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经济转型决定未来我国经济发展

王一鸣经济转型决定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国网china,com.cn时间2010-12-22发表评论王一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198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1993-1994年欧盟中欧研究中心和比利时老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主要著作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等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84期日前召开50人论坛特邀专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在论坛上探讨了我国中长期发展的诸多问题他在演讲中表示，未来五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期间的重点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如果转型成功，就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发展潮流，就能迎来一个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光明前景如果不成功，就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不转型，我们的增长成本会越来越高，代价会越来越大，空间会越来越小，路子会越来越窄我们很难去完成我们的既定目标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转型”王一鸣说我国经历年经济高速增长期30王一鸣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1979年到2009年正好30年，中国年均增长率是

9.9%o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体持续这么长时间增长，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一些国际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经对我国做过一些预测比如世界银行1997年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其中一个主报告就是《2020年的中国》世行在报告中预计，中国2001年到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

6.9%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2001年到2010年我国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10.7%,增长要明显高于这些国际机构的预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率曲线，我们一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过程”王一鸣表示第一轮上升实际上是从1981年到1984年，主要动力来自农村的改革当时农村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第二轮是1990年到1992年，这段期间经济增长迅速从最低点反弹那一轮增长实际上跟改革的推进和扩大开放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第三轮就是本世纪以来，2001年到2007年“我们的增长率在2001年是

8.3%,到2007年就达到了

14.2%2008年金融危机又回落”王一鸣说这一轮周期是最长的，而且趋势相对平稳王一鸣表示，最近这一轮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经济格局的影响是最大的“如果我们从五年规划的角度去看一下，我们在即将完成的‘十一五时期经历了一次大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当然，我们第三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是在这一轮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结束的”王一鸣把五年来的发展和其他时期做了一个比较“十一五”的年均增长率，尽管遇到了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与过去四个五年计划来比，仅比“八五”时期要低，比“九五”和“十五”时期都要高如果把经济增长的实际值与目标值来比较的话，我们这一次比原定的目标年均增长

7.5%大概要高

3.5%左右“这五年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我们保持这样高速的增长，经济规模扩张非常明显我国GDP总量2006年超过了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今年我们一般认为要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GDP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去年大概是

8.5%,贸易量在全球大概是1/10,我国去年成为第一大出口国这些指标都发生在过去五年，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他说那么过去30年中国经济如此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王一鸣介绍说，世界银行上个世纪90年代发表过一个报道，叫做《东亚奇迹》，里面总结了东亚国家高速增长的原因，总结了四个方面第一，拥有以世界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第二，由于劳动人口比重的提高，带来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第三，重视基础教育，这是东亚的特征第四，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王一鸣认为这四个原因对于中国都有影响，因为中国具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但是同时中国也有特有的东西，即我们经常说的中国特色“比如中国的改革模式，渐进的、增量的改革模式；中国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革命性变化现在仍然在发生”王一鸣说比如汽车去年中国汽车销售量

1364.5万辆，汽车行业协会预测今年中国汽车销售量会达到1700万辆，超过美国历史最高点然而对于我国来说，这还没有到达峰值，因为现在汽车的消费浪潮正在从大城市向

二、三线城市推进，一旦形成浪潮，将是革命性的意义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带来的规模经济值得研究王一鸣说，我国市场很大，产业可以在国内市场上充分成长以后再进入国际竞争行列不像新加坡，一做大了马上就要国际化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经济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大原因“当然，这个有效有些人不完全同意但是要看到，我国各地政府参与经济的特点，在西方国家有一些是没有的比如说地方间的竞争机制各地政府谁都不甘落后，这可能是中国经济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源”王一鸣说“我们可以说，在世界多样化的发展中，中国过去30年形成了特有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很少、经济基础很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起飞，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的路子；一个就是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上，通过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所以我们说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具有经济转型、体制转轨重叠起来的多重特征”王一鸣说中长期经济增长面临挑战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能否延续过去30年所保持的高速增长因为从世界经济史上来看，大凡经历过30年高速增长以后，绝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一次明显的变化经济增速均明显下降，多数国家下降到了4%以下“我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改变，但支撑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在发生新的变化”王一鸣说从中长期趋势看，一个国家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从短期来看，它又受到需求因素的影响，围绕潜在增长率要波动所谓潜在增长率主要是经济体在最优资源充分配置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增长率虽然有一些年份，潜在增长曲线高于实际增长率，这是由于需求因素的影响，故而会发生短期的波动但是从一个中长期的趋势面来看，它还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我们今后的潜在增长率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想主要有以下几大因素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高储蓄率可能会发生的调整、劳动力的供给、全要素生产率、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其他层面的问题”王一鸣说对于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王一鸣表示该作用在未来将减弱他说，中国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出口快速增长，外需的拉动非常明显2001年到2007年，中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高于20%o即便是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当年的出口仍然保持了

17.2%的增长率当然这有一定的惯性作用但是过去这10年时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增长最快、最稳定的一个时期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遇到了第三次全球化高潮，2001年又正好加入世贸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产品的关税有了大幅度的下调“这种特殊的环境今后还会不会重现？我们觉得很难”高储蓄率也可能会调整王一鸣表示，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储蓄率及随之而来的高投资率中国的储蓄率2009年是

51.4%,并且过去几年以平均每年

0.44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以前经常说中国的一个优势条件，就是储蓄率高，那这个优势条件会不会发生变化？我觉得也会因为储蓄率从理论上分析由三个因素决定第一，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居民的消费倾向第二，周期性的经济因素第三，体制和政策性因素我觉得现在这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他说谈到劳动的供给，王一鸣表示，过去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充足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和供给，这个是很重要的因素劳动力充分供给得益于新中国建国以后三次人口高峰但是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高峰的出生人群已经开始进入或者即将进入退休年龄同时，农村转移人口速度在下降现在一般认为农村的转移人口速率，只是劳动力不包括家属，大概是L46到

1.47,这个速率也是下降的所以劳动力的供需形势也会发生新的变化王一鸣说“现在大部分机构认为，中国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减少另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到2015年，中国15到60岁人口达到

9.98亿人所以我们实际上正在进入一个人口红利的拐点时期资本供给下降与投资下降，劳动供给下降，未来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所以未来经济持续增长，更多的只能是依靠生产力的提高”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王一鸣表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有可能下降过去3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呈上升态势，但是近年来上升的速率开始下降王一鸣引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院的计算说，1979年到2007年，我国资本形成、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53.5%、

25.3%和

21.2%这个计算分了三个子段，1979年到1989年，1990年到1999年，2000年到2007年根据具体计算可以看到本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资本形成的贡献是上升的，劳动的贡献是下降的，全要素生产的贡献也是下降的最后是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问题王一鸣认为，这个约束作用将强化他说“从总的经济面来说，中国过去30年高增长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资源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那么现在你再用这种模式，我觉得成本、风险都会越来越大”现场问答问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但是在中国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劳资矛盾日益加深、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僵化、农民工进城面临种种困难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一种担忧也许将来某一天，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变得缓慢、停滞甚至下降到了那个时候，随着经济增长产生的乐观情绪被削减，中国会不会面临动荡不安的局面？答你说的就是我们在中等收入阶段，到了矛盾的凸显期和风险的积累时期的特征到了那个时候,由于增长的不平衡，城乡、区域、居民收入差距都迅速扩大，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低成本优势又在减弱,提升创新能力的难度也在增大，我们会面临很多问题所以你说的确实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爆发期，到那时出现所谓的社会动荡的风险也肯定是存在的你说拉美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好多年前就达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四五千美元，但就是迈不过去了？有很多原因，它出现的矛盾就是你刚才说的，在转移过程中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停滞，甚至出现各种政治危机但是我们说我们其实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也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提包容性增长，要公平发展就是说中国决策部门已经有这种意识和认识现在的问题是在战略上和制度安排上怎么去实现决策层的预定目标，这确实是下一步要去做的很重要的一点包括收入分配，说起来很容易，谁都会说这个事，但是真要做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我经常说一句话，邓小平说两步走，第一步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步中国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说是做成了第二步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先富起来的人带动落后地区，带动大家共同富裕，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在制度上怎么实现？怎么带动？怎么共同富裕？钱在你兜里，让你拿出来，你拿么？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们说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都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包括收入分配调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比如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整，这次《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也提了要推进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还比如所得税存量的调整，房产税的问题这次《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收入增长要与经济增长同步，什么是同步啊？你去看以前的统计数据，收入增长都比经济增长低，因为那个时候的基本概念，就是说要有积累，才能提高和改善生活但是现在某种意义上说，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经济，这是相辅相成的问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答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的就是我们的民营经济占G DP的份额实际上已经超过一半了这从过去30年总的趋势来看是很清楚的，国有企业总的份额是逐步减少的，民营企业的份额是逐步扩大的那么今后会是一个什么趋势？我觉得民营经济还会有成长的空间比如你仔细研究一下最近中央颁布的新三十六条，它对很多领域都明确地放宽了准入当然，新三十六条现在还在做一些实施细则，比如能源中的石油天然气这一块，就明确了要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共同开采石油天然气再比如市政公用设施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就是金融业，专家讨论时间民营企业你们最希望进的是哪个领域？民营企业家们多数人都说最想进入金融业那么现在金融业是什么格局呢？现在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民营经济可以进入，但是有一个约束条件，就是要国有银行持股20肌银监会是从风险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但是这一条可能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是一个很大的门槛限制民营资本相对来说是小规模的，它必须要多家整合起来才能进入这一行业这其中如果一家有20%的份额，它就很可能是最大股东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有银行占股20%,就等于国有银行是最大的股东了，那到底这个是什么银行呢？而且反过来说，这些大银行也没有兴趣参与组建这种小银行因为它们的规模往往已经大得不能再大了，那还搞这些小东西干什么？这个可能是未来要突破的东西，当然这还涉及体制的问题其实千万别小看了民营企业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华为华为去年全球500强排名，大概是排在270多名它是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但是规模已经超过了大跨国企业朗讯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不少这样的企业，汽车比如比亚迪，电信比如腾讯，金融服务领域比如招商银行，保险领域比如平安保险，都慢慢成长了起来而且可以预见，以后在很多领域都会形成一批有国际水准的大企业，到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格局还会不一样当然，现在人们的焦点还不在这，关键还在国有企业一直说国企应该进行战略性布局的调整，希望它的总体规模进一步收缩实际上国企现在应该说已经做了一些调整了，但是也要看到，它现在主要经营的领域很多还是资源垄断性行业这些领域当然也在改革，比如说电信业，原来只有中国电信一家，现在有网通、移动、联通、铁通，变成了寡头竞争的格局虽然还是大的国有企业在那边竞争，但是未来能不能开放呢？我认为这些产业应该说随着技术的发展，还是能够开放的，特别是在经济服务领域（方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