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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赞美之后的悲观时间不确定能把全部的劣质作家都淘汰掉,因为许多劣质作家都是(特别讽刺地)颇出名气的,而每一个时代都有劣质读者,他们使那些劣质作家得以维持下去一一要么冲着他们的名气,要么就冲着他们的劣质但时间确定能够把全部优秀的作家都凸现出来,理由却很简洁,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优秀读者,那怕他们的数量特别少,也足以把那些优秀作家重新发掘出来仅就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界而言,沈从文和张爱玲的重新获得确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一度与张爱玲齐名的苏青也重新焕发她的魅力也是在最近,据说有人重新评价中国作家,把穆旦列为最杰出的诗人,再次显示出优秀作家是埋没不了的我手头珍藏着一本香港波文书局翻印的一九四七年版《穆旦诗集》,还有他较早的两本诗集《旗》和《探险队》每当我手捧甚或仅仅想起这本发黄的、错字百出并且模糊得几乎要拿放大镜来分辨的诗集,脑中便会浮出这个场面一位在西南联大毕业的诗人参与抗日斗争,在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时参与自杀性的殿后战这位二十四岁的青年目睹多数战友死去,最终只剩下他一人,在热带雨林里挣孔致命的痢疾和可怕的大蚊熬煎着他还有那叫人发疯的饥饿一一他曾试过一次断粮八天之久在失踪了五个月之后,他死里逃命,到达印度在印度的三个月里,他又几乎因过饱而死去我心中同时会响起他的名作《赞美》中的诗句,“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他写到一个农夫,“多少朝代在他身上升起又着陆了/而把希望和无望压在他身上”,然而他“放下了古代的锄头/再一次信任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参与抗日,一去不返,留下了期盼着他归来的母亲和孩子诗人写道“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劝慰”这只是穆旦博大恢宏的一面,在同一个时期,他写下了更内在的一面“假如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漂亮”;“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苦痛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战后他去了美国芝加哥高校读书,五十年头初怀着满腔热忱回国,然而等待他的是另一种命运每当我翻阅穆旦的诗集,总会惊羡于他技巧的尖锐,心智的成熟在艺术创作中,感情可能会变得陈腐,然而技巧却常新在四十年头那种内忧外患的岁月里,还有人信仰技巧,已经难能珍贵了,然而穆旦不仅特别爆炸性地运用,而且把它揉合、陶铸到苦难的抒唱他语言的常新性往往见诸于音乐的自然流淌中,“我有太多的话说,太悠久的感情”,节奏是舒缓的,但是用“太悠久”来形容感情却是突兀而又深刻的“为了他我要拥抱一切为了他我失去拥抱的劝慰”,这是当时英美最现代的“反论”技巧是他在高校时代如饥似渴地阅读的英国诗人W.H.奥登和T.S,艾略特等人正在运用的诚如王佐良所言,这些技巧就在穆旦的指尖上但是假如说奥登和艾略特的技巧运用起来还有明显的技巧性的话,穆旦却是把这种技巧浓缩到他的感情里去,甚至可以说变成感情了“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苦痛”,我不知道别人看了这个句子有何感想,但我每次读到它,灵魂深处都会骚动尽管我对它已经熟识得可以倒过来背了穆旦本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这不但见诸于他的激情型写作,也见诸于他后来翻译的大批外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但是,就像他在苦难的岁月里保持着学问分子的良心一样,他在同样须要挣扎求存的现代诗写作中也保持了写作的良心,也即技巧的良心他正是把他的激情牢牢限制在技巧的威力下,“蓝天下,为恒久的谜迷惑着的/是我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这紧闭的肉体恰似他的激情,而那个谜又恰似技巧(技巧就是探险),尽管这并不是他这两行诗的原意当时中国作家的写作一如王佐良指出的,是“政治意识闷死了怜悯心”,也熄灭了技巧的明灯而穆旦是少数能够保留住技巧的香火的诗人之一,并且是最重要的一个王佐良目光如炬,看出了穆旦的谜“他一方面最擅长表达中国学问分子的受熬煎而又熬煎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样轻的地方,他的确,而且儿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现代中国作家所遭受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旧的文体是废弃了,但是它的词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成功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何等的透彻!中国原是有几位可以成为宏大的作家并有资格得到中国人耿耿于怀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可是他们都因为政治社会局势的干扰而未能进一步发挥他们的巨大潜能第一个是鲁迅,假如不是当时社会环境的迫切性,逼得他放弃纯文学创作改写更宜于干脆针硬时弊的杂文,假如《鲁迅全集》能有哪怕是一半的纯文学作品,那么,且不说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现代文学书库不知要比现在丰富多少其次个是沈从文,假如不是五十年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逼得他躲进历史博物馆探讨中国服装史,这位极其多产的天才作家不知要写出甚么样的巨著来与任何一位重要的西方作家比凹凸第三位是穆旦,假如不是同样受那些可咒的政治运动的压迫,这位在二十八岁就已经出版第三本诗集的充溢爆炸性的诗人,又不知道要把多少西方响当当的同行比下去然而,尽管我们因此失去许多,天才的能源却是遏止不了的就像鲁迅的杂文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体,给后来的中国作家供应了社会批判的动力和榜样;就像沈从文写出《中国服装史》这部巨著,填补了这方面探讨的空白;穆旦也把他的全副身心倾注在诗歌翻译上,以查良铮的本名译出了一部部重要的外国诗人的诗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仿佛是有了预感,也仿佛是上天为了给他将来的坎坷命运供应一些安慰,穆旦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并没有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他轻易能打发的专业上,而是孜孜不倦学习俄语当他回国并受到打击的时候,俄语,还有他早就驾轻就熟的英语,便成了他唯一的寄予他翻译了普希金的数百首抒情诗和几本主要长诗、丘特切夫诗选、拜伦诗选、雪莱诗选、济慈诗选,英国现代诗选等等,晚年还完成了拜伦的巨著《塘璜》一一一部被王佐良誉为不逊于原文的完备长诗他不但在创作上表现出大气派,在翻译上也是如此他是一整本一整本地、有系统地翻译,使得那些东拉西扯、蜻蜓点水式的诗歌翻译者们形同小巫在七十年头末期,当迫害性的政治风云尘埃落定的时候,穆旦再次拿起他的诗笔,并再次显示出他超群的才能和技艺他的新作不但是同代诗人中最好的,而且一点也不逊色于当时崭露头角的朦胧诗并暗藏某种契合一一朦胧诗恰恰也是非中国化的我始终期盼着《穆旦诗全集》的出版,因为我手头的几本穆旦诗集都是四十年头原版的翻印,错漏特殊多,并且印得模糊不清,看得特别吃力,剧烈地感到眼睛为了看那些诗而付出的“代价”我知道八十年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穆旦诗选》但我始终没见过我期盼《全集》出版,除了上述理由外,就是很想比较完整地看看穆旦五十年头至七十年代的作品以前我对穆旦的了解仅仅基于那些四十年头诗集和八十年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八叶集》中所收的穆旦几首晚年诗,这些晚年诗在我看来,仍旧写得很好,尤其是相对于许多在文革后复原写作的诗人而言但是,看罢《全集》所收的穆旦后期诗,我是颇为悲观的也可以说,这些诗作,使我产生了重估穆旦作品的念头穆旦的后期诗(包括一些晚年诗),与青年时代相比,跟大部分在解放前成名的中国诗人后来的创作差不多大家都知道,许多中国诗人从五十年头起先,创作质量就呈下降,跟风、写口号诗、教条诗、搞大跃进我始终以为穆旦是少数的例外,因为从《八叶集》那儿首晚年诗的质量看,确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现在我才发觉,穆旦也不能免俗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六年,穆旦共写了三十八首诗,其中五十年头的作品完全加入了当时口号诗和教条诗的大合唱不看内容,单看这些标题吧《美国怎样教化下一代》、《感恩节一一可耻的债》、《去学习会》、《三门峡工程有感》、《九十九家争鸣记》再随意挑出几句诗看看感谢上帝一一贪欲的美国商人;感谢上帝一一腐臭的资产阶级!感谢上帝?你们愚蠢的东西!感谢上帝?原来是恶毒的阴谋一个杰出的诗人竟沦落至此!上面的引诗写于一九五一年当时作家和学问分子都沉醉于一片乐观主义,树碑立传,但政治压力似乎还没有一一我是说,还没有到了要求或强迫诗人写上面这种引诗的时候诗人迫于时势,写不愿写的东西,并不惊奇,例如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首反斯大林的诗后遭迫害,后来又写了一首歌颂斯大林的诗;阿赫玛托娃也因儿子入狱而被迫写了迎合政治形势的诗;南非诗人汴庭博坐牢时也写了讨好狱卒的诗但是,他们都是在可怕的压力下写的而穆旦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政治形势还不至于很恶劣一一他至少还有不写的自由呀!有时不能不惊异于社会政治现实环境对诗人的影响一九四九年就像一个分水岭,许多作家和诗人跨过去之后,都大失水准一九八九年是另一个分水岭,许多作家和诗人跨过去之后,都变了样就我这一代而言,许多诗人都不再写诗,去搞别的领域现在看来,事业上也都很成功一一这是个不坏的选择;另一些作家心态都变了并相应把写作变成一门投机生意更令我惊异的是连穆旦这样一位在一九四八年仍写得很好的诗人,其想像力到一九五一年竟似乎突然萎缩和瘫痪了似的(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停写,就像许多中国诗人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停写)这是他一九四八年八月也即一九四九年前最终一首诗的最终三句逃跑的成功!一起先就在终点失败,还要被吸进时间多数的角度,因为面包和自由正在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仍是有力度的诗句!《美国怎样教化下一代》和《感恩节一一可耻的债》,写的都是美国阅历这些诗,直到一九五七年才在《人民文学》发表从完成到发表,有六年的间距就是说,他有足够的时间去重新检视自己的诗作,而不是匆忙发表然后懊悔莫及他怎么连一点推断力也没有呢?对许多诗人来说,有些题材是不行写的,一写就坏所谓社会批判之类的题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类题材,一写就马上跌入俗套的陷阱理由很简洁,它们本身就不值得去写!比如说,一个诗人在自己的王国里可以有杰出的想像力,随意说出来都能妙语如珠可是,一旦他们谈社会问题、青少年问题、通胀楼价、股票,他们能谈出些甚么来一一他们只能像一般人那样谈而“像一般人那样”想、谈、写,正是诗歌和诗人的大忌这些题材是不能写的!除非诗人把它们当成对自己的题材的挑战来写,那还有可能带来突破,事实上一些外国诗人写社会和政治和斗争,就是本着这样的看法的,例如奥登等人;还有一些诗人一生都与政治挂钓,写这类材题压根儿不会对他们构成障碍或损害例如聂鲁达(曾经竞选总统),例如桑戈尔(塞内加尔总统)但是,不擅长这类题材的诗人,假如也把这些题材当成平常的题材来处理,那就完了他对教条、俗套的免疫力马上消逝想像力马上崩溃更可怕的是,诗人自己竟然都似乎没觉察,像穆旦那样,写了几年之后仍旧敢拿出来发表在《全集》所附的年谱中,提到诗人写于一九五七年的另一首教条诗年谱中说,诗人晚年谈及此诗,仍执着地认为“那时的人只知道为祖国服务,总觉得自己要改造,总觉得自己缺点多,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这番话同样令我惊讶怎么可以□□声声以“那时”,以“为祖国服务”来为自己的同流合污开脱为甚么不承认自己怯懦?为甚么不承认自己缺乏学问分子应有的志气?为甚么不承认自己缺乏诗人应有的独立精神?诗人的社会责任是甚么?我很同意布罗茨基的一句回答写好诗莫非写好诗,为人类(或收窄一点,为民族、为同胞)供应给育心灵的精品,不也是可以“为祖国服务”吗?每一个人都用心致志于自己所从事所献身的事业,发挥所长,弥补他人所短如此相辅相成,共同缔造更美妙的人文环境,莫非不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吗?诗歌是独立的,它是诗人的声带,而不是诗人用以发表通俗的公共讯息的传声筒或标语口号的扬声器诗人当然可以写社会政治题材,但是,写作的前提应是诗人为了写好诗、为了扩大诗歌的疆域和增加诗歌的爆炸力而把社会、政治纳入诗学论述中而不是相反,把诗歌语言变成社会、政治论述的工具当他尝试发掘自身的潜能而又发觉自己根本不是这种料的时候,他就应当马上主动放弃安排要写的并撕毁已经写好了的穆旦后期诗,以及他与此有关的种种想法,恰恰是把诗歌当成工具当他写这些诗的时候,他首要考虑的明显不是诗歌的肌理、质地、光彩,而是如何符合当时的政治走势和事实上已没有任何特性可言的个人观点他失去了一个杰出诗人应有的醒悟他没有主动放弃安排要写的,更加没有撕毁已经写好了的我以前始终坚信,假如不是为五十年头以降的种种政治运动的干扰,穆旦将接着他四十年头将作的势头,创作更多更好的杰出诗篇,使他不仅可以成为杰出诗人,而且可以成为宏大诗人但从穆旦后期诗看,他缺乏成为宏大诗人所需的深层素养杰出的穆旦仍旧是四十年头的穆旦,青年的穆旦五十年头以后的穆旦已不是穆旦,而是查良铮或梁真,一个杰出的翻译家因此我想,一本完备的《全集》,应是《穆旦全集》而不是《穆旦诗全集》,它应包括他五十年头以降的译作,并删掉他五十年头以降的创作我的意思不是说要让编者来做这件事,而是穆旦自己来做一一从五十年头起先,删掉诗人穆旦这一半,补上翻译家查良铮那一半事实上,在看到《穆旦诗全集》之前,穆旦是我心目中唯一一位作品丰富且形象完备的中国现代诗人四十年头三本充溢爆炸力的诗集,五十年头以后(受压制时期)众多一流的翻译作品,七十年头(压制解除之后)几首再度焕发诗歌光线的晚年诗而《穆旦诗全集》使我感到幻灭,这又得怪时间它也把一个杰出作家的劣质部分无情地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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