下人的现实生存状况，我们都希望知道，中国的那些历史文化遗产是否还能对今日的人们有所帮助详细来讲，这个问题就被表述为中国文化传统有没有包含着促进我们迎接现代性挑战的理论要素，或者说在当前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有没有保留一些还能起主动作用的从遥远的过去传承而来的心理特质此文中张岱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确定的，他把今日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与被认为仍旧具有主动意义的某些“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详细将其概括为“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张岱年重新引出《易传》这样的古老典籍作为中国人当下的精神资源，不仅仅只是让人信任某些文化遗产的正面价值就那么简洁，在这里，他和许多其他学者一样，在理论上暗自假设了一种内在于历史的观念的连续性，假设存在着某些独立于历史变迁的价值标准笔者认为在人类文明中，既不存在确定的人性，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价值观，每一个观念、每一个推断都不能脱离其上下文被独立运用-----------------------这其实也是马克思的基本看法，但与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学确定毫无关系详细到张岱年的文章，他所提到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这两个词的意义必需放到中国古代文明详细的语境当中才能被真正理解，这个语境远不止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来讲，天地意味着什么，君子是一种什么样的人，而德和物又分别指什么，《易传》文本中的这一系列的意义早已远离我们的生活，这个文本所存在的历史情境大多数现代的中国人是生疏和隔膜的，没有相当学术训练的今人完全不能把握这些文句的真实含义站在今日的角度，仅从字面上讲，“自强不息”好像还简洁理解一些，而“厚德载物”就很难体会更为麻烦的是,假如要将上述内容干脆作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资源，仅通过理论描述去追寻其固有意义是没有用处的，脱离了中国古人所预设的天人宇宙模式和士大夫的道德人格追求，理论上的预设也就无从落实探讨中国文化时的困难性主要就来自以往阅历中对于连续性的假设不能成立，传统已经断裂，这种断裂不只发生在话语层面，也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历史本身只是一系列非连续的片段，今日我们从各个角度都回不到过去或许浮泛地探讨文化传统并尝试简洁地将其传承到现代的企图不算胜利，我们不能干脆复制一种消逝的生活及其趣味，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思历史没有意义，人文学问必需依靠积累，先行者的每一步都是我们进步的阶梯，而如何利用我们拥有的学问来改善今日的生活状态则是不能放弃的目的在现有的对文化传统的各种理解之上，摆脱对连续性的追求，争取让历史呈现出更真实的原来面貌才是当务之急参考书目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2019年版3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4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