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索隐问题

《归去来兮辞》索隐问题摘要考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农人告余”一段文字，论断其是否具有字面之外的隐含意义，应当依据陶渊明的人生经历与思想以及《归去来兮辞》的创作实际否则，任何索隐式的解读都会失去意义“有事于”“孤舟”等并不具有双关的含义理解陶渊明作品必须知人论世，推论更要合乎逻辑，方可庶几走近陶渊明关键词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索隐被欧阳修誉为两晋文章之冠的《归去来兮辞》倍受后世关注张诒三先生于《〈归去来兮辞〉索隐三例》［］一文中提出，《归去1来兮辞》“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数句中的“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和“或棹孤舟”兼具字面之外的隐含意义，称陶渊明在此是以“一个王侯的语气叙述他从事生产劳动的过程”此种索隐确属前所未闻，魏耕原先生撰文《关于〈归去来兮辞〉的几个问题》［］进行质疑，认为陶渊明为人谨慎，绝2然不会如此冒‘僭逆的罪名张诒三先生复作《〈归去来兮辞〉再议一一让我们向远方的陶渊明再走近一步》［］一文，认为“双关义3不会给陶渊明带来僭逆之罪”，并再次强调这些句子具有特殊的双关含义，即除了于叙述国君祭祀和征战”，何况先秦以降）叙述国君祭祀和征战，又如何就能证明数百年后的《归去来兮辞》中“有事于”一定也属此用法？“孤舟”一词更无作“孤家寡人的船”理解之例，并且“孤”字可作君主之自称丝毫也不能证明“孤舟”即可解作“孤家寡人的船“棹”字也从无谐音双关“诏”字之例，因而如此新解似乎更可能是张先生对语言的过度敏感所致依此逻辑,“孤鸟”不知是否应解作“孤家寡人的鸟”？“寡妇”不知是否也有“孤家寡人的妇”之含义？“震”“镇”“振”等字是否都谐音双关了“朕”字？众所周知，谐音只是双关的前提之一，但绝不是推导出双关的充分条件否则，对任何语言的理解必将歧见百出、混乱不堪因此，不是张先生要我们来证明他给出的六个命题，而是张先生应该证明以下六个命题，否则，其颇费心力所作关于《归去来兮辞》中“农人告余”一段的索隐，似乎只能是张先生的自说自话《归

1.去来兮辞》中“有事于……”确定具有古代（先秦）用于叙述国君祭祀和征战的特殊含义；.本篇中“巾车”只能具有古代（先秦）官名2的含义；.陶渊明之前或之后确有“棹”“诏”两字因读音相同而谐3音双关之例证；本篇之“孤舟”二字或其他文献中“孤舟”确有可解

4.作“孤家寡人的船”；.此处选用“命”“棹”两字确有语意双关的5依据;此段文字中大量包含的此种双关含义确与作品的情感基调或

6.作品主旨吻合一致当然，张诒三先生曾引波普尔的观点“检验一个假说或结论是否科学结论的标准，不是它是否具有可证实性，而是它的可证伪性”因此即使他对自己的索隐并非信心十足，也不影响自己的论断但张先生显然又十分自信自己的结论难以被推翻，可知他对此段文字存在双关义的肯定态度

三、余论如何走近陶渊明中国自古即有“诗无达诂”之说，西方也有类似的表达，说明在作品解读中的确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允许读者有一定的依乎情理的推理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作品可以随意解读或近似猜谜，因为推理必须尽量合情合理，更要做到对历史有“了解之同情”而要正确合理地解读作品，必须尽量了解作者、了解其作品的全部任何作品都离不开词句，但一词一句更离不开特定的语境、具体的篇章作者的思想具有一贯性，作品的内涵具有整体性，对任何词句的理解，都应遵循“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基本原则，否则再美妙的“解读”也难以避免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之嫌尽管我们可能抱着探求作品原貌、接近作者本真的初衷，但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只要与作者及作品的实际稍一背离，或稍作有违逻辑之推论，即很可能事与愿违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文化史上极重要的人物，其作品数量并不引人瞩目，却品味极高、影响极大文学史上的陶渊明完全可以与其前的屈原、司马迁，其后的李白、杜甫等最耀眼的作家相并列而与我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及其创作相类似,后世无论对陶渊明其人或其作品，理解上往往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如一般读者所熟知，关于其名篇《桃花源记》中的“落英”“外人”等的理解至今仍无法统一，其他陶作也有类似的情况而理解陶渊明作品和理解陶渊明其人往往又紧密相关、相辅相成陶渊明思想的复杂从其《形影神三首》中即可窥见一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在特定环境下复杂思想的写照，对于“农人告余”一节如何解读，与如何理解陶渊明思想和情感基调密切相关，故确有辨明之必要理解陶渊明应该从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等多维角度进行考察而陶渊明当年有“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的读书态度与阅读方法，即深入文本之中而绝不死于文本之下，更不穿凿文意、强作解人，这也正应该是我们应该遵循的读书之法如此，方能稍近于真实的陶渊明参考文献张诒三.《归去来兮辞》索隐三例文学遗产，

[1][J].20051138-

139.魏耕原.关于《归去来兮辞》的几个问题学术界，

[2][J].20117110-

116.张诒三.《归去来兮辞》再议让我们向远方的陶渊

[3]

[4]

[11]明再走近一步.学术界，[J]2013295-102,96,100-

101.鲁迅.鲁迅全集第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5]4[M]

2005444.袁行需.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

[6]・[M]版社，

1999453.程世和.苍凉:陶渊明诗的真实底蕴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

[7][J].会科学版，1989370-

74.伊藤直哉.《归去来兮辞》札记九江师专学报,增刊

[8][J].199837-

45.徐新平.《归去来兮辞》题旨辨析中国文学研究，

[9][J].2000230-

32.李长之.陶渊明传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0][M]

200769.一般人理解的字面意义外，还有一层隐含的意义“农民告诉我春天来了，我将要出发征战那几亩农田有时我命令管理车马的官员（有布篷的小车），有时棹（诏）令孤家寡人的船”

一、陶渊明思

[4]想性格方面的考察《归去来兮辞》究竟有无张先生所说的隐含意义，似乎仍有值得商榷之必要探究文句的含义，必须将其置于全文乃至作者的全部创作和生平思想之中整体观照，做到如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方可庶几近是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要考察《归去来兮辞》中此数

[5]句是否具有双关义，也必须关照此文整体乃至陶渊明的全部思想，而不是依据语言学理论甚或简单的比附关于陶渊明的主导思想是儒家还是道家，以及其归隐前后思想有无发生根本变化，向来颇有分歧现代以来关于陶渊明主导思想的观点主要有三第一种认为陶渊明的主导思想始终属于儒家，尽管其道家思想也很突出；第二种认为陶渊明前期的主导思想为儒家，而归隐后的主导思想则为道家；第三种认为陶渊明的主导思想一直是道家或经其改造后的新道家毫无疑问，儒、道二家在陶渊明的思想中均很突出，这几乎是学界共识袁行需先生认为“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所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这种儒道互参

[6]互补的思想观念的确大体符合陶渊明的实际但需要强调的是，不少人认为陶渊明参互儒道二家思想，尤其在经过认真思考而坚决选择归隐后，心态渐趋归于宁静，思想最终达到平和其实，考察陶渊明的实际，不仅其归隐前有“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杂诗十二首•其九》）的矛盾，而且归隐后仍无法真正归于宁静、达到平和，这一点古代的朱熹、现代的鲁迅先生等都看得很清楚又需注意的是，因为陶渊明始终心怀未骋之志，始终无法归于平静，所以虽能获得相对的快乐，但更多的仍然是苦闷陶渊明的快乐又多与酒相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我有旨酒，与汝乐之”（《答庞参军》），“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十二首•其一》）这种借酒之乐似非由衷之乐，且无疑是相对短暂的，其《止酒》诗中“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二句的确颇能道出真相相反，陶渊明的悲怀苦闷则不但更多而且持久“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序》），“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有会而作》），‘1“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归去来兮辞》），其抒情意味甚浓的《感士不遇赋》和《闲情赋》更是满纸“悲”字而《感士不遇赋》中“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又最能道出陶渊明人生之苦的缘由，以致他竟然发出这样的感慨“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总之,动荡危险的时代和复杂矛盾的思想犹如给陶渊明安上了沉重的两翼，想要轻举高飞却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到程世和先生认为,陶渊明作品具有一种“苍凉”的底蕴，它“是源于对自我命运有着清醒认识的一种最为深切的忧虑、哀痛、感伤他时时想摆脱这种精神困境，却又无法达到那种大彻大悟的境界”这种分析是大体接近本真的陶渊明的

[7],认识了陶渊明的真实人生与思想状况，再看《归去来兮辞》，我们仍然要说，陶渊明在作品中表现的归隐虽是坚定的，但其快乐和平静却是暂时的，甚至是表面的，其坚定的归隐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其历时十多年、前后任五官的经历，更加无疑说明陶渊明儒家入世思想之深刻与执着，否则绝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入仕日本学者伊藤直哉认为，陶渊明一直热心政治，积极谋求发迹，以致在乱世中下错了一盘棋，断送了胞妹的性命他是因为内疚、反省而终于决心离别官场这种推测或许并不可靠，但陶渊明此次辞官，当属情非

[8]得已徐新平先生认为:“惆怅而独悲’是本文的文眼，它不仅仅是渊明当时心绪的客观表现，而且也是写作这篇辞赋的真正原因这是相当有道理的总

[9]之，陶渊明归隐时体会更多的绝不是轻松与快乐,而是理想的幻灭与痛苦感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李长之先生就为我们作了清楚无比的剖析“我们不要忘了，陶渊明是一个受有很浓厚的儒家思想影响的人，因而在他出仕乃是正常的,归来却是不得已的……我们试体会他那‘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的情感，他哪里是‘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样单纯呢？”

[10]《归去来兮辞》虽反复宣称“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的确表达了坚定的归隐意志，但归隐对陶渊明来说绝非一种释然、一种彻底的解脱，因为他的内心依然惆怅，乃至千头万绪陶渊明始终无法真正超拔于尘世，无法真正做到乐天知命因此，张诒三先生认为他“弃官归田之后获得精神自由的畅快心情他回到了自己的家，就进入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不免只是一个天真的臆想明乎此，则张先生所称《归去来兮辞》中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和“或棹孤舟”的双关含义岂非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陶渊明确实有孤傲的性格，但绝不妄自尊大；陶渊明也善于幽默，但以王侯的语气来显示幽默与自嘲则绝非他的风格陶渊明之傲，在其能坚持“固穷节”而决不媚事权贵王侯，在其虽反复出仕而不丢失人性的真朴，在其虽欲骋其素志而终不肯贪婪冒进以此等性格而幻想身为王侯之乐，无论如何难以想象何况其《桃花源记》及《桃花源诗》中勾画的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桃源世界本身就是对王侯统治的否定陶渊明之幽默，在其富于日常生活之情趣，淡然对待人生之艰苦，然其幽默又实在是一种苦涩的微笑、含泪的幽默而且无论陶渊明的语言多么幽默，仍然掩盖不了其面对现实的认真与沉重《责子》诗之结句“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透露的不正是诗人面对命运无可奈何的自慰？《挽歌诗》之“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又何尝不是对自己艰难人生的一声沉重的叹息？陶渊明的幽默,既体现了他对现实人生之苦的努力超脱，又是诗人洞察人生、情理兼得的智慧的体现，其幽默的品质是冲淡平和的，因此，同样决然不会以王侯之梦来自炫自乐

二、对《归去来兮辞》关键词的理解张诒三先生关于《归去来兮辞》“农人告余”一节内容分析既未达一间，其关于“有事于”等词语的语义分析也同样值得商讨其实，通过对陶渊明思想性格的分析，已足见其弃官归田之后无法真正获得精神自由，更无以王侯之梦自娱自乐的可能如此，讨论诗人是否害怕冒“僭逆”之罪名其实已不甚重要了但张先生最后严正提出“农人告余一段话存在双关义的可能性，如何才能被证伪呢？就是说，怎么才能被完全推翻呢？不难:只要证明下列个命题是真的.61陶渊明没有读过《左传》《论语》等古籍，根本不知道‘有事于……是古代（先秦）专门用于叙述国君祭祀和征战的句式；.他根本不知2道‘巾车’在古代（先秦）是官名；.陶渊明时期‘棹、诏两字3读音差别很大，不可谐音；.他根本不知道‘孤字在古代（先秦）4可作君主自称；.陶公选用‘命棹’两字必然另有原因；.陶渊明56不会使用或不可能使用双关手法只要上列前个问题被证实或5被解释了，或第个问题被证实了，农人告余中存在双关义的可能6性就不大了”

[11]这六个问题初看似乎的确是不小的问题，但稍一琢磨，其实都是张先生有意或无意设定的伪命题首先，从语义上看，任何词语的含义都不可能是唯一而且一成不变的以先秦语义来限定后世之用法显然是无法行通的，因为语言总是鲜活的、不断发展的，何况“有事于”等早在先秦时期就已不止一种含义“有事于“在先秦固然多用于叙述国君祭祀和征战，但并非“专门用于叙述国君祭祀和征战”否则，不知张先生会如何解释《鬼谷子•揣篇》之“常有事于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难为“，以及《晏子春秋》卷五《内篇杂上第五》之“晏子既已有事于鲁君，退见仲尼”二句再看稍后之东汉班彪《览海赋》“余有事于淮浦,观沧海于茫茫”在张先生看来，此句不知又该作何理解？“命”字作为动词本来极为常用，单陶渊明作品中即不下十余例兹举其主要例句如下《饮酒二十首•序》“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酬刘柴桑》“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桃花源诗》“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面对如此之多的“命”字，不知张先生认为何处存在其所理解的双关含义或有什么发人深思的特殊含义至于“巾车”一词，早在先秦两汉就有“以帷幕装饰之车”和“整车出行”之义《孔丛子•记问篇》“（孔子）巾车命驾，将适唐都”即明证而《南史文学孔广传》载“（张）绪数巾车诣之”・・又《南史•荀伯玉传》载“（伯玉）尝遭母忧，成服日，左率萧景先、侍中王晏共载吊之五更使巾车，未到伯玉宅二里许，王侯朝士已盈巷”此二例中“巾车”均只能解作“以帷幕装饰之车”要之，先秦以来，“巾车”绝不仅是一种官名再看“棹”字，考察现存文献，从《玉台新咏》载战国《越人歌•序》“越人悦之，棹楫而越歌以感”到刘向《九叹》“棹舟杭以横厉兮，济湘流而南极”，乃至张衡《思玄赋》”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此三例“棹”字均有划船之义，与“或棹孤舟”之“棹”用法相同张先生认为陶渊明所以不用常见的“荡”舟、“驾”舟或“泛”舟而偏偏选择不常见的“棹”舟，正说明“棹”有“诏”的双关义应当说，选择字词本属作者的自由，何况陶渊明之小舟乃行于山间溪流之中，而非行于宽阔或平静之水面，又如何可“荡”、如何可“泛”？唐前文献中，“驾,，车、“驾”龙可谓比比皆是，“驾”鹤、“驾”飞鸿也不乏其例，因“驾”字从马，《说文解字•马部》“驾，马在轲中从马，加声”“驾”之本义即将车套于马身，因马可飞奔，故较早引申用于天空飞行之龙、鹤等，用于水中行驶之舟则要晚得多至于“棹”字，《广韵•效韵》“棹，楫也“棹”，即“船桨”，引申为“以桨划船”义恕我寡闻，似未见唐前文献有“驾”舟之说，而“棹”舟于唐前文献中倒颇为常见，并非如张先生所认为的不常见只是在先秦两汉以来文献中，似未见“棹”字可作“诏”解之例“孤舟”二字似乎的确首见于陶作，《归去来兮辞》之外,《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又有“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纤”不知张先生是否认为此处也有“孤家寡人的船”之双关含义？唐诗中“孤舟”之例极多，含义均同柳宗元《江雪》“孤舟蓑笠翁”之“孤舟”，实不胜枚举唐前之例，如《南齐书•刘祥传》“孤舟篁反，存没相捐”南朝梁朱超《舟中望月》诗“大江千里阔，孤舟无四邻”北周王褒《山池落日》“孤舟隐荷出,轻棹染苔归”此数例“孤舟”似乎无一例外只能解作“孤单的小船”其次，从逻辑上看，张先生所列要求证明的六个问题本身又都是有问题的张先生不但将首先需要自己来证“是”的问题（“农人告余”一段确有语义双关的依据）演变成一系列让别人来证“否”的问题（“农人告余”一段没有语义双关的依据），而且显然又将可能性命题、或然性命题等同于必然性命题，这种错误如同从“人可能活到岁”推出“人一定活到岁”,或从“有的吃白菜的是人”推出100100“吃白菜的一定是人”一样陶渊明读过《左传》《论语》等古籍固然是事实，且即便“有事于”在先秦专门用于（按前论已充分证明，“有事于”在先秦即并非“专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