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托洛茨基中国社会学史

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真实面目事件与文件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在近代史上占最重要地位的事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共产主义的几个基本流派发生了冲突目前共产国际的正式领袖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事变中，表现了他真实的全角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文件，已经抛散，消失与遗忘了有些则被人们严密地藏匿起来我们要藉助斯大林及其亲近助手们的文章和演说，藉助于他所授意的共产国际的许多议决案，来重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重要阶段为此，我们要引用我们文库中所臧的原有文件我们特别要引用一个青年斯大林主义者其塔罗夫［注一］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的演说，这个演说是被斯大林藏匿起来不公之于党的读者们将会自己相信其塔罗夫的供词有如何惊人的意义，他是一个年青的斯大林主义的职业官僚，一个中国事变的参加者，而现在正是少年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为了使事实和引证更为明了，我们以为唤起读者注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最重要的事变的经过，是非常有用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第一次政变一九二六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一个从国民党派来的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行政变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左派』国民党在长沙实行反革命的政变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宣说留在『左派』国民党内，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采取暴动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宣布在中国采取武装暴动与苏维埃的路线中央委员会的准许，不作独立行动；决议自动解除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散武汉童子团的组织［注四］;在国民政府的领土以内，实际上摧毁了一切农民协会；诸如此类』这里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描写得极其明白，它的领导，实际上是帮助『民族』资产阶级，冲散人民的暴动，并且消灭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最好战士但是这种明白的描写，是很奸诈的，上面的引证之印在纪录上，是在用几行虚点代替删节的那段以后底下是被斯大林隐藏起来的一节『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负责同志，中国同志和非中国同志，发明了所谓退却理论他们宣说反动正从各方面向我们进迫，所以我们必须即刻退却，藉以保留合法工作的可能；假使我们退却，我们将能保持此种可能，假使我们进行防卫斗争或企图进攻，那我们将失去一切』正当武汉的反革命，开始击破工人和农民的日子（一九二七年五月末），斯大林当着左派国民党的面前，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说（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汉口的国民党及汉口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纪录［德文版］第七十一页）一个工人，用书面提出问题，问为什么在武汉不建立苏维埃，斯大林答复道『很明显的，谁在现在要求在武汉区域，即刻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那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之国民党阶段，也就是冒险把中国革命放在一个极困难的地位』正是，在一个『极困难』的地位！斯大林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和学生谈话中说『在中国，一般地说来，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不是应当建立呢？是的，应当的，绝对应当的可是他的建立，要在武汉革命政府强固以后，要在土地革命展开了以后，要在土地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在这样情形之下，斯大林从没有想到，在武汉政府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没有加强他们的地位以前，可以经过苏维埃，加强工人和农民的地位俄国孟什维克派的机关报，在那个时候，论那有名的斯大林大纲（这大纲是辩护他的武汉政策的）说『在本质上，从［斯大林大纲］中申引出来的［路线］,是很少可疵议的，尽可能地保留在国民党内，紧黏在他的左翼和武汉政府之上到最后可能的一分钟；［避免再不利条件之下作决斗］;不发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因此不［给中国人民的仇敌以新的武器来反对革命，来制造新的谣言，说中国进行的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人工移植的莫斯科苏维埃］——实际上还有比这个更聪敏的政策吗？……』（『社会主义报道人』第九期［一五一］第一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二七年五月的开会，就是当武汉已经开始摧毁工农组织的时候，关于中国部分，还作了如下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地唤起中国共产党注意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和发展一切工农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里面，必须进行一种鼓励，教他们加入国民党，要把国民党转变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之有力的群众组织』『加入国民党』，即是表示把自己的头，自愿地送上杀场上海血的教训，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让它空空地过去共产党员，如同从前一样，已经被驱使得变成赶牛人，天天为资产阶级刽子手的政党（国民党）赶牛，并且变成了汪精卫和他的伙伴之『工农血液』的供给者十一斯大林主义者试验内阁主义虽然有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组织和左派反对派的抗议，但是斯大林还实行他的国民党政策，而且试验内阁主义两个共产党员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政府，一个作劳工部长，一个作农政部长——真是典型的人质位置呀！——在共产国际的直接训令之下，为保全联合战线，竟破坏了阶级斗争这样的指令，是经常地从莫斯科用电报拍到中国，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我们且听其塔罗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于代表听众之前，怎样形容共产党的『内阁主义』再实际中的情形吧『你们知道，在政府中有两个共产党员的部长』底下的演辞，便从纪录中删去了『后来，他们［共产党的部长］便不与其它的一切部长们聚会了，他们不出头露面了，可是在他们的部里，位置了上百的官员当这两个部长活动的时期，甚至连一个简单的法令,使工农地位较优的法令也没有颁布这种应受责难的行动，还不算稀奇，还有更可责难更可耻的结束这两个部长，一个说生病，一个说要到外国去，便以此等理由请求免职他们的辞职，竟没有发一个政治的宣言，在这宣言里面，他们应该说你们是反革命者，你们是奸贼，你们；是叛徒，我们再不愿与你们在一起了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作，一个宣说他确实病T而谭平山则甚至写道，他无法纳广大的农民运动于正轨，所以他请求准许他辞职我们能够想象还有比这个更大的羞耻吗？一个共产党员的部长，竟声明他不能纳农民运动于正轨，那么谁能呢？军人能够，没有别人这是公开承认武汉政府对农民运动之严酷压迫是合法的』这就是共产党员参加工农『民主专政』的原形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当斯大林演说和论文，在一切人的心中还非常新鲜的时候，其塔罗夫的报告，不能被印出来，虽然其塔罗夫年纪轻轻，但却非常伶俐！为了他自己的福利，并没有对莫斯科的领袖们之领导中国的内阁主义说一句话，甚至说到鲍罗庭的时候，仅仅用『某一非中国同志』来代替谭平山抱怨说无法把农民运动纳入正轨，其塔罗夫对这抱怨虚伪地发怒可是其塔罗夫势必知道这正是斯大林放在谭平山面前的工作谭平山再一九二六年年底，来到莫斯科接受训令，并且向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报告，说他是怎样努力对付「托洛茨基主义者』，那即是说对付那些要求退出国民党藉以组织工农的共产党员们斯大林打电报给谭平山，训令他约束农民运动，其目的是在不要反抗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军事参谋部同时斯大林却谴责反对派……说我们轻视农民第八次全体会议，甚至还通过了一个特别的决议，题名为『对于托洛茨基与伏育维奇两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演说之决议……』『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要求，用苏维埃的形式，立即建立两重政权，并立即采去打倒左派国民党的路线这种在形式上!是极左的!!,可是在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要求，不过是旧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之重复！是要跳过革命中之小资产阶级的农民阶段』这里我们看见反托洛茨基主义之赤裸裸的本质了它是拥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与农民的革命十二领袖与群众一切工人阶级的组织，都被『领袖们』利用，用它去约束，压制和破坏革命群重的斗争底下是其塔罗夫的陈述『劳动大会［在武汉开的］一天天地拖延下去，并且当它最后集会时候，也没有任何企图想把它用作为抵抗的组织反之，在大会最后的一天，它还决议在国民政府公署之前，举行群众游行，其目的是表示他们对于政府之忠诚（洛佐夫斯基［注五］插言『我在那里用我的演辞警告了他们』）』洛夫佐斯基这时候出来说话，简直不知羞耻他『警告』了中国的工会运动家，其实中国的工会运动家，就是被他的空洞大话弄得混乱不堪的洛佐夫斯基在中国现地看不见任何东西，不懂任何东西，不能预见任何东西这个『领袖』从中国回来写道『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已经变成支配的力量』（『工人的中国』第六页）无产阶级的头，已经被挟在蒋介石的铁铐之上，洛佐夫斯基还说出这样的话由此可见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是怎样地欺骗了全世界的工人在中国工人被击溃以后（由于各种『总书记』的帮助），洛佐夫斯基竟嘲弄中国的工会运动家，说那些『卑怯者」受到警告了，你们知道，这种警告，就是那最勇敢的洛夫佐斯基之豪勇的演说在这小小的插话里面，可以看出现在『领袖们』的技巧，看出他们整个机构，及他们的全部道德！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力量，确实是无可匹比的我们已经看见，虽然有了三年的错误，可是那时上海的情势还是有救的，如果我们把蒋介石不当作人民的解放者，而当作势不两立的仇敌来迎接更有进者，甚至在上海政变以后，共产党员还仍然能在各省加强自己的力量不过他们是要服从『左派』国民党的其塔罗夫对于左派国民党所举行的第二次革命中之最辉煌的一页，加以如下的叙述『武汉方面的政变，发生于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这个政变，是简直不可信的情形之下发生的在长沙，军队有一千七百人，集合在长沙周围的武装军队则有两万人，其中农民占大多数虽然有这样的优势，可是军事领袖终究握住了政权，枪杀了所有活动的农民,解散了一切革命组织，并且建立了它的专政，这完全因为长沙和武汉的领袖们之懦怯，犹疑和退让的政策所致农民们听到了长沙政变的消息，他们便自己准备起来，打算围攻长沙这进攻是五月二十一之次日决定的农民从各方面调动他们多数的队伍，向长沙进发很明显的，他们不要很大的努力，便可取得长沙城可是正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一封信，陈独秀在这封信上教他们最好避免公开的冲突，把问题转移到武汉来解决［注六］湖南省委根据这封信，便下了一道命令，通知农民武装队退却，不要向前进展；但是这个命令，没有送达到某两个分队，这两个分队，便向长沙进发，结果是被军队消灭了』（纪录三十四页）事情的进展，在其它各省，都很相似在鲍罗庭的领导之下——『鲍罗庭是在警卫着！』——中国共产党员，都奉命维谨地执行了斯大林的训令不要与特选出来做民主革命领袖的左派国民党决裂长沙的投降，是于五月三十一日举行的，那就是说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决议后几天以内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是完全遵从了这些决议领袖们确实尽了一切可能，毁灭了群重的事业！在同一演说当中，其塔罗夫说「我以为我有责任宣说，虽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犯了很长久的空前机会主义错误…・・・可是我们决不应责备党的群众，教他们负机会主义之责・・・・・・我深信（我曾见过许多共产国际的支部）没有另一个支部能像中国支部那样献身于共产主义，能像中国同志在为主义的斗争中那样英勇任何国家共产党员都没有中国同志英勇』（纪录三十六页）无疑的，革命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在斗争中已经表现了特别的自我牺牲他们与革命一道，被机会主义的领导毁坏了这种领导，不是广州，上海和武汉的领袖，而是那从莫斯科发号施令的人这将是历史的定评！十三广州暴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开了非常会议，它惩罚那以前执行莫斯科训令的领导为机会主义政策，即是惩责它的全部过去，并且决定准备一个武装暴动斯大林的特派密使们，当苏联共产党开第十五次大会的时候，正在广州准备一个武装暴动，其目的是在表示斯大林在中国策略上之政治胜利，藉以遮掩他对俄国反对派的放逐在革命潮流已退落，而城市群众还非常销沉的时候，广州「苏维埃J暴动竟急促地组成了，工人们的行动是英勇的，但领导者的冒险主义是罪恶的广州无产阶级之新的溃灭，消息传到之时，正是十五次大会开会之日如此，斯大林之击碎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正是当他昨日的同盟者蒋介石打毁中国共产党员之日起草新的清单又是需要的了，这即是说要再一次把责任移转到执行者身上去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报』写道『许多省军，都一致地向红色广州进攻，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最大的最长久的缺点，正在于在反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即分化运动太不充分』『最长久的缺点』！这是不是说，去分化国民党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呢？若是的，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一九二八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放弃把武装暴动作实行的口号一四个阶级的联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建筑在四个阶级联盟之上的底下是孟什维克柏林机关报对此种政策的赞扬『四月十日（一九二七年）马丁诺夫在「真理报」上，极有力地并且・・・・・・十分孟什维克方式地，表示了官方立场之正确，这种立场即是坚认有保持四个阶级联盟之必要；坚认不要急于打倒联合政府，因为在政府里工人与大资产阶级坐在一起；不能早熟地以「社会主义的任务」放在它的前面』（『社会主义报道人』第八号第四页，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究竟像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且摘引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机关报中的一段吧『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广州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罢工法，在这法律中，禁止工人携带武器作示威运动；禁止逮捕商人和企业家；禁止没收他们的商品；建立强迫的仲裁委员会,制裁劳资冲突这个法律包含了许多项目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但是与这些项目并列的还有其它的项目，他们超过了革命战争中为防卫的利益所必须的限度，去限制罢工自由』（『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九号第四百零八页）在资产阶级放在工人颈上的绳索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有利于工人的纱线（『项目』）这个绳圈的缺点，只是在于太紧了，竟超过了『为防卫的利益（中国资产阶级的）』所必需的程度了这是在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的谁写的呢？马丁诺夫什么时候写的呢？二月二十五日，离上海大流血仅仅只有六星期二斯大林心目中的革命前途斯大林对于他的同盟者蒋介石所领导的革命，是怎样估计它的前途呢？底下是他那不名誉的宣言中之最不丢丑的一部份（他那最丢丑的部分，是从未公开刊布过的）『中国的革命军［即是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在求自己的解放斗争中之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进展，便是给帝国主义一个打击，给它在中国的走狗一个打击,并且一般地说来，也就是表示中国一切革命分子得到集会，出版与组织的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四十六页）蒋介石的军队，据斯大林说来，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它给全体人民以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那么，为使革命成功，需要什么呢？很少『青年学生（革命的青年），青年农民，假使都从属于国民党的意识和政治影响之下，则所有这些人都是推动革命飞速进展的力量』（同书第五十五页）这样一来，共产国际的任务，不是把工人和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解放出，而是相反的，把他们附属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这篇文章，是在蒋介石被斯大林武装以后，率领着从属于他的工农，『飞速地』走向……上海大屠杀的日子写成的三斯大林与蒋介石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政变以后（那时我们的报纸默无一言），共产党便已减弱到国民党之可怜的附属品的地位了，那时且签订了一个誓约，不批评孙中山主义；这样，蒋介石——这确乎是一件可注意的琐事——便出来主张共产国际容许国民党的加入，他为了准备自己做刽子手，他需要世界共产主义给他作遮饰，而他竟得到了为蒋介石与胡汉民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被共产国际准许其加入（算是一个『同情』的政党）蒋介石当准备作坚决的反革命行动之时（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同时还很小心地和斯大林交换像片这种友谊的加紧，是藉布勃诺夫［注二］的旅行去拜望蒋介石完成的，他是中央委员会的分子之一，是斯大林的一个代办人另外一件『琐事』即是布勃诺夫旅行到广州的时候,正与蒋介三月二十日事变同时，布勃诺夫作了什么呢？他教中国共产党顺从并且保持安静在上海大屠杀之后，共产国际的许多委员会，都在斯大林的命令之下，企图否认刽子手蒋介石曾为共产国际之一分子他们忘记了在政治局里表决时，所有的人都反对那一票（托洛茨基的），而且用调协一致的口气，批准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国民党的代表邵力子『同志』之参加，而这次会议正是责斥左派反对派的在邵力子所说的许多事情中，有这么几句话『蒋介石同志在他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宣说，假使中国革命不能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那么革命将是不可思议的了国民党奋斗的目的，不是在中国国民革命之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如同西欧所发生的一样，如同我们看见的一切的国家那样，只有苏联除外……我们都相信，在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国民党将要完成它的历史的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的纪录［德文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三三到四四页）这就是一九二六年秋天第七次全体会议里面的许多事情，当共产国际的一分子，『蒋介石同志』，即曾允许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解决一切任务的蒋介石，仅仅解决了一个恰恰是用流血手段打碎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还竟有如下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一切事变，完全证明了第七次全体会议的预言之正确』证明了，并且是完全正确的！假使这是幽默的话，那无论如何不是随意想得出来的不过我们决不可忘记，在这种幽默上面，深深地染了上海工人的血液四列宁的战略和斯大林的战略列宁规定共产国际对于落后国家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对那在落后国家中以共产主义的外衣披在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身上之企图』为要实行这个战略，那曾经允诺在中国『不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民党，竟被准许加入共产国际了很明显的，列宁也承认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作暂时联盟的需要，但是同样是很明显的，他主张的联盟，不是与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藉以欺骗和陷害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农民与城市小市民），而是与群众自己的组织和集团联盟，以反抗民族资产阶级那么，列宁所想象的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联盟，究竟是怎么的方式呢？对于这个,他也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写的大纲上，予以答复『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民主资产阶级，作暂时的联盟，但是决不应当与它混合，并且一定要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之独立性，纵然无产阶级运动还非常稚弱』斯大林教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同时准许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这似乎都是执行第二次大会的决议，所有这些，总括起来都被称为『列宁主义』五蒋介石政府好像是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一个驳斥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广州第一次政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后一年，对于蒋介石政府是怎么估计呢？这我们可以从政治局的委员们之公开言论中，看得很清楚这里是加列宁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在莫斯科高次纳克工厂的演说:『中国的一切阶级，自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都深恨外国资本的走狗——军阀；而中国一切阶级之视广州政府，则是全中国的国民政府』（『消息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鲁助达克，几天以后，在电车工人的集会上，也有个演说，『真理报』的记载是这样『鲁助达克同志，对中国的情势深加考虑之后，他指出在革命政府的后面，有中国一切阶级』（『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伏洛希洛夫用同样的精神演说了不止一次列宁把马克思关于国家的演说，从小资产阶级的垃圾中清理出来，真是徒劳无功不肖门徒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内，竟拿双倍的垃圾将他掩盖起来了迟至四月五日，斯大林在棱柱厅里演说，还坚持共产党应保留在蒋介石的党内，而且他还否认他的同盟者有叛变的危险，他说『有鲍罗庭在那里警卫着』然而蒋介石的屠杀正发生在他演说后的一星期六上海政变是怎样举行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证据，那即是一个目睹并且参加中国革命的基塔罗夫的演辞，他是一个斯大林派，他从中国回来正当联共第十五此大会的前夜，他参加了大会并且有一个报告但他的演讲中许多最重要的部分，都被斯大林从纪录中删去了，得到其塔罗夫本人的同意；真实情形自然不能公开发表，因为它完全证明着反对派对斯大林的一切警告之正确我们让其塔罗夫发言吧（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对中国革命所家的第一次伤害，便是四月十一到十二之上海工人被屠杀关于这个政变，我将较详细地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党内很少人晓得它在上海曾经有过二十一天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存在，在这政府里面，共产党人占多数，所以我们可以说,上海曾有过二十一天的共产党政府这个共产党政府表现得十分消极，虽然事实上蒋介石的政变早已准备着，每天都有爆发的可能这个共产党政府，首先，在很久的时间中，都没有开始工作，其口实一方面是说，政府之资产阶级部分不愿工作且怠工；另一方而便说,武汉政府并没有承认上海市政府的组成这个政府的活动，便是颁布了三个命令，而其中之一，就是说，要准备盛大欢迎快到上海的蒋介石在上海这时候，军队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尖锐例如，大家知道，军队（托洛茨基按即蒋介石的军官们）已把工人敢上屠场军队逼近了上海，但停止进军至数天之久,他们不到城里来，因为他们知道工人正与鲁军作战，他们希望工人在这个斗争中战死，他们故意延迟进城后来军队到了上海但是在这些军队当中，有一师人是同情于工人的——那就是广东的第一师师长薛岳颇不见悦于蒋介石，蒋介石知道他同情于群众运动，因为薛岳自身是来自下层的他最初是一个连长，到后才作师长薛岳到我们上海同志那里来，告诉他们，一个军事的政变已经准备好了，蒋介石把他召回司令部去过，给了他一个极冷淡的招待，他决定再不到那里去了，因为他怕被蒋诱杀蒋介石向薛岳提议，叫他带了他的全师离开上海开到前线去；而薛岳则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希望我们同意他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信主三］他已准备留在上海，并且打算与上海工人共同作战，以反抗已经准备了的军事政变对于这个提议，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负责领袖们（陈独秀同志也在内）表示，他们已经知道政变业已准备了，但是他们不愿意与蒋介石作过早的冲突这样，第一师便调出了上海，而城市即被第二师白崇禧占据了去，两天以后，上海工人便被大屠杀』为什么要把这种真实而且生动的陈述，从纪录中删去呢（三十二页）？因为它究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而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问题啊！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说『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的工人，未曾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决死的战争它不懂得，革命之在中国，不能够发展得很快它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顺利的条件之下，进行决死的斗争反对派之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死的斗争（当它能避免的时候），就是表示使革命的敌人，更容易进行他们的工作……』斯大林这一段演说，题名为『反对派的错误』在上海悲剧中间，斯大林竟找出反对派的错误来实际上，反对派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上海的具体形势，那即是说，还不知道三月到四月初,情势是仍然那样有利于工人，虽然共产国际的领导是作尽了一切的错误与罪恶我们就从那故意隐藏起来的其塔罗夫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那时的情势，还是有救的上海工人正取得了政权他们的一部份已武装起来，而且还有一切的可能，更广大地武装他们同时蒋介石的军队不可靠，其中有一些部分，甚至高级军官，也倾向于工人方面来但是每个事件和每个人，都被上级命令麻痹了我们决不应准备决死的斗争反对蒋介石，而应开欢迎大会向他庆祝胜利因为斯大林从莫斯科下了他的坚决训令不仅不要抵抗那同盟者蒋介石，而且相反的，你们要向他表示忠诚怎样表示呢？睡下来并且装死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全会上，斯大林在技术的和策略的立场上，仍然为他那不作一次斗争便作惊人投降的政策辩护，这种投降，引导了革命中的无产阶级走了溃散的途程半年以后，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斯大林已默无一言大会上代表，延长了其塔罗夫发言的时间，让他有机会完结他的演讲，因为这个报告甚至引起了他们的深切注意但是斯大林想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其塔罗夫的描绘，从纪录中删去我们在这里，第一次把这个真实的历史文件发表出来让我们再注意一件有趣的事情当尽可能把事变的进程涂抹，并把那实际的罪恶隐藏以后，其塔罗夫便挑出陈独秀的责任问题，直到那时为止，斯大林派在任何一点上，都是拥护陈独秀以反对反对派的，因为他曾单纯地执行了他们的训令但是就在那时候，事情已经很明显，陈独秀同志，己将不愿意作缄默的代罪人，他要公开地讨论上海事变之原因共产国际后来放纵它的一切鹰犬出来向他吠咬，并不是因为他对革命犯了致命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不愿欺骗工人，不愿作斯大林的掩饰品七『注射工农血液」［于国民党］的组织者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报，再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大约是上海政变三个星期以前写道:『国民党的领导，现在正患着缺乏革命地工农血液之症候，中国共产党必定要帮助注射这种血液，那么，情势将急剧地转变』何等不祥的双关语啊！国民党是正在『需要工农的血液』这种『帮助』是用最完全的方法供给的在四五月里，蒋介石与汪精卫，都得到了工农血液的满足的『注射』了论及斯大林政策中关于蒋介石的一章时,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宣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在革命业已衰落的时代，是绝对正确的仅就北伐而论!,它已给了这个策略一个历史的证明.・・・・.』北伐怎样尽了这个作用呀！这里是斯大林所经过的道路北伐竟意外地证明了是对无产阶级的讨伐，证明了他与蒋介石的友谊之正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它一切能作的事情，使中国工人的流血，不能引为教训八斯大林再度试验与『左派』国民党联合其塔罗夫的演说，还删去了底下极可注意的一段『在上海政变以后，对于每个人都是很清楚地，中国革命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正从革命中退出这是人所公认，而且即刻都是这样说的但是有一件事与此有关的,却没有看到，即是虽然资产阶级正在退出革命，然而武汉政府，连想还未想到离开资产阶级不幸我们同志中的大多数，还不明了这种情形，他们对于武汉政府存有许多幻想他们把武汉政府几乎当作偶像，以为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模型』（这一段被删去的演说，再纪录中三十三页）『在武汉政变以后，很显然的，资产阶级是退出革命了……』假使事变不是那样悲惨的话，这是令人发据的事在蒋介石抛开革命，反对了被斯大林解除武装的工人以后，聪敏的战略家们，最后r懂得了J资产阶级是『退出』革命了但是斯大林既已承认他的朋友蒋介石已经退出，他还命令中国共产党附属于那同样的武汉政府,按照其塔罗夫在十五次大会上的报告，这武汉政府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离开资产阶级』的不幸『我们的同志都未曾懂得这个』什么同志呢？是胶贴在斯大林电报上的鲍罗庭吗？其塔罗夫没有举出任何名字来中国革命对他是很珍贵的，但是他的自保，则对他更为珍贵这里，我们听斯大林怎样说吧『蒋介石的政变，表示现在南方将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一个革命的中心在武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在南京』革命的中心之位于何处，不是很明显的吗？在武汉！『这是表示武汉革命的国民党，领导着坚决的斗争，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它将在实际上转变为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现在，我们最后知道了工农民主专政究竟像个什么东西了！斯大林继续着说『因此，在现阶段上，在国民党内部左派分子与共产党员之密切联合的政策，具有特殊的力量与特殊的意义……没有这样的联合，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二五至一二七页）没有与反革命的匪徒们——『左派』国民党的联合，竟说『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斯大林一步一步地——在广州、在上海、在汉口——保证革命胜利的方法九反对反对派，拥护国民党！共产国际对于『左派』国民党，是怎样观察的呢？它的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对于这个问题，给了一个明白的答复『共产国际以最坚决的态度，拒绝那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中国的国民党，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在这组织里面，无产阶级直接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在这样情形之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十分正确地在国民党里面，看见了斯大林的思想，『工农两个阶级政党』之实现了拉菲士并不是没有名的人，他最初是彼托立乌拉阁下一个阁员，后来在中国实行了斯大林的训令，他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机关报上写道『我们俄国的反对派，是大家知道的，也主张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一贯拥护这种观点，将会引导赞成退出国民党政策的人，走到一九一七年托洛茨基所宣布的那有名的公式去「不要沙皇，耍一个工人政府」，可是在中国它要改变一个形式才行「不要军阀，但要工人政府」我们没有理由去注意这些坚决主张离开国民党的人』（『无产阶级革命』五十四页）斯大林——拉菲士的口号是『不要工人，但要蒋介石！』『不要农民，但要汪精卫！』r反对反对派，但要拥护国民党！』十斯大林再度解除中国工农的武装在武汉时代,领导的政策是什么？我们且听斯大林主义者其塔罗夫关于这个问题的说话吧底下一段是我们再十五次大会纪录中读到的『当整个武汉时代，共产党中央委会的政策是什么？它的政策是在退却的口号之下进行的……在退却的口号（在革命时代，在革命斗争的最紧张时期）之下，共产党进行它的工作,并且在这个口号之下，先后放弃一个个的阵地而不作依次斗争以下一些事情都是属于这种放弃的同意把一切工会，一切农民协会及其它革命的组织，附属于国民党；不得到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