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文学讨论现当代文学鲁迅论：被逼成思想家的艺术家

鲁迅论被逼成思想家的艺术家风吹草低见牛羊，（斛律金）月落山深哭杜鹃（李群玉）鲁迅探讨方兴未艾，读了不少当代青年学者的有关论著，我惊奇地发觉，尤为论者津津乐道的，是所谓的“鲁迅的不宽容”，不仅时有微词，并且时常地直斥其非，使我不禁想起鲁迅小说《在酒楼上》那个“苍蝇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的闻名比方，仿佛时代又回到了“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时候”（《我和〈语丝〉的始终》）然而正如鲁迅所说“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嗝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着，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有缺点的战士终归是战士，完备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与苍蝇》）然而我并非不平于高喊“宽容”的人们独独抓住鲁迅这一“缺点”不愿宽容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不宽容”恰恰是鲁迅对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的最独特贡献假如鲁迅是个奉行传统恕道的人，那么鲁迅就与那些饱读诗书的冬烘没有多少两样；“不宽容”正是鲁迅最独特的思想精髓和前无古人的文化品行，鲁迅正是以此傲立于文化巨人之列否定鲁迅的“不宽容”，就是对鲁迅的根本否定，在此前提下对鲁迅的任何其他思想与品行加以确定,若非不得要领，就是别有专心鲁迅幼年（十三四岁以前）家境较好，使他对世道人心的想象偏于美妙，所以现实对他的打击总是令他意外，由于意外就特别孤愤，表现也就难免激烈在性情平和的犬儒主义者看来，甚至有时是“反应过度”然而，一辈子“反应过度”不仅不能说明鲁迅心胸狭窄、心理阴暗和睚眦必报，反而证明鲁迅天性淳厚、光明正大，屡经惨痛教训而始终把人想象得太好，或至少情愿先把人想象得较好由于这种想象始终与实际阅历相差太远，给他带来了太大的心理落差和精神刺激，于是“反应过度”也就不难理解了不妨先假设有三种人，第一种天性凉薄，对人阴毒猜忌，把人尽往坏处想，那么一旦证明所料不差就不会震惊，他还会相当得意于自己的先见之明其次种人天性虽淳，但牛性不重，很简洁在事实面前学乖，吃了几次亏以后，他就懂得了世故，服膺“防人之心不行无”的古训这种人年轻时可能把人想得太好，上当后也时常“反应过度”；然而一旦屡经惨痛教训，对人也就有了相当戒心（此即世俗所谓“成熟”），此后他也会像第一种人那样经常“料到”他人的算计，即便受人算计也不再感到意外，同时不再“反应过度”，但由于天性醇厚，心情还是懊丧的第三种人天性极淳厚，“醇厚到像火腿”（鲁迅论王国维语），恒久信任别人，恒久把他人往和善处想，上再多的当都恒久不会吸取教训，反而会激起他的牛性来我就不信世上会没有一个好人！这种人终其一生，每次上当吃亏遭到攻击，他都会感到震惊和意外，于是生气就特别剧烈，于是终其一生学不会世故，同时终其一生像未谙世事的年轻人那样对这类事情做出激烈反应，而且时常地会“反应过度”鲁迅正是最终一种人，他自然是“蔑弃古训”（《北京通信》）的，而“防人之心不行无”恰是古训的镇山之宝因此从他早年家道中落所遭亲属和乡人鄙弃起先，始终到他晚年遭同一营垒中“战友”的“背后一刀”，他虽自认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两地书》），即对普遍人性的推断太不堪，事实上却自始至终对详细的论敌乃至挚友的卑劣与自私、蛮性和兽性严峻估计不足，因此恒久对他人的攻击和践踏公理感到震惊和意外其实他每受到一次惨痛的现实教训，他的思想的每次进一步“黑暗”化，都远远没有达到人性阴暗的边界即便他对人性之黑暗的相识已足够充分，但他不愿对受过现代学问洗礼的论敌和同一营垒的战友进行蓄意的防范因此一旦期望落空，生气就特别剧烈“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阿Q正传〉的成因》）“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杂感》）因此，无论谁标榜传统的中庸，提倡公允和费厄泼赖，劝鲁迅“带住”，都会成为鲁迅式激进主义者的敌人，包括他全部的老挚友（比如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蔡元培），无论谁表现出某种半途而废的懦弱和动摇，都无法逃脱他的抨击所谓“反应过度”，恰是激进主义者的普遍特征鲁迅深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及其顽固性，因此他不情愿下一代再遭其腐蚀，他的反对读经甚至主见不读一切古书，正是对传统文化的弊端深恶痛绝，并奢望在他这一代人手里就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心理的表现为了这一目标，他不惜以“眉间尺”式的看法与敌人同归于尽鲁迅在《野草•死火》中的一段话最能显明地体现他的这种激进主义和牺牲思想“有大石车驰来，我最终碾死在车轮底下，但我还来得及望见那车就坠入冰谷中”这里，“来得及望见”传统文化的覆灭是鲁迅最大的奢望鲁迅深怕“来不及”及身而见传统文化灭亡以及生怕其在“二十多岁的老先生”身上借尸还魂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而《过客》中的独行者以必死的决心毅然向坟场走去，也充分体现了鲁迅的根本思想那坟场，正是鲁迅心目中传统旧文化的安葬之所“路上有深坑，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随感录•四十九》）“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突然想到•六》）“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杂感》）可见鲁迅那“二六时中没有已时”的不宽容，正是基于博大的爱爱国，爱民族，爱人类，爱下一代——所以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迫不及待地喊出了“救救孩子”鲁迅那“我始终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想中国人”（《纪念刘和珍君》）的自供，更是他对人性之恶估计不足的铁证，因为否则就无法说明他在“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想”之后，为何终其一生对遭到的攻击和损害表示震惊与意外他自以为自己是个比他人更多“恶意”的人“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暖和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假如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真不知要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挚友，这才是我的真挚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我一个人也行”（《写在〈坟〉后面》）以鲁迅的光明正大，竟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人天共厌的恶魔这种自我厌弃，只能说明鲁迅具有极其心情化的诗人型艺术家的精神洁癖理智型的哲人也会自我解剖，但看法要比诗人型艺术家安静得多，犹如进行一项科学探讨，他会因为对自我的解剖而知道人皆如此，每个人都有“恶”的全部因子但有精神洁癖的诗人型艺术家却会对自己内心闪出的“恶念”深恶痛绝，夸张为“世人皆善我独恶”因此当他人以明显的恶意向艺术家施以攻击时，艺术家就会对攻击者施以激烈的报复因为当艺术家认定“世人皆善我独恶”时，不美妙的仅仅是自己，而“世人皆善”的世界则是美妙的，这给了他莫大的宽慰而攻击者的恶意，破坏了艺术家对“世人皆善”的想象他人的恶意，使世界有可能从想象中的“我独恶”，走向事实上的“众皆恶”而导致这一危急的,正是攻击者的无法视而不见的明显的恶，因此生气的艺术家攻击心目中的恶人时总是不留余地，经常具有除恶务尽的彻底性，因为只有除掉恶人的恶，世界才会干净每次交锋结束后,鲁迅依旧对任何一个新对手、新挚友寄予确定的信任因为天性是难以变更的，终其一生,鲁迅一如既往地信任他人，上当上不怕；终其一生，鲁迅一如既往地敬重论敌，明知对手可能卑劣，也先把你当高尚者看待也正是因此，鲁迅对同一营垒的人显得“不近情理”地苛刻这是浪漫主义艺术家的典型反应方式鲁迅说自己“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意，时而很峻急”（《写在〈坟〉后面》）这正是艺术家人格的自白试想,一个斯宾诺莎式的理智哲人，他的处世看法和世界观是不会受这些外在遭受的干扰而轻易动摇的然而另一方面，鲁迅并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么苛刻不近人情，他对以怨报德的周作人以及诸多论敌，还是相当地慈爱，并没有遗嘱中所说的“一个也不宽恕”那样决绝——这是典型的艺术家的心情化表达，充分证明白鲁迅要做出刻意为“恶”的姿态正如鲁迅反对以暴易暴一样，事实上他不是一个能够硬起心肠以“恶”抗恶的人在他身上，恰恰体现出一种“异样的残忍性和异样的慈善性”（《〈华蜜〉译者附记》）事先永不防范，而事后不遗余力儆其效尤，正是鲁迅的独特“恕道”一一传统的恕道是在后的先防范，被损害后无力反击，于是不得不“宽恕”而鲁迅的恕道是在先的先不防范，被损害后就“不宽恕”了很明显，传统的事后恕道，大多是弱者的虚假标榜；有实力反击却真正宽恕的人，少得几近于无而鲁迅的事先恕道却是货真价实的，是真正的大恕;当然也由于他是强者，事先不防范，是因为有真正的实力和自信那种事先用自私自利的不信任逼得人人自危，弄到不行整理才来抹稀泥，卖弄其事不关己的“宽容”，正是鲁迅毕生视为死敌的传统毒素“勇者生气，抽刃向更强者”（《杂感》）鲁迅的生气，是对“更强者”的生气；鲁迅的“不宽恕”，同样是对“更强者”和恃强凌弱者的“不宽恕”对“更强者”的生气和不宽恕，正是为了替更弱者打抱不平，是鲁迅身上的眉间尺式的豪侠精神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竟不断有更弱者仅仅因为鲁迅对“更强者”的不宽恕，而对鲁迅“生气”了更弱者竟然来为“更强者”抱不平了！鲁迅能不惊讶吗？鲁迅能不这样想吗这真是咄咄怪事，诚不知人间何世！然而答案却简洁得稀奇，说出来竟要让人失笑更弱者替更强者打抱不平，是对更强者的献媚，以便得到更强者的爱护，甚至接纳自己加入更强者集团,去欺凌其他的更弱者这么简洁的道理，莫非智者鲁迅会想不到吗？当然不是那么鲁迅为什么似乎恒久不知世事呢？是因为仁者鲁迅不愿“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想中国人”在鲁迅身上，慈爱的成分压倒了才智的成分因此，仁者鲁迅或许也不会想到，以中庸来裁判鲁迅，“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闲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的事情，至今还在上演恰如鲁迅所说“自以为公允’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并非闲谈

（二）》）因而也就难免有些“醉眼中的朦胧”，其探讨和争论之失其准星，也就可想而知世界史上少有鲁迅式坦然自承的“不宽容”者，这正是鲁迅最独特的宏大人格所在，也正是鲁迅最了不得的地方倘有人认为鲁迅什么都不错，唯有这一点值得惋惜，那么这人就是背信弃义者的同伙，他对鲁迅的任何“确定”都有点假惺惺鲁迅虽然自称是“归纳了很多苦楚的经验”（《我还不能“带住”》），但他的反复自称“思想太黑暗”，正如他对《鬼谷子》作者的评价鬼谷先生传授给苏秦、张仪的那些阴谋,“人们常用，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作秘诀，可见禀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假如是大富翁，他肯将十元钞票嵌在镜屏里当珍宝么？”（《补白》）这正可以用来反坐鲁迅自己比如，鲁迅就决想不到他死后已经一甲子，”将来的青年”对他的攻击，所泼的污水并不比他当年的论敌为少，即此就可以证明，他的“青年必胜于老年”是多么天真烂漫由于鲁迅对人性之恶严峻估计不足，他对社会对人性之纯净的预想一再被现实所粉碎，所以

一、他扬言要“报复”，而他的报复仅仅停留于学问分子式的“口诛笔伐”；

二、他再也不能安静，虽然他一再说要“沉静下去”，独自过活，再不管世事，但事实上直到他生命终止，他都没有放弃对世界的无限关爱他的“恨”，是恨铁不成钢之“恨”

三、醒悟对他来说只有苦痛而没有欢乐，学问的欢乐主要是智性的，而情感型艺术家更主要的精神立足点，却是感性鲁迅的艺术家天性，使他对看与被看过于敏感，他刻意地要让看客们无戏可看，这使他拒绝表演但拒绝表演而又不得不有所动作，包括“装饰些欢容”之类，都使他的“姿态”经常有点不自然因为他担忧，自己的拒绝表演也可能被人误会为一种特别的表演这正是情感型艺术家很难避开的心理重负立足于理性的人，走自己的路，根本不在乎有没有看客，以及看客怎么看比如说，“幻灯事务”里中国人做间谍而被杀，有看客；《药》所描绘的烈士牺牲以后，血被玷污……这是任何一个无论多么志向的社会都无法避开的，因为万众一心，千人一面是恒久不行能的，把不行能当作一种可能来追求，是天真的烈士的血是否白流，是否反而加剧了愚昧，与个别事务和枝节问题无关，与是否被看无关事实上,烈士的血从来不会真正地白流仅就它激起了鲁迅的觉悟，至少是其作用之一对于别人的不觉悟，理性的思想家会相识到民智开发的艰难性和文化改良的缓慢性；但感性的艺术家、激进主义者却会对愚昧麻木的不觉悟者怒不行遏，恨铁不成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文化偏至论》）因此，鲁迅对牺牲的无谓、辛亥革命的虎头蛇尾、五四时期文化界的动摇，以及曾寄予厚望的“新”青年的老气横秋，时有过于心情化的不满，往往流于表面的生气和怒斥，而少有余暇从历史文化和社会深层进行冷静而系统的理性解剖，并对之产生“理解的怜悯”鲁迅对国民麻木的普遍性之相识是深刻的，但对人性潜藏在麻木背后的意义却严峻估计不足，甚至成为他终生的盲点所以他无法理解，国民之麻木是出于一种自我的心理爱护和精神平衡的须要——鲁迅则认为这只是天性下贱另一方面鲁迅受了尼采的超人思想的影响，认为人与人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最初的自信的思想根源，又是他蔑视“庸众”的缘由但仅仅指出鲁迅对“庸众”的蔑视是一种偏见，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必需理解，正是对人性的这种偏见，使鲁迅无法深化了解“庸众”的麻木之“合理性”与“必要性”，更不知道麻木的安静海面下，并非一片空无虽然他曾说“地火在燃烧”——但他说的“地火”，是指少数觉悟者，他认为将“在缄默中暴发”的，也是觉悟者鲁迅对麻木如阿Q者，当然也有“哀其不幸”的“异样的慈善性”的一面，但这种“慈善性”的“异样”性，恰恰就是蔑视因此这种慈善，并非“理解之后的怜悯”的真正的大慈大悲其实，每个人的人性因子都是相像的，这是一切大慈大悲的“理解的怜悯”的唯一前提正如上帝给了每个人一副同样的牌，每个人都有五十四张，麻木者不敢正视自己，把五十四张牌的大部分都掩盖了起来，这虽然很“阿Q”，但却是出于无奈觉醒者并不比麻木的民众多什么，他们只是把自己的五十四张牌尽可能亮出来而已人性中自有蛮性乃至兽性，每个人的五十四张牌中自然不乏此类货色鲁迅以比对他人更苛刻的解剖精神解剖了自己，却自以为自己太黑暗，他以为别人必没有自己这么黑暗由于他也不自觉地继承了儒家思想中“性本善”的错误预设，于是当他发觉自己之“恶”时，就悲伤，就以为麻木之解除只有苦痛而无高兴于是当别人攻击他时，他因对他人的人性之卑劣估计不足而懊丧，而生气因此我认为，鲁迅虽然直面了自己的“恶”，但出于一种艺术家式的感伤主义情怀，也由于没有抛弃荒谬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儒家伦理预设——这或许是传统思想对鲁迅的最大误导——因此不能充分地直面人性之“恶”因为，假如真正直面了人性之“恶”，就该知道，那不是“恶”，而是人性之常人性是没有善恶的，对无限丰富而困难的人性的某一方面的过度放纵和过度压抑，才会使人性之常畸变为人性之恶“过度”和“失当”，正是鲁迅式激进主义者和一切诗人型艺术家的根本特点，而这是历来的鲁迅探讨甚少涉及的鲁迅是一个典型的热情艺术家，而非天生的生气思想家鲁迅之成为生气的思想家，是被他所处的时代和远远没有达到他的思想境界的论敌逼成的我认为，这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钥匙鲁迅本是一个艺术家型的浪漫主义者，而非思想家型的理性主义者，这从他早年之作《摩罗诗力说》里对浪漫派诗人拜伦、雪莱等的推崇，就足以得到证明只是因为他的艺术家式的天真浪漫受挫，才迫使他进入了理性思索一般意志薄弱的艺术家，受挫之后大抵是颓唐，而鲁迅的意志是艺术家中超常坚韧的，于是他从热情的艺术家，转变为生气的思想斗士，但这终归离他的初衷与气质极远从热情的艺术家变成生气的思想家，已经与鲁迅的性情大异其趣，已经是险恶的时代环境和阴暗的文化背景逼出来的；再苛求鲁迅从生气的思想家变成理智的哲学家，甚至变成慈善的宗教家，就未免过于强人所难和一厢情愿了这种不顾实际的求全责怪，是中国文化传统固有的对完备圣人的心理需求所产生的荒谬逻辑四由于鲁迅是个热情的艺术家，所以他强调爱与憎，也反对麻木，但他对醒悟之价值的相识却是偏颇的，他以为铁屋中人被惊醒只能增加他们的苦痛，这反证他自己作为一个醒悟的艺术家和生气的思想家的极度苦痛然而真正的理智型哲学家，对自己的醒悟是会欢欣鼓舞的作为热情的艺术家和生气的思想家，而非理智的哲学家，鲁迅没有充分相识到醒悟（即知）的主动价值很难想象，一个理智的启蒙主义哲学家会对学问的普及和真理的启蒙抱有如此深重的疑虑“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很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伤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醒悟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呼喊〉自序》）“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娜拉走后怎样》）“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兴奋，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醇厚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特别的享乐”（《答有恒先生》）在对知的主动作用的相识上——至少在这一点上——周作人不同于鲁迅周作人自称“爱智者”，明显比鲁迅更了解知与智的主动价值两兄弟在这一点上的重大不同，导致人生观的重大分歧，并与最终的决裂不无关系鲁迅具有尼采式生气思想家的酒神精神，所以鲁迅是个以酒浇愁的人，时常痛饮而大醉，这在他的日记里有大量记载周作人具有爱默生式理智思想家的日神精神，所以周作人酷爱喝茶周作人对人性的估计比鲁迅更深刻，这部分是由于他内心远比鲁迅更阴暗，也正因此，他对人性的光辉不抱多大希望，更少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他没有因为深刻而更无望，反而是更超然，更安静但周作人的致命之处也在此，由于他情感淡漠，内心阴暗，他可以与恩重如山的兄长毅然断交，也可以与父母之邦恩断义绝在周作人身上，爱智与深情没有得到统一，这使他最终也没能成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而是一个见解不凡、行为庸常的知行分别者或许正因为他对人性的阴暗了解更深，所以认定人人一有机会都会放纵自己，因此自己也不妨失足两兄弟的分别与高下，在这里自然是生死立判深刻假如仅仅是世故，聪慧假如用于为自己的沉沦找寻托辞，那就仅仅于己有利，而于人于社会于文化极有害——周作人正是如此；天真假如不是因为弱小，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对人性的光辉充溢希望，那就仅仅于己有损，而于人于社会于文化大有利——鲁迅正是如此人类的大部分文化遗产，正是由鲁迅式的“天真汉”创建出来的冷冰冰的才智与深刻，并不是鲁迅所追求的鲁迅的最可珍贵的东西并不完全在于他留下了多少完备的作品，而在于他对美妙与光明的热情憧憬，在于他对黑暗势力的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无私忘我的战斗激情作为一个热情的艺术家，鲁迅对自我的关注（虽然这关注以无情解剖的方式来表现）是较多的大部分艺术家的自我关注，主要是自恋，鲁迅甚少自恋而更多自嘲但鲁迅对自我之关注，较之理智的哲人更多，明显是毋庸置疑的这是鲁迅最终成为思想家而非哲学家的自身气质上的主观缘由——当然还有文化传统与时代环境上的客观缘由他的论战文章较多激情，并且激情时而流为意气，正是他艺术家天性的表现虽然他最终的“不宽恕”被人诟病较多，但假如他言不由衷地高喊“宽容”，就更应当受到责难，因为那样他就失去了一个艺术家最珍贵的真诚正如大部分高喊“宽容”者是虚伪的一样，鲁迅的“不宽恕”，是艺术家气质的更干脆表现哲学家是很少不理解人的，而对理解了的必定能够宽恕宗教家更以宽恕为旨归，对不理解的也一概宽恕，因为不宽恕就不能促人弃恶从善耶稣说“宽恕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一一明显，耶稣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因为他对人性有充分的相识鲁迅之所以不宽恕，因为他对自己所受之攻击事先没有料到，他受了惊，这受惊和受伤刺激之深永难愈合，而之所以刺激如此之深，恰是秉性太善以至心理打算过于不足的铁证鲁迅之所以对他无限怜悯的阿Q也生气多于宽恕，也是因为他对阿Q的怜悯，是蔑视而隔膜的怜悯，而非感同身受的“理解的怜悯”所以我认为，鲁迅的八字真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假如能改成“哀其不幸，恕其不争”，就可能得到更多的认同者这样一来,鲁迅就更受欢迎了，更完备了，更像一个中国式“圣人”了但请不要误以为这是我的看法,因为假如这样一改，这位“哀而且恕”的好好先生就不是鲁迅了“哀而且怒”的斗士，才是真正的鲁迅，才是独一无二的鲁迅，才是无可替代的鲁迅，才是不行或缺的鲁迅，才是宏大的鲁迅中国传统弊端的顽固性，正须要鲁迅这一剂猛药来以毒攻毒——虽然从哲学立场上来看，或许鲁迅的道路并非正道对此鲁迅也有醒悟的自我相识，因此他才说“愿我的文章速朽”（《野草》）假如被鲁迅批判的中国文化中的弊端的确被鲁迅的消毒剂消退了，那么鲁迅的确可以不再重要但是看来这过于乐观，所以，鲁迅是恒久的鲁迅，不朽的鲁迅五因此，我不同意有的论者以为鲁迅是“知其不行为而为之”（道家谓孔子语）的人，这句话用在理智的思想家孔子身上是合适的，用在热情的艺术家鲁迅身上并不恰当我觉得还不如说鲁迅是“不知其不行为而为之”更恰当——这使鲁迅与他所指责的“做戏的堂•吉诃德”正好相反，鲁迅正是一个真诚的堂•吉诃德，以一己之微力，要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决一死战，犹如一个挡车的螳螂比如，青年鲁迅不论是想疗救国民身体还是欲疗救国民灵魂,都是那么自信而毅然决然，毫无踌躇当钱玄同请他为《新青年》写稿时，鲁迅的自信也是明显的“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孤独了（《〈呼喊〉自序》）鲁迅说这话，是自信他若参加必有反应的事实也的确如此，鲁迅获得了喝彩和攻击但鲁迅对喝彩是有预料和自信的，对攻击及其攻击手段的卑劣却没有足够的心理打算，于是他在“呼喊”之后最终“彷徨”了他的彷徨，主要是对自己从事思想启蒙的意义的疑虑，这其实是一切文化激进主义者都有的大苦恼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苦恼无妨说是天真甚至无趣当鲁迅自以为他的思想启蒙毫无意义时，当鲁迅因对自己的工作之价值不明显而悲观，而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时，他错了他的启蒙至今有价值，他的作品确是不朽的文明的进步，国民性之改造正是一个长期而且有反复的过程当鲁迅的后继者因为鲁迅所抨击的文化弊病和民族劣根性大多至今犹存，而对现实表现出过度甚至失当的愤慨时，他们的心理中同样有与鲁迅相像的激进主义成分这使鲁迅的后继者往往具有与鲁迅相像的、激进主义者大多难免的无望，由于他们的意志没有鲁迅强悍，这种无望压倒了他们，于是他们甚至会放弃鲁迅式的社会批判和国民性改造，而明哲保身地躲避现实虽然鲁迅是个艺术家型的热情斗士，但他依旧是世纪初的激进主义思潮中最冷静的战士（比他更冷静的人放弃了战斗），因而也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最为深刻的思想家“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如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突然想到•十》）但从对历史进程更深化的把握来看,鲁迅还是难免时有急躁事实上，仅有一个鲁迅的确是无法完成对历史长达五千年的中国国民性的改造的，古老中国的新生，须要一代又一代的鲁迅式斗士，甚至须要比鲁迅更冷静更醒悟地深知“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伪自由书〉后记》），而又决不放弃战斗的战士我信任，当鲁迅提倡“韧性的战斗”时，他自己是有点急躁的，他出于救国保种的热切，心情可以理解；但他对历史进步的进化论式的略嫌简洁化的直线性思想，则是当代的鲁迅后继者和将来的文化战士、社会批判者，要尽可能避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