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近代国际法与中国儒家思想：冲突与融合

世纪近代国际法与中国儒家思想冲突与融19合

一、近代国际法与儒家思想的冲突近代国际法与儒家思想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世界秩序中国儒家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观念的基础之上、以朝贡制度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它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是唯一“文明开化”的国家；世界一统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周边国家都是“蛮夷”或“属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制度主要包括中国皇帝委任“属国”的统治者；“属国”需要向中国皇帝上供当地产品，并接受中国皇帝的礼物；“属国”的使臣觐见中国皇帝时须行“三跪九叩”之礼，并可获得在京城和边界地区进行贸易的某些特权等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张的世界秩序在本质上是扩张性质的，它们要求打破不对等的关系，并主动采取进攻的态势，不惜以任何手段来打破中国儒家的世界秩序，并将中国纳入其“世界秩序”范围第二，国家关系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与西方国家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不过，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只是被纳入朝贡关系之内、受到严格限制的互市关系而按照近代国际法，国家主权是平等的因此，西方使节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拒绝按照“三跪九叩”的礼节觐见中国皇帝第三，对外贸易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并对互市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然而，随着19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完成，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急需开拓世界市场、倾销本国的工业品因此，在清政府发动禁烟运动之前，英国已制定了使用武力手段强迫清政府改变对外贸易政策的军事侵略方案第四，条约制度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开始，胁迫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并用不平等条约的形式规范中外关系，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中外关系史上的一种新制度一一条约制度条约制度打破了儒家的世界秩序，标志着中国闭关自守政策的破产

二、近代国际法与儒家思想的融合近代国际法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近代国际法的传入，开启了近代国际法与儒家思想融合的进程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嶷良把惠顿所著的《国际法原理》译成中文，定名为《万国公法》这是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本国际法著作，代表了近代国际法正式、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近代国际法传入中国后，在清代官员及学者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一是以张之洞、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消极派，对国际法并没有太大的信心，认为国际法固然对中国不无助益，但关键仍在国家是否强盛；二是以端方、李鸿章、曾纪泽为典型的积极派，认为西方国际法的内容很完美，作用也很大，可以倚信它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等近代国际法传入中国后，清政府在外交上也有一些运用国际法的实践例如，1864年德国驻华公使李福斯在中国“内洋”（即领海）拿捕丹麦商船事件，经清政府按照近代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予以抗议后，被迫释放了该商船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对日宣战书中，谴责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聘张，专行诡计”等第二，不平等条约制度的确立，深化了近代国际法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制度，肇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形成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得到了重要发展，至1901年《辛丑条约》趋于完备可以说，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正是中国儒家的世界秩序被逐渐打破、西方国家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将中国纳入它们所倡导的“世界秩序”的过程第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是近代国际法与儒家思想融合的象征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同外国及其使节的来往，主要是由两广总督兼办理夷务的钦差大臣负责处理在外国使节看来，不能直接与中央政府打交道，是违反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因此，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这是中国第一个专管外交的机构；1901年改组为外交部

三、结论首先，近代国际法与儒家思想的冲突，最终以后者的妥协退让而结束尽管近代国际法与儒家的世界秩序观格格不入，但清政府及其官员还是主张遵守条约并根据国际法来制定外交政策例如，曾国藩就主张严格守约，反对“打痞子腔”等其次，近代国际法与儒家思想的融合，是在外部势力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进行的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近60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每一场战争都失败后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最后，近代国际法与儒家思想的冲突、融合，客观上有利于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万国公法》等近代国际法的传入摧毁了中国的天朝观念，开阔了清代官员和学者的视野，使他们意识到中西方的巨大差距，并主动开展了奋发图强的洋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