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文摘（历史）扑朔迷离的晚清“沈荩案”

扑朔迷离的晚清“沈总案”扑朔迷离的晚清“沈总案”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7月31日，革命党人、新闻记者沈总被杖毙狱中其死因扑朔迷离，一种说法是由于泄露清廷与俄国签订的秘密条约而惹来杀身之祸；另一说法是各地报界事故频发，清廷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沈茂之死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清廷对于此案的处理方式，不但没有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反而引起中外舆论的强烈反响惨死狱中沈慈，祖籍江苏吴县，随其祖到湖南，寄籍善化（今长沙县）沈总自幼天资聪颖,为人狂放不羁，鄙视科举，无意功名，但心怀大志，常与友人纵谈天下之事，并与好友组成文社，议论时政,因成员有12人，湘人称为“十二神”在维新变法时期，沈越与谭嗣同、积极唐才常交往密切,参与新政变法失败后，他随唐才常来到上海，与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往返于湘会，筹组自立军,鄂之间，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900年,自立军起义，沈总为右军统领，起事于湖北新堤（今洪湖）由于经费缺乏，部署疏漏，汉口自立军机关被张之洞破获，沈总之右军也旋即告败，唐才常等遇难自此沈总进入清廷缉拿黑名单，开始了逃亡生活，经武昌至上海，辗转于京津等地，于1903年7月10日被捕沈蔻被捕后，清廷唯恐夜长梦多，决定速杀之他从被捕到被杀仅20天因7月正值光绪帝生日，为万寿月，一般不杀人，慈禧太后决定改为杖毙，即用棍棒活活打死时.《大公报》载，行刑之状惨不忍睹，刑部“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一年后，维新志士王照获罪下狱，恰巧关在同间牢房，其《方家园杂咏纪事》记“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沈总死时惨烈之状，不忍回想死因之谜按清律，颠覆朝廷之罪当诛九族，以此推论，沈总被杀本属难免，但行刑时间和行刑方式却给后人留下诸多疑惑中国古代处决犯人有时间规定，常规是“赏以春夏，刑以秋冬”O清代刑法规定，“每年正月、六月及冬至以前十日，夏至以前五日，一应立决人犯及秋、朝审处决重囚，皆停止行刑”处决沈总正为夏季，不符常规采取杖毙之刑，也令人生疑，据此引发对沈葱之死的诸多猜测一种猜测认为沈总作为记者，泄露了中俄秘密条约，招来杀身之祸持这种说法者以章士钊撰写的《沈总》一书为代表据章书记载，1903年3月，俄政府有要求满政府之密约七条，沈总作为记者获取密约内容并公布中外，全国震惊，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又因条约涉及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亦颇多微词，清廷一时间不知所措后经调查乃沈总散布所为,恼羞成怒，于是杖毙沈总另一种猜测认为清廷有杀一儆百之意，以泄私愤1903年，《苏报》在上海外国租界地区因发表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文章，遭到镇压当时《苏报》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大力赞扬和鼓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专制之后，又发表章炳麟（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宜呼光绪皇帝为“载潮小丑”，讥讽康有为和慈禧太后都是“汉族公仇”于是，清廷宣拿章炳麟、邹容等人，要将辱骂皇帝、宣传革命的章、邹二人处以极刑但因此事发生在公租界，按照《上海租借权限章程》规定，原告应在公租界审判由于列强在侵华过程中矛盾错综复杂，对于清廷的“引渡”要求，各方态度不尽一致正在各方争论不下之际，沈超被捕清廷对当时报界鼓吹革命早已恨之入骨，可怜沈彦，遂成替罪羊笔者认为，沈总之死最主要原因应是其曾为自立军晚清帝后斗争异常激烈，自立军起义时提出的“光绪帝复辟”和“逆后当权”等诸多“狂悖”言论，是慈禧太后决不能容忍的沈总在京津之地辗转之际，已被人秘密盯梢，奏陈慈禧太后在现存的一份没留姓名的宫中档密帖中，告密者称沈总乃通缉要犯，为自立军头目，“隐匿京师南城外，行止无定”、“与外洋内地匪党及大学堂同乡办事人密通消息”、“若不设法歼除，诚恐异外生节”，在这份300字的密帖中丝毫未提泄露密约一事，却提及自立军首犯唐才常等已“获正法”，言外之意沈总早该杀了，以此推论，沈总被速杀杖毙也就不难理解了“沈葱案”的影响“沈总案”在中外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中国日报》发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泰晤士报》认为清廷“狠心残暴，为历来刑法正义中所稀有”，将来“必有不得久安之势”“沈总案”的发生使清廷放缓了对“《苏报》案”的追究，使章炳麟、邹容等人免遭屠戮另外，“沈总案”等晚清一系列报案，也促使清廷对于僵化的舆论钳制政策进行反省，并最终促成相关法律的出台1906年，奉命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等五大臣先后回国，在奏折中提出“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晚清风起云涌的舆论环境迫使他们承认，唯有主动立法，放宽一些言论自由空间，才能有效加强舆论控制（《中国文化报》

7.14张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