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籍进步青年的思想转变与身份转换

皖籍进步青年的思想转变与身份转换【摘要】1919—1923年，安徽相继爆发了五四运动、六二学潮、反对第三届省议会贿选等十数次影响较大的青年运动作为青年运动的主体，部分皖籍青年在此过程中逐渐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思想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站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来随着运动目标从争取学生权益发展到反对当局，皖籍青年进而加入政党以寻求政治力量，在思想转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身份转换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环节并不是单一的线性过程，也不是皖籍青年个人发展的唯一路径但对这一发展路径的内在逻辑进行探析，可以回溯一代皖籍革命青年的成长轨迹，也可从中映照出安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共党组织发展的历史进路【关键词】青年运动；皖籍青年；思想转变；政治参与青年运动的兴起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大现象，有关于此的研究成果亦颇丰富，但多基于整体视角，即在全国范围、全时段中阐述其发展过程，基于详实史料的区域研究和具体个案探讨仍较缺乏在五四运动中，安徽被视为全国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19—1923年间，安徽影响较大的青年运动更是多达十数次然而，既有关于安徽青年运动的研究可谓只有零星几笔，且均微观聚焦于狭义上的五四运动在安徽的具体开展情况、某个皖籍人物在运动中的作为与贡献，未宏观把握1919-1923年间安徽地区青年运动的发展轨迹，亦未考察皖籍进步青年在运动中的思想转变和身份转换，及其与安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共党组织建立的内在关联革命青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鲜活体”，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创建发展的实践者故而，本文以皖籍进步青年为主体，基于《白话书信》《五四》等一手地方材料静态考察青年思想发展与认知进步；以安徽青年运动为窥点，动态考察青年在运动中的决策与行动以及由此带来的自身转变，探讨一代青年在复杂时局中主动作为的“前冲力”和“后坐力”，并以此尝试分析安徽青年运动与当地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共党组织建立的内在互动关系，以期描绘这一时段安徽青年运动进退升降之全貌及运动中皖籍进步青年的群体画像与个体面相

一、五四运动学生主体力量的发轲清末民初，新式学校和班级授课的出现使学生脱离了农村私塾教育的分散状态，聚集到城市中来，成为一种群体存在作为五四运动早期阶段的斗争主力，青年学生通过向上请愿申诉和向下发起群众，与社会各阶级产生交集与碰撞，其作为群体存在的主体力量由此脱胎而出，五四运动也就成了这股力量形成的历史场域各地在响应五四运动的过程中，基于学生主体的实践差异均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如广东、上海的集会游行规模之大，江西的运动秩序之井然安徽对北京五四运动的响应极快，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皖籍青年在运动中表现出十分强硬的斗争姿态1913年安徽二次革命失败，北洋军阀倪嗣冲踞皖，扩编兵匪、绞杀革命、克扣教育经费同时，英、美等国在安庆、芜湖等地创办了多所教会学校，奴化青年思想皖籍青年内受军阀官僚压制，外受帝国主义侵凌1919年5月6日，北京五四游行的消息传到安徽翌日，芜湖各校学生2000余人走上街头，喊出“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等口号，并向镇守使署递交请愿书,要求支持运动，电请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5月8日，安庆各中等学校全体学生3000余人在黄家操场集会，结队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北洋军阀政府！”到5月19日，北京学联发出全国大罢课号召芜湖学联会得到消息，立即决定响应，并派代表前往安庆联络，以采取一致行动安徽全省学生团还致电北京大学等校，表示“此次义举，敝省各校学生极表同意，已电致政府力争，务望坚持到底，敝省全体学生愿为后盾可见，在五四后的两波全国性学生运动热潮中，安徽的响应都是极快的当时在安庆、芜湖、合肥求学的外地青年主要来自寿县、金寨、六安等地，均位于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江北地区位置偏遽，经济落后，故外出求学者较少学生中，江北青年性格多刚烈倔强而安徽青年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亦多来自这些地区，如合肥学生会会长喻石泉、安徽学联会会长舒传贤均是霍山县人青年学生，尤其是学运领袖强硬刚烈的性格特点使安徽青年运动相应展现出较强的斗争性，这在学生群体与各方的交涉中可见一斑学生“闹事”，校方必先介入管治合肥学生筹组学联时，到会的三个中学校长均“劝大家缓行”当安庆学生准备上街游行时，教育厅长亲自赶到学校“训话”，认为中国积贫积弱，若据理力争，必节外生枝影响谈判芜湖二女师学监反对女生参加学联，即使加入学联也不应上街游行如此反对之声，不一而足然而，“家长们”的指挥都失灵了芜湖萃文学校校长在学生第一次整队游行时出面压制，言称“你们爱国行动，在我的学校里,我就要管“，学生齐呼“你管不了”而去一些校长甚至请来军警在学校附近巡逻，监视学生行动，许多运动中的中坚分子都被暗中记下名字这是青年学生在运动中首先遭遇的反对力量，而当他们走出校门、踏上街头时，面对的则是更为复杂的社会势力各校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最直接的行动就是抵制日货，其中以芜湖为首芜湖早于1876年即被开为商埠，作为屯转基地，芜湖设有三个专运码头，每日都有三到五只日货轮进港，日货充斥市场芜湖学联在第一次示威游行后，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要求商家停进日货，然毫无效果，往后几月里日货仍大宗涌进学联继而向上要求行业工会、商会保证“全市商家不再购进日货，如有再进，立即焚毁”，结果遭到芜湖商会会长汤善福反对，学生代表与其多次谈判无果，引起全体学生愤怒，遂捣毁商会，痛打会长，最终逼迫商会签字同意其实，校方和商界的行动多取向于封建军阀势力当学生运动深入发展起来时，军阀丢掉了“爱护青年前途”的幌子，对运动采取更强硬的镇压手段例如，倪嗣冲在复内务部密电中指出，“各校学生亦有全体罢课情事……如果始终违抗，即将为首各生立予革除”安徽省长吕调元并令警厅立发布告“如有纠众滋事紊乱秩序之行动，依法逮惩……遇有学生发布传单违法纪而不服取缔者，一经查出，即行依法严办，绝不姑宽”但此威胁恐吓并不奏效，“传单密布，且益加多“，可见安徽学生运动斗争之刚强当青年学生组^起来以主体力量冲击社会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后坐力”这一时期的青年“大都受过‘五四时代的教育和训练，而且多因参加这次运动才开展他们一生的事业这次经验一直影响他们的思想和心理”，皖籍进步青年亦如此五四运动前，安徽青年学生“只是埋头读书，追求知识，希望学得一些本领，将来升学找事，还有可靠的本钱因之，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群众关系、集体观念……那些问题怎样产生，该应怎样去解决，那里有什么出路，什么才是真正的出路，思想上都是模模糊糊的“周新民也认为自己在五四运动前的思想很落后,对于该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也不清楚而在运动中，部分学生直观地见识了社会各阶层的反应和态度，这才真切明白军阀政治之黑暗腐朽，资产阶级之软弱动摇，更改变了对群众的认识例如,1919年6月3日，反动政府逮捕学生达2000人以上，激起全国愤怒上海实行罢课、罢市、罢工，表示抗议对于响应“六三”运动，安徽各界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封建买办集团，宁肯出卖祖国，也不肯损失自身利益；中小商人，有一定爱国行为，但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