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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一一读鲁迅的《阿正传》Q中篇小说《阿正传》是鲁迅最闻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Q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的名字家Q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首先当然是阿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正传》以前,阿的形象已经在他Q Q Q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缄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正传》作准备譬Q Q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正Q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夫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家Q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详细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正是多数Q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阿特别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Q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压他,可他却并不在乎,经常似乎还很得意一一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成功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生气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危为安,最终就稀里糊涂地兴奋起来这都是精神成功法,阿身上最重要的Q精神特征细致分析起来,阿这精神成功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软弱,受了欺压,不敢Q真刀真枪地抗拒;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抗拒,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照旧存在,必需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方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成功来劝慰自己;最终是健忘,假如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快速忘却恼恨的干脆缘由,心境才能复原平和,阿也才能重新兴Q奋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这精神成功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Q遇压迫之后不敢抗拒,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的恼恨中,原来是包孕着抗拒的萌Q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需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却把这恼恨变更成为自我欺瞒的动力,这就泯灭了抗拒的可能所以说,阿的Q Q精神成功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行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在阿身上,除这精神成功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Q深厚传统色调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假如说小说对阿精神成功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白鲁迅是要借阿Q 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Q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特别大Q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很多畸形心理,都在阿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Q Q不少人惴惴担心,以为鲁迅是在特地讽刺他这种剧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明白小说成功的缘由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画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正传》就仍旧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Q鲁迅写阿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Q,Q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Q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小说的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辛亥革命,讲到半夜里一只大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这个细微环节意味深长,它是一个示意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白,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倘如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照旧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未庄的情形原委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惶过一阵子当阿Q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赵白眼们也Q”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事Q实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奇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Q觉真实的状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快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沾沾自喜的阿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Q不准革命,照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起先,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照旧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Q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Q阿同牢房的农夫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示意,说Q明白在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的遭遇更成为Q了多数贫苦农夫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Q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逼在这方面,作者对阿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Q为深刻的,当农夫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行能很快地变更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得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正传》之后说过,今后Q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晰,只要广阔农Q Q村还是只有阿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行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Q Q支撑着赵大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照旧是如此在《阿正传》Q中,对阿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Q一方面的刻画特别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作家准备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确定了他将要实行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事实上就是把阿当作了一个象征Q Q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Q Q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以及小说结尾那D,些叹惜自己“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很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很多远非他特性所能包涵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也许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那种种精神成功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Q以看得很清晰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如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明显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微环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很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深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运用夸张的手法,阿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和阿的那一场“龙虎斗”Q DQ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很多作品中,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可在《阿正传》中,他却大量运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其中的主要缘由,就在于他是把阿QQ和未庄当作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一九八四年五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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