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考试制度和学科制度的建立

隋朝考试制度和学科制度的建立唐高祖究于何时重新推行隋朝的科举制度，这个问题尚不清楚，但是到了公元62023,竞争各种功名的士子已云集于京城应试

②可是，假如认为科举考试在唐朝初年有很大影响，那就错了第一，那时中式的士子与唐朝所有官吏的数目相比为数很少第二，虽然唐高祖时代有几位高官曾在隋代中过举，但那些在唐代中举的人当时还很年轻，在他们的宦途中开始时尚处在下僚高祖时代的顶层官僚之所以取得这样的位望，通常是由于他们要么与皇室沾亲带故，要么在建立唐王朝的过程中曾建功立业假如他们也有人有了功名，那纯然是巧合最后，贵族的权势还十分强大，许多官员是靠祖荫得的官为了满足那些想应科考的人，唐高祖在长安重开了隋代的三种学校，即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所有这些学校都着重专家经书它们最后都受公元627年开办的国子监的管理公元626年，它们总共只有学生342名，他们几乎都是皇室、贵族和品级最高的官员的子弟只有最低档的四门学才除外，略有放松

①公元624年，唐高祖下令在各州县一律设立学校

②管理宗教集团的有力措施在三国南北朝大分裂时期，道、释二教变成了颓废官吏阶层哲学的和宗教的重要寄托这种宗教也在平民百姓中广有徒众，并且创建了道士、僧尼的巨大宗教社团它们对历代的中央政权构成了日益严重的挑战，是由于以下几点它们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土地、寺院和庙宇，拥有珍贵金属所制造的圣物；宗教社团的成员事实上宣布不承担对国家、自己的家庭和社会的一切责任，因而使国家蒙受大量的人力损失；在寺院土地上作为农奴劳动的依附家庭和依附男女数目庞大随着隋代的重新统一中国，特别是在唐代，儒家思想又变成了官吏们关心的大事，由于他们现在正全力巩固他们在这新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内的权力释、道、儒为了取悦知识分子精英人物而展开了锋利的争夺人心之战；在唐朝初年，这三方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朝廷上展开剧烈的辩论，由皇帝亲自主持其事第四章唐政权的巩固者唐太宗（626—649年在位）后来的太宗李世民本为高祖次子，公元62023生于今陕西省武功县

①他母亲出身于一个极有权势的氏族一一窦氏；她的姐姐是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的夫人窦氏和隋、唐的皇室同样，是一个具有异族血统的氏族（其原始姓是纥豆陵氏），

②它在初唐时期一直非常有权势，出了两个皇后、六个王妃、八个驸马和一大批高官

③太宗的母亲生长于她舅父北周武帝（他的妹妹是她的母亲）宫中，据说李渊在那里的一次射箭比赛中和她订了婚；她死于62023

④o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自然只是一个贵公子，不也许受到任何准备将来作帝王的特殊教育他受的肯定是当时上流阶级的典型儒家教育，由于后来他作皇帝时表现出他深通经、史，并且是一个书法家李氏家族具有强烈的北方民族传统，当然是佛教信徒；高祖的几个儿子都有佛教的乳名但和大多数的汉一突厥混血贵族同样，太宗早年受的教育侧重武术，尤重骑射当时的史书里充满了关于他的勇敢和富有军事天才的故事他擅长骑术；装饰他陵墓的他所爱慕的六匹骏马的浮雕，现在仍然被保存着和他的兄弟们同样，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接受了第一次战争考验当他还只十几岁时就随他父亲多次出征，平服发生在今山西省内的各种叛乱和抗击东突厥人的入侵据传统记载，太宗仅仅15岁时就曾率领一支人马，在山西北部长城的雁门救出被东突厥包围的隋炀帝这个故事历来被看作是太宗第一次出现于历史的记载，但恐怕不可靠

①李世民的身份在唐朝的最初年代基本上还是一个军事将领作为一个英勇而常胜的指挥官，他的品格形成于他夺取帝位的数年的艰苦野战时期他的确有帝王之姿，在朝廷上显得很庄严威武他好冲动，易被激怒，当他发怒时面色紫胀，使周边的人不寒而栗他在解决突厥事务上的成功，多半应归功于他坚强的个性和英雄的风度太宗认为，是人，而不是天，决定人们的命运，他采用的理性主义态度是与这一时期的传统信念背道而驰的例如，他即位不久全国各地的官员不时奏报祥瑞和凶兆，他驳斥说“安危在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肆虐，嘉猊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庶征不能致其恶J

②后来，他命令在一个不误农时的日子举行太子的冠礼，而不顾有人关于此日不吉的劝告

③他曾嘲笑以前很多服食丹药求长生的帝王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帝王，深切关心他留给后世的形象我们知道，他企图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他的历史形象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一一特别是起居注官一一赞许的愿望毫无疑问，太宗具有作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干我们现举一件逸事为例来说明他喜欢做作的习惯628年，京畿地区发生蝗灾他到皇宫北部的御花园中亲查灾情他抓起一把蝗虫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他举起这把蝗虫往口边送，准备吞食，侍臣们阻止他说，“恶物或成疾”他坦然回答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说着，把蝗虫吞吃了

①太宗在位初期，一直表现出对民众的同情和对朝臣意见的尊重他为缺少治国的才干而经常表达担忧，并声明由于他早年从事军旅，没有受过做帝王的教育他曾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匠，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

②太宗就这样在群臣面前采用谦恭下士的态度，渴望学习，尽力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坦率的批评尽管表面上显示出谦虚，但在626年阴历八月九日他即位之后，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和才干卓越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虽然比起他父亲高祖来，他相对地缺少文治经验，可是不久他就给唐政府带来一种新鲜的、事必躬亲的和有吸引力的作风，这种作风基本上建立在他个人的明察、过人的精力、勤奋不息和蔼于用人的基础之上他倾注于治国的精力是惊人的，并且规定群臣也和他同样他的宰相们轮流在中书、门下省值宿，以便能不分昼夜地随时召对当谏书多起来时，他把它们粘在寝室墙上，以便能对它们审查和考虑，直到深夜他谨遵儒家的教导，使士大夫参与国事并有权有责，并且事实证明，他对文人的谏浮和压力非常敏感而负责他虚心征求群臣和顾问的坦率批评，并诚心诚意地运用他们的批评改善政务他即位不久，就使谏官参与门下和中书两省大臣们的国事讨论，以便有失误时可及时纠正

①他还使所有的官员都可议论政事而不必畏惧，并使他们能更方便地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议和请求太宗不只对群臣有上述的一般规定，并且还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这就是让他们觉得，在制定政策和解决国事方面，他们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假如我们看到太宗在传统史书中的形象经常被抱负化了，这不仅是由于他自己力图影响历史的记载，并且还由于史官们也受到作为士大夫所应有的责任感的影响，他们当然会把一个如此关心他们本阶级并且行为近乎儒家思想的皇帝偶像化太宗即位初年所自觉遵奉的另一个儒家美德就是节俭他严格地削减了大型公共工程，以减轻民众的劳役承担和赋税他在即位后几个月内对群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②这样地宣扬节俭和关心民众福利，自然使朝廷的儒臣们快乐，也使他大得民心627年阴历元旦，太宗取年号为“贞观”，后世历史家对他的被抱负化的施政画卷尊之为“贞观之治:它证明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样板，激励了后世如乾隆皇帝、忽必烈汗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可是这个抱负的形象只合用于太宗在位的初期到了7世纪30年代的中期，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固和帝国边境的扩展，太宗对他自己的治国之术变得越来越自信，独断专行和自认为是开始发展他早年的节俭和爱惜民力的经济政策让位于大修宫苑和广兴公共工程之举了629年和630年，谏官们一再劝告，不要大规模地重修洛阳的隋代宫殿，由于这样就易蹈隋末的覆辙，可是在631年，太宗仍命令整修隋代宫殿;但当他看到竣工后的宫殿过于华丽时,又下令把它拆毁

①在同一年，太宗重修凤翔府的隋代仁寿宫，

②随着又建造了不少于四个新的宫殿即建于634年的大明宫，

③后来成为皇帝的重要常居之处;建于637年的飞山宫;

④建于640年的襄城宫；

⑤建于647年的玉华宫

⑥我们举一例以见工程之大襄城宫的建造，用了大约200万个工时即使是这样费工，当641年竣工时太宗发现它是建立在暑热和不合意之地，又命把它夷为平地，并把主持建造的将作大匠降了级

⑦647年，大量公共工程的费用成了推迟预定在次年举行封禅的因素之一

⑧太宗放弃节俭的方针也表现在别的方面他在即位初期，很少举行他父亲和他弟弟元吉爱慕的那种隆重的大狩猎活动这种狩猎，与其说是单纯的捕猎活动，不如说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本地人民来说是劳民伤财的事情但在太宗在位的后半期，狩猎又变成了经常的事,使他长期离朝在外637年，有一个皇子因沉溺狩猎而被降黜太宗在朝宣称“权万纪（皇子的老师）事我儿，不能匡正，其罪合死”御史柳范冷冷地回奏说“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罪万纪？”于是太宗悻悻地退朝回宫

①在7世纪30年代初期，太宗的群臣中有人对他放弃早年的具有特色的行事方针开始表达不满到了637年，这种紧张的呼声更大并且公开化了在那一年，马周抱怨劳役日重和太宗日益不关心民众，呼吁恢复早年的政策

②魏徵在次年也陈诉说，自627年以来太宗的施政作风变了，越来越独断、自负和浪费

③随着太宗权力的日益巩固，他开始更加专断而不顾群臣的意见他过去和群臣建立的某些良好关系有了裂痕；他开始对批评置之不理，并威吓那些和他意见不同的人们648年，他的宰相房玄龄临终时伤心地说，现在朝廷已无人敢犯颜强谏了

④太宗过去对顾问大臣们的谦虚态度已为帝王的专断所取代他晚年经常炫耀自己早年的武功他自己认为已超过以前的其他伟大君主，而他的群臣也以阿谀之辞来满足他的骄傲虽然太宗终其身未能实现他早年的崇高抱负，可是他的拔高了的形象和“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并且对整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

①太宗生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即有从生于597年到生于62023四种年头的说法

②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1955年），第175页

③《旧唐书》，卷61第2369页

④《旧唐书》，卷51第2163—2164页

①宾板桥《唐朝的建立隋之灭亡和唐之兴起》（巴尔的摩，1941年），第49页

②《唐会要》，卷28第531页

③《贞观政要》，原田种成编印（东京，1962年），卷8第241—243页

①《资治通鉴》，卷192第6053—6054页；《贞观政要》，卷8第241页

②《资治通鉴》，卷192第6034页

①《资治通鉴》，卷192第5031页

②《资治通鉴》，卷192第6026页

①《唐会要》，卷30第551—552页；《资治通鉴》，卷193第6079—6080页；同书，第6088页

②《资治通鉴》，卷193第6088页

③《唐会要》，卷30第553页原名永安宫，635年改名大明宫

④《唐会要》，卷30第560页

⑤《唐会要》，卷30第560页

⑥《唐会要》卷30第555页；《资治通鉴》，卷198第6248页

⑦《唐会要》，卷30第560页

⑧《资治通鉴》，卷198第6248页

①《旧唐书》，卷74第2615—2618页

②《旧唐书》，卷74第2615—2618页

③《魏郑公谏录》，王献功刊本（长沙，1883年），卷1第23页

④《资治通鉴》，卷199第6260页太宗朝的群臣在最高级行政官署中，太宗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大臣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其父执政、他为秦王时的文、武幕僚但有两个杰出人物是例外，即作过被害太子建成的顾问的魏徵和王珪；此事雄辩地证明了太宗用人唯才，可以不管其人过去的历史背景他曾经这样写道“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认为辕，曲者认为轮，长者认为栋梁，短者认为棋楠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

①这位青年天子用人通常是选择与他志趣相投的人他逐渐罢免了高祖时代的旧人，而起用自己的年轻支持者；他还大规模地斥退身为高官的皇亲国戚，唯一著名的例外是他的内兄长孙无忌他的最高级官员几乎都是本来富有吏治经验的人和从前历朝官员的子孙太宗即位以后，朝廷中的高级官署都有些人事变动，但尚未见新的官僚阶级出来掌权

②在整个太宗时期，他最密切和最信任的顾问之一是他的内兄长孙无忌（约600—659年）长孙无忌出身于北魏势族，大约和太宗同时生于洛阳，童年时期就和太宗的关系很好他参与了唐高祖向隋都进军的队伍；事实证明他是个很有军事才干的战略家，并且后来随太宗平服山东平原作为太宗完全忠实可靠的支持者，他帮助太宗策划反对其弟兄的政变，并且是把他们杀死在玄武门的少数人之一太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被任为尚书右仆射领宰相衔他妹妹当上了皇后，死后谥为“文德皇后”长孙无忌在所有的群臣中最受尊崇，特许他出入宫禁，不受限制由于他的权势过大,曾被指控为擅权并被迫辞职，但仍然作皇帝的顾问自633年以来他在群臣中享有最高的（虽然是名誉性的）称号一一司空和司徒；并且他对皇帝的影响仍然没有减弱643年，他以个人的巨大影响解决了继位之争，使之有助于未来的高宗从645年直到太宗晚年，他再度掌门下省和尚书省的大权，并负责修订律令太宗死后，在他的指导下完毕了这项工作他和褚遂良一起同受太宗顾命太宗临终时盛赞长孙，并规定褚遂良保护他，使他免受诽谤和危害长孙无忌和太宗的终生友谊和合作以及和太宗的姻亲关系，使他特别受到太宗的器重和成为群臣及顾问中的最有影响的人物

①太宗群臣中的第二号人物是房玄龄（578—648年）他出身于齐州（今山东省）的一个家族,他父亲在隋代作过刺史，他本人在17岁的未冠之年即考中进士在隋代，他历任地方和中央的高官，并在隋都作吏部侍郎太宗占领长安后不久，他作为一个富有经验和能干的官员加入了太宗的侍从行列他成了未来皇帝的长期伙伴，总是随着太宗出征，充当顾问和秘书太宗作秦王时，他给太宗引荐了一批人作幕僚这些人大部分是当时的山东人，并且往往是被太宗平服的东北平原的敌手们的旧官吏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一同策动玄武门之变，太宗即位后，他继续作太宗的顾问和私人秘书，起草诏令；据说他起草的诏令即使是初稿，也如同宿构假如说长孙无忌基本上以个人的方式起作用，是皇帝的心腹谋士，那么房玄龄则是一个卓越的实干家他和杜如晦（见下文）一起，荐举了一批高层官员，完善了基本行政制度（他们从629到630年共同负责尚书省的工作）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名字成了办事公正、行政有效的同义语房玄龄作尚书左仆射十三年（629—642年）,是太宗朝任期最长的宰相房玄龄是一位特别讲求实际和正直的顾问大臣，他的影响比清教徒式的魏徵（见下文）更大,由于魏徵唠叨不休的道德说教，往往最后被束之高阁房玄龄则在必要时自动让步，并且有时过于顺从皇帝但他很务实而又得人心，他的裁断公正宽厚，见解稳健，深为皇帝和僚属所欢迎他是朝廷中安定和中庸之道的重要源泉，特别在太宗晚年日益骄傲时更是如此虽然他谦柔而没有很大野心，但在整个太宗时期他是仅次于长孙无忌的权势人物

①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585—630年）出身于西北望族，和太宗的其他高官同样，他也生于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祖父曾在北周和隋作过官，他本人在隋代作过地方上的小官，后来辞职唐兴后不久，他参与了太宗的幕僚集团，与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同样随太宗参与了征讨东北平原的战役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很也许参与了袭杀太宗兄弟们的行动太宗十分相信杜如晦的决断力，以至对房玄龄说，所有的重大政府决策都需要杜如晦的支持杜如晦和房玄龄彼此取长补短，同心合力不幸的是他身罹不治之症而死于630年，合法他的权力的顶峰时期

②和这两个有决断力并讲求实效的政治家形成鲜明对比的大臣是呆板而缺少风趣感的魏徵（580-643年），此人代表太宗朝政治集团中强调儒家道德标准的一派魏徵出身于河北南部的一个小官吏的家庭，祖先在北魏和北齐作过小官，隋末，魏徵作了起义领袖李密的幕僚62023末李密降唐，魏徵也随着到了长安后来作太子建成的幕僚时，他支持建成反对李世民并为建成出谋划策建成在玄武门被杀后不久，魏徵和李世民进行了一次对话，他表现出惊人的直率当李世民问他为什么和建成、元吉发生争吵时，他答以他们不听他的劝告如何对付他们的野心勃勃的现在已取得胜利的弟兄，他说「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J李世民据此断定，这个倔强坦率的人大有用处，于是任命他为自己的幕僚一个月之后李世民即位，魏徵被任为谏议大夫并授以荣衔后来，他又任太宗个人的使节，到东北平原与残余的敌对集团谈判和平魏徵对这个任务非常适宜，由于他以前支持过一个重要叛乱者他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表白新政权对李世民或唐王朝从前的敌对分子均可不咎既往，同样任用除去这类“外交”使命之外，魏徵还参与了朝廷的其他活动他参与了几个学术项目，如编制《新礼》（又称《贞观礼》），他和房玄龄一起于636年把这部书呈献太宗；他又在629至636年期间和其他史官合编了唐以前几个朝代的史书（见下文）但魏徵很少参与实际的行政和决策工作，他并不是以作为从事实际工作的政治家而成为当时和后世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魏徵一直以一个不屈不挠的道德家和无所畏惧的谏净者而著称；中国人的确认为魏徵是太宗群臣中最杰出的人物637年的魏徵的一份谏疏足以说明他的直率的批评这是应太宗之问而谈到太宗早年和当前统治的比较时所说的话他坦率地指出“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

①魏徵在朝廷起了清廉刚直的表率作用和限制皇权的作用他是成为太宗时期政治特色的一个象征，这个特色就是君臣以诚相待，彼此坦率地互换意见魏徵在后世的学者、文官之中所以享有盛誉，肯定是由于他所起的这种作用，这种作用很符合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

①另一个大臣是倔强而难以相处的萧璃（575—648年），他是在太宗时继续任职的高祖的少数大臣之一，重要起着道德说教的御史的作用，但不像魏徵那样享有死后的荣誉他经常吹毛求疵，并与同僚们争吵，终于触怒了太宗，以致于627年末被免去了宰相之职但他仍然保存了他的高官地位630年他任御史大夫，在这一年又一度作过短期的宰相；在635至636年又出任宰相太宗尊重他似乎是由于他的行政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廉洁和耿直的品质,虽然他的性格好斗，和同僚们的关系又不好643年，在继位之争的伦理危机之后，他又被任为宰相和太子（后来的高宗）少师他担任这些官职直到646年，当时他规定退休作和尚,公然和太宗发生口角，于是被外放到地方在整个太宗时期，他仍然是一个有权势的人物,虽然在政治上经常表现为悲观的力量一种不安定的因素，但又是一股其道德情操和刚正不阿的品质是决不可等闲视之的势力

②在太宗晚年，此外一些人物开始在朝廷显露头角魏徵死后，他的体现“帝王之心”的作用由褚遂良（596—658年）承担下来褚遂良是南万人，他父亲褚亮在陈、隋两朝作官；因介入流产的杨玄感叛乱而被贬谪到西北，在那里他变节倒向叛乱者薛举一伙62023薛举死后,他们父子投唐，褚亮成了太宗个人文学馆里的成员褚遂良是一个天才的学者、有名的书法家和历史家他在太宗朝历任秘书省的文学“清要”官职，如起居郎和谏议大夫他掌起居注时，以抵制太宗想影响起居注内容的企图而闻名643年在继承问题的争议上，他支持后来的高宗作太子，其后，他作了太子的师傅他作为皇帝的顾问，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对内主张温和政策，对外反对扩张政策647年，他当上宰相，在中书、门下两省享有高位太宗临终时，他和长孙无忌受太宗顾命在太宗晚年，褚遂良确是一个有力的人物不幸的是，当他成为高官时，太宗已不再听取道德说教了但他无疑仍然和皇帝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对皇帝施加相称的影响；他在朝廷上有很高的个人威信，这种威信连续到高宗时期

①以上我们所说的人物虽然在高祖创业时期作过短暂的军事将领，但基本上是文官政治家太宗朝尚有两个有影响的武官头一个是李靖（571—649年），他生于西北的京畿区，他祖父和父亲是北魏和隋的地方官他自己也在隋朝作官数年，是太宗最老的密切伙伴李靖在长安被唐军占领后投唐，在唐王朝初年曾统军平服中国南部的几个叛乱政体625至626年他和东突厥作战太宗即位后，他历任朝廷各种高官，但也被派出征，与薛延陀和东突厥作战630至634年他出任宰相，代替杜如晦而和房玄龄一起共管尚书省，所以对皇帝显然很有影响他虽然在634年后期带着荣誉高级职位引退，但在次年他又统军成功地在库库淖尔地区（青海）击败吐谷浑以后的年代，他继续以一个有势力的人物影响着皇帝，直到649年他去世时为止

②另一个武将在朝廷起着双重作用的是更年轻的李世勃（594—669年）他出身于今山东省的一个地方官家庭，本姓徐，青年时期参与了翟让领导的起义，在靠近洛阳的地区活动后来在李密手下作军官，李密降唐后，受魏徵的劝说归唐，这是62023的事在唐军平服河北和山东的战争中，他是一员重要将领，仅次于李世民高祖晚年，他在本来的唐军基地山西北部的太原作军事长官，防御突厥太宗非常相信他适于这个任务，他在太原这个重镇任军事长官直到641年，并在629年至630年平服东突厥的战争和事后安顿突厥降民事务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太宗曾这样说过，李世之抗击突厥“其为长城，岂不壮哉！”641年，他任兵部尚书时被召回朝廷同年，他一度率军远征薛延陀（见下文），此后就在朝廷过安定生活643年他作了宰相，直到太宗末年都留在这个位置上这一时期他多半外出征讨，一是在644年出征高丽，一是在646年抗击薛延陀虽然最后这几年他没有在朝廷,但仍然是一个对朝廷政治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不仅是宰相，643年后还是太子詹事太宗晚年对李世应当继续忠于他（太宗）的继承者一事非常关心

①李靖和李世是整个7世纪一直相称普遍的那种官员的代表人物，在内是朝廷文官，在外是战场武将，如成语所说的“入相出将”那样这些官员提醒我们，新兴的唐朝统治集团也同样要出自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领导者不仅需要成为干练的行政官员和学者，并且还要如皇帝本人那样娴于武事

①《帝范》（丛书集成本），卷2第15—16页

②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年），第33—42,123页；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东京，1968年），第231—250页

①传记载《旧唐书》，卷65第2446—2456页；《新唐书》，卷105第4017—4022页

①传记载《旧唐书》，卷66第2459—2467页；《新唐书》，卷96第3853—3857页

②传记载《旧唐书》，卷66第2467—2469页；《新唐书》，卷96第3858—3860页

①见H.J.韦克斯勒《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纽黑文，1974年），第147页

①传记载《旧唐书》，卷71第2545—2562页；《新唐书》，卷97第3867—3882页；又见韦克斯勒前书

②传记载《旧唐书》，卷63第2398—2404页；《新唐书》，卷101第3949—3952页

①传记载《旧唐书》，卷80第2729—2739页；《新唐书》，卷105第4024—4029页

②传记载《旧唐书》，卷67第2475—2482页；《新唐书》，卷93第3811—3815公元62023和624年，太史令、中国的保守派代言人傅奕在奏疏中袭击佛教为外来的和有害的宗教，由于它把数以万计的男女都诱入不参与正常社会活动的歧途，因此他请皇帝在中国废除佛法

③唐高祖自然不愿对如此声势浩大的佛教进行干预，但是佛教和道教拥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这不能不使他像前人那样产生忧虑和紧张直到公元626年阴历五月，皇帝才采用有效措施反对佛教，同时他也设法对道教组织实行了更大限度的国家控制他限定了京城和各州的佛寺和道观的数目；在京城，他把佛寺的数目从120个减到3个；道观从10个减至1个各州只许各设一座佛寺和道观凡不真正属于宗教组织之僧尼，均应着令还俗

①这些指示几乎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行，由于它们在三个月以后撤消，那时李世民攘夺了政府的权力有这样的也许性，即唐高祖的丧失权力也许同他对佛教和道教采用高压措施有关我们至少知道，李世民的随从人员在他掌权以前就曾在文字和口头上为佛教辩护，所以这足以表白，李世民及其一伙当时正在争取全国佛教信徒的支持

②①《资治通鉴》，卷186第5834页

②《旧唐书》，卷57第2293—2294页；《资治通鉴》，卷187第5861—5862页

③《唐会要》，卷56第961页

①见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

3.1（1957年）,第39—41页

②见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年），第29页对高祖及其子女婚姻关系的异常详尽的研究,又可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314—367页

③见布目潮风《唐朝创业期的一个考察》，载《东洋史研究》，

25.1（1966年），第3—15页此文重印于《隋唐史研究》，第154-167页

①见布目潮风《唐朝创业期的一个考察》；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第15-33页又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池田温所写的一章；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47—84页；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载《对唐代的透视》，第105页

②传记见《旧唐书》，卷57第2285—2289页；《新唐书》，卷88第3736—3739页

③见《资治通鉴》，卷187第5867页；司马光干脆称他为懦夫

④传记见《旧唐书》，卷63第2398—2404页；《新唐书》，卷101第3949—3952页

①传记见《旧唐书》，卷57第2289—2294页；《新唐书》，卷88第3733—3736页

②传记见《陈书》，卷28第372页；《南页

①传记载《旧唐书》，卷67第2483—2489页；《新唐书》，卷93第3817—3822页朝廷的“地区性政治”中国历史家传统地把太宗的统治时期描绘为一个抱负的治世，其特色是君臣间的鱼水关系和官僚机构中良好的团结精神只在一次事件，即643年的继位之争中的确表现出强烈的宗派现象可是如所有的行政系统同样，太宗的官僚机构也是容易出现紧张关系和内江的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是被近代中国和日本学者所特别强调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地方集团的对立陈寅恪和谷霁光

①都过于重视唐代皇室疏远东北人特别是疏远河北人一事他们把这种疏远追溯到北魏分裂为北齐、北周的时候，但是对此他们显然是夸大其词河北确曾有好几年抗拒唐王朝的征服，几乎可以肯定，唐王朝对中国人口最稠密的这一地区的地方领导是不放心的，由于它阻止了太宗在那里多设折冲府

②太宗自己对这个地区也了解得很清楚，由于他曾负责平服河北，也不信任这里有叛乱也许的民众此外，他的被杀的兄弟建成和元吉的很多党羽都出身于东北地区但另一方面，太宗曾劝告高祖对这一地区莫为己甚并且不管他们的怀疑和表面上的态度如何，高祖和太宗都起用过很多东北家族的人作高官即使高祖在太原起义时的武臣幕僚中，也有四分之一的人出身于东部的河北和河南两道

③排他的东北贵族精英集团（山东四姓）的成员之一崔民干，作过高祖的门下侍郎；看来这是特旨在其他地区（其中涉及东部平原）出身的人与西北地区（关陇）出身的人之间搞平衡尚有，他为女儿择婿一事也可以说明高祖对东北地区的人并无过甚的偏见在他称帝之前，他的年长的女儿们都嫁给了西北贵族成员，在这之后，他的两个幼女却嫁给了河东地区（高祖开始掌权的地区）一个最大家族的成员

④在唐初的年代太宗在中国东部作战，并长期以洛阳为中心，他引用了很多东北平原出身的人作幕僚在626年玄武门之变以前，当高祖命他回洛阳以便把他和他的弟兄们分开时，太子建成反对，理由是世民的党羽都是山东人，一旦他被遣返洛阳就不会再回朝廷了

①627年，魏徵被派往东北地区作协调本地领导人和唐朝关系的工作太宗即位后，继续从全国各地招用他的高级官员，以防止任何一个地区集团控制重要的行政部门

②太宗对社会地位优越的山东贵族门阀（四姓）有众所周知的反感，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种反感不是针对它们的籍贯一一不管怎么说，这样家族中的大多数已经逐渐形成一批京畿的社会精英一一而是针对它们的自高自大，排斥别人和自认为他们的氏族高于皇族等表现没有确凿的事实说明太宗对这个小小的一一虽然是极有势力和影响的一一集团的反感居然发展到针对以此地区为其传统势力基地的所有人们的限度最后，事实不仅清楚地表白，以前的西北贵族在太宗时代已经失去了他们在朝廷的绝对优势,高级官僚来自全国各地；并且它还清楚地表白，高官的籍贯和地区性集团在制定政策时都没有起重要作用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的锋利对立都不是由于有关高官们的籍贯不同；的确，在某些与东部诸道有关的问题上，东北部出身的大官的主张反而不利于他们的故乡但也很显然，太宗非常了解这种地区性集团的严重性他委任高官的方式表现了对这个问题的警惕；他似乎故意避免实行针对任何特定地区的政策但是，这种地区利益看来并没有给任何长期的政治分化提供基础，也没有产生地区性派系

③在太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曾把朝廷分裂成长期的派系集团；相反，这时期的政治界线并不泾渭分明，政治上的效忠很不固定，并且基本上是因人而异的只是在643年随着继位问题产生的锋利分歧才使宗派主义表面化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太宗晚年它仍然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没有严重干扰政治的进程

①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年），第75—78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1944年），第19页以下；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载《燕京学报》，19（1936年）,第197—209页

②见下文；杜洽《唐代府兵考》，载《史学年报》，31（1939年）,第142—158页；菊池英夫《关于唐折冲府分布问题的一个解释》，载《东洋史研究》，

27.2（1968年）

③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114—115页之表

①《资治通鉴》，卷191第6004页

②H.J.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收于芮沃寿和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87—120页

③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情况，见上引文章国内政策和改革626年阴历八月九日太宗即位时，中国已经统一，新王朝的基本制度和政策也已经确立和付诸实行这位年轻皇帝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他父亲的成就在太宗在位的23年中，他对所继承的行政和立法结构进行了检查、改善和使之合理化，同时制定了一些新政策以应付疆土日益扩大的帝国的急需行政的改革到太宗即位时，国家的行政组织已失去平衡高祖曾经大封皇室的大多数成员和许多外戚以及那些曾支持他获得政权的人们他还新设许多州县，让那些曾帮助创建唐王朝的人们治理,作为犒赏到626年他逊位时为止，贵族数目激增，州县数已是隋朝的两倍多太宗有条不紊地力图限制这个官僚机器急速膨胀的形势627年，他命房玄龄淘汰京师的文、武官员，由于“官在得人，不在员多，

①在地方上，太宗在位的头几年，以大规模合并州县的方法大力淘汰行政分支机构通过高级的都督府（设立于624年以取代总管府）管理地方行政，至少理论上仍在继续在639年，都督府的总数是43个，它们管理边疆地区和国内的战略要地总的说来，这些都督府管理全国358个州中的大约272个州；这一体制的重要职能是协调军事任务，它所辖范围不涉及京畿地区、黄河和淮河之间的区域、河北中部、河东西南部（今山西）、长江三角洲及四川东部但都督府对所辖诸州的全面管理基本上是有名无实的通过几十年的和平之后，它们的权力变成了具文，仅相称于州一级而稍为重要而已

①太宗重新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称为“道”的行政区域，即西北的关内和陇右；北部的河东和东北的河北；华中的河南、淮南、山南和剑南；南方的地广人稀的江南和岭南没有常设行政机构和常任官员管理这些区域它们不是新的行政单位，只是便于皇帝派出的观测使不定期地视察道内各州地方行政工作的巡行区

②地方官僚机构的改革唐以前的一个长时期，对于同一级官职来说，京畿的远比地方的受尊重，到唐高祖时期还是如此武官常被任命为刺史或县令；地方的属吏当资历已够“入流”时常被任命在地方任职,而京畿的官如犯了错误，常被贬谪到外地以示处罚地方官即使位高任重，也常被看作流放,因此志大心高的人总把本地方官看作自己仕途上的挫折太宗试图改变这种情况，提高地方官的地位和改善地方行政管理他亲自考察每个地方官的经历，把他们的姓名贴在自己寝室的屏风上，名下注明功过事迹，据此进行黜陟637年,太宗接到一份关于地方行政积弊的奏疏，开始亲自选择刺史的候选人，并命中央官员都可推荐新人担任县令

①634年

②和646年，他两次派遣专使到全国巡视考察地方行政，并责成对地方官提出黜陟意见在646年的考察中，几千名地方官因政绩不好而受处分，其中有七人因犯罪而被处死

③贪污行为不仅限于地方政府在高祖时期，朝廷大臣受贿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弊病太宗对此很为懊恼，曾用暗中派人行贿的办法考验他的廷臣是否廉洁这种办法当然引起轩然大波太宗于是当众赏赐那些受贿的人，使贪官们蒙垢含羞在太宗在位期间，通过这种办法，受贿一一甚至接受习惯上的酬谢一一有所收敛修订法典太宗一直关心刑法的执行，当他即位的头几年特别如此据说，他即位不久就觉得他父亲制定的法律中有很多条文过苛，因此下令减轻对某些罪行所定的严刑朝廷经常就法和伦理问题、刑罚的哲学问题、严法和宽法孰优孰劣等问题开展讨论看起来，太宗大体上赞同宽厚政策，废除了一些苛酷刑罚630年，对肉刑作了严格规定，拷问已被限制；

④632年，自古以来的刖刑被废除而代之以流刑

⑤次年，为了停止匆促处死和错判，太宗命令，死囚需经三次复奏才干执行

⑥法典的修订也继续进行早在627年，裴弘献就建议太宗修改624年高祖的律令中的大部分条文

①太宗命房玄龄、裴弘献和各类司法官员修订法典过了十年，以房玄龄为首的一个组织才完毕了这个任务637年初，将这部名为《贞观律》的法典送呈太宗，它大量减少了判处死刑或流刑的罪行，减轻了许多轻罪的刑罚同时，令中的行政法也被修改扩充成30卷1590条，作为补充条例的式也增长了内容最后，第一套格也完毕了这些法典化的法律起初是以诏令和个别法令的形式颁布的通过整理、修改和归纳，总计为18卷700条，它们体现了62023以来颁布的大约3000个诏令中的法律和程序的实质性变化

②太守对法律的爱好经久不衰，他临终的遗嘱还吩咐他的继承者再次修订法典

③兵制的改革高祖时期兵制的进展已如上述这里再说太宗进一步改善现行军事组织的问题636年，太宗将现行的民兵组织改称“折冲府”，其兵员就是所谓“府兵”折冲府总数大约为633个，大抵集中在京畿地区仅关中一带就有261个；其余的几乎都分布在河东和河南西部的洛阳附近在这些地区，府兵一定涉及很大比率的男丁河北和河南这些人口稠密的大平原折冲府很少，华南和华中就更少了每个折冲府由800人到1000人或1200人组成，配备有军官和行政官员每个折冲府的指挥官都是高品级官员其结构是10人一伙，50人一队，200人一团这些府兵涉及骑兵、骑射兵和步兵；他们尚有自己的驮骑武器、装备和口粮自备，甲胄和复杂的武器则由折冲府的武库供应靠近京师的折冲府分属于12卫，它们组成中央政府的重要兵力，府兵分期轮番服役，保卫京师除了服役保卫京师外，府兵在农闲时期还要受军训，每年冬末以大狩猎的形式举行正式军事演习士兵的服役年龄从20岁到60岁在服役期间免去赋税和劳役也有少数折冲府设立在边境，但在唐初，显然有专职的长期戍兵驻守边境这些戍兵，特别是骑兵，有很多是在630年东突厥战败后参与唐军的突厥人，以及随后定居在北方边境的归顺的突厥人可是，在进行重大的征讨时这些兵力是不够的，这时政府不仅要动员府兵和匆忙组成“行军”,并且还要从一般平民中征兵

①一般认为，府兵是由旧贵族门第出身的人统率的虽然勇武的西北贵族集团在高级文官中明显地失去了优势，但大部分的折冲府（至少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分布在关陇、代北贵族集团以前占支配地位的今陕西、甘肃和山西中北部，这里也是他们的老家府兵和为出征所征集的士兵都应当从富裕之家挑选，由于享受免税免役的恩惠，所以服役与其说是强制征集，倒不如说是一种特权经济政策太宗行政上的一大失败是在全国推行的财政制度62023的隋代户数差不多是900万，到了高祖时代下降到局限性200万，到了太宗末期，仍在300万以下，不到隋代户数的三分之一这个差别并不表达实际人口劫难性的下降，而是说明作为课税根据的人口登记的松懈和低效率漏籍最厉害的地方是全国最富、人口最多的河北和河南两道，那里的登记数分别只为隋代人口的17%和10%幸亏太宗施政相对节俭，由于全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应纳税的人逃避了课税而未受到处罚

①但到太宗时，随着着隋末内乱和唐初统一战争而来的经济凋敝开始有了好转唐王朝建立后的头几年，物价高涨，粮食缺少（因而严禁酿酒）即使在太宗即位之后，粮价仍然很高并且粮食供应局限性，以至在京师以外工作的高级官员奉命只好把他们俸禄中的粮食部分运送回家保守的官员如魏徵，几年来一直以隋末战乱带来的经济恶果还没有消除为论点，劝阻皇帝不要推行好大喜功的政策，如不要举行劳民伤财的封禅大典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但到了630年前后，由于数年来的国内和平、农业丰收和施政对的，局势有了明显好转一个使人民取得一定抗灾能力的新的重要措施是628年在各州建立义仓，积谷以备荒年

②639年，在一些重要大城市建立了常平义仓以调节粮价，避免暴涨

③由于经济的普遍稳定和改善，国家逐渐繁荣，开始积存大量储备在新的繁荣基础之上，太宗有能力实行更积极的、干涉别国的对外政策，进行多次横扫中亚大部分地区和进兵朝鲜的战争虽然通过这些战争，但经济仍然繁荣，直到太宗的继承者高宗时期，物价保持低而稳定政府比较节约，军事建置事实上也是通过府兵制而自给自足，这便把处在相对贫乏和无生产力地区的京师的影响减到最低点太宗以后诸朝，长安的供应成为重要的后勤问题，而太宗时则大不相同，每年只需较少量的粮食（约20万石），重要从河南大平原漕运到长安太宗以后十分重要的南方的税粮，在太宗时并不运到首都，而是折成布匹或货币以减少运费

①《资治通鉴》卷192第6043页所说官员数目为643人；《新唐书》卷46第1181页所列为730人，涉及中央和地方；参考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莱登，1947年），第2页注1

①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年），第237—284页；此书也列了一幅639年都督府的分布图

②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载《通报》，25（1927年），第222页

①《唐会要》，卷68第1197页

②《唐会要》，卷77第1411—1412页

③《资治通鉴》，卷198第6234页；《唐会要》，卷77第1412页

④《旧唐书》，卷50第2139页；《新唐书》，卷56第1411页

⑤自627年以来，关于断肢之刑的争论连续好几年，见《唐会要》，卷39第707—708页；《旧唐书》卷50第2135—2136页

①《旧唐书》，卷50第2135—2136页；《唐会要》，卷39第707页

②《唐会要》，卷39第707页；关于式和格的颁行，见《旧唐书》，卷50第2136—2138页

③《唐大诏令集》，卷11第67页

①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61-63页及第140—141页的注；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30—

65.761—773页及它处；宾口重国《从府兵制到新兵制》，初发表于《史学杂志》41（1930年），又收于作者的论文集《隋唐史研究》（东京，1967年），卷1第3—83页

①浦立本《隋唐时期之户口登记》，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

4.3（1962年），第290及以后诸页；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载《大亚细亚》，（新版），

11.2（1965年）,第211—232页，特别是213页

②《旧唐书》，卷49第2122—2123页；《唐会要》，卷88第1611—1612页

③《唐会要》，卷88第1612页旨在加强中央权力的政策太宗最关切的是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使它能免遭后汉灭亡以来各个短命王朝的命运因此他断定，在与国内的其他对立集团相处时，中央权力，特别是皇室权力，必须加强关于建立“封建制”之争627年的后半年，太宗就如何使国祚长期一事征询群臣的意见年迈的萧墙建议，应恢复使夏、商、周三代国祚长期的封建制

①唐代学者设想，封建制基本上是分权政体，封地的权力已下放给世袭的封建主，他们被封为皇帝的藩属郡县制与此相反，它是由中央政府派职业官员直接治理全国的领土萧琨的建议引起了历久不息的热烈争议大多数朝廷官员完全反对恢复封建制礼部侍郎李百药指出，周代所以国祚长期是由于天命，而不是由于封建制度，况且到了后期，周就极度衰弱了此外一些官员则指出了实行封建的后果；魏徵的反对理由是，实行封建将缩小王畿,大量减少国家的岁入，以致无力供应官吏的俸禄他和马周还指出诸侯无道的危险和也许发生的国家防务问题

①于是实行封建的计划暂时被搁置但关于封建的主意显然给太宗以有力的影响，所以封建这个政治论题在太宗在位期间几次被提出631年，有旨命官员们起草一个具体的规定，使皇族和杰出的官员据此可被任命为世袭的边境镇守之官

②也许是由于朝廷中所有派别的反对,这个规定仍然没有实行但到了637年，这个计划终于被重新提出21个皇子被分封为世袭都督或刺史，分派到各州作“藩翰”，虽然分派给他们的地方有很多在东北平原和内地各处14名杰出的大臣，涉及一大部分朝中显贵，也被任命为世袭的刺史我们毫不清楚这件事实行到什么限度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大为冲淡了的封建制，它但是是在正常的官僚机构中设立一批数量不多的世袭官职罢了对这个被削弱的“封建制”，反对的意见仍然不绝于耳

③朝中大臣们几乎无人离开岗位到他们的“封地”去，并且他们也不乐意去639年，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上书辞谢他们的职位,理由是自汉改封建为中央控制的郡县制以来，复古已毫无意义；皇族和以前的开国功臣未必能胜任这些行政重任;他们的子孙很也许证明不能担任这些职务，或也许在继承时年纪太幼,不能防止外人夺权

④面对这一派反对意见，太宗让步了，并降诏缓行刺史的世袭分封之议

①但皇子的分封似仍在继续实行，

②太宗仍然向往于“封建制”在他晚年，他在给继承者立下的政治遗言和写于648年的《帝范》中，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并断言假如不分封皇族，皇室就不能占有足够的土地但这必须保持平衡，不能过度，以免削弱中央的力量

③作为政治权力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或作为一个也许医治积弊的药方，“封建制”在太宗以后也讨论过；但真正土地分封的实行，也就是分给地方以实权而不是只给一个空头衔，则再也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大姓太宗在企图巩固他的王朝权力时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贵族集团一一特别是称之为“四姓”的集团一一树立皇族的绝对支配地位“四姓”集团大都出自中国东北部，由于它们的成员已有好几代在朝中作高官，所以在5世纪时已经取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后来，这些氏族以它们在地方上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以它们保持的所谓“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它们严格遵守的一切儒家礼仪细节，特别重要的是以它们内部的通婚关系，加强并保持了它们的特权地位它们的社会优越感发展到竟把6世纪的半异族西北皇族轻视为社会的暴发户;并且唐皇室也被划归于暴发户之列

④632年，太宗命他的几个大臣编纂一部全国有名氏族谱系的概要在唐初，“四姓”氏族中只有很少数的成员在朝作官，他们的经济地位已下跌到被迫和“四姓”以外的人通婚的限度——当然，代价要相称虽然他们在地方上仍然拥有巨大的特权和势力，可以和中央政府争夺权势，但太宗完全可以期待，一旦氏族按照它们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排列，皇族及其重要支持者应远远排在“四姓”之前编纂工作由太宗的一些资深的官员担任，其中没有一人出身于世家大族；这项工作涉及仔细审察支持每个家族权利的文献可是，概要编完后，重要的编纂官高士廉把书呈献皇帝，太宗看到高祖时的大臣、山东（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四姓”之一的崔民干的氏族竟高居第一位，而皇族居第三位，立刻勃然大怒这清楚地表白，在唐初，社会地位仍然与政治权力无关太宗因此否认了这一工作，命令从新编纂，新编规定排列氏族的地位要和其成员在唐朝官僚机构中的官职直接联系起来这一本题为《贞观氏族志》的修订本，于638年编成后送呈皇帝它把皇族和最高级官员的氏族排在第一位，高祖和太宗的母系亲戚排在第二位，崔氏排在第三位

①这是一个故意识的政治行动，它试图贬低东北贵族世家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同时公开肯定李氏和李氏支持者的崇高地位可是“四姓”的社会威望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太宗的最有名的三个大臣房玄龄、魏徵、李世都和“四姓”氏族联姻，虽然皇帝力图贬低他们的社会地位

②甚至迟至9世纪的文宗皇帝还在哀叹，尽管李（唐）氏君临天下已经200余年，可是想和皇族联姻的人还是比想和旧“四姓”氏族联姻的人少

①考试制度太宗治下的唐政府，继续用科举出仕和提倡学术的办法来鼓励文人阶级太宗即位后，举行官方考试的次数大大增长几乎每年都有来自各地的应试者参与考试，并受到皇帝的亲自接见

②太宗命京师和各道供应应试者的衣食，并颁布规定考试科目的诏令虽然如此，应试者的人数还是不多，中试者一年只十多人为了给应试者提供学习的条件，京师建立了在国子监指导下的学校系统，

③负责所辖五个学校的课程;五个学校之中的三个,即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建立于高祖时期这些学校通过扩大和增长新校舍，足以容纳2023多学生

④此外的两个学校是在太宗时期增设的，即628年建立的书学和632年建立的律学

⑤由于教学内容不同，这两个学校面向下级官员和平民的子弟，他们不能指望作高官此外，朝廷还设立了一所专门学院一一弘文馆；它只让皇族成员和高级官员的子弟入学

⑥弘文馆的前身是太宗在高祖时期建立的文学馆;弘文馆与文学馆同样，也有一个此外的职能,即充当太宗个人的征询机构和秘书处它也是后来具有同样职能的几个机构的先驱，这几个机构是武后时的北门学士、玄宗时的集贤院，特别是翰林院；翰林院的成员自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以来成了重要的政治顾问

①随着学校的扩大，几千名学者和学生自各道进入长安，京师到处举办经史的讲习甚至对作皇帝“飞骑”的青年精英分子也提供教员讲授经学，假如他们证明有能力，也准许应考

②教育领域的这种活跃气氛必然导致经学解释上的各种矛盾，结果，太宗不得不下令编纂正统的经籍注疏太宗命大学者颜师古校订经书本文，638年，命孔颖达和其他学者作具体的疏义642年初稿完毕，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工，续订工作一直继续到7世纪50年代这些经文和疏义就是众所周知的《五经正义》，它仍然保存着权威性，并为唐代的儒家经典教育奠定了基础

③史学经书的标准文本和疏义的产生只是官方主持的学术活动形式之一另一个可与它媲美的学术成就是编纂唐以前各朝的正史与建立官方修史的制度

④唐以前的官修史不幸已有好几个世纪被忽视，不管在北朝和南朝都是如此作为使新王朝合法化的根据，被当作是奉行天命的史》，卷65第1589页；《旧唐书》，卷6第2363页；《新唐书》，卷100第3925—3926页

③传记见《旧唐书》，卷62第2381—2382页；《新唐书》，卷100第3926—3927页

①传记见《隋书》，卷67第1577—1584页；《北史》，卷38第1387—1393页；《旧唐书》，卷63第2406—2409页；《新唐书》，卷100第3931—3934页

②传记见《旧唐书》，卷63第2409—2411页；《新唐书》，卷100第3934—3936页

③传记见《旧唐书》，卷63第2395—2398页；《新唐书》，卷100第3929—3931页

①布目潮风的《隋唐史研究》（第153—197页）对统治阶层进行过进一步而充足论证的分析

②可是，在他的文学馆中有很大一批南方人见福泽宗吉《文学馆学士》，载《熊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1（1953年），第40—44页

③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第87—120页

①据《唐会要》（卷70第1232页）,公元627年有州360个《资治通鉴》（卷192第6033页）开列了这一年的州名，但此表有许多不合理的情况，比如它涉及了7世纪后期才建立的州，所以没有反映627年的真实情况事实上，唐高祖时代甚至建立了更多的州、县，总数远远超过了隋代的一倍《旧唐书•地理志》（卷38—41）很具体地反映了唐高祖年间地方行政的变化，但还没有哪一位学者试图重新整理出这一复杂而变动不定的情况很清楚，有许多建置是在公元62023以后，但又约在624年后陆续裁撤，而在唐太宗的627年大加裁并

②《唐会要》，卷68第1192页；《旧唐书》，卷38第1384页后者说它们建于边境或战略要地

①据《新唐书》（卷50第1325页）说有261个府；《唐会要》（卷72第1298页）说有361个府

②《新唐书》，卷50第1324页

①见杜洽《唐代府兵考》，载《史学年报》，

3.1（1939年），第9—10页

②见菊池英夫《关于南朝田制的一个考察》，载《山梨大学教育部纪要》，4（1969年），第1—44页

①关于这个土地制度，可看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版（牛津，1970年），第1—6页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献材料，见该书所开列的书目

②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4—28页

③同上书，第66—70页

①《唐会要》，卷89第1619页；《册府元龟》，卷497第7页

②《旧唐书》，卷50第2133页;唐以前各朝的纪录就是重要的证明材料止匕外，高祖，特别是太宗，都非常清楚历史典型和前例的力量举史事为例和作比方是当时讨论政治的普遍形式编纂北魏、梁、陈、北齐、北周和隋各朝史书的工作始于62023,但由于朝廷致力于其他事务和指导不力，修史工作中断，一直没有完毕629年，太宗建立了一个新的修史组织，以房玄龄负总责，魏徵任主编；它于636年完毕了梁、陈、北齐、周和隋朝各史编修北魏历史的工作因已有6世纪中叶的初稿，所以放弃了但这项工作在636年以后继续进行新的晋代的历史成于644至646年636年修的那些史书中没有大分裂时期诸王朝的志，但到656年太宗的继承者高宗时期，这些志终于完毕并送呈皇帝修史工作出现很多困难如修新的晋史时，史官必须考虑现存的十八家晋史在写此后的历史时，梁、陈、北齐的纪录虽然完备，但更重要的北周和隋的纪录则一片混乱隋代的很多档案被王世充在洛阳毁掉，而更多的档案是从洛阳往长安运送隋代图书和纪录的船只在黄河淹没时损失的太宗的史官尽力用私家的藏书和前朝皇族保存的纪录填补这一缺陷他们亲自访问这些家族的成员，

①并搜集其别人的回忆录，其中一人是以记忆力强而驰名的医生

②修史工作在一个钦定机构中进行，它与成立于629年的一个全新的政府组织一一史馆一一合作史馆不仅负责编纂前代的历史，还要随时编纂本朝的历史纪录国家建立史馆成为中国连续到本世纪的一个长期特性，并且编纂本朝纪录的基本环节也确立于唐初

③人们常忽视这一非常了不起的创新前此的王朝史虽然也是由史官在皇帝主持下编写并运用了国家档案，但它仍是学者的私家著作在太宗治下，修史一一或者不如说是官方修史一一成了一个官方任务同时，历史也成了集体学术项目，它作为一项平常工作，在大臣的指导下由文学侍从之臣来编写另一创新之举是建立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度唐朝是编纂本朝诸帝“实录”的头一个王朝，这重要又是受到太宗的鼓励，由于他一心想给后世留下他的历史形象这种新的官修史工作不久就发展出了一个不受皇帝干预的真正而独立的抱负意识；并且就在太宗在位时期就发生了皇帝和史臣之间关于实录内容不批准见的摩擦但官方控制也给国家以歪曲纪录的权力例如，我们看到官方纪录如何歪曲了太宗在创业中的作用和隐瞒导致玄武门政变的事实图书的搜集和图书馆62023,隋朝皇室藏书的十之八九在用船从洛阳运往长安的途中淹没于黄河劫余所存但是14000部，总计约90000卷高祖和太宗时期都致力于填补这个劫难性的损失62023,高祖下令搜求死去学者们的藏书以充实皇室的收藏到太宗即位时弘文馆的藏书已有20多万卷,学士们用了几年时间把这些书分为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在整个太宗时期，他下令继续搜求珍贵的和古代的书籍，并打算审正珍贵书籍的本文在太宗晚期，他购买了一个有名的晋朝学者的藏书，全国各地学者也被鼓励向皇室的图书馆献书

①这些学术项目吸引了官员中一大批学者精英人物参与有很多参与过修史、解经，并在文学和学术岗位上任职的人，在太宗死后都跻身显要这样的学术项目，使唐王朝得到了精英文人的拥护和佛教僧徒的关系

②除了官僚阶层以外，最有势力的集团恐怕就是佛教僧徒，太宗不得不面对他们所加于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制的威胁太宗个人对佛教的态度看来是很悲观的，他从不像虔诚的隋文帝和炀帝那样大行布施和庇护僧徒可是太宗清楚地结识到疏远佛教团队（特别是在他还没有巩固他自己的政权时）的危险性因此，他作为皇帝的头一个行动就是废除他父亲晚年提出的严厉的反佛教措施止匕外,他给佛教以有限的庇护，让僧徒在宫中行佛事，给几千名僧尼以度牒他还命令寺院给为唐朝战死的人作法会，要他们祈求神灵护卫国家和保证国家的兴盛但这些措施的终极目的是世俗的和物质的皇帝对佛教精神境界的爱好仅限于与国家利益一致的方面甚至自太宗初年起，他就清楚地表达了要控制佛教寺院活动的决心627年，他采用行动以反对一个数年来的积弊，即以非法出家作为逃避赋税的手段；629年，他下令对非法出家的僧徒要处以死刑太宗的反佛教措施愈演愈烈至少在一件事上他的措施是空前的631年,他成了中国头一个严禁僧尼受亲生父母致拜的皇帝，由于这种举动违反世俗社会的风习虽然在633年他在佛教徒和他们的有势力的支持者的压力下接受劝告，废除了这个命令，可是这一行动表达了这位皇帝对佛教教义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关心637年，他又命令男女道士在国家主持的一切典礼上都要居僧徒之上同年，他还发布了一份袭击佛教的告谕，说它是一个外国宗教，以诡诈和神怪诱骗轻信的群众；又说，粗浅的佛教教义比不上渊奥的中国传统的道教同年的第三个措施是颁布“道僧格”，它提出了一个官方管制僧徒行为的世俗法律体制，而以前僧徒仅受体现“毗奈耶”（戒律）之中的宗教纪律的约束639年，太宗命令僧徒遵守《佛遗教经》中规定的严格的行为准则，这部经据说是阐述佛临死时的教导这个命令严格限制僧徒参与世俗的和政治的事务，并以皇帝给予法律力量的宗教戒律来补“道僧格”之局限性虽然以这些正式的措施控制僧徒和限制僧徒的世俗活动，但太宗无意消灭佛教他继续让僧徒为两个虔诚的隋代皇帝作忌日法会，并在634年命令把长安的一座宏伟的弘福寺献给他自己的母亲，以作纪念太宗本人也参与寺中法事，并郑重地对僧徒说明，他对道教的尊崇是必然的，由于皇室李氏是道教祖师老子的后裔但这些调和姿态是表面上的，太宗对僧徒和佛教基本上没有好感，迟至646年太宗还指责佛教是庸俗而无益的信仰，它过去迷误了许多帝王，并且用许伪愿的办法欺骗人民与太宗关系最密切的僧徒是伟大的朝圣旅行家玄奘（600—664年）玄奘在629年离开中国，在印度生活了2023之后于645年回到中国玄奘回国后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负责翻译瑜伽学派（即中国所谓的法相宗）的重要经典佛教史料强调太宗非常看重玄奘，并指出这种感情来自皇帝个人的信仰但没有迹象表白，太宗对玄奘的爱好是由于后者提倡了新教义他感爱好的是，玄奘是唯一对印度和中亚的地理、风俗、物产和政治等方面有知识的人太宗确曾劝过玄奘还俗，在朝廷作官此议虽不果行，但玄奘却被说服留在长安的弘福寺从事他的繁重的译经工作，而皇帝则对此提供优厚的津贴玄奘有三年没有再见到皇帝649年，在太宗死前不久，玄奘曾陪同太宗到避暑离宫据说太宗以未能早遇玄奘以弘扬佛法为憾事太宗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是可疑的；假如说过的话一定是临终时的皈依，由于此话和太宗毕生对佛教组织与佛教教义的敌视态度是格格不入的

①对外关系汉代曾短期地控制东起朝鲜北部，西至塔里木盆地西边，南到越南北部的一大片领土；自此以后继续兴起的王朝都梦想恢复这个泱泱大帝国隋代在几个世纪的大分裂以后已开始恢复汉帝国的疆域，只是由于内乱才中断了这一尝试太宗平定中国后，第二步就想以臣服周边国家的方法来推行隋代对外进取的未竟之业当太宗初期，唐朝的经济力量还很弱，所以他听从顾问们的劝告不轻用武力因此他对很多邻国采用怀柔政策，有时以下嫁公主（事实上不是皇帝自己的女儿）的手段进行和亲，

①有时以外交手段破坏这些国家的内部团结但所有这些情况不久就变了630年，从前的北亚霸主东突厥汗国的灭亡在北部边境导致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并且除掉了中国外部的最大威胁这个新形势，加上国内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给太宗提供了一个执行大规模对外扩张政策的机会东西突厥太宗最大的军事成就在于平服东突厥，完全消灭了他们的军事力量，因而从此改变了北亚的整个均势达半个世纪之久太宗成功地把唐和突厥的关系彻底翻了过来高祖当时曾向突厥称臣，现在却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了天可汗，即成了所有突厥人的君主但太宗成为天子后初次和东突厥的冲突并不太顺手626年阴历八月末太宗取得皇位后才几个星期，隋末残存的最后一个叛乱者梁师都劝说突厥入侵中国，显然是想运用玄武门之变后太宗支持者和他两个被杀兄弟的支持者之间出现的不和东突厥的首领颉利可汗（在位时期620-630年）和他侄子突利可汗于是联合他们的兵力，率领一支据说有十万人的军队取道泾州（在长安西北约75英里）侵入现在的陕西省，到达京师西十多英里的渭河边泾州的守将是罗艺，他和被杀的太子建成关系很好，突厥所以能这样快地进逼京师，表白他也许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

①据传统说法，这时太宗用了一条计谋，把颉利可汗和他的主力军隔开，并以他的一小支人马把可汗包围，然后劝诱可汗讲和按照传统习惯，在渭水便桥上杀白马为盟以后，据说突厥就退兵了但有证据表白，太宗不仅没有俘获突厥可汗，并且被迫送给突厥大量财宝以求退军有一条史料说，太宗听从他的将领李靖的“空府库”的劝告，以求突厥退军；以后太宗无可奈何地提到此事时说它是“渭水之辱二

②但此后不久，东突厥的势力急遽下降627年，臣属于突厥的薛延陀、拔野古、回纥等起兵反抗突厥的统治同年的较晚时期，突厥境内遭大雪灾，大部分牲畜死亡，从而引起了可怕的饥荒628年，突利未能弹压反叛的种族，颉利就把他囚禁并处以鞭笞两个首领的分裂更进一步消耗了突厥的力量引起内部不和的此外的因素是颉利严重地依赖粟特人和其他中亚人作行政官员，随之便产生了突厥朝廷安土重迁的趋势突厥中的保守分子把这看作是对传统游牧生活的威胁，群起反对突利被释放之后就秘密计划谋反；他致函太宗规定许可他来长安628年阴历四月，突利为颉利所攻，请求唐军援助太宗决定不干预，认为假如他袖手旁观，突厥就会被内江搞得四分五裂可是太宗确想运用这个机会与梁师都算老帐，后者此时占据现在陕北的河套，而突厥人也已不能保护他628年春，唐军包围了梁师都的营帐，梁师都为自己的部下所杀太宗又以册立近来反抗东突厥统治的各部所选出的新首领为可汗的办法，进一步削弱了颉利的力量新可汗毗伽认可唐朝对他的宗主权，也向唐朝进贡很多以前臣属颉利的部族，都转向了新首领毗伽可汗到了629年，颉利竟处在这样的困境，以致这年的后期他公开宣称自己是唐朝的藩属太宗不理睬他这一姿态，此时他相信胜利已经在握，就派遣十多万大军在李世、李靖的率领下出征颉利，颉利的营帐这时设在戈壁（大漠）南部，被唐军攻取，同时杀死许多人畜颉利起初逃走，但在630年初他被唐军追获，押送到长安，当了政治人质了却余生630年春，西北各部族首领到长安朝见，请求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这个称号具有最高宗主权和仲裁他们之间纠纷的权力的意义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此举结果产生了一个正式的政治体制，

①但这个意见很不可靠但是在长安举行的颂扬天可汗的典礼却非常隆重，同时中国人还充足运用了这个称号，由于他们认为它体现了一一不管实际含义为时多么短暂一一中国和突厥的命运的完全逆转关于如何解决东突厥灭亡后的遗民的政策，朝廷出现了一场经久而热烈的辩论太宗采用了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决定把突厥遗民安顿在河套南部的中国境内其部落应拆散，使之散居在中国的各个州县从事农业；同时他们要接受中国文化的“文明影响”，以便最后失去自己的文化特性，永不成为中国的威胁许多朝廷中的名臣，其中涉及颜师古、魏徵、李百药等有名儒家学者，都反对把突厥人引进中国，特别是反对把他们安顿在京师附近的地区，由于突厥的本性决不能被中国生活方式同化，也不会受中国文化价值的影响他们建议不如把突厥人安顿在他们的草原故土，但在政治上分裂他们，以使他们不也许对唐构成军事威胁

①皇帝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决定把突厥遗民安顿在中国境内，大约十万人分布在从河北到今之陕西的中国边境最后大约有一万人到长安定居，他们的几个部落首领被封为唐朝的将军和卓柴达木的8世纪的突厥碑文具体地描述了被征服的突厥人的命运

②突厥贵人的子孙沦为了中国人的奴隶，他们的清白的女儿下降到奴婢身份贵人放弃了他们的突厥封号，接受唐朝的封号，臣服于中国可汗，为他尽力奉职50年对于他，他们曾远征到东至日出外西至铁门关但他们把他们的帝国和政府机构都献给了中国可汗太宗得天之助，消灭了东突厥帝国他在鄂尔多斯和今内蒙古的边境建立了强固统治之后,开始对西突厥使用同样的分裂和征服政策这时，他又大大得益于近来破坏突厥政治统一的严重的内部分裂当东突厥在隋代和唐初屡次威胁中国的时候，西突厥正专心经营西方它和拜占廷帝国联合，压迫波斯高祖曾想和西突厥结好，用东西两方夹攻的方法威胁东突厥可汗但东突厥越衰微，西突厥越强盛到了太宗时期，统叶护可汗统治下的西突厥统辖有东自今甘肃省长城西端的玉门关，西至萨珊王朝的波斯，南至克什米尔，北至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630年，统叶护所属的一个部落叛乱并杀死了他，西突厥帝国因而崩溃634年，西突厥沿着伊塞克湖和伊犁河分裂成由两个集团控制的西、东两个联盟，它们分别是弩失毕和都陆太宗巧妙地运用传统的“以夷制夷”政策，以保持西突厥内部的不和641年，他册立统治西部联盟的沙钵罗叶护可汗作为对此事的反映，西部突厥帝国东部联盟的统治者都陆可汗（在位时期638—651年）不久地入侵在他的对手统治下的几个中亚绿洲，不久，又用计刺杀了沙钵罗叶护可汗旧西突厥汗国再度统一以后，都陆可汗拘留唐使臣，并入侵甘肃的中国边境642年，西突厥内部的几个部落不满意都陆可汗的统治，派使者到长安，请求另一个可汗作他们的统治者太宗抓住这个机会，又册立了此外一个新可汗，乙毗射匮结果，都陆可汗不久失去了他所属的大部分部落的支持，被迫逃入吐火罗国乙毗射匮可汗遣贡使到唐朝请婚，以加强他和中国的关系太宗默许了他的规定，条件是要他割让五个塔里木盆地中的绿洲给中国作聘礼，其中的龟兹（库车）、于阖（和阑）和疏勒（喀什喝尔）大约不是可汗给的

①总之，太宗已经着手要以武力征服这个地区了中亚绿洲随着西、东两突厥帝国的衰微和灭亡，太宗有也许对塔里木盆地的诸绿洲王国建立中国的宗主权，其中有些王国的居民是印欧语民族这些绿洲的灿烂文化是受伊朗、印度、阿富汗和中国诸文化的影响而哺育成的；诸绿洲对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丝绸之路”就通过这里中亚、波斯、东罗马帝国的商人通过这条路到达中国；因此，对这条路的控制是唐帝国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头一个归顺唐朝的大绿洲是最靠近中国的、温暖而富饶的高昌（喀喇和卓），它位于今新疆省东部的吐鲁番附近它受到的中国文化影响比其它绿洲国家更多自498年以来，高昌国由其祖先（也许是中国人或半中国人）麴氏王朝统治，但到7世纪初期它已高度中国化了当隋代和唐高祖时期，高昌处在西突厥的统治下，但630年随着统叶护可汗之死，它日益处在东突厥处罗可汗次子阿史那社尔的势力之下630年，高昌王麴文泰和他的王后一同到唐朝，受到盛情接待可是麴文泰回国几年后，他开始封闭丝路，这是由于塔里木盆地发生了一个深刻的政治变化636年，阿史那社尔决心到长安作唐朝的将军自638年以来，阿史那社尔在高昌的统治地位被西突厥东部联盟的首领都陆可汗所取代由于都陆的支持，高昌王才敢于鄙视唐朝从西方带着货品往长安的商人不能继续前进，高昌以西各国的贡礼也被截留

①由于这些困难，638年太宗准许高昌西南的另一个绿洲小国焉耆（喀喇沙尔）另开一条横越沙漠到中国边境的南路麴文泰于是联合西突厥袭击焉耆和另一个绿洲小国伊吾（哈密），后者位于高昌之东，为通往长安的必经之路，近来改变它对西突厥的效忠而转向唐朝太宗命魏文泰作为一个藩臣亲自来朝，但麴文泰置之不理638年阴历十二月，太宗命侯君集率军远征高昌起初麴文泰把唐军会跨越这么广大的沙漠地带远征他的王国当作可笑的念头，但他没有料到侯君集的坚毅精神，当他听到唐军已近在眉睫时，据说他惊恐而死西突厥曾应允高昌，假如后者遭到进攻就给予援助，于是派出一支援军，但在唐军到达时援军竟转头逃跑640年阴历八月，麴文泰的儿子高昌新王举国向侯君集投降太宗决心把高昌并为中国的一部分

①魏徵和褚遂良二人极力反对中国直接统治这个绿洲王国，由于它离中国太远，需要很多中国部队驻守，在征集戍兵和供应上都有困难魏徵坚决否认这个地方的归并能使中国得到任何实利

②但太宗对这个劝告置之不理高昌成了中国的一个州一一西州，其后不久，唐在那里设立了安西都护府以治理周边地区都护府兼管文、武两方面的事务，使用中国文官而由一支常备军支持它是太宗及其继承者所建立的几个治理认可中国权力的外国民族的机构中的头一个

③它所辖的区域从甘肃极西的敦煌（沙州）直到西面的焉耆边境受印欧文化影响的焉耆，自632年以来就是唐朝的朝贡国，可是它不久因中国在紧靠它的、相距不到100英里的西州设立都护府和驻军而不安因此它和西突厥联盟并停止向中国朝贡结果，在644年后期，安西都护郭孝恪出征焉耆，俘虏了国王，打败了西突厥的援兵于是焉耆恢复了对唐朝的朝贡关系648年，焉耆国王被他的一个从兄弟推翻，当时为唐朝效劳的突厥首领阿史那社尔再度侵入该国，另立了一个王室成员作国王新国王恭敬地自称是一个忠于唐朝的藩属不仅焉耆感到日益增长的中国势力威胁着中亚它的西面是龟兹（库车）绿洲，龟兹是塔里木盆地所有王国中受印欧文化影响最深的绿洲国王苏伐虽然名义上是唐朝藩臣，却援助了644年焉耆的反唐叛乱，停止向唐朝纳贡648年，阿史那社尔在处置焉耆后，就进军攻占龟兹的都城，将龟兹置于安西都护郭孝恪统治之下以后不久，龟兹的残余势力联合西突厥部落夺回国都，杀死郭孝恪但阿史那社尔的军队不久重占该城；在此外五个龟兹的大城陷入他手之后，其余的城也都投降了11000多名降服的居民死于刀下，作为对郭孝恪之死的报复焉耆和龟兹的征服对中亚的印欧文化和文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它再也没有恢复

①这些国家的臣服意味着唐朝统治了几乎所有塔里木盆地，由于有三个西部绿洲国家在几年以前已经自愿臣服于唐朝，它们是疏勒和于阑（632年臣服）,莎车（叶尔羌，635年臣服）649年初期，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从高昌西移到龟兹，建立了归它节制的龟兹、疏勒、于阖和焉耆四镇，从而控制了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领土和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伊塞克湖周边的地区

②吐谷浑和吐蕃青海湖周边地区和今青海省的黄河源头是吐蕃化的鲜卑族一一吐谷浑一一的故乡隋炀帝在62023曾把他们从故乡赶出，但当隋末国内大乱时，吐谷浑趁中国衰弱又恢复了他们的旧领土，并再次侵袭中国西北边境的诸州唐朝兴起以后，吐谷浑可汗伏允曾率兵帮助高祖袭击甘肃的“叛乱者”李轨；高祖把伏允的儿子、被炀帝扣在中国作人质的伏顺送还，作为报答此后，吐谷浑和新王朝继续保持比较亲切的关系，直到634年他们的使臣在从长安朝贡后的归途中掠夺中国边境时为止唐太宗命年老的伏允可汗亲自到唐朝，但伏允未予置理结果,可汗的一个儿子与唐“公主”的婚约被取消，吐谷浑于是入侵中国西北边境以图报复634年后期，太宗大兴问罪之师，命李靖和侯君集率军进攻吐谷浑五个月以后，唐军多路分兵西进，通过几百英里的荒无人烟之地，在青海湖东北黄河源头附近追及吐谷浑，几次战败吐谷浑军，并俘获其贵族多人和几十万头牲畜但伏允可汗通过沙漠逃往于阖唐军紧追不舍，但他未被捕获，最后被其士兵所杀，或者自杀身亡伏允之子伏顺为伏允嫡妻所生，过去因在隋朝作人质而没有被立为太子这时，伏顺废了本来取代他的太子，自立为君，举国投唐太宗认为伏顺成长于中国，易受唐朝的政治影响,因而满意地认可他为新可汗但吐谷浑的政局仍然不稳定高度汉化的伏顺得不到他本国人的支持，继续规定唐军帮助以维系他摇摇欲坠的政权尽管有中国的帮助，但在635年末，伏顺被他的下属所杀；在太宗朝余下的时间里唐军多次进入吐谷浑境内以图稳定政局，但是迄无成效

①虽然中国显然对这一事情不甚了了，但吐谷浑局势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来自扩张中的吐蕃联盟的日益加大的政治压力；7世纪30年代以来，吐蕃一直在蚕食吐谷浑的属部直到隋代，吐蕃是被许多凶猛好战的部落所占据，它们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土波、土鲁波或最常见的通称吐蕃，他们之间内战不息但在

六、七世纪之交的时候，吐蕃的中、南部诸部（拉萨周边）在一个首领论赞索的统治下统一起来，论赞索的儿子松赞干布（在位期为605-649年）成功地把全吐蕃统一成一个紧密的联盟到了唐初，吐蕃人把领土从南面的喜马拉雅山扩张到南山山脉，还从克什米尔边境扩张到四川的边沿在高祖时，吐蕃已开始对中国西北边境施加压力，在623年，又侵犯陇右道（甘肃）边境的一个州634年，它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并派使臣进贡这是整个唐王朝时期约100个这类官方和非官方使团中的头一个儿年以后，吐蕃王松赞干布听说唐朝的“公主”们曾嫁给突厥和吐谷浑的可汗，他也因此规定同享这种荣誉不幸的是，太宗因低估了吐蕃的力量和侵略性而拒绝了这一规定于是吐蕃进攻四川西境的松州，在唐军以惨重的损失为代价把他们赶走之前，他们以强大兵力围困了松州数日这次进攻虽然被打退了，可是中国也结识到了必须和这个可怕的新邻国周旋,所以当641年松赞干布再次请婚时便立即应允

①这次和亲带来了中国和吐蕃此后2023的和平关系；吐蕃在此时期逐渐巩固了它已占有的吐蕃文化区，并发展成为一个直到9世纪中叶都是中国最成问题的邻邦虽然经历了640和641年的事件，太宗的朝廷对中国西部边境这个新威胁的限度之大还无所体会薛延陀薛延陀是铁勒15部中最强的一部；铁勒为突厥民族，原住今新疆北部（准喝尔）的乌伦古河和塔尔巴哈台流域

①太宗初年，薛延陀和另一铁勒属部回纥起兵反抗它们的统治者东突厥,并集合铁勒的其余部落，由它们共同控制如上所述，这次叛乱是唐朝征服东突厥的一个有利因素《资治通鉴》，卷184第5762页

③《旧唐书》，卷50第2133—2134页

④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1933）,第12—13页

①《唐大诏令集》，卷82第470页

②《新唐书》，卷44第1163页；《唐摭言》（《丛书集成》版），卷15第159页见福岛繁次郎《唐代的贡举制》，载《中国南北朝史研究》（东京，1962年），第58—65页；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巴黎，1932年），第160页

①《唐会要》，卷66第1157页；《资治通鉴》，卷185第5792页

②《新唐书》，卷49下第1314页；《资治通鉴》，卷185第5792页；《唐大诏令集》，卷105第537页；《全唐文》，卷3第1—2页

③《唐会要》，卷47第835页；《资治通鉴》，卷191第6001—6002页见芮沃寿《傅奕与对佛教的抵制》，载《思想史杂志》，12（1951年），第33—47页

①《唐会要》，卷47第836页；《旧唐书》，卷1第16—17页；《记古今佛道论衡》，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381页

②见芮沃寿《唐太宗和佛教》，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第245—246页唐王朝与东突厥的关系唐高祖之治的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国内事务和新王朝制度的建立工作但是在唐代初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内的敌手，而是来自一个外族政权一一东突厥人唐高祖充足了解唐王朝还处在军事软弱的地位，所以经常贿赂东突厥人不要侵犯唐朝领土，也不要他们帮助已宣布成为突厥附庸的那些叛乱者他在位期间，给突厥可汗大量送礼是常例但是，唐高祖的收买政策并不十分顺利，由于突厥人索贿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派往长安的使者并不尊敬皇帝，反而把京城搞得乌烟瘴气其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唐高祖被迫允许东突厥的使节们刺杀了西突厥的曷萨那可汗；后者从前曾向唐王进贡，此时正在长安不仅如此，东突厥人还勾结北方各叛乱者再次进犯中国在计划于公元62023初期进犯中国的前夕，始毕可汗死了他的儿子尚未成年，因而由他的东突厥遗民被安顿在中国北部边境以后，薛延陀占据了从鄂尔多斯到鄂尔浑河的本来东突厥的领土641年，突利可汗的一个弟弟企图行刺皇帝（太宗），于是唐朝想把突厥人遣回他们的游牧故地但薛延陀坚决反对他们回来，又把他们赶回中国后来，太宗又把突厥人迁到长城以外，这只能使薛延陀袭击他们，并开始经常袭扰中国边境薛延陀可汗是个暴君，臣民都痛恨他645年，回纥人发动了一次针对他的起义，太宗决定运用这个机会发动进攻，不仅要消灭薛延陀的力量，并且要消灭所有的铁勒部落的势力唐朝、突厥及其他非中国民族的联合大军刚一到达，薛延陀可汗就逃走了，后被回纥部民杀死一旦薛延陀的新可汗向唐朝称臣，其他铁勒部落也纷纷效法646年秋，太宗到长安之西受降并接受它们的贡礼，同时刻石立碑，亲自作诗纪功高丽隋炀帝三次试图征服这个朝鲜的王国高丽未遂，并在征讨过程中毁灭了他的大帝国几次战争也使高丽蒙受严重损失，战争的疮痍到62023高丽婴阳王（在位时期590-62023）死去和异母弟荣留王（在位时期618—642年）继位时还没有痊愈高丽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建立新王朝同时，所以两国的和谐关系得以恢复62023,高丽再度认可中国的宗主权并忠诚地向唐朝纳贡过了三年，荣留王接受高祖的建议，互换双方在隋代远征时的俘虏高丽共遣返了约一万中国战俘

①但很多中国人在隋末大乱时逃到朝鲜避难，在遣返战俘后，尚有相称多的中国人留在高丽在7世纪2023代，高丽谨慎地沿辽河西岸建造大量堡垒，以防中国人再度进行也许的入侵这条防线用了大约十年的工夫才完毕唐朝和高丽双方都有足够的理由要谨慎行事高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忙于平定国内叛乱，中国的经济还没有从十年内乱中恢复过来，唐朝还没有任何能力进行对外冒险而高丽则希望有一个和中国持久和谐的时期，以便收复在抗隋战争中被南部新罗、百济所夺去的领土可是随着太宗对唐朝的军事力量越来越自信，随着中国经济的恢复，隋炀帝在高丽的劫难性失败对太宗来说逐渐变成了一个难以忘怀和带挑战性的问题到了641年，太宗公开对朝廷说，高丽在汉武帝时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假如唐朝从陆、海两方进攻，高丽也许再度被征服

②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同年，他似乎已采用了一个实际环节，即派职方部郎中陈大德侦察高丽的军事势态和防御工事，作为唐朝进攻的第一步；职方部为负责收集情报，测绘边区地图和维护边境防御设施的中央机构一个对高丽发动战争的借口是在642年出现的，当时长安得到消息说，负责沿辽河修筑堡垒并以对中国强硬闻名的泉盖苏文，在高丽朝廷的党派斗争中获胜，并在发动的一场政变中杀死了荣留王（他名义上是唐朝的藩臣）和他的一百多支持者，泉盖苏文立荣留王的弟弟大阳王之子宝藏王为新王（在位时期641—668年），自立为军事统帅一一大莫离支，执行更加摆脱中国影响的独立政策太宗虽有了干涉高丽的足够理由，但还没有立刻采用行动；他提醒他的朝臣，进攻高丽的不可缺少的基地东北平原，仍遭受着2023前内乱所导致的经济破坏可是不久，朝鲜发生的几件事迫使他摊牌三个朝鲜王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高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敌对643年的后期，声称是中国藩属的新罗报告唐朝说，高丽联合百济在几条战线袭击新罗，并切断新罗贡使前往长安的路线太宗用外交手段阻止高丽侵略新罗的行动无效，泉盖苏文甚至拘留一个唐使太宗于是决定亲自征讨这个犯上的国家出征高丽的计划在太宗的大臣中是不受欢迎的，他们不禁回想起隋炀帝在朝鲜战争中的惨重失败太宗最密切的顾问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远征，褚遂良极力谏止太宗亲征唯一似乎赞成入侵朝鲜的宰相是太宗最有权势的大将李世；他提醒朝廷，由于以前没有采用强硬手段对付敌人，以至它后来悔恨不已尽管朝臣们反对，太宗还是决心实行自己的计划，644年秋，开始精心准备远征大部分军队被调到东北，一部分军队奉命探测高丽在辽东的防御建造了400艘船往东北运粮几个月以后，太宗前往洛阳，那里是他到前线的第一站他在洛阳召见并询问了以前的隋朝官员、曾参与过隋炀帝进攻高丽的郑元虽然郑元告诫太宗，唐军将碰到供应上的困难，并且事实证明，高丽具有守城能力，但太宗仍然充满胜利的信心

①太宗在洛阳向全国发布了一份诏书，宣告讨伐高丽的道义上的理由泉盖苏文是个弑君者和专横暴虐者，他侵略忠诚的中国藩属新罗，因此必须受到处罚事实上，太宗所以念念不忘高丽也许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唐王朝要完毕隋炀帝的未竟之业和收复中国的旧疆这种雄心壮志起了一定的作用战略上的考虑也起了作用，由于出现了高丽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危险，而中国的利益在于保持朝鲜分裂，防止它与东满洲的靴鞫或与日本联盟此外，太宗在643年的继位争论（见下文）后碰到了严重的个人危机，因而感到有必要离开朝廷亲自行动645年春太宗到达前线，进攻开始太宗亲率大军和他的大将李世直趋辽东，

①同时由大将张亮率领海军43000人分乘500只船从海道出攻高丽首都平壤在开始时，一切顺利在辽东获得鼓舞人心的进展，阴历五月，唐军攻克了曾顶住隋炀帝几次远征的高丽重镇辽阳（辽东城），从而使进展圆满结束辽阳是在中国人修筑了一条横越辽河沼泽地带的堤道后攻下的

②但看来太宗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由于他没有放下辽东的不很重要的目的而进一步朝鲜半岛占领平壤太宗也许想依靠海上入侵去占领这个目的但看来他这个计划失败了，中国史料对其结果几乎始终没有提及在辽东，太宗的军队被阻在辽阳西南的重镇安市城在通过两个月的无效进攻之后，太宗考虑到即将来临的朝鲜的严冬，不得不命令撤军即使这样，在归途中唐军还是遭到大风雪的袭击，死了几千人，整个远征以劫难性的失败而告终太宗讨伐泉盖苏文的失败，使后者对中国更加傲慢他开始拘留唐使并重新入侵新罗647年初，太宗再度进攻高丽和以前同样，唐军在牛进达和李海岸统率下取得一些进展，甚至在一次大战中战败高丽军，但结果还是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位皇帝仍然决心与高丽周旋到底647年的晚期，太宗命令四川及其以南诸道建造庞大的舰队，准备大规模入侵高丽记载太宗晚期的史书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地区民众的苦难，他们为了从财政上支持建设海军，承担了沉重的劳役和繁苛的赋税648年，四川甚至发生一起小叛乱

①648年阴历六月，太宗宣称将在次年以30万大军彻底粉碎高丽甚至他的老朋友和顾问、宰相房玄龄临终时恳求，请他放弃这次消耗国力的和师出无名的远征，他也没有听从

②当次年太宗去世的时候，以打击他的可恶敌人为目的的决定性远征尚未发动起来，他所尝到的唯一一次大失败的苦果尚余味未尽征服高丽的惨败虽给太宗本人蒙上一层阴影，但几乎没有削弱唐朝在亚洲的日益增长的力量由于帝国边境的扩展和声威远播，边远的民族，如住在中国极北部（也许是在中西伯利亚）的骨利干族、住在乌拉尔东部的赤发碧睛身材高大的高加索种族吉尔吉斯（结骨、黠戛斯）族，开始源源不断地向长安进贡远在中国之西的国家也遣使前来638年，波斯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个王伊嗣侯三世也派遣他的儿子卑路斯到长安，也许是请求中国帮助抗击正在侵略其王国的阿拉伯人太宗没有允许，伊嗣侯和他的王朝因而灭亡943年，太宗接见拂秣（拜占廷帝国的叙利亚省）王的使臣，据说这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土坦丁二世派往中国的使臣到太宗时，长安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它接待了来自亚洲各国的使臣，居住着许多不同种族的民族，它的学院和寺院也给高丽、新罗、百济、吐蕃和高昌等国的王室子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③随着大批外国人流入长安，外国货、外国娱乐、外国风俗和外国宗教也同时引进佛教在这时已在中国长期流行，当然不再是外来宗教，但到太宗时期，由于最有名的中国朝圣者玄奘的返国，佛教与其印度及中亚根源的关系又得到恢复和加强据17世纪发现的781年立于长安的一块石碑，在此以前不久，景教僧阿罗本（也许是罗本［Reuben〕）在635年曾来唐并受到太宗的欢迎看来，太宗对这种宗教是喜欢的，所以下令把阿罗本带来的景教经典译为汉文

①《唐会要》，卷46第824页

①《唐会要》，卷46第824—827页

②《资治通鉴》，卷193第6089页

③《资治通鉴》，卷195第6145—6161页；《唐会要》，卷47第829—830页

①《资治通鉴》，卷195第6146页

②见642年褚遂良的谏书；《唐会要》，卷47第831页

③《帝范》，卷1第3—8页

①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池田温所写的一章；此外还可参考竹田龙儿《关于贞观氏族志编纂的一个考察》，载《史学》，

25.4（1952年），第23—41页

②《新唐书》，卷95第3842页

①《新唐书》，卷172第5205—5206页

②《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太平御览》，卷629第1页

③《唐会要》，卷66第1157页

④《唐会要》，卷35第633页；《资治通鉴》，卷195第6135页

⑤《旧唐书》，卷3第42页；《新唐书》，卷48第1267—1268页；刘伯骥《唐代政教史》（台北，1958年），第93页

⑥《唐会要》，卷64第1114—1115页

①关于翰林院，可参考A.比绍夫《翰林》（巴黎，1964年）

②《资治通鉴》，卷195第6153页

③关于经学的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麦克马伦所写的一章

④关于唐初史学的详情，可参考注

③所引之书

①《魏郑公谏录》，卷4第42—46页

②《旧唐书》，卷191第5096页

③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崔瑞德所写的有关政府制度的一章

①《旧唐书》，卷80第2729页

②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①戴密微《拉萨会议》（巴黎，1952年），第1页注2；邙平樟《唐代公主和亲考》，载《史学年报》，

2.2（1935年）,第28页注19

①见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257页

②《新唐书》，卷93第3814页；《资治通鉴》，卷191第6019—6026页；王说编《唐语林》（上海，1957年），卷5第152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8章

①如见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收于《唐代文化史》（台北，1963年），第54—87页

①《唐会要》，卷73第1312—1314页；《贞观政要》，卷9第284—287页；《魏郑公谏录》，卷2第8—12页

②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诺亚米•沃尔福德英译本（新不伦瑞克，1970年），第92—93页

①《旧唐书》，卷194下第5183页；威廉•萨莫林《12世纪前的东突厥斯坦》（海牙，1964年），第59页

①岛崎昌《唐朝征讨高昌国的因素》,载《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

14.4（1958年）,第62—83页

①《唐会要》，卷95第1702页

②《魏郑公谏录》，卷2第13—14页

③关于安西都护，见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32页

①格罗塞《草原帝国》，第100—101页

②伊）赖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187—

201.243—246页；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32页

①加布里埃拉•莫尔《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

①《唐会要》，卷97第1730页；《资治通鉴》，卷196第6164—6165页吐蕃王国不仅规定通婚，还规定能读写汉文的人；吐蕃王室成员被派往长安上国子学高宗初期，吐蕃还规定派人能传授养蚕、酿酒、造纸和盖碾房技术的技工

①以前薛延陀被认为是Syr Tardush族，铁勒被认为是Tolos族，但现在这个说法被证明不可信关于他们的最早的突厥语名称还没有一致意见

①《旧唐书》，卷199上第5321页

②《资治通鉴》，卷196第6169—6170页

①《资治通鉴》，卷197第6213页

①《资治通鉴》，卷197第6214页

②《资治通鉴》，卷197第6220页

①《资治通鉴》，卷199第6261—6262页

②《旧唐书》，卷66第2464—2466页；《资治通鉴》，卷199第6260页

③《唐会要》，卷35第633页继承问题的斗争在太宗朝的前半期，太宗的家庭生活相对安静，只是由于636年他的妻子兼密友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才有了波折在7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他儿子们都已成年，两个皇子之间展开了一场剧烈的继位斗争；这场冲突是太宗自己无意中促成的两个对手一个是文德皇后所生的长子太子承乾，一个是魏王泰有关这一时期的正史说李泰是文德皇后的第四子，但其他史料说他也许比他“大哥”承乾还年长，并且也许是太宗的另一个妃子所生

①虽然承乾因患严重腿病而跛足（也许是痛风或畸形足），可是在太宗刚即位后不久的626年阴历十月就立他为太子了

②太子显然聪明而能干，并且一到成年太宗便开始让他解决平常事务，当太宗离京时命他留守京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中国的朝廷官员来说，承乾的行为显得在某些方面不正常和有失体统；他很也许是精神失常承乾不遵守中国的习惯和传统;他口说突厥话，他和他的仆从都穿突厥服装当朝廷官员们批评他这种粗野和不体面的行为时，他公然蔑弃中国礼法，竟打算杀害他们，由于没有成功，他的这些活动当时没有泄露

①甚至在639年以前，当承乾的越礼行为尚未最后成为公开丑闻时，太宗已明显地在所有皇子中表现了对魏王泰的偏爱

②李泰聪明而有魅力，并且秉承了太宗的许多优秀品质太宗在很多方面都表达爱慕李泰936年，当其他皇子被封为世袭都督赴任时，太宗破格地允许李泰不外出任职，而为他建立了一个类似太宗自己早年在洛阳建立的机构一一文学馆642年,李泰在新建的王府广招文学之士，每月的花费甚至超过了太子

③李泰当然会把太宗有增无已的恩宠当作有希望继位的征兆，他左右的一帮年轻而有非分之想的官员也希望他代承乾为太子，以便附骥沾光承乾的日益反常的行为看起来是有也许导致他被废弃李泰左右的这一伙人中有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和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因此在继承问题上，在太宗朝廷中第一次出现了两大势力集团，一个支持承乾，一个支持李泰为了防止官员分化成两个各怀拥立目的的对立集团，太宗宣称，假如因故废了承乾，承乾的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将继承乾之位在这期间，太宗用各种方法改善太子的行为，方法之一是在643年初期指定刚直而重道德伦理的魏徵为太子的老师但改造承乾的希望微乎其微，于是太宗决心不使太子受其左右亲信的坏影响643年初期，他杀了太子的三个亲信，一个是太子的宠侍歌童，另两个是以异端诱惑太子的道士太子怀疑自己和娈童的关系是李泰告诉太宗的，并对太宗的日益严厉的态度越发警惕起来于是他计划杀害李泰和除掉他父亲参与太子这个计划的有杜如晦的次子他的长期亲信杜荷、在征讨高昌之役中因行为不端受处分而心怀不满的将军候君集、太宗的异母幼弟并对太宗的屡次谴责日益厌烦的性格粗野的汉王李元昌幸亏另一个皇子齐王李祐谋反失败，使李承乾的诡计尚未实行就暴露了李祐叛乱计划的参与者之一纥干承基就是承乾指使谋杀太宗的人纥干承基揭发了太子的诡计，使朝廷更加吃惊643年阴历四月，承乾被废为庶人，囚禁在现在的贵州边境，死于644年末

①承乾的支持者的下场更坏汉王元昌奉命自杀，杜荷和侯君集被斩首

②虽然太宗以前曾宣布不废除承乾子嗣的继承权，可是他特别溺爱李泰；随着承乾的被废，他现在宣布有立李泰为太子的打算李泰的追随者当然热烈支持；但太宗的有权势的老臣长孙无忌却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主张立当时快满15岁的李治为太子于是朝中分为对立的三派:即本来支持承乾而现已崩溃的一派；支持李泰的一派；以长孙无忌及其他大臣为首的支持李治的一派

③但是，因皇帝的意见受到最有势力的顾问们的反对和由此产生的对政治安定的威胁所导致的艰难局势，不久得到了解决李泰本人开始暗地里威吓李治，因李治过去和新近被处死的汉王关系很好随着新诡计的暴露，太宗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褫夺李泰的爵位并把他驱逐出京这种家事的烦恼使得太宗濒于精神崩溃他抱怨三个儿子和一个兄弟都背叛了他，只是由于褚遂良的阻拦他才没有饮恨自尽对于继承问题，太宗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由于李治受到有影响的大臣们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房玄龄的有力支持，太宗于是在643年阴历四月正式立李治为太子同时，为了使李治受到严格的教导，一批有很大权限的官员被任命为他的老师，其中涉及长孙无忌、房玄龄、年老而固执的萧瑞和李世；同时另有一批地位较低但有才干的官员被派在太子府中任职，以使满朝文武都能团结一致地拥戴他可是太宗仍然认为，他是被迫作了错误的选择，并且怀疑意志软弱的李治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643年末，太宗又想以另一皇子吴王恪作太子；李恪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

①李恪英武像他父亲，太宗自然被他吸引但长孙无忌再度干涉，他批评太宗反复无常，并坚持李治会成为一个卓越的统治者正像中国历史家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长孙无忌也许故意拥戴李治,但他支持李治是希望李治一旦即位他自己将能继续左右朝政

②因此，继承问题再无变动，649年阴历五月，享年局限性50岁的太宗在久病后去世，李治即位，成为唐代的第三个皇帝高宗对一个盛世来说，太宗晚年是个不幸的结局当645年进行给他蒙上一层失败阴影的辽东战役时，太宗患了一种精力耗竭的衰弱症，以致很多平常工作不得不由太子代劳虽然他早年曾屡次嘲笑过去那些执迷不悟地寻求长生和灵丹妙药的帝王们，但他现在极力想减轻病痛,也找来一个印度巫师那罗迩娑婆寐治疗

③太宗越来越仔细地研究他过去的成就，并且关心他的儿子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为此，他写了一部四卷本的政治遗言《帝范》，揭示了他对于为人之君的抱负虽然太宗的统治以低调告终，但它是唐代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并且在某些方面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他留给他的继承者一笔庞大的遗产合理和高效能的行政机构、繁荣的经济及广大的国土虽然他在高丽的失败投下了阴影，但在一定限度上全国出现了自汉朝全盛时期以来所没有的兴旺景象，一个充满自信的、安定的和繁荣的局面显然，太宗时代的清平之治一定会使那些在他死后的不稳定的甚至危险的年代中继续供职的官员们产生深沉的追思随着时间的流逝，太宗的威信和荣誉也随之增长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抱负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一一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一一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并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抱负，此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在武后统治的黑暗日子里，当群臣之间的良好而坦率的关系为惴惴不安和无穷的清洗及恐怖所取代的时候，就出现了要恢复太宗之治的抱负安禄山之乱以后，当大大地削弱了的中央政府被迫采用各种只求苟安的权宜之计时，当皇权旁落而由宦官或私人仆从玩弄权柄时，太宗之治就显得无比的强盛和成功后来，吴竞在72023编撰名著《贞观政要》，记述了太宗和群臣有关国家长治久安之策的讨论，编者希望在武后统治了半个世纪之后，太宗的行政作风应予恢复；此书成了帝王资治的基本手册，后世探求治国之本的帝王们及极力说服皇帝纳谏的大臣们都热心研究此书也为朝鲜人和日本人所爱读，后来被译为西夏、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等文字，以供西夏、辽、金等朝的统治者参考它形象化地体现了太宗之治的作风，因此风靡东亚，成了强有力的政治抱负尚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注意，《贞观政要》有一部军事方面的姊妹篇《李卫公问对》这部书的现在形式很像宋初的伪作，但也包含一些真的内容，它记述了太宗和他的名将李靖讨论的各种战略问题

①此书竟被塑导致一部与《贞观政要》形式相同的著作，以显示太宗在军事上也堪为楷模；这件事自身就突出了后世对他的特别崇敬之情在后世人眼里，太宗朝文治武功并盛，既空前又绝后

①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5年）,第215页注9；松井秀一《围绕拥立武后的问题》，载《北大史学》，9（1966年），第16页注48；岑仲勉《唐史余浦》（北京，1960年），第10—11页

②《旧唐书》卷2第31页；《新唐书》，卷2第27页

①关于承乾之失德，见《旧唐书》，卷76第2648—2649页；《资治通鉴》，卷196第6189—6190页

②《资治通鉴》，卷194第6n9页

③《资治通鉴》，卷196第6174页

①《旧唐书》，卷3第

55、57页；《新唐书》，卷2第

42、43页

②《资治通鉴》，卷197第6193—6194页

③孙国栋《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7（1965年），第39—49页

①《旧唐书》，卷65第2453页；《资治通鉴》，卷197第6206页

②孙国栋《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第46—50页；《旧唐书》，卷76第2666页

①关于这部书，见彼得・A.布德伯格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古代中国的战争艺术一一〈李卫公问对〉研究》（伯克莱，1931年）兄弟接任为处罗可汗一一他不久于62023死去处罗可汗由另一兄弟颉利可汗（公元620-630年在位）继位，此人在高祖年间和唐太宗初年被认为是唐王朝的大患公元62023,颉利率领号称15万人的大军进犯唐王朝原根据地太原，但被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统兵击退突厥人屡屡进犯京城长安的周边地区，形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致京师在公元624年后期不得不实行戒严根据传统的记述，高祖曾认真地考虑把都城迁到更安全的地方以避突厥人之锋，他并且派过一个官员去勘察新都几个也许的地址

①次年，原已于公元62023解散了的12个军又重新建立，以便对付突厥人的威胁公元625年年中，颉利可汗又率大军再次袭击太原，使唐军受了很大损失甚至在高祖统治的最后几个月内，东突厥还在攻打北方边境，因此皇帝不得不命令地方官员加固城垣，多挖护城河，严加防备虽然唐高祖历来受到后世种族中心论的中国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说他在唐朝初年屈从于突厥人；虽然他的收买政策未能挡住突厥人接二连三的进犯，但他确在王朝危急的时期成功地买得了安全这个喘息时机，一方面使唐军在进入隋都时免去了腹背受敌之虞，后来又使唐军巩固了在陕西的力量它还使唐朝可以在太子建成的指挥下开始筹划北方边境的防御工作,这虽然不能完全阻止突厥人的入侵，却为汉人在唐高祖在位的余年坚强有力地抗拒突厥人的进犯打下了基础

①传统的史学家指出，经李世民劝阻，这一计划未付诸实行见李树桐《唐史考辨》，第55—60页玄武门之变和内禅与唐高祖逐鹿的群雄纷纷败于战阵，朝廷上也已形成一种相对稳定和宁静的气氛，这时以太子建成及支持他的幼弟李元吉为一方，以建成之弟李世民为另一方的早在战争时期即已潜滋暗长的仇恨终于表面化了，并且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建成和元吉两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瞥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例如，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就深知当时的实录对建成和元吉有偏颇不实之语

①到了公元62023,李世民由于战胜了窦建德和王世充而声誉骤隆，太子建成则因大部分时间在北方边疆防御突厥人，未能树立同样的声望也就在这一年，唐高祖把李世民的地位提高到全国其余一切贵族之上，命他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命他开府洛阳李世民立即组成一个听命于他的约有文武官员50人的强大的随从人员集团，其中许多人来自东北部平原本来已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他开始向太子建成的高于别人的地位挑战了

②李世民很也许也从其他方面威胁建成公元62023他设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学士当他的国事顾问文学馆的创办很也许提醒太子建成，世民有继登大宝的野心

③从这时起，建成想方设法挖李世民的墙脚，把后者班子中的几个人调往别的岗位上去

①与此同时，他招募两千多名少壮人员来增强他在长安的力量，这支力量称长林兵，由于他们驻扎在太子住地东宫内的长林门附近建成与他的反李世民的同盟者元吉还获得高祖后宫中许多妃嫔的支持，他们在不间断的宫廷诡计中在皇帝面前给他们说好话另一方面，李世民因有军务经常不在首都，他在长安城内和宫廷内部没能成功地得到支援但他却在洛阳的军政官员中建立了支援的基础，以此来与太子建成在长安的优势相抗衡

②最初，太子建成的策略进行得很得手可是公元624年阴历六月，原任太子东宫侍卫的庆州总管杨文干谋反据说，有人曾劝杨文干应为太子建成起兵并拥立太子为帝；是时太子正留守京城，唐高祖则住在离宫诡计被揭露，太子建成和杨文干分别从长安和戍地被召赴行在当高祖的使者到达时，太子建成拒绝了一位部属劝他夺取帝位的进言，反而前往行宫请求皇帝宽恕可是，杨文干却举兵反叛按照史书上的某些记载，唐高祖答允立李世民为太子，并派李世民和此外几位将领率兵去讨伐杨文干；官军一到，杨文干即为其部下所杀与此同时，太子的支持者李元吉、后宫的妃嫔们和宰相封德彝（封伦）等人成功地掩饰了整个事情的真象；并且尽管太子的几名顾问和李世民的至少一位随从都被放逐，李建成仍被遣回长安当太子有些历史学家很怀疑李建成是否真正与闻这次事件，并且至少有一位现代学者相信，指控李建成的罪名是李世民及其同党罗织起来的

①唐高祖曾想法缓和诸子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他试图让李建成和李世民脱离直接接触，并且曾作过某些薄弱而不成功的努力以填补他们之间的裂痕但是，他陷入了宫廷内和朝堂上精心策划的尔虞我诈的交叉火网之中而不能自拔，每一方都设法诋毁对方，而唐高祖本人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又极端摇摆不定，对他们的态度看来取决于他们各自成功地运用他的限度同时，局势也急转直下，直到最后以兵戎相见到了公元626年，李世民对李建成和李元吉耍弄花招所取得的成就越来越惊恐不安，由于后二人旨在使皇帝反对他，并且想挖空他的一帮人马杨文干事件后不久，唐高祖得知李世民的觊觎之心日渐增强，他便召李世民进宫并明白地告诉他，他不也许从高祖本人那里得到什么帮助

②李世民的两个最重要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己因建成和元吉玩弄诡计而被开革他的将军尉迟敬德被建成和元吉雇人行刺，几乎丧生，而当他后来被他们在朝中诋毁时又是经李世民说情才免于一死的当突厥人于公元626年初入侵边境时，经建成建议，元吉被派往抗御突厥人；他随身带走了李世民手下最优秀的将军们和精锐士兵建成和元吉并且厚赂李世民的关键人物，希望他们倒戈相向唐高祖似乎并不反对他们搞这些名堂最后，据说李建成想毒死李世民，虽然对行事的时间一一甚至对这个事件自身一一都一直有人争论不休一个时期以来，李世民的最有影响的官员们曾敦促他对他的两个兄弟采用强硬的立场但是,他在制订进攻性策略时行动是缓慢的可是，他谦恭下土，慷慨大方地笼络了洛阳地区的地方军事精英人物（豪杰），并且用自己的一千人马警卫着这个城市也许他是在想，假如一旦被迫逃出京城的话，他可运用洛阳做避风港，或者用它作为反对建成和元吉的基地最后，刺激李世民采用行动来反对他的兄弟们的事件终于出现据他的探子报告，他们计划在李世民送元吉出征突厥人之际将他杀害这时，他秘密地把扮成道土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召进他的营地以协助他制定计划，同时，他又贿买玄武门禁军将领常何，使之听命于己玄武门位于长安北面城垣之中心，是出入禁城的要道由于它地处冲要，所以禁军都驻扎在它的左近，以负责防止任何敢于政变的尝试

①阴历六月初三，李世民谎奏说建成和元吉淫乱后宫唐高祖即对此事进行按验次日早，高祖的一个妃嫔把李世民对他们的控告告知建成和元吉，他们便决定不去朝廷而径自去见皇帝求情，因此打马直奔皇宫，想为自己辩护可是正在这时，李世民领12名

②心腹部署在他此时已控制的玄武门阵地当建成、元吉到达宫门入口处玄武门时，他们被伏兵袭击建成被李世民砍死；元吉则被李世民的军官尉迟敬德所杀建成和元吉的随从于是对玄武门发动袭击，但当两位被杀主子的头被拿来晓示众人时，他们的攻门努力便即刻崩溃了在玄武门之变的前不久，唐高祖表现了颇不利于李世民的态度他曾允许把李世民的几个要员调走，同时他也默默地看着建成在京城发展部队，使它的人数明显地多于李世民的部队

①紧接着玄武门的事变，李世民派了他的可靠的将军尉迟敬德（即唐高祖前不久要处死的人）去向皇帝报告政变的结果据说，在玄武门事件发生时，高祖正在宫内的湖面上划船这时,尉迟敬德身穿全副甲胄荷戈而至（这一行动通常罪当处死），把高祖两个儿子的死讯告诉了他李世民用了这一戏剧性的手法告诉他的父亲唐廷内的潮流变了，他现在完全控制了局势

②玄武门事变之后仅仅三天李世民便被立为皇太子，从他父亲手里接过政府的实际控制权阴历八月初九，唐高祖也许是由于被胁迫而放弃了皇位，李世民便做了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后来在中国历史上被谥为太宗）与此同时，唐高祖被尊为太上皇唐高祖逊位之后，无论在事实上或名义上都变成了退隐皇帝，只偶尔出席宫廷礼仪关于公元626年以后的年代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是，最近事变所引起的创伤似未治愈公元632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诉陈年迈的高祖住在宫城西部狭窄的大安宫内；虽然它去太宗之宫咫尺，但太宗已经好久没有去省视他了马周还进一步指责说,当太宗要去夏宫避暑时，高祖却被留在长安受热天的煎熬

③可是，后来太宗也要邀请高祖和他一起去避暑时，高祖谢绝了太宗于是在宫城的东北面建造大明宫作为他父亲的避暑离宫，但高祖在施工期间却一病不起，而于公元635年阴历五月死去，没来得及住进他的离宫此外一件事情也一定很重要，即唐太宗给他父亲建造的陵寝明显地小于他为他妻子所建造的宏伟的陵墓，他也打算把那里作为自己的安葬之地这一举措的含义肯定对唐太宗的一位官员有所触动，他讥讽太宗为不孝

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由于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并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大坏蛋隋炀帝，他后面的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已如上述，是由于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事实上，唐高祖举兵反隋时尽管已年过五十，上了年纪，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气愤勃勃的和干练的领袖人物有充足材料可以证明，他具有不凡的抱负，并且毫无疑问，恰恰是他策划了太原起事，并胜利地引导唐军进抵隋都他对李密和东突厥人的外交攻势使得唐军能夺取大兴城，并且使得唐军能组织和加强在陕西的力量而无虞敌军的阻碍后来，他的大赦、封官许愿和大加赏赐的政策，再加上李世民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使新王朝取得很多必要的支援，并且促成了全国的重新统一也正是唐高祖其人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武德之治，从任何现实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其结果来看，唐王朝已经打下了坚实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基础总而言之，唐高祖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①《资治通鉴》，卷184第5738页《考异》；《资治通鉴》，卷190第5960页《考异》

②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189—256页，特别是第218—249页

①布目潮风在他的《隋唐史研究》（第296页起以下诸页）中讨论了太子建成以下的这些安排

②《旧唐书》，卷69第2515页关于建成与世民敌对双方各拥有的支持者的问题，见陈寅恪的《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岭南学报》，

12.6（1952年）,第1—14页；章群《论唐开元前的政治集团》，载《新亚学报》，

1.2（1956年），第290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134—135页

①有若干证据表白，太子建成是被诬罔的见《资治通鉴》，卷191第5986页《考异》李树桐走得更远，他认为传统记述都是唐太宗的支持者及后世史家一一特别是许敬宗所精心编造出来的可是在《隋唐史研究》（第276-281页）和《玄武门之变》（载《大阪大学教育部集录》，16[1968年],第29—32页）中，布目潮风辩驳了这种见解,但他并未提出具体理由

②《资治通鉴》，卷191第5990页唐高祖告诫李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耶！”

①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40—143页

②按照布目潮风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说法，李世民所带领的人是12名，而不是传统记述中的9名

①见傅乐成《玄武门事变之酝酿》，载《文史哲学报》，8（1958年），第174—175页

②《资治通鉴》，卷191第6011页

③《旧唐书》，卷74第2613页

①《新唐书》，卷97第3871页；见韦克斯勒《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纽黑文，1974年），第136—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