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上京路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京路经济的合与发展摘要女真族统治者特别重视金源内地经济建设，在金初就推行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特别是实行“移民实内二将中原汉族人口迁往上京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上京路经济发展虽然海陵迁都燕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京路经济的发展，但世宗以后，所采取有利于上京路经济发展的政策，促进了金代上京路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关键词金代；上京路；经济；发展金代上京路是女真族发祥地、金源内地，金朝统治者特别重视对上京路的开发，颁布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以促进上京路的经济发展金建国前，女真族聚居区就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经济繁荣景象上京路经过了太祖、太宗、熙宗30多年的^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海陵王贞元时，海陵王把都城从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市阿城区）迁到燕京（今北京市），大量女真人南迁燕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上京路的经济发展但金在灭辽、伐宋中，将大批汉、契丹、渤海人，迁入上京路，“移民实内”，以充实上（京路如天会四年1126年），金军破城汴京，掳掠辎重人口不计其数，《靖康稗史笺证》载“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自食力者颇足自存”

①大批中原汉族人口被迁往上京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金代上京路的经济发展

一、金代上京路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形态金建国前，女真人经济生活主要以采集、渔猎、畜牧为主，当时农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有限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受气候的影响，女真人长期活动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这一地区“冬极寒”，“衣履稍薄则随指裂肤”，

②上京路“夏天比较短暂，寒冷是这里最重要的气候特征”

③上京路的这种气候，不利于农业生产二是受女真人生产习俗的影响，女真先祖处于半定居状态，“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住其中，迁徙不常，”

④这种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可能发展出较高水平的农耕技术因此，“早期女真人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能占据重要位置”

⑤直到四世祖绥可时期，才“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

⑥开始定居，从此奠定了上京路的农业经济基础女真族统一后，金朝统治者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以促进上京路经济发展金初对辽战争中，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将辽军丢弃的耕具作为重要的战利品，分赐给猛安谋克女真人“辽步卒尽殖，得其耕具数千以给诸军”

①阿骨打在举行登基大典时，宗族阿离合懑与宗翰等人“以耕具九为献，祝曰请陛下毋忘稼嵇之艰难”

②以示农业为立国之本即使在激烈的抗辽战争中，完颜阿骨打亦未忘记组织农业生产他不断采取切实措施保护、鼓励农耕对于奚、汉、渤海、室韦等各族来降附者，或择膏腴之地处之，或以牛头地分配原则，分给土地，免除赋税以示优惠完颜阿骨打还命“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

③金太宗对农业也十分重视，分遣使者诸路劝农，甚至下令民间诉讼之事，待农闲进行，他说“新降之民，诉讼者众，令方农时，或失田业，可俟农隙听决”

④金熙宗时，为了扩大耕种面积，“诏罢来流水、混同江汉户地与民耕牧”

⑤还将皇帝狩猎的“禁苑隙地分给百姓”

⑥待到金宋和议达成，战争平息，政治中心南移之后，世宗、章宗等在发展新统治地区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上京路农业经济世宗在晚年北巡祭祖时，还下令“遣使临潢、泰州劝农

⑦女真是在反辽侵宋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女真族本身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较比辽、宋社会生产力相比，相对落后，所以金朝统治者就采取学习契丹的做法，从中原大量移民，以实内地，发展金代上京路经济与此同时，女真统治者又充分发挥猛安谋克亦兵亦农的特点，利用军屯发展农业因此，“实内和军屯是金国发展上京路的特殊道路”

⑧金代实内是指女真人将金代上京路视为其发祥地，由于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相对落后，因此，女真族为促进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所采取的把中原汉族人口迁往上京地区由于金代上京路，地广人稀，缺少发展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民以实京师二

⑨这一措施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起，便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积极推（（行例如，天辅二年1118年），阿骨打就命孔敬宗等“率懿州民徙内地”⑩天辅五年1121年），辽都统耶律余睹率部族3000（余户降金，被“徙之内地”？享昆？»天辅六年1122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而实之”？赣？^天辅七年1123年）二月，金军攻取燕京，“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幅？M（^天会四年1126年），金军攻破宋都汴梁，掳掠男妇不下20万，役卒、医工、监工匠等百工北归这部分人口，大多被迁入上京路战争的掳掠，在带来破坏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融合，把中原的农耕技术和其它先进技术带到上京路地区金太宗为达到以实内地的目的，历时五年从辽宋的燕京、山西、显州等地，强迫迁徙大批能工巧匠和领导反抗斗争的义士，初步达到了“实内”的目的（然而海陵王于皇统十九年1149廿）夺取权以后，为实现其吞并南宋的目的，解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一改“实内”国策，迁都南下，重心南移，把“实内”变成了“虚内”，给上京路经济带来了一定的破坏金世宗继位以后，恢复了祖宗之法，继续充实金源肇兴之地“盖欲上京兵多，它日可为缓急之备也”？幅？情？tfc于是先（（将会宁府恢复为上京路治所，接着便调入人户，大定十三年1173年）“徙东北等戍边汉军于内地”靓？麟？十七年1177年），“又以西南、西北招讨司契丹余党心素狼戾，复恐生事，它时或有边隙，不为我用，令迁之乌古里石垒部及上京之地”？串昆？帽？（^大定廿五年1185年），“诏于速频、胡里改两路猛安下选三十谋克为三猛安，移置于率督畔窟之地，以实上京，混？W如果说太祖、太宗的迁徙民户主要出于经济原因，那么金世宗的派兵遣将，则多出于军事目的，即从军事上加强对上京的防卫，以保证其经济发展金朝是我国北方民族政权第一个提出“以农为本”的王朝女真建国前，就重视农业发展，他们和中原汉族一样，以农为本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登基仪式上，大臣就以农具九具为献，并说“勿忘稼稿艰辛:女真族掌政后，为了战争的需要和社会稳定，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虽然伐辽灭宋战事多且紧，但是太祖、太宗均不忘农业，尽量减少战争对农业的破坏，多次诏令“今农时将兴，可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

①凡属重大战事，均以每年八月秋高马肥之际这样既可保证军粮的供应，又不妨碍农时这样的措施，对上京路农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朝为了发展农业，还专门设置了劝农之官，在吉林省扶余县出土“上京隆安劝农副使印”

②在吉林省农安县曾发现“会州劝农之印”，

③这些文物，充分证明了金朝重视上京路农业生产（（收国二年1116年），“太祖就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以银术可为谋克屯宁江州

④天辅五年1121年），太祖（命婆卢火为都统，“率诸猛安之民万余户，赐耕牛五十，屯田于泰州”

⑤太宗继承了太祖的军屯政策，于天会二年1124年），命徙耶懒路都李堇完颜忠于苏宾水“以术实勤之田益之”

⑥上京路“川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

⑦先进技术进入北方，农耕面积大幅度扩展，品种增多，人口大幅度增长，农机具与中原水平相当世宗时，上京一年生产粮食足够五年之用，农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上京路以种粟为主，明昌四年1193年）十月，尚书省奏“今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所支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工

⑧这则史料足以证明，金代上京路地区农业发展水平

二、金代上京路的两税户与牛头税和物力钱金代女真族人和汉族人，在赋役制度上不同女真人税赋，有牛头税，亦称牛具税在中原实行两税，都是以耕地为征税的对象，但由于土地制度的不同，二者征税办法与性质也不相同，各有其特点

（一）女真人的两税户金代汉人所输纳的田税，因袭宋朝两税制，但在金朝有了发展关于两税法目前史学界尚有争论，这里只是个人看法，就两税源流及其演变过程作简单叙述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使读者了解上京路两税及其发展两税法主要是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封建国家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强制手段，剥削农民的赋税制度（在唐建中780年一783年）年间，两税没确立前，两税这个名称就已经出现了，不过还只是施行于局部地区，大部分地区依然施行租庸调两税法是因夏秋两征而得名，是继租庸调后的一种新税制，与租庸调制度是旧制和新制的关系这种“居人之税，夏秋两征之，而丁额不废”

⑨因夏秋两征而得名的两税，在唐代建中年以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户税与地税两税包括原来租（地税）庸调（户税）两方面内容张博泉认为“庸调乃租庸调之异词，其省‘租庸调之租为庸调，完全是由于文体的原因造成的”⑩五代、辽、宋的两税，比唐之两税主要表现在两税的地税化上金之两税是继五代、辽、宋发展而来的，在原基础上，有发展和改进“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桔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百里外，纾期一月……泰和五年，章宗谕宰臣日十月民获未毕，逮令纳税可乎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陕西地寒，稼嵇迟熟，夏税限以七月为初”M^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上京路在金章宗时，已经施行两税制但上京路的女真谋克户，主要缴纳牛头税，两税的缴纳，当是从中原迁来的汉人缴纳

（二）女真族的牛头税与物力钱牛头税和物力钱，是实行于女真族猛安谋克的一种特殊田税制度

1.牛头税牛头税地是女真族猛安谋克所负担的一种地税，它以牛具税的土地占有关系为基础，并与女真族奴隶制土地所有制的特点相适应《金史•食货志》载“牛具税，猛安谋克女真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

①从这则史料可知，牛头税是以牛具税地的土地分配制度为基础从发展过程看，女真族税赋由无到有，由无定制到有定制，这与女真族土地公有到土地私有的转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女真族土地占有关系的转变，以及战争的需要，女真内部便出现了原始的税赋这种税赋最初是无定制的，根据需要而定的天会初，（牛头税的征收，已由无定制发展为定额征收《金史》“天会三年1125年），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箧，诏令一耒赋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縻贮之四年，诏内地诸路，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

②牛头税是分得牛具税地的女真各家，向国家缴纳的一种地税，牛头税的制度化是女真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牛具税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所有分配到牛头具税地的女真人，不管贵族与平民，都要按规定向国家交纳牛头税牛头税征收的基础是民二十五口，一耒具所耕地四顷四亩有奇的土地，征收额每牛具固定为一石或五斗，不分收狸多寡，定额交粟其二，牛头税不是奴隶主向奴隶征收，也不是奴隶向国家交纳赋税，而是分得牛具税地的女真人向国家交纳《金史•徙单公弼传》载“累除知大名府事是时，伐宋军兴，有司督逋租及牛头税甚急，公弼奏军士从戎，民亦疲弊，可缓征以纾民朝廷从之”

③从这则史料说明，牛头税的缴纳，不是女真人自觉自愿的行为，而是在有司严厉督催之下缴纳的其三，牛头税的征收对女真人是有利的女真人负担的牛头税，比汉人负担的两税要轻得多其四，牛头税的征收主要是作为储藏而用，并专设储藏牛头税的仓縻，以与郡县的常平仓区别牛头税设有专门仓縻储藏，其目的是为“备饥馍，“备凶年”，“备欠岁”另外，牛头税还作为支付猛安谋克贵族薪俸之用猛安谋克薪水,最初是由牛头税支给的

2.物力钱物力即资产，按物力征钱即资产税金朝物力的征收，前后是不一样的世宗前只有物力，没有物力钱，大定四年（1164年），才正式确立物力钱的征税制度金初为了根据物力征收赋调，实行三年一大比制度，这种制度与《周礼》的三年一大比之制相似，《金史•食货志》记“通检，即周礼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物行征之制也金自国初占籍之后，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师旅之余，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世宗下诏曰粤自国初，有司常大比，至今四十年矣正隆时，兵役并兴，调发无度，富者今贫不能自存，版籍所无者今为富室而尤幸免是用遣信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三十人，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无不均之叹，以称朕意”

④这里所说的“大比”，就是每到三年对全国物力进行通检，重新登记，以便征收赋调到了金世宗，猛安谋克内部贫富发生变化，版籍不实，赋调不均，特别是新的封建关系的增长，一方面为防止猛安谋克内部变化，抑制女真贵族；另一方面为对汉族等人民增加赋敛，因而金朝在其占领区，开始统一的物力钱征收这种征税制度的推行，与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货币关系的恢复，是分不开的物力钱的征收，是国家在征税之外，增加的赋敛手段《金史•食货志》记“官田日租，私田日税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辐多寡，征钱日之物力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

⑤从这则史料不难看出，金代物力钱征税制度，就其来源而言，是多方面的最初源自女真族本身的三年一大比制度，亦即适应奴隶主最高统治者征税需要，按各户所有牲畜资产多寡随时征收制度，即所谓“辨物行征之制”其后随着女真族进入中原，特别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代替勃极烈制，为了对其隶属的汉户及女真猛安谋克户实行统一的物力钱征收，便源取宋物力钱之名，加之以唐户税之内容与精神，便形成了金朝物力钱征税制度

三、金代上京路的农业发展金代上京路农业生产经历了残破、恢复与发展的过程上京路农业经济在金熙宗与南宋议和以后，社会相对安定，北方人口逐渐增长人口的增长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工商业的全面发展但由于上京路处于女真贵族的统治之下，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仍然受到种种的限制和阻碍，因此，发展还是有限度的、不充分的尽管如此，上京路农业的发展，在整个金代经济发展，占有重要地位上京路开垦仍呈插花制形式，插花田主要分布在城邑周围据文物考古调查，以上京会宁府为中心的地区，留下许多金代城址，这些城址与《金史•地理志》所载州县，共同显示了这一地区农业空间结构特征农业生产虽然与城镇建设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城镇所处的位置，却与农业生产发展有直接关联江河既是便捷的交通线，也是农业生产的灌溉资源“江河两岸的阶地上，既可利用江河水源，又很少水患之忧；既是建城筑寨的可选之处，又是发展农业的有利之地,故大量村寨都以城市为依托，形成以城镇为中心的插花式农田最初女真人不筑城，城的出现是在金太宗时期这时候的城虽然多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但在城址附近，一般都分布大面积遗址，居住在这里的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平民他们平日在城外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则入城，参加守城之战”

①较大的开垦地都以城邑为依托，在城外形成一定规模的农田许多城址周围都发现了农业生产工具，如“兰西县双榆树屯出土的器物中有锅、铁犁”

②“阿什河附近的城高子一带则有铁铲、铁镶等金代生产工具出土”

③“肇东县八里城遗址出土了犁、锄、镰、手锤、锹、刀、垛叉等农业及鱼猎工具50多件”

④“吉林省农安市万金塔乡发现锌、镐，三宝乡宝成村发现铁镰、锌，新阳乡发现铁锌、犁境等农具”

⑤“吉林省前郭县发现金代犁锌”

⑥“吉林省德惠布海乡发现犁锌、镐、镣，这些农具制作技术去多与中原地区接近”

⑦金上京路辖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种类齐全，最应注意的是锄、锄的发现表明这一带已有精耕农业的萌芽金上京路的城址虽多，但各类农业生产工具出土最多的地区仍在上京会宁府及周围地区虽然海陵王迁都燕京，使金代上京路的农业生产遭到了破坏，但是金世宗视上京路为“内地”或“金源地”、“国家兴王之地”，对上京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予很大的重视金世宗为了尽可能地维持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稳定，在政策上迤行调整，其中令女真人与汉人杂居，农忙时实行互助等各项措施，都对恢复金代上京路农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金上京路，在民族构成上，女真族处于优势地位金朝前期，“本户”和“汉户”是分地而居的，《金史•食货志》“今如分（别户民，则女直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

⑧女真人以猛安、谋克为单元聚居，汉人和契丹人另居大定二十年1180年），“以上京路女真人户，规避物力，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诏定制禁之”

⑨物力钱是金代杂税之一，其内容是按照民间田园、邸舍、车辆、牲畜、树林的价值和收藏金银的多少征税遇到临时差役，按照所缴物力钱数额排定户等，征派差役大定四年（1164年），以贫富变更，赋役不均，始行通检大定二十年（1180年），在猛安、谋克人的户内，也开始进行推排，先（自中都路，然后于二十二年1882年）八月，向外推行上京路实行物力钱征税制度，当在大定二十年之后具体办法是“集耋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⑩因为奴婢数额是确定户等级的重要依据之一，所以上京路的女真户，为了躲避物力钱，有卖掉奴婢的这样就使农业生产失去大量劳动力，造成土地荒芜金世宗针对这样的现象，明确规定“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ft^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民族分居的现象，促进民族融合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金世宗重视金源内地的农业，使得金代上京路地区的农业生产，虽因都城的南迁，（一度中衰，但与其它地区相比，仍显示出优势大定三年1163年），临潢府一带饥荒，朝廷诏令“临潢汉民逐食于会宁府济、信等州”？ft赣？^从这则史料记载的临潢府百姓，长途至会宁府等地逐食，充分说明了金代上京路农业生产，与其它地区相比，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金与辽相比，农耕区域的范围，有了大幅度扩展农耕区北界已经达到了乌裕尔河流域乌裕尔河流域在蒲与路行政区划内，主要生活着女真人乌裕尔河流域金代遗址很多，有城址、村落和墓葬在克东县，除蒲与路故城遗址外，还有许多金代遗址蒲与路故城及其周围金代遗址中，发现了“金懿甲片、铁锅、车钏、三角形铁器、铁犁尖、铁镀、铁铲以及石弹”

①这些工具为三类一类为生活用具，一类为农业生产工具，一类为渔猎工具由此可知乌裕尔河流域的女真人，选择距河不远的台地作为定居之地，是经过认真考察的这里属森林草原地带，夏季高温多雨，积累大量有机质，形成深达30—100cm的黑土层还有各类动物可以猎取，平坦的台面上，可以发展农业，河沼中又可获取各类水生物这样的自然条件，满足了女真人兼营农业、渔猎业的生产生活方式金上京路农业生产扩展地区主要在阿什河、乌裕尔河一带，辽代这一地区是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由于上京路治所会宁府是金朝的政治中心，促进了上京路地区经济发展，使原来的渔猎生产方式转型为农耕生产方式这样一来，不仅农业经济在上京路得到了发展，而且随着民族与部落之间的文化交流，农耕生产方式逐渐向北推蒲与路境内的乌裕尔河流域从而使上京路的农耕区域，较辽朝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扩展

四、金代上京路矿冶铸造的发展矿冶工业直接关系到女真人的生产、生活，以及军事实力和财政收入等方面因此，矿冶工业的发展，一直受到女真统治者的重视金代上京路矿冶开发、铸造及手工业作坊，在继承了辽以及北宋传统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使得上京路矿冶铸造业得以恢复和发展

（一）金代上京路的矿山开发冶炼的主要目的是为铸造各种生产、生活工具，以及为制造兵器提供原料冶炼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工业的发展水平金初在上京路，女真人还没有掌握冶炼技术，尤其没有学会冶铁《金史•乌春传》记载“生女真旧无铁，”

②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临近部落“乌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锻铁为业，”

③“加古部乌不屯，亦铁工也”

④因此，完颜部用铁是通过向临近部落购买的办法，来解决缺铁问题的“邻国有以甲胄来粥者，顷宽厚贾以兴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失，备器械，兵势稍振，前后原附者众”

⑤据记载，女真人学会冶铁是在献祖绥可时期，“随阔（绥可）自幼习射采生，长而善骑射猎，教人烧炭炼铁”

⑥到景祖时，女真人的冶炼业初见规模，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时出现了职业炼铁部落温都部的乌春率族属来归时，景祖命其“以本业自给”，这时女真族已经掌握李」木为器，制造舟车，烧炭炼铁，打制弓箭的技术了随着对辽战争的胜利，女真人获得了辽朝境内丰富的矿产资源《辽史》载“辽朝境内铜、铁、金、银矿藏颇多”

⑦如“辽太祖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

⑧“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铁利州，地亦多铁”

⑨辽朝境内这些丰富的矿藏，为金上京路冶炼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大量的北宋技术人才，进入金源内地，使金上京的矿冶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961年，黑龙江省博物馆王永祥，在今哈尔滨市阿城区五道岭一带，发现了“金代冶铁遗址50余处，矿井10余处，估计从这些矿井中踩出的矿石四五十万吨之多，在矿洞附近，还分布着许多炼铁的高炉”⑩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禹浪先生先后3次对五道岭以东至蚂蜒河流域，以及五道岭以南的五常县的山区地带，进行考古调查，又“发现了大批金代炼铁遗址遗址中，发现了炼铁炉、铁矿渣、铁矿石、铁块、木炭、冶铁工具，以及铸制的铁箭头、铁刀、铁矛、铁剪刀等制品”？幅？^从以上考古调查材料可知，金代的矿山开发，已经初具规模

（二）金代上京路的铸造业在金代上京路地区，出土和发现了大批金代铁器根据所出土的铁器，可分为如下几类一是生产工具，主要有各种犁、锌、镰刀、铁锹、镐、垛叉、侧刀等；手工工具主要有斧、错、锯、手刀、刮皮刀、钳、铁锤、铁砧、凿、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