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对诗经中诗句的引用

《春秋左传》对《诗经》中诗句的引用顾颉刚先生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中论到“周代人的用诗”，将它们分为四种“一是典礼，二是讽谏，三是赋诗，四是言语”又说“诗用在典礼与讽谏上，是它本身固有的应用；用在赋诗与言语上，是引申出来的应用（《古史辨・三》）可见，前二者是《诗》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作用，后二者则是时人对《诗》的运用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后二者，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多有出现，而于《左传》中尤为集中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见出春秋的政治生态、《左传》的表达艺术，以及《诗》的经典意义

一、从《左传》对“春秋时事”的记述中可见，时人或进行激励，或看待他人，或议论事件，特别是作者评判人与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常常引诗为证，把《诗》作为典范、依据、准则与证明宣公十一年，晋国的郤成子向周边众狄希求结盟，众狄纷纷响应，晋诸大夫想要召集众狄在晋地盟会，郤成子没有同意，他说“吾闻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其从之也《诗》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犹勤，况寡德乎？”于是当年秋天，盟会在狄硬函举行引诗出自《诗经・周颂・责》篇，以文王之勤政作为榜样，勉励众人昭公二年，鲁国的叔弓到晋国访问，晋君派人到郊外迎接并安排到宾馆，叔弓一再谦让，强调“寡君使弓来继旧好”，晋国叔向十分赞赏,称他如礼”，并说“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让也《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引诗出自《大雅民劳》，•原为对执政者的告诫，这里用为对叔弓的赞美昭公七年，晋国的韩宣子出使楚国，楚国没有派人郊迎楚公子弃疾出使晋国，晋侯也不打算派人郊迎叔向说“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从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于是晋侯派人郊迎引诗见《小雅・角弓》，原诗为劝告周王不要疏远兄弟而亲近小人，这里叔向用以提醒晋君为人行事将为民众之典则，所以应该尊礼为善可见，《传》中人物常常以诗论人，以诗释事，《诗》俨然成为修身立德的典范和行事为政的公So“君子曰”是《左传》作者评价人事、表明态度的直接告白，书中还以“君子谓”“君子以”“君子是以”之语表达同样的意思据统计，《左传》以上述语言直接表达观点者共88处，而用诗者竟达38处，涉及45篇次！《左传》用诗首例便是隐公元年作者对颍考叔的评价“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君子曰”的插入，不仅不让人感到突兀，反而以其简洁明快起到了点化的作用；而《诗》的引用不仅使评价有了纵横历史的高度，也突出了《诗》的典范意义

二、《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他”称诗喻志，即赋诗言志，既可以臧否人物，还能够观国家兴亡，可见意义重大昭公十六年，晋卿韩起访问郑国，访问结束，郑国的子善、子产、子大叔、子游、子旗、子柳等六卿为他饯行席间，韩起请六卿赋诗，并明言’起亦以知郑志”，子善赋《野有蔓草》，子产赋《羔裘》，子大叔赋《褰裳》子I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暮兮》各以诗表达了对韩起的赞美、对郑君的感恩、对未来的期许，所赋诗又均在《郑风》，因而韩起听后赞赏道“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贝兄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赋诗的原则是“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赋诗者不仅要赋诗成诵，还要连类所及，合于场景；而听诗者不仅要理解对方赋诗之意，而且能够以诗作答，表明己意襄公十九年，鲁国的季武子到晋国拜谢晋为鲁出师，晋侯设宴招待他范宣子代表晋君赋了一首《黍苗》，这首诗见于《诗经・小雅》，是一首赞美召穆公经营谢地的诗，显然意在借此称赞鲁君，当然也有点老大自居的意思所以季武子听后马上起身，拜谢道“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首先以小国安定来自大国庇护的认识，表明感谢之情汉以诗中“范范黍苗,阴雨膏之”之句做比，表明谢意之强烈同时对诗意加以引申，表明对时常得到晋国庇护的期待最后，季武子又赋了一首《六月》，诗在《小雅》中，为歌颂周宣王派遣尹吉甫讨伐狼犹获得胜利之作，季武子以此既是赞美，也是希望在《左传》的记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诗》常常成为化解矛盾、提出要求最恰当的遮蔽和最堂皇的理由襄公二十六年卫国侵占戚国东部边邑杀掉晋国戍卒300余人于是晋与鲁、宋、曹等国在澧渊会盟，并讨伐卫国卫献公被迫到晋国并试图参加会盟，却被盛怒中的晋人抓了起来当年七月，齐景公和郑简公相约到晋国为卫献公求情，晋平公设宴招待他们席间，晋平公赋《嘉乐》（今《大雅・假乐》），诗中有“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之句，既赞美两国国君，也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国景子代表齐君赋《蓼萧》，诗中有“蓼彼萧兮，零露泥泥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之句，既表达见到晋君的欢喜和感谢，又向晋君提出以兄弟之义看待各位诸侯的希望子展代表郑简公赋《缁衣》，诗中有“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之句，意思是说，我们这次来到贵国的朝廷，回去的时候希望能够得到君主美好的赐予可见，三人的赋诗都表达了情感，后二人也传达了诉求在这里，诗是对思想的一种修饰，也是对语言的一种美化它使得思想的表达极为委婉，极为诗意，使得语言的风格极为婉致，极为典雅，可称“笔舌妙品”（钱钟书语）所以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都是从小就开始学《诗》，无论是摄职从政的男子，还是待字闺中的女子，也无论是中原各国，还是异族蛮夷，都必须烂熟于《诗》，做到随时称引在当时，不能赋诗或听不懂别人赋诗含义的人是被人所鄙视的在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赋诗言志为血腥的政治斗争蒙上了一层文质彬彬的温柔色彩，的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

三、在《左传》的用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常常间杂着一些引者的解释，应该说这些解释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有许多是牵强附会的，不合于原诗的意义但是其中反映出了一种倾向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时人对诗的一些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关于诗的评论宣公十五年，羊舌职称《大雅・文王》中的“陈锡哉周”是说周文王能施“明德”；成公四年，季文子评价晋景公时引诗“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周颂・敬之》），强调“敬”的重要；襄公七年，韩无忌引诗“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召南彳亍露》）并解释道“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昭公元年，赵文子引《大雅・抑》“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后，解释说这是“信也”！在解释《诗》的背景时，用诗者也常常立足于道德的层面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前，申叔时评论楚军时引《周颂・思文》“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之句,突出“德正”“时顺”方可“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小雅・常棣》本是宴享兄弟时赞美兄弟情谊的诗，而在富辰的眼里却是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的警诫之作（《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的“季札观乐”是难得的一份学术史资料，季札论周乐时秉持着美，与“善”的双重标准，“美”主要赞美其艺术形式，“善”主要评价其道德内容，其中已经蕴含着孔子“尽善尽美”的文艺观念僖公二十七年，赵衰推荐郤毂为城濮之战晋军元帅时，说他“说（悦）礼乐而敦《诗》《书》”，并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在“君子日”的评论之语中，更是较多而集中地使用了“昭忠信”“不信之谓也”“求善”“敬主之谓也”等话语，涵盖了忠、信、仁、善、敬、礼等许多观念，以德义释诗以德义论诗，既体现了时人对《诗》评价的着眼点，从而奠定了儒家论诗的基调，也蕴含着以诗为教的思想，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精神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左传》用诗虽然多“断章”而“余取所求焉”，但由此可见《诗》在春秋已经具有的高度的经典意义，以及在上层贵族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它是表达内心情感和思想态度的温婉手段，是衡量道德修养和政治情怀的共识标准，是评价人事得失和政治成败的鲜明法则不仅如此，引诗为证,还直接影响了汉代韩诗说的形成；赋诗言志，后来逐渐演化成为文人雅集赋诗唱和的文化盛景；论诗重德，奠定了儒家讨论诗乐的价值标准《左传》的记事强化了《诗》的经典意义，推动了《诗》的经典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