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文稿】如何理解“党性”？——以党的重要文献为中心的分析（1938—1949）

【讲义婶]如何理解〃党性“？——以党的重要文献为中心的分析1938—1949

一、前言如何追溯文献注重加强党性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优良传统“党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理论范畴，也是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构建的核心概念基础“党性”一词已成为党的日常话语构成无疑，作为具有阶级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党性的阶级性本质是明确的学界也一般以刘少奇在1939年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和1941年的《人的阶级性》一文的观点作为基本依据，主要将“党性”理解为“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1]225o但概念话语是与历史实践交织在一起并随之发展的，党的党性要求随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任务而变化因而，如要深化党性理论研究，廓清“党性”概念的理论边界，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基本构成，就需要我们以“党性”概念为中心进入历史情境中分析而“党的文献，不仅记录了党的奋斗历史，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

[2]党的文献使我们得以进入党的历史,了解党在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实践中对理论问题认知的发展历程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自觉加强党性建设，党性理论逐渐成熟的阶段因而，本研究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写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以下简称《选编》）为基础，以“党性”一词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出现为起点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为界，主要涉及《选编》第15至第25册以期通过梳理和呈现党对“党性”界定的历史脉络，做理论上的分析、总结、抽炼，廓清党性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全貌当然，并不是文献中没有使用“党性”二字就与“党性”无关但为了防止过度解释导致的概念不明，本文着重分析党的重要文献中“党性”概念的解释性话语，考察“党性”话语语境所蕴含的含义分析过程沿着党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两个轴线展开在内涵方面，主要分析党性概念界定的基础或核心是什么由于目前学术界对“党性”概念的理解一般将刘少奇对“党性”的界定作为基本依据，即以“阶级性”或“无产阶级特性”作为概念界定的基础因而，“阶级性”就成为考察概念内涵界定源流的研究准线在外延方面，主要分析“党性”一词在应用中所涉及的话语维度由于这一时期党的党性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党性决定》）从政治、组织和思想三个方面对（违反）党性的表征作了列举

①，故本文以此作为分析的参考点

[3]444o

二、“党性”的两个界定与外延维度的初现（1938年10月至1941年6月）如果从《党性决定》所涉及的党性内容向上追溯，党自觉地加强党性建设的实践是早于“党性”概念运用的乔石认为，党的党性意识可以追溯到1929年，毛泽东针对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所撰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该文虽未直接说“党性”二字，但是最早提出加强党内思想意识修养的问题

[4]1612“党性”一词首先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则是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所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在谈及群众工作作风时提出“党性要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不在口头上我们应采取无党派的形式，党派性的内容”

[5]691从语境来看，这里的“党性”强调基于阶级属性的区分“党派性”的组织差异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要求全党，“以布尔塞维克应具的党性来揭发和反对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采取两面派方法的）反党的和危害党的分子”而这里“布尔塞维克应具的党性”虽含义不明，但主要是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

[5]7641939年5月，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开篇即引述了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上述争论，认为“我们要学习马克政权的获得，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应更凸显“人民”话语和“人民性”实际上这一变化业已反映在毛泽东对党性的阐述中

（三）整体与部分定义“党性”的两个主体维度从本文所及的党的重要文献来看，“党员”是党性话语的主要主体指向由于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构成，因而，这从党员的角度强化了党性的组织性维度的意义例如，刘少奇虽然强调服从党的利益并非“消灭党员的个性”，但这是以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为条件的

[6]496o由于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对于作为党的部分的党员和组织而言，其直接要求是坚持组织性因为，站在党的立场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服从党的利益就是服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二者是一致的虽然，这一时期的文献以刘少奇的《修养》和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为代表，从党员的角度着重探讨了党性与个性的关系但张闻天、刘少奇等的党性话语同时也涉及了“党派”差异，亦即是从党的整体来叙述党性的，只是并未从整体意义上对党性作出明确界定毛泽东对党性的阐述则明确区分了作为整体的党与党员两个主体维度的党性在毛泽东的阐述中，在整体意义上，党性作为“党格”是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区别于人民群众，体现自身独特性和独立性的特质,主要表现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个显著标志而这些内容又作为党性的表现是作为全体党员所应共有的除此之外，还包括毛泽东所强调的无产阶级轨道上的，路线、方针、政策、纲领等方面的“普遍性”我们认为个性意义上的党性除了党员个体外，还包括作为党的部分的党的各级各类组织，我们用“党的部分”来概括总体而言，在党的整体意义上，党性本质上是阶级性主导下的要求在党的部分（党的组织和党员）意义上，党性是组织性主导下的要求当然，历史地看，党性的外延范畴或党性的要求因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从党性内涵的认识与党性外延的使用来看，都需要基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党性的认识做进一步的文献研究来对党性概念作出完整、准确的界定，进而为推进党性建设和完善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概念体系作出贡献注释

①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所列举的违反党性的表现主要包括政治上，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自由行动、独断专行或者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组织上，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目无组织，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解决问题，自成系统、自成局面、不遵守纪律、不服从多数决议，随便提拔或打击干部，搞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思想意识上，反对无产阶级集体主义、不实事求是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对待问题、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突出个人、喜人奉承、风头主义等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

[6]345o陈云表达了理论学习对增强党性的意义，但和以上的文献一样，都只是一般性地使用了“党性”一词，“党性”的含义是不明确的

（一）“党性”的第一个界定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修养》）的演讲首次自觉地从党性的角度提出党员修养问题，并对“党性”作了初次概括在这一文献中，涉及“党性”概念解释的主要有两处，第一处是“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

[6]496第二处是“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

[6]498前一处将“党性”等同于“党的观念”“组织观念，回答了党性的“表现”或“一种表现二并将四个表现落脚在“阶级意识”上，但没有直接回答党性是什么后一处则将“党性”与“阶级性”并列使用，分别指向党的立场和无产阶级立场但刘少奇在论述中有一个话语前提，“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人类解放的利益，共产主义的利益，社会发展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

[6]496可见，虽然刘少奇肯定了阶级利益与党的利益的一致性，但《修养》中的“党性”与“阶级性”仍是两套不同指向的话语，或者说“党性”更强调的是党的组织观念一面，“阶级性”是定义党性的前提，但却并不是基础要素不过《修养》间接回答了党性的含义，即，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立场，表现为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二）“党性”的第二个界定“党性”的第二个界定出现在1940年8月，张闻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一文文中批判统一战线中脱离群众的“左”的关门主义现象时指出“只有真正能同应该进行统一战线的其他阶级、党派、群众发生密切联系，而又能够不丧失阶级立场、党的立场的共产党员，才能说是有阶级立场、有党性、忠实可靠的同志”

[6]455下文中又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即我们党今天的‘阶级立场，忠实于这个政策，即是忠实于党，即是党性”

[7]457可见，张闻天同样将党的立场与阶级立场并列，表达了话语内涵的差异但“即是”的表述则是对党性的直接界定而这里的“党性”主要是指“忠实于党”，其延伸涵义包含了忠实于党的阶级立场，忠实于党的政策、密切联系群众等内容

（三）“党性”的补充性观点在这一阶段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未被党的重要文献选编所收录，但为目前学术界所广泛引用，1941年6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所做的《人的阶级性》的演讲在文中刘少奇说到“党性，就是人们这种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1]224”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1]224-225这个界定的基础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或者说“无产阶级的特性”，它主要是指无产阶级“伟大的团结性、互助性、组织性、纪律性、进步性，对于财产的公有要求，及对于一切剥削者的反抗性、战斗性、坚韧性等等”

[1]223-224该文与《修养》的观点略有不同，直接回到党的阶级性定义党性，强调党性是“阶级性”的“表现”在该文中刘少奇也并列使用了“党性”与“阶级性”例如，“世界历史上只有共产党员及马克思主义者，才承认自己与一切人们及历史社会事物的党性与阶级性”

[1]225无疑，在刘少奇的话语中作为阶级性“表现”的党性与作为阶级特性的阶级性是当然的不同的，它们分别指向的主体是党和阶级那如何理解此处的“党性”呢？在下文中，刘少奇说到“其他一切党派与阶级，都不承认他们自己的党性与阶级性，……不敢承认自己的党派性与阶级性”

[1]226可见，“党性”亦表述为“党派性”，其含义也应是对应的而党派是作为组织存在的，即，基于阶级属性的组织差异与前文张闻天在党派性的意义上使用党性一词是相近的综合《修养》一文的观点来看，认为刘少奇将“党性”定义为无产阶级阶级性的“表现”是不合其原意，或不能涵盖其全部的）外延范畴的初现及思想维度主导的特征

1.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虽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在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的号召，但从党性的思想意识范畴看，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谈至『‘学习”方面的要求时使用了“党性”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

[1]345但此时还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培养党性的途径，而非“党性”本身1940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要求党校总支委及支委“主要的要从党员在学习生活中，在对于各种问题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他们的党性”

[7]141由于办理党校的目的是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因而，从思想上考察党性表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党性内容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在1938年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和1940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一文都是在党群关系角度使用了“党性”，而这在《党性决定》中也属于党性的思想意识方面，但他并未在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角度去看待党派关系或“左”的关门主义现象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首次指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3]297而具备了这一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

[3]299o这标志着“党性”的含义在思想意识维度认识的成长

2.“个人第一”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党性话语在组织方面的应用见于1940年11月，陈云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讲到提拔干部的原则时提出“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升级、不能降级，是个人第

一、党性不纯的表现”

[7]665这里与所批评的“个人第一”相对的是“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讲得具体一点，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有为党慷慨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

[7]663可见，在引申的意义上，陈云所指的“党性”是忠实于党和无产阶级事业，坚持党的利益第一的品格这与刘少奇《修养》一文的第一处界定是相近的，但其话语表述的核心并不是党的或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此外，“个人第一”在《党性决定》中划定为思想意识方面违反党性的问题因而，当从“品格”来理解组织问题时，则表达了从思想意识出发解决组织问题的观念

3.不服从中央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达了《关于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紧急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加强干部的政治认识，阶级立场与党性，要反对一切不团结的现象二“教育干部相信党，相信党中央”，纠正“一切自以为是，轻视上级与漠视中央的观念”

[3]35o这里党性与阶级立场仍然是并提的，且党性主要指相信中央、尊重中央，以党中央为中心的团结此后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指出，“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

[3]70o这里的党性不纯的个人英雄主义在文件中指的是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导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不论是不尊重或轻视上级还是不服从中央路线的错误，在《党性决定》中偏重政治方面，同时涉及组织方面但当从“政治认识”或“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出发解释时，则同样体现了思想意识主导的特征

三、“党性”的第三个界定与各维度的深化（1941年7月至1943年5月）1941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党性主题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历史地看，《党性决定》的出台直接受至『皖南事变”这一“明显的历史教训”的推动，但同时是1937年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提出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实现全党新的团结的号召，特别是1938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随着党员队伍迅速壮大，实现党在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的巩固和统一，确保党承担起领导全国革命斗争这一历史任务的延续进而言之，在1939年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后制定的《党性决定》是对党的党性建设经验与不足的总结性文件在这一阶段，党对“党性”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党性”建设实践在各维度上全面展开

（一）“党性”的第三个界定《党性决定》虽然是面向全党的指导性文件，但它并未回答“党性”是什么，而是从政治、组织和思想三个方面列举了违反党性的倾向及纠正的办法但基于这一文件的“党性”概念界定却可见于1941年底任弼时为《党性决定》所做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对党性的范畴、党性修养和锻炼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为“首先应该弄清”的“几个基本前提”作了阐释这几个前提是“

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

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

三、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

[3]805但任弼时在《大纲》中阐述应该加强哪些方面的修养时却谈了五个方面其第一个方面主要阐述了阶级觉悟、阶级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强调党员“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为党的利益服务“如果党员不能培养出自己对党的利益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那他的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一样会变为泡影”

[3]807这实际上回答了“基本前提”的前两个方面的关系，或者说解释了为何党性的重心是党员的阶级觉悟与阶级意识其余四个方面所包含了四个测量党性的“标志”，主要包括与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作坚决的斗争；为党的统一和团结而斗争；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以及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为党的力量增大而斗争

[3]807-810o就“党性”的内涵范畴来看，如果按目前学术界对刘少奇“党性”观的总体认识，任弼时在“党性”界定中对“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的强调，是不同于刘少奇所强调的“阶级特性”或“阶级性”的“表现”的；从文献本身来看，也不同于刘少奇将“党性”等同于“组织观念”“党的观念”或“党派性”但自阶级利益延伸至党的利益、党性要求的分析逻辑，任弼时的论述与刘少奇的《修养》《人的阶级性》是相同的同时，任弼时在文中改变了1938年以来将党与阶级并列表述的话语结构，并区分了内涵（即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和外延（即测量党性的标志），相对更为完整地阐述了“党性”的含义只是在外延方面，其所概括的四个“标志”与《党性决定》从政治、组织、思想三个方面分别表述的结构不尽相同，而是突出了党群关系维度

（二）各维度外延的深化及组织维度主导的特征

1.《党性决定》从“组织思想”方面提出问题《党性决定》虽单列了反对集体主义、突出个人等违反党性的思想意识维度，也提出“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3]445o但《党性决定》是为了防止出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

[3]443-444,以期达到“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3]443o这一主旨凸显了《党性决定》对维护党组织整体利益的强调这也可以在1942年7月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作的《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报告得到印证他在报告中回应“决定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解释到“决定的中心思想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就决定的本身来说，是组织问题又是思想问题”但是，“是什么思想上的问题呢？我看是偏重于组织思想方面的问题”

[8]368-369换言之，《党性决定》是从组织方面提出思想问题的，思想问题是为了解决组织问题的194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研究讨论中央决定与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将《党性决定》视为1941年以来“党在思想上的革命”的开端

[8]193o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中则将《党性决定》视为“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的“准备工作”

[8]233这也说明，《党性决定》是组织问题主导的，或者说《党性决定》突出和强化了党性的组织维度在《党性决定》发出后，陈云在《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中仍然是从“个人第一”的思想意识维度来谈“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或掩饰推诿，或当面拒绝”这一新党员新干部党性观念不强的，不服从党的分配的组织纪律性问题的

[8]467o针对党性薄弱的新党员新干部，陈云要求加强党性教育，“要使人们了解，没有党就没有个人，只有在党性建立之后，个性才有可能建立与发展”

[8]470o同样体现了通过思想教育强化党的组织意识的特点，或者说是从组织方面提出思想问题的

2.主观主义成为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1941年7月2日，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指出“党内斗争基本是一种思想斗争，是要在思想上求得一致才能保持与加强党内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

[8]462o在思想斗争中“判别各种道理是否正确的尺度，是党和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从整个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3]459而这也是刘少奇文中所主张的反对党内不正确倾向，检查党员干部党性的标准虽然，在此文的引言部分，刘少奇还只是“听说中央已通过了加强党性锻炼的决定”

[3]447o但这说明刘少奇将思想问题的解决作为巩固党，实现党内统一的前提条件同年12月，陈云在《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一文从党群关系的角度指出“一切歧视、排挤非党干部的倾向，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3]772陈云认为，由于“思想上组织上存在着的宗派主义「导致“曲解党性为脱离社会的‘纯洁”，“党性的‘纯洁’变成了排斥非党干部的护符，变成了个人主义的对党不负责任”的现象

[3]770-771由于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反映，因而，陈云的o观点体现出了“组织思想方面”的问题的特点，但向主观主义聚焦《党性决定》发布一个月后，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

[3]531这里的表述不再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指的“一种表现二而强调是“第一个表现”可见，这一决定不仅从思想方法的维度补充了《党性决定》对党性的理解，更将思想方法置于党性内涵的首位，愈发注重从思想上看待党性问题，或者说，从思想上解决组织问题而作为“眼睛向下”，实事求是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的正确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8]287强调这是实现文艺工作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的立场前提而毛泽东这里指的党性o即是党的立场，而其所指的站在党的立场就是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

3.《九一决定》从组织上解决政治问题1942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简称《九一决定》），以维护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和党内上下级关系上的“党的领导一元化工在《九一决定》前，陈毅在《论建军工作》一文中谈到为什么重提正规化党军的口号时解释到“我们认为党化和正规化是无止境的我们所要求的是党的政治领导不断增强，军队干部的党性不断提高，军队的阶级性及其特质的充分保持和发扬正规化的强度的继续提高”

[3]5251942年2月，刘少奇在《华中各根据地今后的任务》的讲话中，对政治工作干部提出了“严整政治纪律，务必在政治上党性上作一切指战员的模范”的要求8]109o194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将“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作为党性强的“名符其实的党报”的主要任务

[8]162这两个文献中的党性的政治要求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导、政治纪O律和政策执行上而《九一决定》指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二“下级党政军民组织对上级及中央之决议、决定、命令、指示，不坚决执行，阳奉阴违，或在解决新的原则问题及按其性质不应独断的问题时，不向上级和中央请示，都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

[8]428《九一决定》所指的领导是在政治上对其他组织的领导，虽然重在组织间关系，但却是在政治上看待组织问题或说是从组织上解决政治方面的党性问题《党性决定》虽然提到了违反党性的政治倾向方面，但其重心则在组织纪律及组织思想方面的建设这在任弼时1942年7月《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的报告中已阐明而任弼时1941年《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所列出的对党性测量的标志也并未将政治方面单独阐述，而是放在了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导原则及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两方面分别涉及进而言之，《九一决定》发展了《党性决定》在政治维度上对党性的理解《九一决定》发出后，在强调全党的统一性和全局性，在组织上解决政治方面的党性问题上有了新的发展1942年10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批评了各地宣传曾发生的不适合党的政策的事件要求“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8]497贺龙在同年11月的《关于整军问题》一文中指出，只有克服“军权高于一切”或“三权鼎立”的闹独立性的思想，“才能使军队干部增强党性，像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达到党的领导统一，实现一元化”

[8]5041943年1月，邓小平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的报告中指出，在敌后斗争中“缺乏全局观念”，“就是中央指摘的闹独立性、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

[9]99-100同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将加强党性锻炼的目的指向“全党铁的团结与统一领导”o

[9]105o当年3月，刘少奇在《六年来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一文中谈到华中党的工作的缺点时，指出了华中负责同志的“组织纪律问题、党性问题以及思想方法问题”而在其报告中的“党性问题”主要指“坚持自己的与中央抵触的错误路线”，“坚持着自己的错误方针”

[9]261o这里的“党性问题”即《党性决定》所指的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不服从中央领导的政治问题，也就是《九一决定》的主旨所在

四、“党性”的第四个界定与群众观念的强化（1943年6月至1948年10月）《党性决定》及其后《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九一决定》的发出及全党整风的开展，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新的团结和巩固虽然，1943年4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但全党的整风总体上进入总结阶段同时，面对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党也面对着从抗日战争到国内战争、从“抗战”到“建国”的任务转变期间，经过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党的七大，全党不仅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团结，也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与此同时，对“党性”也基于历史经验有了新的、一致的认识而在这一阶段，党群关系成为党的文献中阐述党性的主导性维度，“人民”话语开始与“党性”相关联

（一）“党性”的第四个界定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将党性与个性的关系作为党内的“第一个问题”“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比如讲政策上的统一，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以及各部分的纲领、整风、生产等，应在这些原则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是共同的”

[10]（P232）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结论中再次说到“党性与个性问题”，“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

[10]523o他强调，破坏性的个性与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的创造性的个性不同，“它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二并总结性地说到“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

[10]525在这两个文献中，毛泽东虽未单独强调党性的阶级一致性一面，但阐明，党纲、党章和决议，以及路线、方针、政策，是党的无产阶级属性的反映换言之，他将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前置性要求或预设来表述他所强调的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当然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所具有的，但其定义的语词构成并不是刘少奇所强调的阶级特性或任弼时所强调的阶级意识、阶级觉悟，或者说，阶级性并不是其定义的基础要素毛泽东认为，“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就有”

[10]523-

524.进而，毛泽东所阐述的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维度，即党内的党的整体与部分（党的组织与党员个体）的关系，党外的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因而，毛泽东将党性的党与阶级（或阶级特性）的关系范畴扩展至了党与人民的关系范畴，“人民”话语成为“党性”概念的关联项，实现了对“党性”理解的内涵范畴的新发展同时，从“独立性”与“人格”的角度观之，毛泽东将“党性”理解为党的人格，即“党格:如果说个性是代表差别性的独立性和人格，那么，党性作为“党格”是体现党与其他政党的差别性所在，是保持自己独立的条件或标志对党组织内部、党员而言是共有的，对外部而言，是独有的,是一个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质因而，如果说刘少奇和任弼时关注了阶级特质对党性特殊性的决定性影响，那么，毛泽东则直接从党性的内容本身（即党自身的普遍性）来强调政党间、党与人民的差异从前文看，毛泽东所指的党的普遍性的特质包括了思想和行动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纲党章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的坚持而从其《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看，则主要指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个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进而言之，毛泽东将党性分为了两个层次，一是在党内的组织与党员的党性；二是党群关系、政党间区分的意义上的作为整体的党组织的党性毛泽东的这一界定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党的重要文献中对“党性”作出的第四次界定

（二）外延范畴内容的变动及党群关系主导的特征

1.群众观念成为党性的“起码条件”1941年《党性决定》在思想意识维度涉及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容同年12月，陈云的《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一文即已将歧视、排挤非党干部的倾向界定为“党性不纯的表现”任弼时则在《大纲》中提出将党群关系单列为测量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自《党性决定》发出后的一段时间，党群关系领域的党性话语虽偶有出现，但并未被着重使用1942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将是否“反映群众生活”作为体现党报党性的内容之一同年12月，刘少奇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谈到群众运动时指出，“有些同志的群众观念非常薄弱，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不纠正，不解决，党性就成问题”

[8]562并阐述了党员从群众利益出发对待群众的主要任务和应有态度1943年6月，刘少奇在《对华中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在整顿党风中要按照季米特洛夫所提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来检查干部的党性

[9]348“联系群众”成为党性锻炼实践中测量党性的标准当月，任弼时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写的文稿《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中指出“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与群众融成一片这就是我们所要求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

[9]361这是在《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将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定位为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之后，第二个使用“起码”来衡量党性的标准，或者脱离群众也是违反党性的第一表现作为群众观念的践行，1944年7月，朱德则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中称党员在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中的模范作用为“新英雄主义”，并作为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

[11]374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论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关系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

[10]398在1947年《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中，刘少奇再次指出“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党的利益与群众利益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我们的群众路线即马列主义的阶级路线所以，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无产阶级立场，才有彻底的群众路线党性不纯的人不可能走群众路线”

[12]370这里的党性指的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立场即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所说的“无产阶级轨道”上的“创造性的个性”，或朱德所说的“新英雄主义”1948年10月，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党性、个性”，“你们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还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察政策是不是正确，有没有缺点”

[13]540o可见，党性的群众观念的增强，不论是联系群众、群众路线还是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而这都与党的阶级属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党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话语联系在了一起

2.“错了就修正”是“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具有的党性1944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应讨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的第五点谈及关于整风学习问题时指出，没有正确认识到这次整风学习“目的在于克服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肃清三风不正的残余，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建设成为一个统一的马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

[11]9同年7月，彭真在中共中央党校整风大会上《思想方法问题》的总结报告中谈到群众路线中的“说服人”的问题时指出“说服人是不容易的，这有一个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我们的立场是党的立场即无产阶级的立场，它表现在党性与党的政策上面”

[11]411“观点和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才能采取这种观点和方法”

[11]413”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致的别的阶级与党派是不敢彻底、完全正视客观实际的”“错了就修正，这是我们的党性的表现”

[11]414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从人民利益的角度论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0]189o也是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论党》的报告中从党群关系角度提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问题，并指出“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具有的”

[10]398可见，党性的思想意识方面已从前两个阶段对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等现象或思想方法的批评走向了基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这一新的思想基础的统一及其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这几处党性话语的特点之一是，党的立场与无产阶级立场话语并列使用的现象再次出现，且注重从无产阶级政党的特殊性，即其阶级性上去阐述党性的理论、观点、方法的特殊性；而另一个特点是，对思想方法问题的阐述也是从党群关系的维度出发的

3.从政治上看组织纪律问题在这一时期，随着全国性胜利的革命形势的来临，向党提出了将全国权力统一于中央领导之下，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与统一纪律的要求1948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指出“事前既不请示,事后又不报告，以至在某些行动中和宣传中直接违反党中央和上级的决定，造成错误，而且不能迅速纠正这种缺乏党性没有纪律的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不能容许的”

[13]327,328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观点，强调的是党铁的纪律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党的纪律在《党性决定》中属于党性的组织方面的要求，而这一文件不同于《九一决定》从组织间关系上解决政治问题，而是从政治上看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在话语上看，这里使用了“人民”话语而不是“阶级”话语而从“党和人民的利益”角度评价党性，则体现了从党群关系出发思考政治问题的特征

4.“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成为组织方面的内容前文的“群众观点”即《党性决定》中所要求的“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的要求，在《党性决定》中属于党性的思想意识方面而作为群众观点践行的“错了就修正”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毛泽东在《时局问题及其它》中是作为“自我批评的态度”和“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运用提出来的L10]38-39而改造自己的“自我批评的武器”在《党性决定》中也属于党性的思想意识范畴虽然，自任弼时的《大纲》将o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性测量的标志之一，到定位为有无党性的“起码观念”，直至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刘少奇将“人民”概念与党性概念关联起来，群众观念或党群关系成为党性范畴的重要外延维度但自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在思想、政治、组织三个方面提出反对自由主义，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论新阶段》的报告，再到《〈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以及《党性决定》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直到党的七大，思想、政治、组织已成为加强党自身建设的基本维度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论党》的报告中，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指出了我们党与其他政党分清界限、保持独立性，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条件（或标志），其中刘少奇所指的组织方面的区别是指，“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铁的纪律和正确的群众路线与自我批评”

[10]453o可见，“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已成为组织方面的内容换言之，在这一阶段党群关系话语维度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外延性维度但它改变了《党性决定》原有外延范畴的内容结构，充实了党性要求的组织方面的内容

五、理论启示如何定义“党性”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中对“党性”概念的界定是这一时期的最后一个界定在党的七大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代表们题写了“提高党性”的赠词

[14]o由于党的七大实现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历史性的、新的一致，因而，毛泽东对党性的阐述可以说是这一时期面向全党的、总结性的且为全党所接受的界定但毛泽东的界定仍然是描述性的，其结论性的话语有着基于语境的诸多前提因此，一方面产生了明确定义“党性”的理论需要，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党对“党性”的理论认识也为我们明确定义“党性”提供了理论资源

（一）阶级性与组织性定义“党性”的两个基础确定概念界定的基础是准确界定概念的前提虽然，这一时期的三个阶段中有关“党性”的界定共有四个，而诸个界定的核心差异即概念基础问题“阶级性”作为理解党性的基础，已成为当前学术文献中的主导性观点这一概念在刘少奇的《人的阶级性》一文中有着较为确定的解释，包含了阶级属性和阶级特性两方面的含义阶级属性，即是属于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包含了“伟大的团结性、互助性、组织性、纪律性、进步性，对于财产的公有要求，及对于一切剥削者的反抗性、战斗性、坚韧性等等”

[1]223-224“阶级性”为基础的概念代表就是学界惯常引述的刘少奇的党性概念，认为党性“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

[6]496或“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1]224-225但《修养》的原文表述则首先强调“党性”与“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等同，且存在“党性”与“阶级性”并用的o现象而且，刘少奇的党性观可以在其1941年11月发表于《真理》杂志的《反对党内的各种不良倾向》一文更进一步了解在文中刘少奇说到“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服从党尊重组织的绝对性上，表现在对于一切党员，一切党的组织，对于党的一切决议、命令、文件，对于党的一切东西的尊重、执行与爱护上表现在对于党内一切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精神上”

[1]305这也是《修养》中所强调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

[6]496这说明，单纯从阶级性出发理解刘少奇定义党性的方式是不准确的而本文将站在党的立场，坚持党的利益至上，忠诚于党等强调对党的服从性的概念称为以“组织性”为基础的界定方式显而易见，刘少奇在党性的理解上是坚持了党的组织性至上的或者说，刘少奇对党性的理解是包含了“阶级性”和“组织性”两个基础的党性概念的核心是作为组织的“党”因历史语境的差异，在这一时期内第一阶段有关党性的重要文献中，“党性”概念主要对应的是组织观念、党的立场、党的团结、服从中央等指向党的组织的内容将党的利益至上，忠于党，作为阐述党性的核心，是其界定党性的共同之处第二阶段的党性话语也是从阶级话语出发的，但《党性决定》作为党加强党性的第一个主题性文件，其以组织问题为中心思想的定位也已体现了对“党性”概念的理论要求党性运用的各外延范畴不论是提出组织思想问题，还是从思想上解决组织问题，亦或是从组织上解决政治问题，还是从政治上看组织问题，都体现了“组织”的话语中心性在第三阶段，组织性的要求鲜明地体现在毛泽东从全党的普遍性出发对党性的概念的界定中进而言之，“组织性”是界定“党性”概念的核心基础之一

（二）本质与表现定义“党性”的两个范畴无疑，一个确定的概念是无法从两个基础出发去给出明确界定的这意味着，“阶级性”和“组织性”这两个基础是在不同意义上被使用的在这一时期的几个代表性界定中，无论是刘少奇强调党性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张闻天强调践行党性要“不丧失阶级立场”，还是任弼时强调党性是“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以及毛泽东所强调党性不能离开“无产阶级轨道”，在界定或阐释党性时阶级性话语是组织性要求的前提或预设换言之，阶级性基础是组织性基础的规范或者说，党性的组织性维度成为阶级性维度的表现形式而组织性的践行成为党性的具体表现这反映在既有的各个界定中，在最终目标上强调党性是为了实现阶级或人民的利益，但直接要求则是强调党员或党的组织坚持党的立场、服从党中央、忠诚于党等观念，并反映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方面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三层次的概念界定逻辑阶级性——组织性——组织性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党性本质上决定于党的阶级属性、阶级立场，是党的阶级性的表现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党性是党的根本特质或固有特质如前文在讨论刘少奇的观点时所谈到的，强调党性是阶级性的“表现”并未真正回答何为“党性”本身但它却指出了党性概念的内涵范畴应该具有的内容进而，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这一时期党的重要文献中对“党性”的界定既始终保持着思想、政治、组织三个外延性维度换言之，这三个外延性维度作为党性的组织性的表现，是一个完整的定义所要包含和坚持的此外，随着党的历史任务的变化，党性的“阶级”话语逐渐转变为“人民”话语，同时，在党的文献话语中，人民是包含了无产阶级在内的进步阶级和阶层因而，如果说阶级话语和“阶级性”是革命实践的话语反映，那么，随着全国性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