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颂演讲稿范文

中华颂演讲稿范文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

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政治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政治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他以社会革命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既规定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看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他不仅寄希望于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社会组织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巨大作用中国社会改造任务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样的认识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理论上的开放性也使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所担负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李大钊恰恰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他并没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机械论的倾向虽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