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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须要模式荀子的一种解读“须要”一词是现代词汇，在中国古代，与“须要”对应的词是“欲”或“利”在中国早期思想史中，对人的“须要”问题做出全面探讨和系统阐释的是战国末期闻名的思想家、中国早期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荀子荀子在承认“人生而有欲”的前提下，认为人的欲望在其展示过程中表现为人的各种不同的须要，须要有凹凸层次之分，因而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就不一样，概括说来，荀子关于人的须要学说，可概括为以下四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人的本能须要荀子把这种须要视为人的最基本的生理要求，他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是人人具有的生理本能，并且目之辨黑白美丑，鼻之辨芳香腥臊，耳之分音声清浊，口之辨酸咸甘苦以及骨体肤理之辨寒暑疾痒等都是人本能的不同表现，对于人的这种最基本的须要，社会必需首先予以满意，谁也不能泯除剥夺人的正常须要荀子针对早期很多思想家提倡的“无欲”、“去欲”、“寡欲”的观点提出了指责，他认为重要的在于导欲、节欲，而不在无欲、去欲，荀子甚至认为有些政策的制订和设计，正是以人的“多欲”本能为前提的总之，荀子不否认人有满意自己生存须要的权利，但他强调指出，满意的方式必需严格限定在“礼义”规范制度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人的须要欲望不能随意发泄,而要有肯定的“度量界限”，符合肯定的礼义规范，这种观点在现在看来仍具有肯定的借鉴意义其次层次是人的享乐须要在荀子看来，享乐须要虽比人的本能须要在境界上高一层次，但仍没有脱离本能须要的领域，所谓享乐主要是指物质方面的享乐他指出，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人们已不满意于基本的生存须要，而是“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们对衣食住行有了更高的要求，“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榭甚高，园囿甚广”，因此，荀子的享乐须要侧重于目好美色，耳好乐章，口好佳味，心好利益，骨体肤理好愉佚等方面前两个层次的“须要”，可称之为人的“自然须要”或“物质须要”人的自然须要都是天赋之禀性，是无法遏制的本能冲动，在此种意义上，人的这种须要与较高级动物的须要有相像之处，但又有本质性区分，荀子虽主见人们应满意这种自然须要，但他反对人们一味去追求它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还产生了一种对动物说来不存在的须要，就是说，“人除了有‘肉体的须要外，也还存在着‘精神’的须要……，”而这种“须要”就其本质而言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确定的第三层次是人的政治权力须要荀子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臣使诸侯，一天下”希望成为天子，臣使诸侯，称霸天下，是人人都有的愿望，但此愿望并非人人都能得到荀子认为，一般人只能达到物质满意的程度，而精神的须要和满意只有圣王君子才能做到，君王都希望能把国家治理好，最终实现自己政治上的目的，这就是他所谓的“为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的含义第四层次是人的道德完善须要这在荀子人的须要层次上位于最高层，也是荀子努力追求的志向境界荀子通篇都在教育人们要加强道德品性方面的主观修养，努力培育和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在荀子看来，这一修习砥砺过程就是道德境界不断完善、不断实现的过程荀子树立的志向道德人格是“禹”，禹所达到的境界就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荀子认为，人或许一辈子都不会成为圣人，但人人每时每刻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这两个层次的“须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须要”，可以称之为人的“道德须要”或“精神须要”那么，在荀子所谓的两种须要类型之间原委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术语表述就是义（后者）、利（前者）之辨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长期以来始终争讼不休，孔子把义、利对立起来，主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则崇义贬利，以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在总体上没有超越孔孟思想的范围，其理论带有明显的崇义贬利倾向他认为，“利”是包融于“义”之内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舍利取义，义与利相比更为重要，换言之，道德生活要高于物质生活只要道德生活充溢丰富，一切物质利益便可随之而来，礼义之重要甚至到了可以取代一切的程度荀子把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人斥之为“小人”，于是在荀子思想中出现了一个不行调和的二律背反冲突，这一冲突是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为其前提的，他先规定了君子是小人之反，然后指出，圣人君子在追求的价值目标上往往侧重于精神须要方面，而小人则舍命追逐物质须要，无形中，荀子把人的物质须要与精神须要对立了起来，可以说，荀子最终没有完全摆脱儒家崇义贬利思维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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