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文化参与及角色嬗变

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文化参与及角色娉变北魏宗室专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他们是北魏政权赖以存在的根基和骨干身为天潢贵胄，北魏宗室不仅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且深受华夏文明的感召，积极投身各类文化事业，在中古的文化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往的研究侧重分析宗室成员气质类型的转变，着力捕捉其文士化的趋势和线索，代表性成果有孙同勋《拓拔氏的汉化》、何德章《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和王永平《墓志所见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等，但较少关注宗室成员参与文化活动及与之连带的角色认知的改易笔者认为，由此切入能够更形象地反映北魏宗室阶层日新月异的精神面貌与生存状态，更生动地诠释包括宗室在内整个胡人贵族实现汉化、文士化的历史进程

一、北魏宗室阶层参与的文化活动北魏宗室高居统治集团金字塔的尖顶，是独一无二的特权阶层，他们可以享受最充分的文化资源；作为帝国权力的主宰，他们在精神世界寻求蜕变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也最为强劲这就决定了宗室阶层的文化参与无论数量还是内涵都必然超越其他胡人勋贵北魏宗室以现实具体的文化活动为媒介扩展自身的影响力，主要有下列表现

（一）接受官、私教育丰王延明受诏监修金石，博探古今乐事，令其门生河间信都芳考算之J如前所述，元延明深谙典籍，堪称宗室翘楚，对王朝的礼乐制度贡献甚巨，文中提到的信都芳不仅是他的学术助手，也是他的弟子元延明在宫廷教育中也据有主导地位，其墓志文曰:“少时高祖垂叹，以为终能致远，遂翻为国师，郁成朝栋既业冠一时，道高百辟，授经侍讲，琢磨圣躬J

[1]289元延明既贵为“国师”，则皇室成员俱在其教授之列又《元顼墓志》“明帝春秋方富，敦悦坟典，命为侍学王执经禁内，起予金华J口]290可见，墓主元顼也曾担负过帝师重任以上事例充分证明，宗室具备了独立传播汉文化的能力，其知识层次已今非昔比其次，宗室人物开始主持某些重大礼仪活动礼仪是中原文明的精粹，北魏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仪礼几乎为汉族士人所垄断可随着知识、阅历的积累，愈来愈多的宗室开始跻身这一神圣殿堂，且能与汉族宿儒就核心问题一较高下如临淮王元或“奏郊庙歌辞，时称其美”

[2]419安丰王元延明奉敕监修金石

[2]530又《魏书•祖莹传》“初，庄帝末，尔朱兆入洛,军人焚烧乐署，钟石管弦，略无存者敕（祖）莹与录尚书事长孙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乐，三载乃就“宗室元孚是修复礼乐工作的总负责之一，他成果显著，“于时措绅之士，咸往观听，靡不咨嗟叹服而返太傅、录尚书长孙承业妙解声律，特复称善”

[2]428舆服也是礼仪制度的重要环节，清河王元怪于孝明帝熙平二年0

（517）,“奏定五时朝服，准汉故事，五郊衣情，各如方色焉”

[5]238这套服饰体系为北齐所沿用，具有开创意义为逝者议定谥号属于丧礼的范畴，北魏后期，多有宗室主管此事，如彭城王元勰上孝文帝谥

[2]577；太常卿元脩和少卿元端议于忠谥

[2]746；太常少卿元端与给事黄门侍郎元纂定羊祉谥

[2]1924在庄严肃穆的礼仪活动中，宗室也时常扮演主角，为土人所瞩目如元彝在孝明帝正光二年

（521）举行的国学释奠大典上出任执经，此乃主持仪式之首席，非德高望重、才学优异者不能担当

[11]总之，国家礼仪尽管带有政治色彩，但究其实质还是一种文化行为，宗室能够抢占学术高地、小试牛刀，必然要以深厚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个人修养为先决条件再次，长久以来，宗室贵族被排斥在土人社交圈之外，汉族士人在政治上尽管臣服，但内心深处对异族统治者的鄙夷和敌视一时难以消除，太武帝时崔浩国史狱事件便是双方矛盾的总爆发

[12]152不过，随着时间O的推移、紧张关系的缓和，宗室与土人逐渐打破坚冰，在文化层面开启了沟通的大门至洛阳时代，汉化浪潮已势不可挡，宗室与土人间相互了解、彼此尊重，最终水乳交融，形成了胡汉文士济济一堂的空前盛况凭借不懈的努力，宗室终于为汉族土人所吸纳，成为其平等交往之一分子宗室大多礼贤下士，《魏书卢玄传》载，范阳大族卢道将“涉猎经・史，风气骞谓，颇有文才，为一家后来之冠，诸父并敬惮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虚襟相待”；卢元明“少时常从乡还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识之士，见而叹日‘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遂留之数日，赠帛及马而别其间不乏感人至深的场景，史载，南阳人冯亮“少博览诸书，又笃好佛理随道恭至义阳，会中山王英平义阳而获焉英素闻其名，以礼待接亮性清净，至洛，隐居松、高，感英之德，以时展勤及英亡，亮奔赴，尽其哀恸”

[2]1931元英与冯亮肝胆相照，足证宗室精英在汉人名士心目中已有一席之地，这是双方深入接触的有利前提宗室身上闪现的亮点往往能够得到名士的认同和欣赏如临淮王元或“至三元肇庆，万国齐臻，金蝉曜首，宝玉鸣腰，负荷执笏，逶迤复道观者忘疲，莫不叹服”[101201其气质风貌俨然汉族士夫，因而大受赞许宗室中的少年英才还会博得名士的特别青睐，获赠带有预测性质的评语，从而声名鹊起，实乃东汉末年清议传统之延续如元孚“少有令誉，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聪、司徒崔光等见孚，咸曰此子当准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见耳

[2]424元子孝“早有令誉，年八岁，司徒崔光见而异之曰后生领袖，必此人也

[2]442又元显和“少有节操，历司徒记室参军司徒崔光每见之曰元参军风流清秀，容止闲雅，乃宰相之器

[2]449这些评语都源自司徒崔光之口，崔光出自“四姓”之首清河崔氏，是汉人士族的总代表，他的举动表明宗室已在士人的关注视野之内进而言之，宗室既然成为评议的对象，也就意味着士人社交圈准入资格的获得我们还注意到，汉人士族总是将具备某些共同特质的宗室人物归并起来加以品评和比较《魏书太武五王•临淮王谭传附或传》“（元・或）少与从兄安丰王延明、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时人莫能定其优劣尚书郎范阳卢道将谓吏部清河崔休日三人才学虽无优劣，然安丰少于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济南风流沉雅时人为之语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济南备圆方同书《文成五王•安丰王猛传附延明传》“（元延明）与中山王熙及弟临淮王或等，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虽风流造次不及熙、或，而稽古淳笃过之J两则史料相互照应，说明元延明、元熙、元或三人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士人小群体《元延明墓志》却说“惟与故任城王澄、中山王熙、东平王略，竹林为志，艺尚相懵故太傅崔光、太常刘芳，虽春秋异时，亦雅相推揖”

[1]289可见，元延明、元熙又与元澄、元略聚集，自比竹林七贤然而，无论何种组合，宗室雅士总是以群体的方式活动应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群体与东汉党锢之际士流互相标榜结成的所谓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诸名目类似，乃士人自觉意识之反映

[13]259该现象的出现与宗室独立的主体性文化角色的塑造紧密相关，标志着他们正式成为士人阶层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上可见，迁都洛阳后，北魏宗室的精神世界焕然一新经过长期的磨合，宗室实现了与士林精英圈的平等对接，完成了由文化客体向文化主体的历史跨越其主体角色日益巩固，突出表现为收徒讲学、主持国家仪礼和获得汉族文士的认可等方面

三、余论从北魏立国到覆灭一个半世纪的短暂时间里，拓跋宗室的文化素养和气质面貌发生了根本的飞跃，汉化及文士化乃大势所趋征服民族的这种变化验证了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经典论断“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J早期皇室对汉文化懵懂无知，道武帝曾幼稚地询问朝臣“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

[2]789毗陵王拓跋顺入宫听讲黄老之道，竟然“坐寐欠伸，不顾而唾”

[2]383区区百年之后，皇室人物无不自命文士风流杰出代表是孝文帝，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

[2]187又《元钦墓志》“（元钦）秋台引月，春帐来风，琴吐新声，觞流芳味，高谈天人之初，清言万物之际，虽林下七子，不足称奇”

[1]250《元斌墓志》“（元斌）心栖事外，恒角巾私圃，偃卧林潮，望秋月而赋篇，临春风而举酌，流连谈赏，左右琴书J

[1]140这种文化心理的质变消弭了胡汉隔阂，是中古时期民族融合的核心内容和主要动力

[14]形象地表现在文学领域，脍炙人口的狩猎诗在游牧民族粗犷的风格之上又融入了汉文化的典雅

[15]拓跋宗室的文化变革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必然以现实的文化参与为契机，以具体的沟通交流为途径，以完成主体性角色转变为导向这才是探讨拓跋宗室及胡人勋贵文士化问题的基点综合上文，我们发现宗室通过接受正规、系统的学校教育实现启蒙，充分吸收宫廷学术的养料，积极搭建与汉人土族的对话平台，广泛参与藏书、校勘、著述、研讨等文化活动，在文化实践中学习、提升自身的素质修养在此过程中，宗室精英凭借长期不懈的努力变被动为主动,逐渐为汉人士夫所接受，成为文士社交圈的平等主体，标志着其文化角色的正式转变拓跋宗室之所以弃武从文，是环境外因带动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古时代是门阀土族的天下,土族不仅左右政局的走向，也引领着社会风尚游牧民族统治中原的最佳方法不是武力迫服，而是化身土族的一部分，与之分享国家而文化作为土族的旗帜，自然成为拓跋宗室改弦更张、接近土族的首要举措简而言之，热衷文化事业、打造主体形象乃拓跋巩固政权的有效手段以北魏宗室为代表，考察中古北方胡人贵族的汉化和文士化进程是重要的学术命题，相关材料丰富，研究手法各异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宗室文化类型的分析上，内容包括知识水平、个性素养、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孙同勋先生，首创数量统计法对宗室气质类型的量化分析，指出宗室中武将所占的比例由开国伊始的54%锐减至孝文帝以后的38%,揭示了宗室文士化的总体趋势

[16]73此类研究尽管极为必要，但限于琐碎的个案考证，不可避免地存在拘谨刻板，流于平面化的缺陷，窒息了文化史应有的生动性众所周知，人是社会的动物，只有在人际互动中方能实现自我价值鉴于此，笔者试图引入身份角色论，着重论述北魏宗室参与文化活动的情况，尤其是其文化主体地位的形成，以此管窥宗室在文化领域发挥的作用较之文化类型分析，身份角色论不仅还文化史鲜活、立体之本来面目，而且更契合“文士”作为文化活动组织者、精神财富创造者、思想理念捍卫者的本体特质可以说，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全景展示北魏宗室的文士化问题这是本文在方法论层面的探索，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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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迂都为界，此前以官学为主，后来私学取而代之北魏前期一度禁绝私学，《魏书•太武帝纪下》载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

（444）正月庚戌诏曰“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J这样，宗室贵胄就只能进入官办的太学读书中书省治下的中书学（后更名国子学）同为培养宗室子弟的重要园地，《元晖墓志》“（元晖）太和中始自国子生辟司徒参军事J孝文帝太和九年

（485）,执政的冯太后又开皇宗学，“于闲静之所，别置学馆，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专门教导皇子皇孙

[2]533官办学校因有朝廷鼎力扶植，条件优越、师资雄厚，大批学术精英汇聚于此，这对于宗室提高文化素养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尽管存在种种禁锢，但中原的私学传统从未真正停歇，摆脱官学之陈腐，投奔名师求学的宗室亦不在少数，如尚书左仆射元赞便是大儒常爽的高足

[2]1848北魏洛阳时代，私学蔚为大观，“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

[2]1842宗室教育更多地选择弃官从私，如任城王元澄之子元顺，自幼师从乐安陈丰，习学王羲之《小学篇》

[2]481；中山王元英诸子追随大儒刘兰学习儒家经典

[2]1851中古私学乃学术之中心

[3]20,其较官学拥有底蕴深厚、学风扎实、教法灵活等优势，因此北魏后期私学逐渐取代官学成为训导宗室的重镇

（二）参加宫廷文化活动北魏宫廷很早便延聘汉族名士，为皇帝施政出谋划策，久而久之，北魏宫廷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人文氛围，对胡人贵族文化价值取向的成型起到了关键的导向作用宗室成员是北魏宫廷文化活动重要的参与者，自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可以凭借特殊的身份入直禁中、侍书伴读，和皇帝一道享受文化盛宴《元彝墓志》“孝明皇帝春秋年富冲，敦上庠之学，广延宗英，搜扬俊乂王（元彝）以文宣世子，幼缉美誉，参兹妙简，入为侍书”口]226可见，侍书多选年少的宗室才俊后来称帝的元子攸亦在其列，他“幼侍肃宗书于禁内”

[2]255类似的事例还有元邵“年十八，为侍书”

[1]221；元谭“还除直阁将军，延内侍书”口]229；元俊“年七岁召为国子学生，即引入侍书”[11231；元湛“乃引入侍书”

[1]356宫中还时常设坛讲学，为宗室传授知识如孝武帝永熙三年

（534）,“于显阳殿讲《礼》,诏（李）郁执经，解说不穷，群难锋起，无废谈笑出帝及诸王公凡预听者，莫不嗟善”

[2]1179皇帝一时兴起，甚至亲登讲坛，与宗室坐而论道如道武帝“好黄老，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在坐莫不祗肃”

[2]383孝文帝为推行家族制改革，在清徽堂为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详诸皇弟讲解汉族丧服

[2]573宣武帝也取法先皇，在式乾殿为众兄弟解读《孝经》

[2]203o此类讲读活动有助于宗室增长见闻，拓宽信息来源北魏宫廷效仿名土风范，频繁举行文化意蕴深刻的饮宴，宗室贵族是其常客酒席之上，宾主双方把盏言欢、直抒胸臆，充分沐浴六朝的文化新风典型的事例是太和十七年

（493）,孝文帝在皇信堂宴请有服宗亲，席间令宗室赋诗言志，“特令（元）澄为七言连韵，与高祖往复赌赛，遂至极欢，际夜乃罢”

[2]464后数年，又于洛阳清徽堂游园宴饮，孝文帝酒酣之际作诗与宗室应和

[2]572我们知道，中古土人饮宴不图口腹之快，而是专为诗、为礼进行的仪式象征

[4]13在这样的宴会中，宗室不仅可以接受汉文化的熏陶，而且充分展示了自身的风采，使其品位旨趣更加靠拢汉族土夫

（三）与汉人士族切磋交往中古土人重结交、善标榜，志趣相投者往往结成相对闭塞的社交圈北魏宗室在入主中原后，深感为汉族士人接纳的重要性，于是尝试借助文化平台融入这个特殊的群体加之北魏优待宗室,给予其充裕的生存空间，使之能够自由地开展社交活动当时宗室广交名流，以营声誉《魏书•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桢传附熙传》“（元熙）好奇爱异，交结伟俊，风气甚高，名美当世，先达后进，多造其门始熙之镇邺也，知友才学之士袁翻、李琰、李神俊、王诵兄弟、裴敬宪等咸饯于河梁，赋诗告别J同书《孝文五王•京兆王愉传》“（元）愉好文章，颇著诗赋时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莹、邢晏、王遵业、张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J又《道武七王京兆王黎・传附罗传》“（元）罗望倾四海，于时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奖等咸为其宾客，从游青土J交往的过程中伴随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宗室可向汉族士人咨询请教如安丰王元延明“每有疑滞，恒就（李）琰之辨析，自以为不及也”

[2]1728双方亦可平等地争执辩难如在扬州刺史王肃的饯行酒宴上，宗室“广阳王嘉、北海王详等与（杨）播论议竞理，播不为之屈”2:1291o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宗室和士人间举行的私宴，《洛阳伽蓝记•城西•法云寺》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元）或性爱林泉，又重宾客至於春风扇扬，花树如锦，晨食南馆，夜游后园僚采成群，俊民满席，丝桐发响，羽觞流行，诗赋并陈，清言乍起莫不饮其玄奥，忘其褊郑焉J类似的还有《元湛墓志》“嘉辰节庆，光风冏月，必延王孙，命公子，曲宴竹林，赋诗畅志J『]239《元显墓志》“及春日停郊，秋月临牖庭吟蟋蟀，援响绵蛮，籍兹赏会，良朋萃止，式敦宴酬，载言行乐，江南既唱，豫北且行，诗赋去来，高谈往复，萧然自得，忘情彼我”

[1]360较之宫廷公宴，宗室私宴不受礼法羁绊，显得欢快活泼，宾主双方在饮酒之余，游园赏月、吟诗作赋，其雅趣与江左时尚完全合拍

（四）投身典籍的收藏、校勘活动北魏朝廷十分重视古代典籍的收藏和整理工作，宗室凭借特殊的地位，在此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最负盛名的宗室藏书家非安丰王元延明莫属，《魏书•文成五王•安丰王猛传附延明传》:“（元）延明既博极群书，兼有文藻，鸠集图籍万有余卷”足见宗室藏书数量之巨且嗜书如命者大有人在，同书《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附顺传》载，宗室元顺死后，“家徒四壁，无物敛尸，止有书数千卷而已:此事得到《元顺墓志》的印证，其铭曰“尝无担石之储，唯有书数千卷J

[1]223又《元茂墓志》赞墓主元茂有“家无一帛，书有万箧”；“家无寸绩，书有盈帙”之语正是对书籍的这般痴狂，才成就了北魏宗室的藏书事业还有很多宗室热衷于典籍的校勘、整理工作，代表人物是上文提到的元延明，他曾计划利用丰富的私人藏书，“抄集《五经》算事为《五经宗》及古今乐事为《乐书》”

[2]1955元延明的这项工作是对中古礼乐制度的重大创举，相关成果为后世所沿袭

[5]314他还对皇家藏书进行了系统的考订和校对，《元延明墓志》载其任秘书监、中书令时，“或外典图书，或内掌丝……又监校御书时明皇则天，留心古学，以台阁文字，讹伪尚繁，民间遗逸，第录未谨公以向歆之博物，固傩校之所归，杀青自理，简漆斯正

[1]287付出过相同努力的还有宗室元璨,《元璨墓志》云“擢秘书佐郎时寻有敕，专综东观，坟经大序，部帙载章，所进遗漏，缉增史续”

[1]152藏书、校书活动既是对宗室文化修养的综合考核，也为其施展才华提供了场所

（五）从事著述活动著述是精神产品的制造过程，属于高级的文化活动随着北魏宗室知识水准的不断提升，他们也开始从事创作，这代表着宗室阶层趋于汉化的全新动向和最高成就宗室成果最丰者当属文学方面，传世的诗赋文章不胜枚举，对此已有专门研究

[6],兹不赘述我们将集中考察宗室在经史等传统学术领域的建树北魏治国奉儒家经典为圭臬，于是就有宗室根据自身感悟对经义重新加以诠释和演绎如孝明帝时，主政的清河王元怪“典经义注”,亲纂《孝经解诂》

[2]766o安丰王元延明在此方面可谓著作等身,《隋书•经籍志》著录其作有《毛诗谊府》三卷，《三礼宗略》二十卷；未见《隋志》的还有《五经宗略》、《诗礼别义》、《九章》、《器准》等

[2]530史学也是宗室著述的主阵地，彭城王元勰有感于时政之艰难，著《要略》三十卷，“撰自古帝王贤达至于魏世子孙”

[2]582元顺撰《帝录》二十卷

[2]485,属于同类著作又元孚“总括古今名妃贤后，凡为四卷”，告诫胡太后女主干政的危害

[2]424再有清河王元辉遭权臣元叉构陷拘禁，为表明心迹，“乃鸠集昔忠烈之士，为《显忠录》二十卷”

[2]592中古时期，为适应门阀制度的发展，谱牒之学方兴未艾，北魏宗室亦涉足于此，济阴王元晖业撰魏藩王家世，号为《辨宗室录》，四十卷”

[2]448据考证，此书是北魏宗正0寺所藏皇族玉牒的翻版

[7],日后魏收修《魏书宗室列传》便以其为底本・

[8]487由此可知，北魏宗室的经史著述服务于政治，以致用为目标，明显带有河北学术艰深务实的烙印

（六）参加宗教活动北魏时期，佛教兴盛，宗室阶层是最虔诚的信徒团体之一，他们广泛参加宗教活动，从中汲取异域文化的养料当时皇族内部以皇帝和太后为首，竞相召集僧尼，举行讲经活动，宗室则为座上客《魏书宣武・帝纪》“（宣武帝）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与之研讨的就有清河王元怪《元怪墓志》:“（帝）每与王谈玄剖义，日晏忘疲J

[1]172二人痴迷忘我之状不难想见太后驾旁专设侍讲席位，为其演说佛法

[9]《洛阳伽蓝记•城内•胡统寺》“其寺诸尼，帝城名德，善于开导，工谈义理，常入宫与（胡）太后说法”《魏书•刘昶传附刘辉传》载，驸马刘辉与妻兰陵长公主不睦，“公主姊因人听讲，言其故于灵太后二说明宗女常受太后邀请入宫听讲宗室亦可聚众讲经，如元叉“尤精释义，招集缁徒，日盈数百讲论疑滞，研啧是非，以烛嗣日，怡然自得”再如陈留王元景皓“遂舍半宅，安置佛徒，演唱大乘数部，并进京师大德超、光、艇、荣四法师，三藏胡沙门菩提流支等咸预其席”

[10]237需要注意的是，北魏宗室大多拥有雄厚的财力，正是他们的喜好与支持，才使佛法得以广为流传总括以上，北魏入主中原后，宗室阶层急速趋向汉化，这不仅表现为自身气质面貌的转变，更主要的则是他们对中原既有文化活动的广泛参与和向六朝时尚旨趣的主动接近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发现，北魏宗室主要参加官私教育、宫廷文化、士人社交、典籍整理与收藏、著书立说和佛教讲经通过这些文化活动，宗室阶层对待汉文化的心理隔阂渐趋消融，华夷之森严壁垒随之不攻自破

二、北魏宗室阶层文化角色的嬉变与北魏宗室阶层参与文化活动连带的便是他们的文化角色问题，也就是在文化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及作用，这是衡量该阶层整体进化程度和发展速度的有效基准传统观点基于北魏宗室脱胎于草原游牧氏族、野蛮落后的事实，先入为主地将其限定在消极被动的受众或客体位置上，片面强调其作为“学习者”的一面，这与历史事实存在较大的差距实际上，随着浸染汉文化日深,以及自身素质的蜕变，至迟于孝文帝太和改制之际，宗室阶层独立自觉的文化心态就已经开始萌动受此驱策，他们对于文化活动的平等介入和主体角色产生了迫切的需求这是研究中古北方民族史、文化史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前文间或有所表露，例如宗室成员以主体姿态召集、参加士人宴饮，并充分展示学识和风采；宗室进行藏书、校勘和著述活动等下面我们将补充一些资料，动态地追踪宗室文化角色变迁的轨迹首先，在教育领域北魏《魏书•景魏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附顺传》“（元顺）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门生，讨论同异”可见，元顺已经广收门徒，聚众讲学宗室一改单纯受教的形象，经明行修者招收徒众、授业解惑，完成了由“学习者”向“传播人”的重大转变《魏书乐志》“正光中，侍中、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