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周邦彥的词对比分析

苏轼与周邦彦的词对比分析苏轼的词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日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言里《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自柳永以来，作长调的人多了起来但这类词篇幅长，布局的讲究很费心思而不少人写长调时，或是中间填上些丽藻充数，或前紧后松，或为了一两句佳句而敷衍成篇在这方面，柳永的长处在善于井井有条地展开铺叙，苏轼的长处在以奔放的情绪一脉贯穿，而周邦彦要比他们更讲究章法，能精心地把一首词写得有张有弛，曲折回环如《兰陵王柳》・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堰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这首词三叠三换头，声韵格律极复杂；而周邦彦写来十分工稳妥切,所以尤为乐师所爱据毛并《樵隐笔录》称，直到南宋初，还“都下盛行”，“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其内容只是写客中送别，抒发倦游之情和惜别之情，而层次安排极富匠心第一节由眼前之景引出回忆，再转回自身，点明送别主题，接着又翻回到屡屡折柳送客的往事，开阖变化之间，写足了客居京华的百无聊赖；第二节起笔宕开，追思旧游，很快以“又”字接上昨夜别宴场景，叹息旧交又少一人，然后借想象写朋友离去、彼此在相隔中相望的情景；第三节以二个短句起头，在急促的节奏中涌出一腔哀怨，随后节奏放慢，描绘离舟去后斜阳日暮，自己犹徘徊不忍去的情形，再展开往日温馨友情的追思，最后用“泪暗滴”的现实收束这种反复回环、层层渲染的章法，就像中国的古典园林艺术，曲折变化，避免了一览无余的毛病在周词中，如《瑞龙吟》（“章台路”）、《六丑•蔷薇谢后作》等许多长调词，大抵都有这样的特点再有，周邦彦词十分重视语言的锤炼，做到既浑成自然，又精致工巧这表现在好几个方面一是他善于化用典故和前人词句，能把它们融化在全篇中，显得天衣无缝，不留痕迹，所以张炎在《词源》中说他“善于融化诗句”,“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这种例子很多，甚至像《西河金陵怀古》隐括了刘禹锡《石・头城》、《乌衣巷》两首七绝和古乐府《石城乐》，却也写得非常完整流贯，没有让人觉突兀不自然的地方二是他在善于运用典雅语言的同时，也善于运用浅俗的口语和民间俚语，如《万里春》千红万翠，簇定清明天气为怜他、种种清香，好难为不醉我爱深如你，我心在、个人心里便相看、老却春风，莫无些欢意而最难得的，是周邦彦无论用雅语还是俗语，都能够化雅为俗，化俗为雅，使它们在一首词中融为一个整体，不显得突出碍眼三是他对事物的观察很细腻，对意象的选择很讲究，所以语言的表现力很强，如《苏幕遮》上阙燎沉香，消漏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后三句历来受人推崇，因为它传神地描摹出了雨后初晴的清晨荷叶在水面迎风挺立那种动态的、疏朗而秀拔的风姿“一一风荷举”读起来是很浅的句子，实际每个字经过了细心的推敲再如《玉楼春》中“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在色彩的渲染和空间的布列上，可谓极工致精巧总之，周邦彦的词虽说在题材和情感内涵方面没有提供更多的新东西,但在艺术形式、技巧方面都堪称北宋词的又一个集大成者，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经验因此，南宋以后的姜夔、张炎、周密、吴文英等人都十分推重周邦彦，有人甚至称他为“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陈郁《藏一话腴》）直到清代的常州词派，还奉他为词之“集大成者”，认为学词的最高境界，就是到达他的“浑化”（周济《宋四家词选序》）就连近代学者王国维，也把周邦彦比作“词中老杜”（《清真先生遗事》）这说明在词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技巧上，周邦彦确有出色的贡献与深远的影响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例如他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筵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有时又钟情于和谐宁静的自然山水，借以表现忘怀物我、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有时则把对自然山水的观照与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注入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慨，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充满泥土芳香和生活气息的乡村，是以前的词人从未关注过的领域苏轼则以“使君元是此中人”的身份，在五首《浣溪沙》组词中多角度地描写了徐州的乡村景色和村姑农叟的生活情态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以诗为词”的手法“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这里包括了化用诗中的句意，特别是唐诗，如教材所举的《水调歌头》还有语言上的诗化，为词的语言表现争取更大的自由宋诗已有散文化的、讲究意脉流动的倾向，而词的特点就是句式长短不齐，所以苏轼很方便地把诗语、文语、口语都熔铸在词的体式中像《水龙吟》的首句“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等处，都是不讲究文字的凝炼和意象的密集，接近散文甚至口语苏词这方面较成功的表现还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生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如《水调歌头》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不仅交代了创作的时间、缘由，也规定了词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怀念的对象是其弟苏辙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江神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事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作者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词的下阕用冯唐故事，既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历史人物和身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变词为独立的抒情诗体，开创豪放旷达的词风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豪放旷达、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数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宋胡寅在《酒边集序》中称道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而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即揭示出苏轼这类词作所创造的一种新的美学风范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周邦彦的词与苏轼一样，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是北宋词坛上另一宗主，是传统词体艺术的集大成者他与属于旧党的苏门词人不同，在政治上倾向于变法的新党他28岁时，因向神宗献《汴京赋》，歌颂新法，而大获赏识，由太学诸生直升为太学正神宗死后，旧党执政，苏门诸君子纷纷回到朝廷，周邦彦则被挤出京城，到庐州（今安徽合肥）、荆州（今属湖北）、漂水（今属江苏）等地任职等到新党上台把持朝政，苏门词人尽遭远贬，周邦彦重返朝廷，官到提举大晟府由于不愿与蔡京奸党合作，晚年又被逐出朝廷，到顺昌（今安徽阜阳）、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方官徽宗宣和三年

（1121）病逝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周邦彦词的创作背景及内容北宋末年，以汴京为首的城市生活越来越向享乐方面发展从士大夫阶层来说，由于政治风波反复不已，他们的政治热情已经减退了许多，很少再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那样的人了虽然庄严的议论还是在发，士大夫的真正的情感和企望却转化在享乐主义的和艺术化的私生活中了恰巧又是一个精通艺术、善于享乐的宋徽宗做了皇帝,更助长了这种气氛周邦彦本来也有些文人常有的建功立业之想，但他既不具备相应的才能，也没有升迁到必要的地位，也就自然地走进这种生活圈子，把精力放在音律研究、填词作曲上提举大晟府，其实是发挥了他的专长周邦彦的词作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不够广阔，内容不外乎男女恋情、别愁离恨、人生哀怨等传统题材，不过这些由于表现细腻，感情深致，而为人称赏如教材所举《少年游》、《风流子》、《瑞龙吟》、《兰陵王》等周邦彦词的艺术成就周邦彦词的成就主要是融合诸家之长，使词这一体裁发展得更加精致促进了词体声律模式的进一步规范化、精密化在北宋，以苏轼为代表的词风在大力开拓词的表现领域的同时，又往往成为“曲子中缚不住者”，表现出作为文字作品的词与音乐逐渐分离的趋向而周邦彦却是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极端重视词与音乐的配合，使词的声律模式进一步规范化、精密化应该说两种方向各有其成就在任大晟府提举时，周邦彦以他的音律知识并吸收民间乐工曲师的经验，搜集和审定了前代与当时流行的八十多种词调，确定了各词调中每个字的四声，连同为仄声的上、去、入都不容混用，并创制了《六丑》、《华胥引》、《花犯》、《隔浦莲近拍》等不少新调他所作的词，格律自然是十分严谨，如《绕佛阁》的双拽头暗尘四敛，楼观迥出，高映孤馆清漏将短，厌闻夜久签声动书幔桂华又满，闲步露草，偏爱幽远花气清婉，望中迤通城阴度河岸词中“敛”字上、去通读，“迥”、“动”、“迤”三字阳上作去，“出”清入作上，这样每个字都合四声，读来抑扬变化而和谐婉转，绝无吐音不顺而显得拗口的地方这种词本身即富有音乐美，同乐曲能够完美配合所以，当时上至贵族、文士，下至乐工、歌女，都爱唱周邦彦的词其次，周邦彦的词极讲究“章法”即整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