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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人生论文字1000［我的哲学人生论文］哲学人生我祖籍为四川省大竹县，1927年1月15日出生在达县今达州市一个历代都重视子女教育、被乡里称为“读书人家的家庭中父亲杨叔咸为前清秀才，早年在唐山铁道学堂肄业，新中国成立前曾在达县与兄长共同创办“商务印书馆经销部”，对提供中小学教材、传播新文化起到很大作用父亲在我少年时去世我的3个同胞兄弟都先后受到大伯父教育之恩大伯父杨伯钦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师范大学，是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知名教育家1937年我10岁时，父母决定把我也送到成都大伯家求学，大伯对我视如己出，高小、初中的学业都是在当地最好的学校完成的1942年我不负大伯栽培考入了最负盛名的省立石室中学就读高中1942-1945,在石室中学我陆续接触和读了倾向各异的书籍，尤其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哲学更是令我陶醉和激动，受其影响立志，学哲学，而没有步兄长们后尘学习经济学的热门由于一心想学哲学1945年终于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我朝思暮想的、名教授云集的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有幸成为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的西南联大的末届大学生我当时怕考不上西南联大，还同时报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2001年写成和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一文1957年我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一文,1993年我深感有必要再回到这个论题上来，写成和发表了《黑格尔哲学史观再认识》一文，在对这个重要问题的求真务新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此文不仅更加精当地把黑格尔哲学史观的核心归结为他所发现的、以”哲学只有一个，哲学史是这唯一哲学发展的历史”等4点内容所构成的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更加广泛、深刻、集中地揭示了黑格尔这一发现的合理性和当代价值这就是，它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过去哲学的本质联系，而且更在于它有助于正确地说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应有的关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就必须同时关注、承认、肯定和批判地吸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内容和总结其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史的研究者所应有的职责和任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在几十年的哲学生涯中，我的学术研究始终围绕着我心中的目标进行着，我自认为我最大的特点在于为人与为学的一致性，始终坚持自己的追求与信仰，从不趋炎附势、朝三暮四，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干违心的事从学术上我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不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不趋时髦，不赶浪潮我深深感到，坚持真理不易，讲出真理尤难，因为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准备承担可能的风险一个真正的爱智者，应当努力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古希腊没有所谓奴隶哲学，这对于学习过、更不用说研究过西方哲学的人来说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但在1971年，一些”上、管、改”的工农兵学员出于对“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误解在我刚从养猪场匆匆走上讲台讲第一堂课后就立即贴出大字报对我没有讲“奴隶哲学”进行气势汹汹的非议，并提出”有奴隶哲学”的主张他们的这一举动立即得到哲学系领导、分校领导、珞珈山总校领导以及工、军宣队领导的支持并号召师生就此问题展开“大辩论”这时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无奴隶哲学”大辩论从襄阳分校一直进行到武汉大学总校我不得不单枪匹马奔赴珞珈山总校小操场大会讲台，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和出面的学员、教师对手们，轮番展开激烈的辩论我拒受校领导”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指示，顶住《光明日报》站在“有”的立场对这场所谓的大辩论所做整版报道的压力，始终坚持“无”有意思的是，当时哲学系的教师几乎一边倒地赞同“有“，为“有“找论据，并为在辩论中如何取胜出谋划策极个别教师虽然向我表示支持,但却绝口不言“无“后来发展到居然有的外系教师提出不仅”奴隶有哲学”，奴隶还有政治经济学，甚至图书馆学，不一而足鉴于此，校领导也就只好见好就收，不再就奴隶有无哲学继续辩论下去了也许在哲学、哲学史研究这样一些抽象的理论领域内坚持真理、说真话比较容易一些吧!其实不然，因为在这里往往会、甚至必然会和奉为圭臬的某些观点、提法、规定、信念等发生冲突因而也就需要更大的勇气例如，在芜湖会议上我提出引进西方哲学的唯一目的是要让国人看到原原本本的西方哲学，这就显然跟“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最高指示相违背在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倡导必须引进西方哲学神”就要反对“和“鼓吹……”的风险在《21世纪中国中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哲学前景》一文中，我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主体地位，，及其本身的发展只有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观点、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的‘百家争鸣中才能实现，这样提出问题就要不怕别人说这是在为“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造舆论或鸣锣开道与世无争干实事淡泊名利，乐于默默无闻干实事人们对我最深的印象是与世无争，淡泊名利我是能够与同辈、晚辈合作共事的，因为我真正地不惜一切埋头干实事，超负荷承担艰辛，笨鸟先飞，笨鸟晚归，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浮夸浮躁、追名逐利的情况下我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学术阵地和学术节操，我求的是自己的心安我深深体会到，只有淡泊名利，才能”坚持真理，敢说真话”，也只有淡泊名利，才会乐于默默无闻地干实事在我的思想里，没有名利的空间，从而也从来没有过摆脱名缰利锁的挣扎，而只有干实事的愿望和冲动，干实事在我不仅是职责和任务，而且更是心灵获得愉悦和满足的源泉没有人干实事，再好的设想、规划、蓝图和理想也只好是一纸空文，因此而受损失的就只能是学术和教育事业干起实事来，我从无丝毫“吃亏”的感觉，甚至在别人看来实在是近于”迂腐”，相反地，在我的脑海里倒是不时会浮现出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和坚定”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农兵被推荐上大学我响应系领导的做好教材建设的号召，着手进行《欧洲哲学史》（试用讲义）编写工作，我先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写起，由于陈修斋在完成《人类理智新论》的翻译后，也投入这项工作，我们共同完成了这一教材建设系领导对此非常满意，当即决定铅印，由湖北省山区小县保康的小小印刷厂承担我放下《精神哲学》的译事，从襄阳分校到保康印刷厂整整做了3个月的”小工，帮助工人师傅辨认底稿上的字迹以便正确地拣铅字排版，排好一页又帮忙校对一页这样的实干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我难忘的一段经历谁料到这部从山沟里飞出的讲义竟成了后来影响广泛深远的国家教委规划中的“高等学校哲学专业教材”《欧洲哲学史稿》（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一等奖）的前身和前奏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对”文责自负”观念的淡薄，”史稿”后记没有写下编写章节的分工，更没有这段实干的鲜为人知的点滴了在主导合作从德文原版新译康德”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7个寒暑里，我作为第一著作权人，全力地、默默地、夜以继日地埋头对在电脑上以日译3000字的速度接踵而来的100万字的初译稿进行精心的审视、重译、校改本着对学术、对历史、对读者，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正如初译者在《判断力批判》中译者序中这样明明白白地叙述的，翻译工作的程序是，首先由我在电脑中译出一个初稿,打出样稿，然后由杨祖陶先生用铅笔仔细校订，我再根据校订过的样稿加以订正由于电脑操作，省去了许多重复抄写的麻烦但使我和所有见到过杨先生的校订稿的同事们感到吃惊的是，尽管我在初译时尽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谨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错误，但仍然被杨先生用极细小的字体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算起来，杨先生校改所花的时间，比我译出初稿的时间还多得多这种认真的态度,在目前国内的翻译界还是很少见的，所以我的第二次订正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甚至比我自己直接翻译还更加令人望而生畏”我认为采取流水作业式的三段式（电脑初译-手工校改-电脑订正）的合作翻译过程，既保证了翻译的质量也保证了翻译的进度，是一件优势互补、合作双赢的创举，曾被学术界视为两代学人合作的典范但为了扶持后学，我在署名上安排自己为校者，而安排合作者为单独的译者我觉得,经过我这样的工作，有了质量保证的康德”三大批判”新译本得以问世，学习者和研究者有了可信的新译本使用，这就足够令我的心灵愉悦和满足了当时我没有如黄树森先生在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序中所说的那样考虑到在这样的放弃署名的权利的同时也就放弃了我作为译者之一对这些译著、对学术界和教育界所应负的责任不仅如此,由于我执著于学术本身，完全没有注意到今日的学术环境已大为改变，反而为某些人提供了便利，在学术界制造了极大的紊乱，但我坚信，读书的人自然会明白，不读书的人管他干什么？负责的西方哲学史教学小组、教研室一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1959年我调来武汉大学，根据系领导的指示与安排，我方向和特色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主持教研室工作时一反这个传统的安排，建议和支持教研室以在国内占有一定优势的西欧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为中心和方向，招收这个方向的硕士生，并举办这方面的全国性大型学术讨论会以扩大影响、壮大声势、提高知名度而我自己则宁愿坐冷板凳,一如既往地潜心研究我钟爱的德国古典哲学，重在探索的过程，一个一个问题地，长期沉下去、深入下去，直到自己认可，不急于出书，不忙于开会，自己给自己过不去是我最大的乐趣老子哲学思想及现实价值摘要该文主要由一个流行现象讲到老子的人生哲学思想进而讨论老子人生哲学中的积极方面，对当代人的为人处世具有的借鉴和启迪意义关键词老子不争知足人生哲学

一、对老子不争哲学思想的几点反思老子的“不争”含义十分广泛关于何为“不争”，《道德经》第六十八章做了如下界定“善为土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不逞一时之勇，不被轻易老子不争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激怒,对敌时不正面交锋，用人时不居高临下《道德经》第二十二章日“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自我显露,不自以为是，不自吹自擂，不自高自大此外，《道德经》第八章日“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可见，不争还包括处下守柔、不争名夺利、不居功自是对于“不争”的功用和好处，《道德经》第六十六章日“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一方面正因为不和人争，所以天下无人能与其相争;另一方面，因为不争是人间之“道”，与世无争，也就不会招来怨尤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不争呢老子认为，首先要处下守柔“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见小曰明，守柔曰强”柔能克刚，弱可胜强，只有处下居后，才能后来居上其次要知足去欲“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虚名浮利，身外之物也贪得无厌，求之太甚，必致引火烧身，乃至伤已伤人，实在是得不偿失，不智之至再次要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只有甘居人后，不凌驾于天下人之上，才能众心归服，君临万物但是我觉得，需要指出的是，老子所说的处下守柔、知足去欲并不是要人们永处人下、不求进取，不敢为天下先也不是要人们临阵退缩、无所作为处下守柔是为了后来居上、以柔克刚，知足去欲是要摒除非分之欲，不敢为天下先是指不要把一己凌驾于天下人之上也就是说，老子的“不争”并不是不为，而是功成身退，为而不争“天之道，利而不害;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不去99U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功成而第2/4页老子的“不争”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和根本目的这一思想体现在《道德经》许多章节中老子其实是以“不争”来争，他自己其实并没有完全摆脱功、名、权、利的束缚，对它们仍存有或多或少的欲望《道德经》洋洋五千余言，全篇几乎没有对功、名、权、利的轻蔑贬损之词恰恰相反，老子反复强调的是，要以“不争”来争（功、名、权、利），就必须采取处下守柔、知足去欲和不敢为天下先三种策略，以及采取三种策略就必然能得到预期结果（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真正的“不争”并不是做一个默默无闻、碌碌无为的无名无用之人，而是连“不争”也不去争它不是心如死水，而是心静如水;不是退避三舍，而是坦然面对;不是拒绝一切，而是包容一切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来者不求，去者不留;保持平常之心，一切顺其自然类似于隐者的“大隐隐于市”和佛家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的境界任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岸仍然是岸;任他星移斗转，世事变幻，我仍然是我人不为物役，不为名累，不为权囿，不为利迷，入世而不困于世，身在红尘而不为红尘所惑这样的“不争”需要一种大智慧，更需要一种大定力这可能与老子的本意相去甚磔所以，反思来说，我觉得老子的不争哲学思想其实是要求人们在做事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事成之后则功遂身退、为而不争，而不是像作死一样，事前不做，事后对于不能完全满意的结果，用自己的“不争”来宽慰自己

二、老子不争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了华西大学哲学系，后者张榜在先，我已先期报到入学华西大学风景如画，条件很优越，何况我的大伯父时任校中文秘书长但当我得到西南联大的录取通知时，我欣喜若狂,执意要去，开明的大伯父虽十分不舍，还是成全了我的志愿我踏上征途，直指南疆，奔向春城当我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昆明，来到国难当头临时搭建起来的干打垒的简朴校舍和没有多少树木的近乎荒凉的联大校园时，眼前的一切与华西大学似乎不可同日而语，但我情绪很高，因为我心中在意的是自己对哲学的追求我终于在这个大后方“学术自由“的“民主堡垒”里，迈出了漫漫哲学人生路的关键一步1945年到1950年是我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求学阶段1945年一进入西南联大就感受到全校弥漫着浓郁的学术空气，我忙着拜见我仰慕的名师，找寻他们的著作我在西南联大的第一学年里上的是一般性的大一课程，唯一与哲学有关的就是金岳霖给文科学生开设的、可以说是哲学启蒙课程的逻辑课金岳霖是把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先驱，他精彩而严谨的讲课使我受到理性思维的逻辑训练，使我懂得了正确思维所必须遵守的规律和形式，这对我日后求学为学受用不尽但我却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在中学时代就树立的对尼采、叔本华意志哲学的信仰1946年4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复员迁回平津原址在读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复员的学校，21世纪老子不争哲学思想仍不乏其可取之处，它所包含的辩证思想和智慧谋略对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看待竞争，不能绝对化，要辩证地理解竞争与合作、竞争与和谐的关系，力求互利双赢，避免两败俱伤这就是说,我们要避免无谓的恶性竞争，在不断创新中另辟蹊径;而作为心，发扬“让大家都嬴’的双赢精神，寻求共同利益的结合点当代青年，要有远大的目光和宽广的胸怀，去“必争必胜”之而不是一方利益的最大化老子不争哲学思想中的知足去欲思想对当代人减轻日趋沉重的精神压力，获得内心世界的平衡，进而不断丰富和提高个人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人的生存境遇面临着空前挑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市场经济席卷全球，技术工具主义和物欲化浪潮甚嚣尘上，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裹挟着人们像高速旋转的陀螺一样身不由己地快步向前这一切都使当代人要承受越来越多外在的生活压力和内在的精神压力与此同时，以物为主要载体的工具和技术及同样表现为物的劳动产品，对于作为主体的人来说正在成为一副巨大的枷锁，本应服务于人的物结果却反过来左右人，与物质商品和金钱财富充盈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人的精神的空虚，人们对自身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的关注越来越少，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狂热程度，金钱货币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尺度人们在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刺激下，满足于物质享受和文化快餐所带来肉体感官快乐与低层次精神愉悦的同时，心灵却陷入了空前的紧张、焦虑、烦躁而不能自拔在当下，我们有必要反思真正的幸福和自由是什么事实上，幸福并不取决于你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数量，自由更不是指你可以为所欲为被外物所困、受欲望支配的人不可能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和自由，受外界事物支配和自身欲望束缚越少的人享受到的幸福和自由越多老子的“知足去欲嗯想对我们正视荣辱得失、缓解精神压力、消减物质欲望、获得心理平衡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学会知足，我们才能常常感受到快乐;去除奢欲，我们方可时时体验到自由老子强调的身重于物的思想则提醒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别因为无法停歇的奔波忙碌而忘记了人生的本来目的，不要在追求物的过程中迷失自我，沦为物的奴隶，应多倾听自己灵魂深处的呼声，保留内心世界的那方圣土，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

三、总结老师们常常告诉我们，书籍常读常新，千年前的经典，如今拿来再读，依然能给我带来如此大的收获，我是否真的就该抱持着以前的态度继续下去呢我觉得不是知足常乐，把当下拥有看做一切自然不会有任何收获，只有做一个不知足的进取者，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实现自我，超越当下，才能够获得持久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常乐不争的争，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庸人的哲学呢？员的过程中，我们川籍同学相约一起先四川无奈我们坐□111!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但在等待复的敞篷货车到贵州的七十二拐时突然翻了，我因伤休学，直到1947年7月才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复学1947-1950年，在北大学习的这三年对我的哲学生涯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三度进入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大师贺麟的课堂，聆听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形而上学研究“、”黑格尔哲学研究”三门课程其中”黑格尔哲学研究”实际上是贺麟主持的一个研讨班，上学期学习黑格尔的《小逻辑》；下学期学习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受到贺麟的启蒙、教诲、鼓励，使我暗下决心要一辈子跟随他研究黑格尔哲学与此同时，我又以空前的政治热情，如饥似渴地博览马列著作，自然而然地使得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我心中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我青年时代就形成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洞见黑格尔真谛的朴素信念这一信念在我风风雨雨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动摇过，只有加深和坚定郑昕是我国第一个对康德作精深研究，能原原本本地、系统地、融会贯通地介绍康德哲学的大家我高度自觉地选修了郑听讲授的有关「康德知识论研究”课程，并认真钻研了郑昕的《康德学述》著作是郑昕为我开启并带领我进入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学术大门，有了一些粗浅的领悟，日后我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探索不得不说是得益于郑昕的指引才起步的在北京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我还有幸完整地聆听了学贯中西印的哲学大师汤用彤开设的”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两门课程汤用彤讲授的内容可视为对哲学家原著的导读，他通过严密的分析，引导学生通观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先生这一做法，对于我日后从原著人手、从第一手资料人手研究哲学树立了榜样最后他总是归结到讨论如何由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对立而达到康德批判哲学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增进了我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历史基础、理论来源和开创意义的理解1945-1950年，我完成了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求学之旅在金岳霖、贺麟、郑昕、汤用彤诸先生的课堂的影响下坚定不移地确立了终身研究西方理性哲学的方向1950~1959年是我在北京大学任教的9年1950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兼作系秘书当时系主任郑昕对我卖力的工作很为赞赏，说我还有一点做秘书的才能在参加一年土改、从城内沙滩迁校燕园、全国院系大调整、下放劳动一年中，经历了从哲学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研室再回到哲学系的变动开始从研究和翻译两方面着手进入黑格尔哲学发表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黑格尔的哲学史观》，翻译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两部分，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我毕业留系工作后不久，在学长赵宝煦、黄楠森领导、指导下从事马列主义基础的教学工作和协助苏联专家主持研究生班这样,我就有机会更广泛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哲学方面的著作可是，对马克思哲学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觉得不了解黑格尔哲学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我对黑格尔，哲学的依恋就越深经我多次争取1956年年底我终于回到了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这还得益于院系调整后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系主任的金岳霖希望我回到他身边工作回到哲学系，我满以为从此可以把探索、研究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提上日程、深入下去，但是客观环境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1959年10月至今是我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漫长岁月1957年反右斗争后，这年冬季我随北京大学师生下放到贫瘠的上清水进行，，劳动锻炼1959年我从上清水回校不久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然就得到调我到武汉大学任教的调令，国庆节后我就匆匆来到珞珈山，从此再没有动过窝我在武汉大学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时代不论风云变幻，不管艰难险阻，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理性哲学的探索与耕耘，始终坚持教学、研究与翻译三者结合的为学道路我来武汉大学是与1957年反右斗争后高校形势变化有关的陈修斋因受牵连不让上课，武汉大学哲学系匆忙来北京大学要求派人“支援”我在北大没有教过一堂外国哲学史的课程，家中还有一大堆难以想象的困难，来到武汉大学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正常生活都难以为继好在当时正贯彻”高教六十条”，阶级斗争的弦稍稍放松一点我披荆斩棘，奋发图强，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开辟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收获了第一批研究成果适应教学需要的40万字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铅印教材（《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的前身）；为湖北省哲学学会（李达任会长）首届年会撰写了5万字的长篇主题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我的学术事业被中断1968年武汉大学率先将哲学系一锅端到湖北襄阳隆中，在下放劳动和复课闹革命中挤出时间着手编写了铅印本《欧洲哲学史（试用讲义）》（全国哲学通用教材《欧洲哲学史稿》的前身）中的古希腊哲学、欧洲封建社会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部分，陈修斋在完成他的名著翻译后参加编写了另外4章，共同完成了全书；继续翻译黑格尔的《精神哲学》1978年，武汉大学哲学系结束了在湖北襄阳隆中长达10年的“斗批改”、开门办学，我又重返珞珈山，开始了我哲学生涯的新阶段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我选择的是把一线教学视为天职，以学生为中心，主动负担恢复高考招生的

1977、

1978、1979三届哲学系本科生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的通讲，一两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我力求以问题为主线，努力挖掘哲学家的深层意蕴和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被同学们誉为“带领我们在哲学史的迷宫里漫游“、”听杨老师的课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此外，还首次开出难度较大的研究型选修课”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和“黑格尔《小逻辑》研究”，这些课程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也促进了我的科研工作的进展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发表了从《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观点及其在发展辩证法中的历史作用》到《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的系列学术论文；出版了专著《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合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在古稀到耄耋，我克服自身年老病痛的不利条件，卸下教学任，务后，在没有任何补助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历时7年，实实在在地推进自己的学术事业，在主导合作编译出版《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合作翻译出版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巨大工程中竭尽自己的全力产生了可观的学术效果和社会效益，经住了学界的反复考量腰疾缠身的我仍在马不停蹄地进行各项学术工作80岁首译出版了恩师贺麟交给的格洛克纳版黑格尔《精神哲学》；完成了从网络走向正式出版的《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学术回顾集85岁奋力首译出版了贺麟托付的黑格尔《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我以87岁高龄又根据德文，理论著作版”《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完成了即将出版的中文版《黑格尔著作集》中《精神哲学》卷的重译治学原则”必得其真，务求其新”的治学原则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求真”是第一位的，在求真的基础上“务新”，即力求在前人止步的地方有所前进、有所发现和创新我认为“求真“与“务新“两者不可偏废，而应当统一起来，并无止境地从一个层次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是一个艰苦的、但也是一个愉悦的上下求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注重把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结合起来，立足前沿，选题上避易就难，程序上埋头从基础做起，力求从第一手资料熔铸提炼出真知灼见我的一篇篇学术论文都是一个重要的专项研究，短则万余字，长则三五万字，从来不是唾手可得的应景之作，而是呕心沥血、反复探索、日积月累逐渐完成的我认定，凡我拿出手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心得也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我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求真务新的第一步是开创了对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的逻辑进程的研究，把它看作是理性哲学的矛盾进展过程（见《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o30余年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求真务新，认识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自身就包含有非理性主义（意志主义）的因素，把其发展看作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既对立又重合、交叉的矛盾进展过程（见《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o关于引进西方哲学究竟有什么用的问题，我对这一问题答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求真务新过程1998年10月芜湖西方哲学讨论会上我力排众议，主张引进西方哲学不是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是要人看到原原本本的西方哲学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思考，我认识到在此问题上必须把!!实用“之“用“和西方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它固有的“作用”之用”区分开于是我在1999年的新中国哲学50年学术研讨会”上大声疾呼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引进我国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源自古希腊哲学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典型高度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贯穿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潮中以个体独立和自由意志为核心的”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在以后的半年内，经过艰苦的反复探究，我修正了自己原先对于”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的看法，认识到这种精神同上述理论精神一样，也是源自古希腊哲学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了典型的高度，它不同于理论精神”之处仅在于它是人和人类历史行动的客观原则；并进一步认识到这两种精神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批判地改造、继承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固有的两种根本的精神这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