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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ik视野中国新闻的价值职守与传播操守巡检中国新闻业改革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不难发现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诸多争论，始终围绕“新闻公益”“媒介效益”“政府宰制”三者展开，延续至今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新闻是否具有商品属性和新闻媒介体制改革上一方学者认为，新闻不具有商品性、不是商品
[1]论据为其一，市场经济规律不能用来替代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其二，新闻媒介运作的机制是导向机制，价值规律无法衡量作为精神层面的新闻产品；其三，新闻的商品化容易给有偿新闻提供滋生的温床，使新闻“污浊化”另一方学者则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闻本应具备商品属性
[2],论据为其一，新闻生产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其二，我国的新闻改革依附于经济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给予新闻改革以路径启示；其三，学者希冀用市场化“看不见的手”推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巨大发展这种争论发展的高级形式就指涉媒介体制的核心问题20世纪90年代，部分新闻学者倡导“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的双轨制新闻媒体运营体制，这种理论架构在于提供一种全新认识，媒体并不只是党和国家的宣传工具，它同时具有产业化特质，具备盈利和资本积累的基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新闻改革一直以经济改革作为参照然而，从事经济改革研究的学者认为，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应该尽量避免出现双重体制，因为每种经济体制都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把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混在一起，必然造成摩擦与混乱，同时导致腐败与寻租基于上述考虑，学界纷纷建言立说，其中“三分开”
[3]243的传媒体制构想最具代表性，即国家传媒、商业传媒、公共传媒三足鼎立这种构想优势在于，首先，满足了国家在制度层面上对于媒介的要求；其次，化解了媒介既要满足商业利益又要服务社会的两难境地；再次，这种体制也符合当下社会发展阶段对媒介功能的需要但也有研究表明，“公共广播电视存在的合法性由于资金、政治、技术和社会等诸方面的因素”
[4]49-53,往往遭遇种种挑战，这种模式也是困难重重由此可以看出，传媒体制改革本身错综复杂，并且存在诸多可能性和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内在动因和外部条件与此同时，西方中心主义和媒介私有化倾向、技术决定论与历史虚无主义等多元思潮诉求，不断销蚀与异化着社会主义的媒介生态，试图为新闻媒介彻底私有化开拓学理合法性和现实操作性土壤，鼓吹新自由主义“唯市场论:这些都使得当下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路径与发展趋向，较之以往面临更加多样的力量角逐与更加多元的价值博弈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群众路线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时具有明确的现实导向它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夺取革命胜利和推进现代化事业的法宝，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依靠谁”、“代表谁”和“为谁服务”这一价值旨归上的分水岭以“群众路线”实践要旨为纲，反观我国新闻改革过程中的媒介价值站位，就会发现，诸多看似科学、合理的媒介改革设计与方案，实践到最后却出现极大失衡媒介追逐“理性经济人”和个体利益最大化，导致公众利益诉求通道遇阻；官方话语场域遭遇解构，致使“多数的暴力”成为舆论气候新常态；放大娱乐效能和鼓吹低俗，成为媒介腐化国民精神与摧毁民族节操的帮凶；负面消息激增引发集群效应和社会风险警示；唯广告效益论和唯收视率论的目标导向，逐渐背离“双轨制”初衷必须承认，这种媒介履职在某种意味上并未脱去“工具论”的窠臼，只不过由服务于权力的工具转变为服务于资本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的“群众路线内涵着社会主义民主最基本的需求，它提供给社会主义民主基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5]1-5o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也理应为解决媒介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功能失衡、价值迷失提供判断理据和路径指导
一、在服务谁的目的论上恪守“群众办报”价值理“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群众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6]不同历史背景下，相隔73年的两次“纠偏”，不约而同地将群众和群众利益置于崇高地位这同样昭示媒介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抑或是在媒介日新月异变革的现在及将来，拥护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的价值起点和归宿，是我国新闻改革中一条不可逾越的价值底线，在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新闻工作也是如此例如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交谈时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7]1319-1320毛泽东将报纸与全党、全体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对马克思关于“自由报刊”“人民报刊”理论的阐述和深化，是从宣传思想层面对“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群众观点的创造性运用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有力地校正了当时党内外在新闻宣传对象、宣传方法、宣传内容上的偏差，纠正了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不良工作作风，才有了像《晋察冀日报》副刊上“人民的朋友，那上边有大伙的呼声，是人民的知心话语谁有欢乐，谁有痛苦，你高歌颂扬，把你的欢乐带向四方，让欢乐的人们，光明的人民同你齐唱
[8]221的崭新面貌反观我国媒介的现状，“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二元体制，尽管设计初衷良好，但在实际运行中，却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部分背离群众路线价值旨归的不良倾向倡导双轨制者认为，这种体制给予媒体以活力，释放了新闻自由、民主权利，扩大了公共空间和舆论场域；反对者则指斥，这种自由、权利和公共空间不过是精英阶层攫取过程中的暂时性施舍，无助于建立长期民主的共同话语空间在现实语境下，政府在宣传层面力求最大化意识形态价值，媒介在市场竞争中渴望自身利益价值，受众于接受层面吁求公益价值，多维价值取向竞争彼此角力的结果是，政府的主张依靠强制力基本得以实现，媒介的自身利益依靠商业获得极大扩张，唯独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攸关的公共利益在两相夹逼下极度萎缩，以至于缺位在现实中，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与公民在维护自身利益或公共利益时，遭遇话语垄断和话语不在场密切相关“人民群众是报纸服务的对象，是报纸的主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办报宗旨，也是延续至今的办报理念报纸“要当人民的勤务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
[9]304可以看出，对于群众办报的对象、内容到宗旨，党都有明o确的指导思想可现实境况却迥然相异，一些媒介沦为精英阶层牟利的平台，服务对象的错位反映的是在价值观和意识层面的混淆，而对象的错位直接导致目的蜕变改变这种“脱轨”，一方面要求媒介重新重视社会弱势群体话语的传达，对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对传媒公共性的彰显；另一方面要满足广大群众对公共利益表达的积极诉求，贯通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述的渠道在具体操作层面，则要落实“开门办报”的方针媒介只有服务于“千千万万劳动人民”
[10],才能履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才能坚守一切来自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底线
二、在题材整体取向上坚持正面新闻报道为主生活中发生的客观事实无外乎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个人成就、集体壮举、人间良善、社会进步等积极行为（正面事实）；二是天灾人祸、突发事故、官吏贪腐、违法乱纪等消极的东西（负面事实）；三是生活情趣、自然奇观、社会趣闻、娱乐消费等不具明显好坏属性的中性现象（中性事实）事实是新闻报道的来源，事实是第一位的可现实的情况是或因大千世界客观事实林林总总、浩如烟海，且不断变化；或因任何人皆为文化中人、社会中人、族群中人、国别中人，阶级归属、价值取向、认识水平、所处地位皆不相同，在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怎样报道（支持或反对、突出与淡化）等方面，同一国家的归属于不同所有制的媒体，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同类媒体，盖无例外地建构与践行着契合自身利益诉求的新闻报道框架与新闻话语体系除对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影响较小的中性事实外，中西方（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媒体之间，由于制度设计、历史因袭与发展阶段等诸因素的较大差距，在对正负面事实的众寡遴选与体量配比上存在着差异极大的新闻传播逻辑欧美等西方媒体与从业者多以“扒粪者”、“看门狗”、“瞭望哨”、“无冕之王”等自喻，奉行‘坏消息就是好新闻”的报道理念，自然，报道负面信息就成了西方媒体的历史传统与新闻铁律相反，以马克思主义为自身生存发展哲学与立业兴邦理论源泉的社会主义中国，秉持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群众史观，恪守并坚信“社会主义事业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事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难免有曲折失误，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流总是健康的，光明面总是占主导地位”
[11],它理所当然规制着所属媒体应当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恪守“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新闻事实采写编报路径宣传正面新闻事实（先进群众典型）、报道社会光明面就成为中国新闻业笃行的职业操守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把“报道正面新闻为主”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新闻媒体的专业操守之一，不是一种偶发现象，它植根于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具体实践，也是我国在新闻宣传报道层面区别于西方的具象表征塑造谁，表现谁，引导谁，如此等等均源于社会制度规制下“为谁服务的”媒介属性和本质特性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西方媒体大多着力反映精英阶层的话语、代表着媒介所有者的利益而媒体易于成为各党派互相攻击的武器和大财团谋取利益的工具，并将“理性经济人”的属性发挥至极也由此所致，大量的黄色新闻、“扒粪报道”、涉黑报道成为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主流迥然相异于西方媒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中国大众媒介本质上归国家所有，为人民大众服务，其传播的内容必须吻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即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正面新闻报道是鼓舞士气、克敌制胜的法宝；改革开放时期，正面新闻报道在树立时代典型，形塑时代精神方面作用巨大由此，吴满有、刘胡兰、雷锋、邱少云、张海迪、徐虎、孔繁森、李素丽等才成为各个年代的精神灯塔，成为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再如，中央电视台举办了10余年的《感动中国》，集中放大了这种效果和力量，提供给中国电视受众绝对的精神文化饕餐，以一种近乎仪式观的价值取向传承着榜样的力量典型报道，在西方新闻学中并无这个概念，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实践中本土创造，但这一通常与正面新闻报道具有同源语义所指的新闻样式，却在其发展过程中渐显式微并饱受诟病，先进人物媒介形象遭遇颠覆这一现象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简单化、同质化的生活空间被打破，开放性所追求的价值多元不再为某个单一观念所束缚，多渠道信息发布的现状也在逐渐塑造受众的差异化认知，典型人物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魔弹效果”其次，后现代主义追求的快餐文化和消费主义正在解构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诉求，新的价值体系仍处于建构之中，这一时间差值容易造成价值的空缺，体现为多元且混乱的局面再次，典型人物在报道手法和报道方式上的陈旧模式也冲淡了其本应具有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果我们不妨以发生在2013年饱受争议的新闻人物袁厉害为例进行分析2013年元月，河南兰考一孤儿院失火，该孤儿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官办机构，而是一个由农村妇女自筹资金开办的公益机构事发后，院长袁厉害被主流媒体塑造为“英雄母亲”“爱心妈妈”“公益斗士”的形象，但《人物》杂志一篇文章《厉害女士》却推翻这一塑造她收取抚养费、有数套房产、对残障儿童分级对待这一报道彻底颠覆了媒介早期的判断，一时也引发很多争论真正的袁厉害到底是哪一个面相，到底该不该呈现这些负面信息，这会不会给民间公益机构浇一桶冷水？其实，典型报道引发舆论探讨绝非偶然，一方面传统观念上对于“强者”与“弱者”的简单厘判已不能满足受众“知其所以然”的发问；另一方面，对于正面新闻（典型）报道中，部分人仍然囿于“非白即黑”的思维定式典型报道的影响式微和对负面新闻报道的人为“偏见”，无疑是对坚持正面报道的挑衅和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放弃或淡化“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原则恰恰相反，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在改进的同时，坚持正面报道和典型报道，从而弥合价值断裂，重建消费时代的价值体系李瑞环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探讨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时谈道:“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主流，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要造成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这一论述对正面报道的内涵和作用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说明用主流的事物宣传主流的声音，“就是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通过对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宣传、推广来起到武装人、引导人、教育人、鼓舞人的作用”
[12]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们的价值取向多元是难免的，但是,这种多元应是在主流价值体系下的多元，是阐释的多元和践行的多元，而非颠覆的多元实践反复证明，正面新闻报道在建构主流意识价值形态、实现社会力量整合方面效果突出，是政府议程设置的编译器，也是舆论引导的助力器对此,媒体在报道典型人物，树立时代精神方面应具有更高层次的认识在报道观念上，坚持“报道正面新闻为主”的原则不动摇，用正面人物和向上的精神形塑时代风貌和时代价值在报道方式上，要想群众之所想，言群众之所言，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信息、表达观点，充分整合全媒体的传播方式，呈现问题的诸方面，无限逼近事实的真相，既客观又辩证,塑造典型的人，而非典型的“神工另外，坚持“报道正面新闻为主”并不是不能进行负面新闻报道，相反，在某些特殊时段或特别地区还必须加强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出在“正面新闻报道过多过滥、负面揭丑信息太少太浅”上了，只许唱赞歌、放“卫星”、歌舞升平，不许揭露阴暗面、曝光假大空，譬如“大跃进”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方面的后果十分惨痛，教训深刻负面新闻报道并不等同于负面影响负面新闻并不是不能报，而是要从负面报道中萃取出正面意义，寓警示、引导和教育意义于负面新闻报道之中，坚持批判性和建设性兼备的报道取向这是社会主义新闻报道揭丑暴黑的生存合法性所在我们的揭丑不是为颠覆社会制度而揭丑，我们的暴黑不是为博眼球，我们的负面不是为哗众取宠我们报道负面新闻的目标与尺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切以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生活安定、世风高尚、工作顺畅为终极目标，有违这一目标实现的负面新闻要尽量采取保守的办法，该简则简、该缓则缓、甚至该免则免，有利于这一目标实现的负面新闻，报道无妨，而不是少报甚或不报有学者统计，在20世纪50—70年代，正面报道在我国整个报道中占70%—80%以上
[13]；1998年到200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名牌节目《新闻纵横》中有60%—70%的正面报道，国内其他主要传媒也大体是这个比例[141o最后，我们要学会辩证、理性与科学地去理解与实践“报道正面新闻为主”的本质要义此处“为主”中的“主”，即“主体”、“根本”之意它绝不仅仅是指正面新闻刊播数量上的绝对多数，更主要是指要把积极、正面、充满正能量的新闻事实的传播，作为办报立台的价值命脉，使其在关乎重大国计民生、国情民意、社会议程设置与引导上起到关键作用（如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坚持公有制为主，并不意味着公有资产绝对数量必须超过百分之五十，而是指其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一样），这样方能体现社会主义新闻业的特色所在正面“为主”既不是正面的“唯一”与“清一色”，也不是时时处处都要纠结于正负面报道之比，更不是要求每家媒体、每版每期都要做到正面为主、负面为辅只要从长久历史维度与整体宏观视野上，大众媒体走的是“群众路线”，心中装的是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坚持把反映人民群众的良善的正面新闻报道居于主体地位，我们的媒体就履行了“报道正面新闻为主”的职业准则，至于负面新闻的一时众寡、一处多少并不是终极性的考量尺度
三、在消遣功能实践上追求寓健康思想于娱乐性之中大众媒介每一次的技术革命，都带来了社会、文化、政治的巨大变革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变革最突出的影响并非直接发生在意见或概念层面，而是慢慢渗透并改变人感觉的平衡和知觉模式换言之，其在传播思想、提供信息、宣传教育、娱乐大众等方面建构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方式，形塑着社会大众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以至政治信仰这说明，媒介在塑造和涵化受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新闻媒介的功能历来以宣传、教育、文化传承为主宣传负责传达政令和信息，教育负责提升大众，文化娱乐则起到均衡与调节的辅助作用但是，媒介产业化的今天，悖论正在于“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宣传的声音是不能卖钱的”
①相比于宣传和教育的硬新闻特质，娱乐更兼具普适性和易受性，其内在属性更适于媒介产业“做大做强”的今天由此，大众媒介娱乐功能的发挥远胜于其他功能体现，其所暗含的商业潜质被充分挖掘，并以最迅速、最精准、最直接、最见效的方式作用于受众在市场语境主导下，媒介孤注一掷，用纯娱乐套取利益比如大篇幅长时间的娱乐动态，比如动辄过亿的娱乐节目冠名费，比如各种打着草根旗号，实贝『伪悲情”“伪公益”“伪梦想”的选秀和造星等相比之下，受众对知识的渴求遭遇节流，文化的传承遭遇断代，真正的公益吁求难以觅寻我们乐于发布碎片化的信息而不是系统化的知识，我们塑造的也只是具有简单思维的娱乐大众，而不是具有分析与思考能力的现代公民政治、宗教、文化、体育、教育等都逐渐成为娱乐的附庸，“脱嵌而并非嵌套”
[15]15于正常的社会整体架构之中，颠覆并瓦解公共空间更有学者在对大众媒介的娱乐功能剖析时指出，这种“大众性”从来都不是直接为大众所决定的，大众文化的大众性仅仅表现为外在赋予大众的，而非大众内在的需要它只起到了“社会水泥”的作用，用娱乐培植了大众的顺从，用虚假的安慰和满足来平息反抗和拒绝
[16]149-150“原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共利益正在逐渐被抽离，而市场化中的恶行（罔顾受众利益）却未能得到有效的制止，我们的媒介规制面临着与其构建初衷大相径庭的悖论式尴尬”
[17],逐渐远离了建构一种道德共识和美好社会的可能性，沉浸在“没有器官的身体”
[18]103里被迫接受并注视着鲍德里亚所言的消费社会中“丰盛和暴力并驾齐驱”
[19]197的现实，持续地吸收着被消费了的暴力、“暗示的”暴力因此，有关“大众狂欢、娱乐至死”的“危言”似乎一针见血，并无“耸听”技术进步可能带来极大的物质文明发展，但物质文明的发展却不一定“自然地”助推精神文明的提升，相反，其还可能导致文化失根与价值失统微观经济学指出，消费者在保持效用水平相等的前提下，增加某种商品（信息）的消费量就要放弃另一种商品的消费，此即为商品的“边际替代率”
[20]69这种“边际替代”表现在大众传媒领域就是一边是“媒介纵欲的娱乐席卷，另一边却是公众“文化禁欲”的现实窘境；一边是一触即发的风险社会态势，另一边却是消费主义主导下的星腥性（明星、血腥、性丑闻）新闻；一边是“颜值崇拜”的价值虚无主义，另一边却是传统价值观念的消弭与涣散；一边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日趋衰落，另一边却是可以贩卖交换的有偿“新闻”；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对于受众来说，长期浸润在泛娱乐化的拟态环境之中也引发了拜物教主义、拜金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等反智倾向当然，这种泛娱乐化的态势并非毫无监管2011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曾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即“限娱令”），以期限制娱乐节目的数量和内容，均衡媒介大众传播的功能就目前现状来看，尽管娱乐之势有所缓解，但该文件的政策效果有待观察有数据表明，2015年，我国电视娱乐节目达到200余档，数量有增无减，铺满黄金时段的各个平台尽管选秀降温，但是“相亲热”、“竟歌热”、“亲子热”、“真人秀”大有登峰娱乐之顶的趋势究其根本，市场环境下的媒介终是无法跳出利益泥沼的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即限制的根本在于疏通而非“堵塞”，欲“堵”还“疏”的哲学命题理应展现给我们全新的解决策略与其批判娱乐之“俗”，不如建设性提供“娱而不俗，俗而不淫；乐而不屈，屈而不贱”的娱乐食材与消遣架构当下的媒体着实应该重新审视自身定位，以群众路线的内涵实践于编人民的报纸、播人民的广播、办人民的电视在这方面，目前我国的社教类节目提供了很好的路径湖南卫视《变形记》以戏剧化冲突再现二元体制下城乡少年的生活困境、价值困惑与文化隔膜；中央电视台《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河南卫视《汉字英雄》等以知识竞技为模式，以中国语言汉字为文化载体，弘扬传统汉学的精髓；比如安徽卫视《我是演说家》，摒弃单纯的娱乐叫嚣，用演说的形式传达各行业、各群体的价值追求和人生历练，以实现大众娱乐和文化传播的双重作用媒介既不应禁欲’也不应“纵欲”，而是应该在“适欲”的文化语境内扎根传统，用文化的解读阐释娱乐，用文化塑造包装娱乐，而非浸润在纯娱乐的喧哗暴力中娱乐只是框架，而发扬传统文化，重塑时代精神才是大众娱乐的内在要义，这也势必要求大众娱乐重回正轨结语我国新闻媒体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工具与机器，它同时必须践履比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观念的阐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的彰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承等多重功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我国媒介代表着广大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媒介价值的最终指向对于新闻改革来说，我们既反对“左”的保守做派，也反对右的全盘西化论，而主张在尊重历史连续性基础上，实现媒介市场经济现代化向媒介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软着陆注释
①见李良荣《当前我国新闻改革的三大难题和路径选择》，根据2003年12月29日下午李良荣教授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演讲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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