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之争10-16

第二讲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之争——中国共产党的艰辛探索教学目标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争论的讲授，使学生比较全面深刻地认为到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争论对中国共产党认清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立足革命实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清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教学重难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争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些争论对中国共产党认清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弄清这些争论来龙去脉及其实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争论的缘由、中共争论认识成果汲取和创新以及争论的启示是教学重难点教学方法讲授法、谈话法和讨论法等

一、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争论的缘由.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争论的缘由1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出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有其深刻的原因一是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变化是出现论争的社会历史条件大革命失败后，推动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再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要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认清中国社会性质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学者同中国托派、国民党反动文人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开展争锋相对的论争这次论争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即只有通过论争且论争出一个结果，才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深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揭示中国革命的内在规律，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历史证明正是通过这场论争，中国共产党逐渐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本质属性，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推动中国革命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的认识分歧是出现论争的思想根源1927年前后，斯大林派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而封建势力却占优势这个国家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几个阶级的联盟所以，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成为联盟的成员国共两党共同反帝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而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势力（军阀）密切关联，所以反帝的同时要反封建不存在“反资产阶级”的问题托洛茨基派在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样两个相互对立的党，不可以实行党内形式的合作非但不能合作，共产党还应该推翻国民党，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国共两党非联合不可的话，也必须采取绝对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的方式虽然反帝是中国革命的任务，但不能因此轻视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斗争三是中国托派和国民党反动文人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鼓吹错误观点是出现争论的直接原因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面临着一个十分尖锐和急待回答的问题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中国究竟走向何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判了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中国托派和国民党反动文人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国托派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在当时只能进行“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国民党反动文人也诬蔑中国共产党关于近代社会和革命的论断是“制造阶级战争”,反对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澄清认识和表明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文委领导下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反驳中国革命性质争论的缘由

2.3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中国革命性质的争论，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一是中国革命自身的复杂性、残酷性和艰巨性是出现争论的客观原因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但是，在不同历史阶段，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集中反对的主要敌人有所不同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本的动力是工人和农民由于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的彻底性，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正是如此，揭示中国革命性质的本质规定性不能一出而就，出现认识差异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二是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深刻认识是出现争论的主观原因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认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问题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没有充分的时间对全党同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造成党内理论水平不过，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深刻认识正是如此，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党内产生了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主张认为，坚持和发展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书本的个别词句出发，善于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和贯彻苏联经验另一种主张则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革命行动的指南，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争论的内容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争论的焦点

1.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主要围绕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此后又论及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农村性质问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1这场争论与共产国际内和中国共产党内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争论紧密相联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感到困惑，对于确定中国革命性质的主要根据一一中国的社会性质，即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出现了分歧陈独秀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经过1925—927年的大革命，封建势力已“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进而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再去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当前只能进行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合法运动赞同陈独秀观点的一派人被称为“托陈取消派”或日“托派”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李立三撰写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全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批判了“托陈取消派”的观点争论很快从共产党内扩展到社会，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因《新生命》杂志而得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观点或主张他们有的提出“中国封建制度崩坏论”，把秦汉至清朝称之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否认中国有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有的认为中国的问题全在于“五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闹中华”尽管派别不同，但他们都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新思潮》杂志（因而得名“新思潮派”）在1930年4月出版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号”上登载了一组文章，着重从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的关系、民族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农村土地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性质，认为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支配的地位，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后，《动力》杂志（因而得名“动力派”）继续宣传托派观点，提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思潮》杂志、《读书杂志》、《布尔什维克》、《中国经济》等上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在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何干之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最为深刻1934年9月，他在出版《中国经济读本》一书中指出“始终企图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并说“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是中国经济的特点”这时，何干之还没有完全将“两半”看作一个完整概念，没有就二者的结合及统一性展开论述他的论述还是分别进行的，即第二章为“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第三章为“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所以，在对中国社会性质做整体概括时，他并没有导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却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1936年11月，他写的《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二年初改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出版，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的观点，可见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在他那里已经形成第二年，何干之又先后出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两本小册子，已经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的争论2当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全面展开的时候，争论又从现实转到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对中国社会史问题的争论这实际上是前一次争论的继续和深化争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即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这一生产方式的时代；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三是关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即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及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实践问题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将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第一次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历史依次叙述为原始社会（“大抵在西周以前即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封建社会（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进入封建时代）等几种社会形态有规律更替的历史，并认为中国历史已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奴隶制革命、周秦之际的封建制革命、清末的资本制革命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也适用于中国的国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陶希圣、李季、王礼锡、王宜昌、胡秋原等人则提出了不同的历史见解他们认为，在原始社会之后，中国未曾经过奴隶制，就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而秦以后至清的2000多年又是一个特殊的“商业资本主义”；或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跨入了资本主义，不承认中国存在过奴隶社会，否认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3从1934年至1937年，争论主要围绕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中国是个农业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首要的是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农村前两次争论偏重于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论证，往往缺乏完备的实际材料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经济正陷于崩溃的境地，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而集中在城市的资金又找不到出路，于是提出了各种挽救农村破产的方案，诸如复兴农村、救济农村、乡村建设等这些方案的设计者并未直接涉及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问题，也没有直接参与争论但鉴于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问题逐渐成为争论的焦点《中国经济》杂志的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认为，在中国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经济占有优势地位，农村的基本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和生产技术问题《中国农村》杂志立即载文予以反驳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何干之等人纷纷撰文，首先从方法论上驳斥其“技术决定生产关系”等论点他们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只强调生产力而忽视生产关系的变革的观点是不对的指出农村问题的中心不是生产技术或资本问题，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争论的领域，逐渐从城市和工业经济深入到乡村及农业经济方面，即从中国农村社会的角度去更深一层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争论的主题

2.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认清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过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王明的“一次革命论”一是“二次革命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理论1923年4月，陈独秀写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2月，他又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在这两篇文章中，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发展阶段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形成了“二次革命论”思想在这两篇文章中，他非常明确地把民主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强调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成为“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同时，中国工人阶级太幼稚，而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观念和对阶级力量的错误估计出发，得出了中国革命的公式“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1926年7月，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的执委会上提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应该是“由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发表的《民族野心》、《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和《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其思想观点与1923年的两篇文章一脉相承在这些文章里，陈独秀对“二次革命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1938年7月，他在重庆民生公司发表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演讲,对中国国情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认为此时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不是划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并由此断定，“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甚至批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针对这种观点，1925年冬，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谈到民主革命性质时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与中国的国民革命性质不同；辛亥革命前的资产阶级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这种认识将国民革命同过去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了区别，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揭示中国革命性质提供了有利条件二是“一次革命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具有“左”倾思想的人，在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认识的影响下，不顾中国革命的规律与特点，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民主革命阶级中反对资产阶级斗争、反对富农斗争与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份”的意义，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起来，甚至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这种错误理论通常被称为“一次革命论”王明是这种错误理论的主要代表1931年，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中，王明在批判李立三的理论和实践时指出，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在于始终没有找到对于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结论，他根本不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不懂得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主要的是因为现在阶段革命的中心内容一一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一一客观上还未能超过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范围；同时，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上已经发展成这样的伟大斗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封建余孽的斗争，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由此可见，在王明看来中国革命的性质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社会主义革命，主张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针对这种观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中指出，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那么，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三、中共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认识成果的汲取和创新中共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识成果的汲取和创新

1.在这三次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这个中心问题从多方面论证和说明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为马克思主义完全适用于中国但受当时政治环境、认识水平局限和抗日战争爆发影响，有些理论问题的争论尚未深入展开尽管如此，这些认识和理论探索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8年3月20日，毛泽东对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作过一个简短的演讲，专门论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他指出“我们研究中国结果，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条规律，是一个总的最本质的规律，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他还说“知道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性的，但是不要忘了半殖民地的性质，这是最本质的东西”“这个问题是很大的，现在许多报章杂志都来讨论这个问题，意见当然是各色各样都有，站在国民党立场有国民党的意见，站在共产党立场有共产党的意见，还有其他种种”“我们认识了中国是半封建性的社会，那末，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以封建的对头一一民主来对抗”“我们懂得了中国社会还有半殖民地的性质，那末就要反帝”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再次明确指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就为持续多年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作出了科学的结论中共对中国革命性质认识成果的汲取和创新

2.“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在于，只看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而没有看到两个革命阶段的联系，主张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放弃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一次革命论”的错误在于，只看到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主张“毕其功于一役”，把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放在民主革命阶段来完成，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左”的政策“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在于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在实践中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正是在对“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错误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科学认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重新提到中国共产党面前毛泽东在1928年11月《井冈山的斗争》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毛泽东在这里虽然采用了“民权革命”这个并不恰当的概念，但是却首次论及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性质作了恰当而精辟、准确而明晰的表述1939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第一次最正确的表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的全部理论随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得到了不断丰富和深化1948年，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重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在这里，毛泽东点明了对于中国革命性质认识的重要性，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如果认识不清或认识错误,就会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争论的启示U!.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1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思想武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争论的实质是如何坚持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文人以落后的思想为指导研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得出的结论严重脱离了中国具体实际“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党的理论工作者正是以科学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具体问题，从而得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结论.立足具体实际，推动科学理论发展创新2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争论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强调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理论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发展，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坚持真理，勇于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

3.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必须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树立终身为真理奋斗的理想信念，坚信真理最后一定会战胜谬误20世纪二三十年，以毛泽东为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真理，勇于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本质属性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也为这次争论作出了科学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