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地区乡村人口流失与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对策

m迦靓的村人口流失与玲邰黝困境弼摘要劳动力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乡村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严重，使乡村社会治理面临诸多困境边境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使得边境地区乡村人口流动与治理问题更值得学界关注本研究以黑龙江省中俄边境地区的J村为例，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发现边境地区乡村人口流动的方向是多种的，形态是多变的，影响乡村人口流动的因素既有生计策略、基础设施这种客观条件的选择，也存在身份认同这样的主观思考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产生留守老人与儿童、家庭或婚姻破裂、农村空心化和产业发展困难等问题，使得边境地区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本研究旨在从过去的和现在的村落文化中探索乡村治理的机制，探寻乡土社会内生性发展的社会基础，为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与思考关键词边境乡村；人口流失；乡村治理；社会基础

一、问题的缘起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上，要想伫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丢失本民族的文化与自信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大国，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源泉21世纪的中国正在急速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但中国特有的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不容忽视，农业、农村与农民的问题将长期存在在高速发展的今天，第一产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不如第二和第三产业，与农业生产相伴随产生的农村社会空间，逐渐表琨出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等影响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1］中国有许许多多普通的，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村庄，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发展与治理问题面对逐渐走向衰落的乡村，政府和学者都在试图寻找让村落社会振兴的可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振兴乡村的主要任务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共同富裕”，农业农村发展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2］处于发展或衰落过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正是社会学研究要关注的重点，乡村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缓冲空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3］,当前乡村的社会研究极具紧迫性处于现代化和城镇化快速攀升阶段的中国，大规模流动的人口成为现代的标志之一，流动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策略，而乡村劳动力外流有其深层的社会因素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农民为摆脱贫困的生存现状，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带着对未来发展的期待,离开农村社区，融入城市生活轨道，为城市发展带来大量廉价劳动力，乡村则失去重要支撑力量，劳动力流失成为影响乡土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的迁移流动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都对这一现象开展研究，在人口流动的原因、影响、机制和运动规律等方面，已经取得一系列优秀的理论成果城乡之间无论是在收入水平，还是在基础医疗、教育等基本保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乡村社会人口向城市社区迁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会继续“人”是构建乡村社会的最基础元素，农民在其自身的生产生活中具有个体选择权利，在乡村社会的研究中不能忽视生活在乡土社会中村民的主体性中国是一个与14个国家相接壤的陆地领土大国，陆地边境线长达

2.2万公里，沿线分布9个省（自治区）的136个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国土面积约193万平方公里，边境地区总人口数有2200多万人［4］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边境地区基本只发挥单一的国防功能，90年代后，对外开放延边地区，边境地区才向经济、文化、外交等多元功能模式发展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安全的情况复杂，对国家总体的安全稳定有重要影响现代国家间的边界是国境线，属于地理边界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中的组织构成了社会边界［5］,也就是文化边界，在边界上货物和人口的流动迁移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有学者发现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地区，出现大量探亲、劳务、婚姻和升学等形式的朝鲜族人口跨国流动，这种流动既有推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也存在影响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6］云南边境地区也存在着大量跨境婚姻情况，并在持续增长，边境社会治理的难度不断增加，给边境地区社会环境的安全带来诸多风险［7］中俄边境地区的研究主要是以城市为主，特别是抚远、东宁、黑河、满洲里、洋春和绥芬河等较为发达的口岸城市中俄边境口岸的特点是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分布适中，人口大规模流动也是边境地区社会的特征之一，［8］人们的目光被迅速崛起的口岸城市所吸引，但关于边境地区乡村社会的研究较少边境地区乡村社会的人口过度流失，对乡村振兴发展和国家安全稳定有不利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有哪些？人口流失对边境地区农村社会治理造成多大影响？有没有什么办法使人口严重流失的村庄不失序？探究这些问题是本研究的初衷本文以黑龙江省绥芬河市J村人口流动现象为例，分析边境地区乡村社会人口流动的形态、形成因素，及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困境，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从而探究边境地区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的社会基础

二、J村人口流失现状J村是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阜宁镇的一个边陲小村，民国时期被称为卢家大院，1965年成立J大队，经过多次建制改革，2001年与D屯合并为一个行政村本村坐落于山沟之中，村落自西向东呈“个”字型展开，行政区面积21平方公里，东起中俄边境，西至北寒村，有耕地14907亩，林地1800亩，草原面积2000亩建村初期的人口有80%来自山东，他们辗转多地最终定居于此，村里不种水稻，饮食习惯和节日习俗等方面仍保留着迁出地特征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俄边境贸易的繁荣，绥芬河市区口岸的客流、货流急剧增加，人口从2万迅速增长到10万，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村民开始走出村子，到市里谋生，寻找新的发展方向至2021年末，J村户在人不在的家庭有55户150人，这些属于常年在外谋生的长期流出人口，村里更多的是劳动力的短期流动

（一）流动方向J村人口流动方向多样，主要与外流人口的生活发展需求相关，也与个体和家庭的生命周期紧密相连根据外流人口的去向，大致可以分为本地城镇、南方城市、俄罗斯远东地区和原籍乡村四个方向J村流出人口最多的是流向绥芬河市，边境口岸的经商环境好，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虽不及大城市，但要比乡、镇、县更有优势J村距绥芬河市区仅24公里，交通较为便利选择居住在市区的村民大多“上有老，下有小”，农业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花费，“半工半耕”的生计策略是多数村民的选择不愿放弃农业收入的村民也走不远，因为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土地资源的不可移动性，使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口半数留在本地区的城市或乡镇如果选择出省，需要彻底放弃农业耕作，在村民来看就是不合适的、不保险的行为选择流动到南方城市的人口，基本是未成家的村民，他们敢于脱离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年轻就是资本，他们身上的家庭责任较轻，到外面去找工作竞争力更强除了几名高龄村民跟随儿女家庭到南方养老，几乎没有举家搬迁到南方城市的村民青年极少在家务农，紧靠绥芬河市的小村庄，利用边境贸易优势和便利的出国条件，共有35人到俄罗斯经商，到俄罗斯打工和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更多每年元旦前后和春节后，都有两三批村民由国内公司组织到俄罗斯远东地区从事农业生产，主要是种植棚室蔬菜和大地蔬菜J村村民R在一家农业公司做技术指导，每年春节都会回到村里招收村民，带20—30人到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从事出国劳务J村建立时间较晚，建村的目的是屯垦戍边，最初来到山里的人口大多是外地人据村民L介绍，J村初建时期有80%的人口来自山东，当时关中地区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在接连几年的饥荒后，一些人背井离乡来到黑龙江这块地界求生最早一批来到村里建立生产大队的村民，现在年龄已经较高，他们的老年生活多是在本村渡过但还有一部分村民，仍然惦记着“落叶归根”，打算回到原籍家乡养老，一般这样的家庭在原籍家乡还有血缘亲属，还保存着原来的社会网络关系，能够帮助他们迅速融入当地社区，获得社区内部成员的认同这样的家庭很少，年迈的老人要回归家乡，就意味着整个家庭甚至家族都要迁移，要放弃在本地经营几十年的社会关系，还要将土地流转（一般是流转给亲朋好友），大部分人不会选择离开习惯的生活空间和社会网络，用村民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划算、划不来”中俄边境地区的人口外流主要是由口岸地区向本省及临省份内陆发达县、市流动，以及向俄罗斯边境各州以跨境土地承包为主的跨国流动在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农忙时节，部分外流人口会暂时返乡参加家庭劳动近几年因“新冠”封关，一些在国外经商或打工的村民未能返乡，一是因为他们在国外已经感染过很多次，害怕把病毒带回来二是因为从俄罗斯回到家乡必须要求第三国家中转，费用至少在4万元以上，所以未能在“新冠”爆发时及时返乡的村民一时很难回流

（二）流动形态农村人口的流动形态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主要视家庭选择的生计模式而定J村每人耕地5亩，但许多地在山坡地段，大型农用机械上不去，只能用原始的畜力和人力耕种，投入多，产出少主要农作物是大田种植的黄豆和玉米，这类基础性农产品的价格趋于稳定，村民务农收入并不足以支持家庭的整体消费，兼业成为村民家庭生计策略的必要选择兼棠作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乡村长期存在，在传统小农社会的是指农业和手工业的互补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没发展起来时，中国农村社会曾出现“过密化”问题，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滞留乡村，但没有等量的耕地当货币经济和商品贸易繁荣发展起来，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参与建设，乡村人口开始大量外流，农村居民的流动形态主要是半工半耕、代际流动、男女分工和阶层流动中国农民社会的行动以家户为中心，乡村家庭单位的收入具有兼业性、模糊性和不稳定性特征［9］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策略具有三种形式，以个体劳动时间分配、性别分工和代际分工为基础农民个体以劳动时间分配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也就是兼业，这种流动形态是对农业季节性生产方式的配合打工和务农同时存在的生计选择，不仅体现在个体身上，也体现在家庭劳动分工上，J村中妻子外出务工，丈夫在家务农的情况居多因为临近边境，木材进口方便，村庄附近有很多木材加工厂，工厂中的工作人员女性明显多于男性从访谈中可知，多数女性工人多来自工厂附近的村庄，年龄大概在30—50岁之间，她们会在当天返回家庭，家庭的责任限制了她们的工作范围工厂里的年轻人极少，仅有的几个女孩来自外地，是经熟人关系介绍来此工作的，她们大多没有成家，吃住都在工厂解决表村人口的流动■年龄及家庭生命周期1J结蜡前结蜥后行核子后核子成年之后俄罗斯的方城市南方城市/本地城由再运矩育流动20—30岁女近距离流动.二事随F代家庭it3O—S0岁孩子教行和老人嗡养）动/代际诚助当地湾动/不流动（务农•50—60岁打工♦养老―原他乡村（租地♦养老60岁以后保险不流动有跨越空间地域上的流动，也存在时间跨度上的流动，如上述表1中个体与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流动变化除去物理意义上个体或群体的流动，社会流动也是备受人们关注的现象，比如近些年来关于“寒门不再能出贵子”的社会现象研究社会流动是个体或某个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向上或向下变动的过程，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位置变化，有垂直流动，也有水平流动，社会学家一般关注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两个主要方面［10］乡村社会个体或群体为改变其先赋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主要呈现为代际流动，当前乡村社会首选的阶层流动方式是对教育的投资与经营，“陪读妈理这样流动迁移群体的出现，就是要以一个劳动力退出市场为代价换取代际流动的可能性随着经济收入增长的不同，乡村社会出现经济分化，城乡二元体制下“富人进城”的思维，也推进乡村地区的人口向乡镇或城市流动

三、乡村人口流失的社会因素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经济迅速腾飞，当今社会人口大量流动已经呈现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63%在城镇，36%在乡村，城乡人口的数量差距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持续拉大，这些数据体现出中国城镇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国还存在近5亿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比2010年人户分离人口增长了88%o这种大规模人口流动得益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户籍制度的不断改革优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从宏观视角出发阐释乡村社会人口流失推力因素的研究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果，观察与分析J村人口流动与治理情况是微观个案的视角，再通过个案延伸法，将J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结构相结合，更有利于探究乡村社会劳动力流失的社会性因素

（一）身份认同J村因屯垦戍边而建村，80%人口都是外省迁移而来，剩下的20%人口多来自黑龙江省海伦、克山、拜泉、依安和穆棱等地，他们加入J村的主要方式是投亲靠友或打工包地在大多数村民的心理有一个“老家二降低了他们的本村人身份认同感，真正赚到钱的人和在村子生活不好的人，会选择“回老家”或者“树挪死，人挪活”的生存策略这不能说明外来村民没有对本村村民身份的认同，乡土社会的身份认同可能是多重的，是以家庭生存发展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村民选择向自身和家庭获利更多的方向流动，这种利益可以是经济收入方面的，可以是服务设施方面的，也可以是关于养老教育投资上面的，不同的个体和家庭有不同的选择方向，但向发达城市聚拢的倾向是一种全国性趋势中国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也是造成人口流动的一大因素最初划分城乡二元户籍制是为了防止乡村社会过剩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为城市安全与稳定带来隐患随着经济发展，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来发展

二、三产业，大量的乡村劳动力离开乡土社会，来到现代性更强的城市生活乡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是人为建构的两种社会形态，它们彼此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甚至是存在着密切关联的，是不可分割的费孝通认为传统的城市和乡村相生相克，城市只能从乡村社区夺取生活资源和收入，城市社区不是生产基地，总体上克制农村L11］当时的城市仅能作为消费集团，处于只消耗而不生产的阶段，现代城市已经变成生产集团，为乡村提供生产、生活资料，吸收乡村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吸引大量劳动力人口，给乡村留下劳动能力较弱或无劳动能力者，主要是老年和儿童城乡之间在生活质量、教育、医疗水平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使人们更向往城市居民的身份最能表现乡村居民对城市身份认同的地方，就是向往体面的城市工作、住宅环境以及愿意嫁娶到城里

（二）基础设施按人口流动的需求分，人口流动可以分为经济型流动和社会型流动生存需求是人口流勤的最初目的，当生存需求被满足之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引起人口流动的最主要拉力在改革开放之后，城乡之际的界限逐渐模糊，人们向往物质生活条件更为优越的城市J村的大批年轻人为追求更高收入，从乡村来到城市，甚至大胆的走出国门在白天,J村几乎看不到年轻人，青壮年劳动力的劳动场所在商场和工厂田间地头的农民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机械化农业生产将妇女从田地里解放出来，用当地妇女X的话来说就是“现在种地比以前轻松多了，不用跟在大车后边点子儿，用不上妇女了，家家都用点种机”经济条件提高，村民生活水平也在提升，城市社区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备，从教育资源、医疗技术等方面看，城市远胜于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根据养老育幼的社会需求，选择在城市生活，即使城市消费水平远远高于乡村J村原有一所村级小学，每年只能招收几个学生，生源严重不足，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加在一起不到30人村里的小学老师都已年纪颇大，没有正规的教育学和专门学科的学习背景，教学水平有限，不会使用现代化的教学用具，各种因素作用在一起，J村小学于2010年3月年合并到北寒小学中学以上教育要到镇级以上地区完成，村里学生多数到市里的初高中学习，少部分选择到镇上学习，村里家长普遍认为镇上的教学水平比市里差，经济水平好些的家庭会选择送孩子去市里学习人们的经济收入在不断增长，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与之相伴的社会型需求也随之增加中国人对养老育幼的重视程度彰显我们源远流长的传统伦理文化，根据中国人养老育幼的社会需求，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不断完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们的养老观、教育观、医疗健康观等思想观念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进步，而边境地区落后的教育和医疗水平是J村人口外流的一大推力

（三）生计策略人们只有先达到“仓縻实”“衣食足”，才能知“礼节”和“荣辱”，物质生存需求和精神需求都是判断民众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202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1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931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

2.51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悬殊，是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政策的城市发展倾向性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社会发展质量存在较大差距，城市居民关注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对社会生活质量的影响，而农村居民更关注的是基础性的社会民生和底线保障，如养老、医疗、就业和住房等问题，城乡居民间存在明显的社会需求差异化［12］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之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升，一些政策出台的目的是想达到城乡均衡发展，但一夕之间不可能迅速抹平城乡之间的差距J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务农和外出打工，村民多数采取“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策略“半工半耕”是一种家庭劳动分工模式，指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既包括农业收入，又包括务工经商获得非农收入［13］在J村，留乡务农的主要劳动力是父母，一般在50岁以上不外出打工是因为身体素质在下降，在劳动力市场中没有竞争力此外，乡村社会的消费水平低，减轻家庭负担，料理农事能够为家庭增加收入，这也是乡村家庭选择代际分工生计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些大城市已经出台“农民工清退令”，要将60岁以上的男性农民工，55岁以上的女性农民工，从建筑领域清退城市社区对劳动力年龄的要求，将部分的流动人口拒之门外，这些农民为了家庭生计会选择继续留在城市，还是会选择回到农村？中国社会以家庭为最基础的生产生活单位，劳动力的流动是家庭生计策略的重要部分，不同地区有不同特征,但是农村社区人口向城市社区流动仍是当前主流城市返乡人员对城市社区美好生活的讲述，和非农就业改变了家庭生活，不断刺激和推动着农村人口离开本社区向城市流动劳动力大量流出造成边境地区农村人口结构失衡，人口数量增长缓慢甚至减少已经影响到边境地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14］生计策略体现出农民的生存智慧，但也不能忽视其背后出现的社会问题，农村发展动力不足，人口流失严重，既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原因，社会学研究要结合田野实践来观察边境乡村是两国边界区域，在地理位置和政治意义上有特殊性，边境乡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事实不容忽略在现代化和城镇化加速进程中，我国各地区都急需招揽劳动力，城市和乡村的人才竞争十分激烈，农村家庭出于生计选择到城市发展，要想解决农村人口大量流失问题,不让边境乡村变成“空心村”，必须要重点关注农民的生计问题

四、人口流动与社会治理困境截止到2021年末，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有

5.04亿，其中流动人口为

3.85亿，外出务工农民

1.71亿，本地务工农民

1.20亿［15］大规模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动易造成村庄秩序失衡、村庄空心化和村庄产业发展困难等和村庄治理相关的问题总体上看，我国中西部的乡村人口具有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移动的趋势，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不景气，就业机会少，竞争激烈，收入低，人口多向南方发达城市流动，造成“386199部队”留守乡村的现象绥芬河中俄边境乡村地处偏僻，基础设施薄弱，耕地较多丘陵和台地地带，不能实现规模化种植，农业收入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谋生人口流失对J村治理造成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村庄内部结构不稳定，二是村庄空心化，三是产业发展困难J村属于劳动力流出型村庄，村中的老龄化问题严重，老人和儿童占村庄居住人口的大多数在村庄里，四十几岁的村民就是村中的壮劳力，要是谁家需要劳力帮助，如建屋修房、农机修理等，一般会找这个年龄段的人但村里现在的青年人口一般是在附近从事棚室蔬菜种植、木耳菌类种植或承包土地的外来农户，并不是土生土长的J村人，他们和村里人并不熟悉，因此很多问题不能依靠村里的社会关系和网络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中没有“退休”，一直干活到不能干为止，所以村中老人一般不和儿女生活在一起，村庄里的生活条件不如城市，但是消费水平远低于城市，这也是人口代际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家庭养老一直都是中国社会传统且核心的养老方式，个体生命的延续和代际资源的传递都是在家庭场域中完成［16］无论是出于对老年生活的担忧，还是传统观念的影响，J村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愿望不高，甚至是排斥除了养老问题容易造成家庭结构不稳定，村庄劳动力的性别分工模式，使夫妻双方长期分离，也容易造成婚姻关系破裂农村的最基础的社会群体就是家庭，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两种关系是家庭组织的基本轴心［17］养老育幼维持社会结构完整和延续，婚姻的稳定与否更是社会性问题，人口大量外流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治理带来极大挑战J村以1965年修建的一条村中心路为中轴线，沿着沟谷不断发展壮大起来，2006年被选为全省新农村试点，省市拨款六百万元，建设道路和翻建村民住宅，村里在没有土制房屋宽敞明亮的新屋，没有留住人口，J村民居有将近15%的空闲率，离开的居民基本上都已经定居城镇，不再回到村里生活空心化农村主要流失的是青壮年劳动力和人才，J村原有一名女青年担任妇女主任，任职后不久就考上市里的公务员离职，现在村里的妇女主任由本村会计兼任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是自治性组织，并非国家正式编制的公务员，不脱产，没有工资，村干部的务工补贴和农业收入加在一起也不如外出打工收入高，因此，在村庄里没有获利机会的乡村精英也会外流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内生发展的推动力量，他们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起重要作用，人才流失会降低乡村有效治理的可能性经济发展才能促进乡村社会振兴，社会治理与产业兴旺互促，乡村社会结构会更稳定，社会秩序会更和谐，不过人口流失造成乡村产业发展困难J村的北侧有镇政府组织建设的500亩木耳生产基地，南侧有维多宝公司的500亩木耳基地在木耳挂袋和采摘的时节，两方基地就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最初木耳采摘工作雇工的要求是不超过60岁，但留在村子里的多为60岁以上的村民，当劳动力真正不足，木耳不能及时采摘时，公司和种植户就不再设置年龄限制甚至，两方人马会动用自己在村子里的社会关系去“招兵买马”，但默认的不会用价格战的方式，两方的小时工资每年都差不多村里全部劳动力都不足以供应时，他们的招工范围就会向附近村庄扩散，甚至到镇里和市里去雇佣劳力村里劳动力多是老年人，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和魄力去发展新产业，村民普遍认为大田种植更为保险，对个人和家庭来说更为安全，村庄产业发展的基本劳动力供应无法满足，更不用说产业的拓展与创新

五、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是基础，目标是建立健全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法律知识在农村治理体系得以普及，除了让基层党组织带动民主和发展建设外，提高村民自治能力，也是让农村社会安定、和谐有序必不可少的重要支撑［18］城市和乡村都是社会整体结构中不可忽略的部分，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迅速，费孝通总结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是否已经远离中国乡村？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之中，现代与传统的碰撞在广阔的乡村社会上演，村民的生产生活因其改变乡村社会并未瓦解，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或精神维系着乡土社会的结构与秩序，与现代性既相互排斥，又相互纠缠，构成乡村社会治理的社会基础正处在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有两种重要变量共同作用，影响乡村社会的治理情形与结果第一是乡村管理体制，第二是乡土社会本身，可以说前者是现代管理制度，后者是传统管理制度不同地区的农村两种力量的强弱不同，不过,符合本地社会生活，能让本地人接受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有成功的可能性，生搬硬套的治理方式只能造成“水土不服”从维持秩序时使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与性质来看，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也就是“礼治”的社会，这里的“礼”不是“文明”“礼貌”的意思，而是指社会或社区共同体认可的、公认的行为规范，虽然“法”也是一种行为规范，但是“礼”的行为规范是依靠传统来维持的，这种传统就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19］这种“礼”，在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可以借鉴，或者说它从未消失，就隐藏在乡村的熟人关系、家庭制度、传统文化、伦理和道德观念中，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行动上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庄内生［20］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生成一种内生秩序，影响群体内部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传统社会的联结依靠血缘和地缘，现代社会生活又加入经济因素，增加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理性成分乡村相较于城市，保留更多卿土性特征，治理过程中“自治”成分更高与人民公社那种国家政权强力渗透基层社会的体制相比，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正在探索能够有效维持村庄秩序的基层管理办法，要从社区群体内部联系构成的社会基础出发，“熟人社会”更便于有效治理J村是由两个村合并而成的行政村，两村之间的距离仅有3公里D屯的棚室蔬菜产业成为村庄特色农业，全屯有1/3的家庭以此为生，现有58栋日光节能温室大棚，每年为绥芬河市区各大超市、市场供应蔬菜超200余吨J村则主要以黄豆和玉米的大田种植为主，并未发展出符合自身的特色产业，村庄两侧有1000亩木耳栽培基地，但村民仅以农闲时雇佣临时工的身份从事生产，专职从事木耳种植的只有一户，且在获利之后已经举家搬迁到市区一个行政村的两个自然村，产业发展差距颇大，是因为D屯蔬菜种植的带头人Q,在D村长大，担任村长和村支书十几年，他运用乡村社会的各种关系联结村民，成立无公害蔬菜协会，并把自己的经验和村外的社会关系分享给村民，为D村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丰富的社会基础而J村的两个木耳基地，一个是乡镇政府的，一个是上市公司的，村民的主体性无处发挥乡村产业发展需嵌入乡土社会基础，倾听农民的声音，乡土社会的延续与治理既要重视其外在运行机制，也不能忽视内在发生的机理

六、讨论与总结农村社会劳动力流失的方向与形态多样，从而造成乡村空心化、秩序失衡和产业发展困难，正是当前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的现状，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探索乡村社会稳定的可能性农村常住人口不断减少，人口流动性迅速提高，村民的集体参与意识淡薄，难以形成共同体认识，相互交流和帮助行为减少，传统的乡土性人际关系难以维持，甚至在新一代村民中互不认识，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的乡土社会只剩下老一辈人生活其中，农村社会未来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乡村振兴实践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结果如何并不是现在能够预测到的，本文旨在提供一个社会学视角的案例分析人口流失是中国陆地边疆普遍面临的问题，边疆村庄的空巢化是是内地村庄空巢化的延伸，内地村庄空巢，但城镇较密集，人口流动的空间和距离不大，而边境口岸区域本来人口就稀少，边境地区人口不足就意味着有边防而没有边民来护边、守边，对国家边境安全和边境发展极为不利

[21]J村作为一个普通的边境村庄，人口流动和村庄治理的观察与分析，不足以代表所有边境地区的农村社会它既有边境村庄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个性特征，乡村治理和发展要因地制宜，并不是所有村庄都能照搬华西村、郝堂村这样的案例只有从村庄内部出发，激发村庄内生动力，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昙花一现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不是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而是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量变过程之中，新旧社会因素相互纠缠，

[22]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现代化的剧烈冲击之中，但是农业经济基础上生成的乡土文明烙印在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之中，影响中国人的思维与行动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农民群体保留更多这种本质性的特征，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流动迁移都与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基础不可分割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行为，外在力量只能是维持表面的平静，真正对乡村治理起到根本性作用的是隐藏在社会体制之下的乡土社会关系、伦理思想和文化道德〔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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