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文学讨论现当代文学宦海中隐__浅论白居易的困惑和突围

宦海中隐浅论白居易的困惑和突［内容提要吏隐〃的传统特别悠久，从东方朔到王维，我们看到了各种吏隐的面目而到了中唐这个社会转型时期，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士大夫主动探究,在禅宗里找到了簇新血液,挨弃了传统的吏隐观，走上了中隐的道路而中隐思想所展示出来的士大夫人生志向由外向内转变的倾向干脆影响到了以后的心性理学［关键词］:中隐白居易吏隐土大夫与封建集权理学法国思想家帕思卡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这句富有哲理的话语昭示着我们的生命是特别脆弱的，就犹如一支腹内空空的芦苇一样随时可能寂灭，但它更昭示了另一个真理:人又是坚韧与挺立的，因为在脆弱的形体之下充填着一种精神足以支撑起完整的人格人格自然是有高下的，正如精神有优劣，在面对纷嚣的热闹和苦恼的尘世时，这种差别便渐渐显现了处身于变动无常的社会之中，有人趋炎媚俗，有人清高孤傲，有人俯仰随人，有人弃世高蹈，有人同流合污，有人力挽狂澜，有人成功，有人成仁，有人狂哭，有人狂笑,每个生命个体都在时间和空间交织的坐标上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而其中最能代表和影响他人的，就是代表社会心理的悲天悯人的士大夫阶层了在文人士大夫的歌哭笑骂之中，我们穿越时空体会到了那一时代的世道人心、思想风潮，就像在一片嘈杂当中我们突然听到了一丝洪亮瞭亮的芦笛，使我们为之仰慕倾心或扼腕感叹假如说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奏出的是一部抑扬顿挫的交响乐，那么中唐时期便是乐章中的一个分隔符一一中唐之前，我们听到汉唐盛世鼓乐齐鸣，而中唐之后，我们听到的则是危机重重进而幽咽哀绝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的分野，更是古今百代之分野的确，天宝前后完全是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面目〃［”，这种急转直下的转变深深地确定着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文化的面目，不论是艺术、哲学、世道人心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从艺术乃至人格来看，最先体现这种由盛转衰情境下的士大夫典型自然是白居易他的立身原则、思想信念、文品人格对后代文人士大夫的影响是特别重大的，他作为中唐文化的代表，不仅仅是由于他的讽喻诗〃和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运动〃，更在于他在传统文化交困之际汲取了佛家禅宗思想，创立了中隐〃理论，替那个充溢危机的时代中苦痛的土人找到了一条平衡出处仕隐的存身之道，并且身体力行以自身的出处沉浮来昭示了文人士大夫在集权制度之下苟全其身的生存法则，为其后的文人士大夫树立了一个人格典型-士大夫与封建集权的朗隘和平衡作为士大夫，在人的层面上总是希望保持相对独立的社会志向、人格价值、生活内容、审美情趣，保持相对独立的自我但是，这种相对独立的要求与封建集权制度发生了^齿吾自古以来，人们对土〃的社会价值作思辨的时候，无不把土〃对集权制度的利害作为动身点确定土〃的主动作用的，有《墨子•尚贤》所谓夫尚贤者，政之本也〃；抱持一种不乐观看法的则有《韩非子,五蠹》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集权制度相识得很清晰，士大夫阶层在整个封建链条上扮演的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在一整套严格的封建宗法制度之中，士大夫阶层是连接皇权与溥天之下〃、”率土之滨〃的关键环节为了保持整个封建宗法制度的相对稳定，它必需确定限制士大夫这一阶层，来保持君君臣臣〃的礼法制度和中心集权的威历但是，另一方面，要正常运作整个统一而又浩大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转盘而使整个社会体系免于瘫痪，又离不开士大夫阶层的参加与监督，否则整个社会必将陷于独裁化、专制化集权或敌对危机之中于是，士大夫阶层在整个链条上充当双向调整的和事佬的角色:封建社会机制的维持与平衡要求它不仅仅是担当皇权的执行者，而且还必需是代表统治阶级整体、长远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对皇权的抑制者［2］在这种必定要求之下，士大夫一方面要对皇权负责，另一方面要对整个社会体系负责，更重要的是，它在这种角色中便很简单丢失自我的人格独立，丢失对自己的责任至此，士大夫与封建集权的胡酷产生了皇权要求它确定听从，而社会体系又要求它抑制独裁或专政来维持平衡，而这两者都无疑给它加了一个枷锁，使它随时可能身陷囹圄但是这种危急跟人格堕落的危急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为了不丢失自我，保持自身的人格独立，士大夫必需从政治社会的参加中引身而退，但它所扮演的角色（皇权的执行者和抑制者）又不容许它从容隐退，这就形成了土大夫仕隐出处的冲突集权制度通过宗法制度礼法传统等一切所谓的权威力气来束缚压制士大夫阶层董仲舒、扬雄、贾谊、刘向、司马迁、班固等等，无不写过自己蹇滞困顿不遇的苦闷［3］但真正探讨了苦闷的可能出路的是东方朔他毛遂自荐，但汉武帝却待之如玩偶，于是为了自我解脱，他避世金马门，开拓了与避世深山的伯夷叔齐等人不同的隐逸道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衰微，时局混乱，集权制度的约束力减弱，士大夫离心日重，一切的所谓礼法都成了抨击对象，其中竹林七贤〃对集权制度的抨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认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对君臣之礼与圣人之礼都作了激烈的讥讽，这种思想与庄子的窃国者诸侯〃何其相像乃尔！竹林七贤〃作为当时思想界领袖，其破坏力是巨大的，司马氏政权也相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实行怀柔政策，对山涛、王戎等七贤〃中人待之以高位，并屡次招纳嵇康但是嵇康终究还是不与司马氏合作，而是毅然与山涛绝交，这种分庭抗礼最终以嵇康的就戮结束［4］与嵇康相善的向秀闻到了这种血腥味，自屈于司马氏门下，起先了他的仕宦生涯，但是有时候想到嵇康，还时常有黍离之悲［5］被迫入仕的阮籍在嵇康被害之后则时常驾车出游，途穷恸哭而返，并且感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最终他郁闷而死而此时的山涛虽然官阶日进，但也常常上表辞职，未获准，于是过起了一种吏非吏，隐非隐〃（《晋书•孙绰传》说山涛语）的生活东方朔的”避世于朝廷之间〃在这里真正显示出了其深远的意义假如说东方朔的大隐金马门带着时不我遇〃的苦闷，山涛、阮籍等人的吏隐还带着被迫在强权下讨生存的意味，那么到了初盛唐，科举制度趋于完善，入仕渠道广为加宽，宽容而强大的皇权对隐土持优容扶掖看法，归隐甚至成为入仕的终南捷径〃，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隐逸成为士大夫人仕的准备和补充土人们当然不齿卢臧用终南捷径〃所为，但是他们还是从容出入廊庙与山林，一方面身居朝堂，另一方面又雅尚林泉，而人不以为诟病［6］此中最从容的当数王维，他身居官场，心在佛禅，世间的争斗使他意志消磨，在亦官亦隐〃中寻求生存，优游终身从东方朔到山涛到王维，士大夫相对独立的要求与集权制度最终达到了一种相对平衡的状O

（二）中唐的思想融合”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整个封建社会秩序直转而下，它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动乱导致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体系大为变更，体现到意识形态领域，则是原先雍容大度的唐文化向谨慎的宋代文化转化嬉变由此，鼓乐齐鸣的盛世之音转而进入变奏期，这个变奏期长达数百年，直到理学确立起统治地位安史之乱深刻的教训使得集权制度日益走向独裁专制，集权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相对独立地位在初盛唐时建立的和谐统一平衡关系已经烟消云散，恩断情绝于是，在如此深刻的危机之中，一部分醒悟理性的士大夫对人生与社会重新谛视，萌生了一种试图摆脱传统框架束缚的意识然而，强势的文化传统在士大夫头脑中构筑了一道防守的篱笆，使得他们又囿于传统的根深叶貌不能自拔这种向传统回复的集体无意识形成一种惰性力，一方面使得士大夫想回到传统中去找寻新的治世良方和人生志向，另一方面又使士大夫在吸取外来文化的时候不自觉地把外来文化纳入传统文化体系来进行谛视取舍详细到中唐来说，老庄作为道家的始祖又被抬了出来，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却很中国化地以禅〃的面目遍地开花，儒家在庄禅的扶持之下也慢慢脸色红润了起来道家文化在唐朝已经世俗化为道教了，而道教在李唐王朝得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于是便有方士故弄玄虚，宣扬长生不老之术这股社会风潮也使白居易怦然心动被贬江州时，白居易在庐山草堂与炼丹师郭虚舟烧丹，垂成而败但直至晚年，白居易仍对炼丹颇有爱好，有诗名为《烧丹不成命酒独酌》；可见丹药始终未炼成，服食成仙之说也始终未曾确信他有很多挚友都酷信道教，有的甚至服食了所谓的丹药，但是却并未见有任何长生征兆，倒是”或疾或暴天，悉不过中年〃（《思旧》）他在《海漫漫》一诗中更直截了当地批判了道教神话的虚妄，说自古以来，多少人采药、祈祷，何曾有过应验？你看骊山顶上茂陵头，秋风吹,衰草长，何曾有人长生不死？何况玄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于是他不再执着于粗俗鄙陋的巫仪方术，而是真正从玄元皇帝五千言〃着手，从庄子着手，回来道家来吸取传统道家文化很好玩的一个现象是，在白居易的诗歌中，大凡言及老庄处，多有禅经佛意相伴随如身著居士衣，手把南华篇〃（《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行禅与坐忘，同归无异路〃（《睡起晏坐》），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和答诗十首》）等等很明显，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道家文化在传统文化危怠之际饮了交杯酒，产下了一个杂交儿一一庄禅这种融合可上溯到菩提达摩，作为禅宗的滥觞，他的四行很可以解作一种中国道家式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埋怨行近于安命，随缘行近于乐天，无所求行近于无为自然，称法行近于无身无我〃［7］佛教一起先进入中国就起先了与道家的合流虽然在根本观念上，老庄与禅是有原则区分的，例如老庄的无〃是本体，是确定的无，而禅的无〃则是超越有无的空〃，但是，这种内在的根本差别在外在形式的统一的假象之下越来越模糊，因为佛教要在强势的中国文化面前立足，就极力想找寻出它与传统道家文化的契合点，而这种字面形式上的类似（如无和空）恰是这样一种契机佛道融合到了中唐的马祖道一彻底显现了出来马祖道一提倡见性成佛〃、平常心是道〃的观念，认为人本身就有佛性，人的本心都是清净的，只是这种佛性受世间业障污染而不得显于外，要想修得真如佛性，只需直指本心〃，只需平常心，而人的行住坐卧、穿衣吃饭、扬眉瞬目等一切人生营为作用处都是道，都是见性〃，都能成佛这种观念在潜意识里力图消弭佛教与道家在根本观念上的差别,把庄子的精神实体道’借用来说明佛性、真如、法界的本质，并把平常心的任运看成是与道契合的唯一途径〃

[8],从而使佛教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与老庄自然无为的观念不约而同于是，佛教中国化了，汲取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禅宗，一时显赫南宗禅在中唐的成功，使它最终完成了禅思想的中国化历程，把般若之空与老庄之无融合贯穿为一种自然人生的最高境界，进入了中国中古士大夫的生活〃

[9]佛教在马祖手下成了中国化的禅的同时，它又渐渐向儒家文化靠拢在最初的选择（即出世入世的终极目标）上，作为第一步，中国佛教选择了普渡众生、自利利他的大乘，基本摒弃了以苦行自救为重点的小乘

[10]发展到了禅宗（汲取了道家精髓）以后，这种融合快速了起来中唐时期盛行的禅宗的见性成佛〃、、平常心是道〃的观念（人皆有佛性，本心清净，只要直指本心，平常营为即可成道成佛）与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人皆可为尧舜〃、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何其相近（差别仅在于禅以佛道为终点，孟子以天道为极至），知性〃、见性〃，存真心〃、、平常心〃，这些方式是何其相像

（三）白居易的困惑处在中唐的白居易，在第一时间里便很醒悟理性地相识到了士大夫与集权专制之间的危机他在入仕之初即写有《寄隐者》卖药向都城，行憩青门树道逢驰驿者，色有特别惧亲族走相送，欲别不敢往私怪问道旁，何人复何故？云是右丞相，当国握枢务禄厚食万钱，恩深日三顾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青青东郊草，中有归山路归去卧云人，谋事计非误（延英即唐大明宫延英殿一一作者注）宠辱在朝暮〃，这深刻地说明白中唐专制的日益盛行和士大夫的莫测命运或许前一天身在禁中，而其次天便已远窜蛮荒于是，他回望历史马迁下蚕室，嵇康就囹圄当彼戮如时，奋飞无翅羽〃（《读史》）、、秦磨利刃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史》）司马迁和嵇康的遭受令他特别怜悯，而曾为功臣的李斯、郦其的遭受更使他震惊接着他发觉「商山有黄绮，颖川有巢许何不从之游，超然离网罟〃（《读史》）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行永史》）在一林泉一黄泉的对比之下，他得出了祸福难知的结论，深刻相识到了中心集权专制下士大夫莫测的命运李商隐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在给白居易做的墓志铭里他说明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说君有三辅，臣有田亩臣衰君强，谢不堪守〃口1]这种祸福难知的观点主要是针对中心集权专制下士大夫的命运的，但是随即，白居易对土大夫的人格价值提出了怀疑世路重禄位，忸牺者孔丘人情爱年寿，天死者颜渊二人如何人，不耐命与天（《赠杓直》）谓神福善人，孔圣竟恼遑谓神祸淫人，暴秦终霸王颜回与黄宪，何辜早夭亡蝮蛇与鸩鸟，何得寿延长？物理不行测，神道亦难量举头仰问天，天色但苍苍（《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六）孔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和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一直是土大夫追随的人格典范，但是白居易看到的是孔子困厄了一辈子，颜回潦倒了一辈子而终致夭折他们的遭受使得白居易对神道〃（即天道）发生了怀疑，对孔子颜回的人格价值产生了怀疑，进而对人的生命和终极命运发生了怀疑他说不动者厚地，不息者高天；无穷者日月，长在者山川……嗟嗟群物中，而人独不然早出向朝市，暮已归下泉形质及寿命，危脆若浮烟尧舜与周孔，古来称圣贤，借问今何在？一去亦不还（《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一）同样的论调在效陶诗中接二连三地出现烟云隔玄圃，风波限瀛洲我岂不欲往？大海路阻修神仙但闻说，灵药不行求；长生无得者，举世如蜉蜥逝者不重回，存者难久留……今朝不尽醉，知有明朝不？不见郭门外，累累坟与丘（《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一）人的生命在白居易看来简直太危脆了，像轻烟一样，一吹就散于是他思索起生死问题来但是，儒家的圣贤宣扬死生由命〃，他们现实主义的观点解决不了生死困惑，他们逃离不了生死劫难，而道教的玄圃瀛洲却又是从未应验，长生之路是何等虚幻，那么，怎样才能逃离这个生死纽结呢？在对士大夫命运、进而士大夫人格价值、进而人的生死的怀疑之上，白居易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

（四）白居易的突围士大夫的命运和人格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焦虑之中，白居易首先转向了退隐山林,想做个归去卧云人〃（《寄隐者》），但谁知却又升为翰林学士，于是他过起了吏隐生活他在《松斋自题》（时为翰林学土）中写道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馀非贱亦非贵，朝登一命初…充肠皆美食，容膝即安居况此松斋下，一琴数帙书书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娱夜直入君门，晚归卧吾庐…持此将过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复静默，非智亦非愚非贵非贱，非智非愚，但求自然晏如值勤公务的时候居于庙堂，归家高卧则以书琴自娱这种生活方式与初盛唐时的朝承明（汉未央宫承明殿一一作者注）而暮宿青霭〃（王维《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和入朝荣剑履，退食乐琴书（宋之间《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何其相像乃尔！这种满意自然的生活好像颇让他满意但是，母丧丁忧退居渭村使他短暂离开了政治舞台，以退居渭村为契机，他起先仔细学习佛理此中缘由是因为他的母亲及女儿金銮子相继去世（他有《念金銮子二首》、《病中哭金銮子》、《重伤小女子》等文纪念女儿），让他体会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于是我们看到他在渭村时期写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里对生死命题的关注他由眼前的生死进而联想到尧舜周孔等圣贤的一去不还，进而对天道产生了怀疑，他举头仰问天〃，但是天色但苍苍〃他纠结徘徊在生死问题上尧舜与周孔〃，一去亦不还〃，况且长生无得者〃，”灵药不行求〃，他无奈下转向了酒今朝不尽醉，知有明朝不？〃但是，醉尽还醒要怎样才能彻底在心灵上驱除这种死亡的阴影呢？儒家不供应答案，说死生由命〃、未知生，焉知死？道家飞升的仙人都跌死了，吃仙丹的人，有一些毒死了，早夭了，不毒死的，终究还是逃不了寿终正寝对于这个与生俱来的生死问题，儒家闭口不言，道家自欺欺人，佛家却供应了答案它提出了前生来世的人生观，查根究底的因果报应关系和不生不灭、西方极乐世界的希望于是他转向了佛教，尤其是禅宗在他丁忧期满后任左赞善大夫的时候写的《自觉二首》证明白这一点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敬爱零落尽，安用身独存？……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置心为止水，视身如浮云斗薮垢秽衣，度脱生死轮胡为恋此苦，不去犹逡巡？…誓以才智水，永洗苦恼尘在左赞善大夫任上写的另一首诗《赠杓直》更透露了他习禅〃的消息世路重禄位，悟悟者孔丘人情爱年寿，天死者颜渊二人如何人，不耐命与天我今信多幸，抚己愧前贤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况此知足外，别有所安焉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无担心体非道引适，意无江湖闲有兴或饮酒，无事多掩关,宁静夜深坐，平稳日高眠秋不苦长夜，春不惜流年这首诗首先把自己的显达与孔子颜回作了对比，认为自己在仕途上已经知足了，在此基础上，他转而追求自身安适且看他是如何达到安适的他放弃了翰林学士时期在庙堂和江湖（松斋）之间的游走，而是实行了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的决断看法，从而放弃了初盛唐的隐逸方式；他又意无江湖闲〃，放弃了做个归去卧云人〃的准备他认为，进则弃山林,住市朝，而不必悠游林泉也能够体适意闲〃平稳自足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此种自适呢？在同一时期白居易还作有《自诲》一诗，其中有“饥而食，渴而饮，昼而兴，夜而寝无浪喜，无妄忧，病则卧，死则休〃的句子，这种看法与禅宗的平常心是道〃多么契合这种无为任性的方式使白居易轻易地走出了山林隐居的传统，而在尘世中找到了自性满意的方式假如说这是他中隐〃理论的滥觞，那么经验了之后江州左迁等一系列升降沉浮，目睹了党争中的阴谋倾轧和甘露之变〃的血腥之后，白居易权衡了利弊，最终在刑部侍郎任上乞官分司〃，”得太子来宾〃而居于东都洛阳，走上了他的中隐〃之路此后十七年,他基本上以分司和致仕官的身份定居洛阳他的中隐〃理论主要在他定居洛阳之初写的《中隐》一诗当中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东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假如说《赠杓直》一诗中白居易还颇以自己的仕途得意为乐，那么，经验了人生的忧患之后的白居易在《中隐》一诗中却全然推弃了仕途的进取，而津津乐道于不劳心与力〃、终岁无公事的逍遥从他的归去卧云人〃到夜直入君门，晚归卧吾庐〃再到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期间的变更轨迹让我们看到白居易在经验了人生的忧患之后已然对小隐和大隐作了舍弃朝廷党争的日趋白热化让他相识到朝市太嚣喧〃、、贵则多忧患〃，另一方面，他认为小隐也太不现实丘樊太冷落〃、贱即苦冻馁〃于是，他选择了隐在留司官〃，过一种非忙非闲、非贵非贱〃的生活这种非贵非贱的心态与他仕途平坦任翰林学士时的非老非少、非贱非贵、非智非愚〃（《松斋自题》）多么相像不同的只是为翰林时他选择的时夜直入君门，晚归卧吾庐〃的大隐生活，而忧患之后他却选择了隐在留司官〃的中隐何以在同样非贵非贱〃的心态之下会有如此不同的生活方式呢？一个字，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