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之辨与中国文章学的体用论

体用之辨与中国文章学的体用论“体用之辨”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辩题之一，在哲学领域已有深入的研究在哲学上，“体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形体、形质、实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二是指本质与现象、根据与表现的关系；三是指根本原则与具体方法的关系在“体”“用”关系中，“体”是根本、是基础，“用”是具体的作用、效用，两者紧密联系，中国文化强调“体用不二”“明体达用”近代以来，熊十力先生有创造性发展在文论领域，夏静从思维方式角度有一些思考，不过主要还是侧重在宋代以后,跟中国哲学领域对“体用”研究的侧重时段相吻合

①我们的关注侧重在“体用”思想形成及自觉进入中国文论领域的早期阶段，认为“体用”范畴是中国本土思想自主发展的产物先秦时期，道家儒家思想中都有所体现魏晋时期，玄学家对此有更多的自觉关注，相关思考还广泛地影响到已进入自觉阶段的中国文章学理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这一影响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文章学的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在体用关系上注重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其中有关于文章本体的思考，但相对而言更重视探索“文之用”

一、萌生于中国早期哲学的体用之辨“体用之辨”最早是哲学领域的重要话题关于“体用”一要,，“大要,，詹$先生指出，《文心雕龙》中，“体”含有三方面之意义“其二为‘体要或体貌之体，体要有时又称‘大体‘、大要，指对于某种文体之规格要求”

④在刘勰这里，每一种文体都有基本的、相对稳定的体制规范和写作要求，也有相对固定的抒写对象和言说方式，这是长期历史文化发展和文章学通变的结果这就是文章体制层面的“大体”“体要”刘勰谈每一种文体都会明确其“大体”或“体要”如赋体，“义必明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文心雕龙•诠赋》），

⑤这就是赋的体制规范和基本的写作要求又如关于盟的“大体”，刘勰说，一定讲到双方面临的危机，褒奖忠孝，表达同生死、戮心力的决心和意志，祈请神灵监视、苍天作证，在言辞方面的共同特色是“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文心雕龙•祝盟》）

⑥刘勰说的文章体制之“体”大概包括骨、言、意、文、义、辞等方面，是所有这些方面聚合在一起形成的有机整体综合来看,在《文心雕龙》当中，这个层面的“体”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同时，在文章体制层面上刘勰也特别强调“用”如果前面所说的最高层次的“用”是“大用”，那么，与文章体制相对应的“用”是中间层次的，是文章在具体领域的功能和作用如铭文“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文心雕龙•铭箴》）

⑦隐语之用“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文心雕龙•谐隐》）、

⑧檄移之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命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文心雕龙•檄移》）

⑨等等，都明言该文体之用刘勰往往标明某某文体“为用”“用”字样，明确其文体的适用场域确定某种文体的适用场域后，刘勰进一步提出该文体在文章体制上的相应要求也就是说，在中间层面的体用关系上，“体”和“用”也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有常之体与随时适用这是第三层面的“体用之辨”，是指文章

3.体貌及其在字、词、句、篇等方面的具体呈现詹$先生指出“‘体貌’之体，则指对于某种文体之风格要求”

①“体貌”相对来说，比较笼统抽象、无法捉摸，它要通过字、词、句、篇等技法的具体运用来呈现刘勰说，既有“有常”之“设文之体”，也有“无方”的“变文之数”诗、赋、书、记这些文体，“名理相因”，这是“有常之体”；但是在写作过程中，不同作者“文辞气力千变万化，这就是“无方之数”（《文心雕龙-通变》）

②此“体”的意思大致相当于詹$所说的“体貌”，它是“有常”，就像数学中的常数“数”即具体的文术，在本文语境中可以理解为“用”，它是“无方”，就像数学中的变量所以，有常之“体”与变文之“数”形成“体用”的辩证关系在这个层面上谈“体”，刘勰特别强调“正体”如四言诗的“正体”是“雅润为本”（《文心雕龙明诗》）；

③又如论・的“正体”就应该像儒生在石渠阁讲论五经、在白虎观讲疏五经一样“述圣通经”（《文心雕龙论说》）

④符合“正体”体貌要求的文章・当然就是“得体”比如隗嚣撰《移檄告郡国》揭露王莽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状，“文不雕饰，而辞切事明这就“得檄之体矣”（《文心雕龙檄移》）

⑤有“得体”就有“失体”，“得体”则文正，“失・体”则文章怪异刘勰说:“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文心雕龙定势》）

⑥“失体”的文章就是・“变体”（《文心雕龙》或日“缪体”“讹体”“别体”“乖体”），这样的文章自然是刘勰反对的比如晋文公与楚国交战，百姓说“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孔子任鲁相，有人就说“鹿裘而耨，投之无戾”（《吕氏春秋•先识览•乐成》）刘勰认为，这两篇颂“直言不咏，短辞以讽”是“野诵之变体”（《文心雕龙颂赞》）

⑦班固的《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和傅毅的《西征颂》序文长，颂文却短，这是褒扬过分，文章体制上却是“谬体”（《文心雕龙•颂赞》）

⑧曹植的《皇太子生颂》和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有褒有贬，是颂体文章发展到末世的“讹体”（《文心雕龙•颂赞》）

⑨孔融任北海相时，他的教令言辞雅丽却难以实施，这样的文章有乖“治体”（《文心雕龙•诏策》）⑩对策和射策两者名称不同，但在刘勰看来，都是议的“别体”（《文心雕龙•议对》）琛麻刘勰论文章体制体貌，都要求以雅正为本，这是其儒家思想在这一层面的反映词的由来，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与李1613—16821627—1705之间有过争论李认为“体用”二字出于佛书，顾炎武认为，“体用”二字见于先秦儒家经传

①我们认为，先秦诸子已有“体用”思想的表述《说文》“体，总十二属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十二属即顶、面、颐、肩、脊、尻、肱、擘、手、股、胫、足可见，“体”的本义是人的全身作为整体的称谓，后来引申为人的体貌、事物的性状等就人体而言，“用”即指十二属及其作用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体用”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体”指的是本体、实体，是根本的、内在的；“用”指的是“体”的具体呈现和作用，是具体的、外在的体与用并称，最早见于《荀子•富国论》“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张岱年认为，这是荀子“偶以体用二字并举”

②早在先秦就出现了“体”和“用”的概念不少早期文献虽然没有用“体用”这个词，但思考的却是相关问题如老子所说的“道”是非常“道”、非常“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道德经》第一章冯友兰说“道为天地万物之所以生之总原理，非具体的事物；故难以指具体的事物，或形容具体的事物之名，指之或形容之”“道兼有无而言，无言其体，有言其用”

③我们认为，单从“体用”角度来说，道即“体”；而天地万物有道，或者说是道的具体呈现，是“有”，即“体用”之“用”孔子也讲“道”“子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从我们这里讨论的“体用之辨”来说，孔子所谓的“一以贯之”的“道”即是“体”，而“忠恕”即夫子之“道”的具体呈现，更具体来说，“忠”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夫子之“道”更具体的“用”了可见，“体用”关系是相对而言，而且是多层次的辩证关系《周易》也讲“体用”关系从“体用”关系角度来说，“道”是“体”，是一阴一阳，是内在的，无形无状却无处不在，“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姓无时无刻不在用它却不知不觉“显诸仁，藏诸用”（《周易•系辞上》）道生万物之“仁”之“用”则是可感可见的，在“体用”关系层面则是“用”了如果说先秦诸子对于“体用”的思考还处于各家各派自道其道的泛化初始阶段，那么到了魏晋时期，“体”和“用”作为一对哲学范畴进一步被自觉运用玄学家们对“体用”关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王弼、郭象把“体用”问题与有无之辨、本末之辨联系起来如王弼解《道德经》第一章时说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我们看到，王弼这里把老子的道之可道与不可道、可名与不可名，引向了道之有形还是无形的思考楼宇烈校释云“指事造形，此处借以指可识可见有形象之具体事物”

④相对不可识不可见的“道”之体而言，“指事造形”当然指的就是“道”之用了又“未形无名”，指的是“没有具体形象、不可名状的章王弼注云:“地虽形魄”“天虽精象”；“地守其形”无“，

①而万物则是具体事物，当然是有具体形状的了《道德“天惊其象”

②这可能是较早地把“形”和“象”两个字放在一起的用例了王弼又注日“形虽大，不能累其体”

③“形”即事物具体的形状，也即“用”，所以王弼这里就是讨论“体用之辨”王弼又进一步引向有用还是无用的论争“利”即“用之善”，《道德经》第十九章“绝巧弃利”王弼注“巧利，用之善也”王弼还反复提到“用”“因物之用”（第二章）；“唯用是施”“贵货过用”（第三章）；“当其无，有车之用”“当其无，有器之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十一章）王弼注《周易》云“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日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必有之用极，而无之功显，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体，而道可见矣”“君子体道以为用也，仁知则滞于所见，百姓贝」日用而不知，体斯道者，不亦鲜矣I J“圣人虽体道以为用，未能全无以为体”“功用之母，体同乎道”

④王弼论及“体”与“用”的有形无形、有用无用等层面，可见其对于“体用之辨”的讨论，深入而广泛郭象注《庄子》，也涉及“体用之辨”“此都忘其知也,尔乃俄然始了无耳了无，则天地万物，彼我是非，豁然确斯也”唐成玄英疏日“前从有无之迹，入非非有无之本；今从非非有无之体，出有无之用而言俄者，明即体即用，俄尔之间，盖非赊远也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则非有无而有无,用而体，则有无非有无也是以有无不定，体用无恒，谁能决定无耶？谁能决定有耶？此又就有无之用明非有非无之体者也”

⑤由“有无之辨”导出“体用之辨”，有则无，无则有，“有无不定”则自然导出“体用无恒”“体”和“用”辩正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言有形者善变，不能与无形无状者并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将顺日新之化而已”成玄英疏日“有形者，身也；无形者，心也”

⑥郭象把“体用之辨”深入引向有形无形、有用无用之争魏晋玄学的“有（形、用）无（形、用）之辨”“本末之辨”，对中国文章学领域的“体用之辨”的思考特别有启示意义

二、自觉时代中国文章学的体用之辨魏晋时期，哲学领域的“体用之辨”进入成熟时期，恰恰也是这个时期中国文章学开启了自觉时代，“体用之辨”自然进入文论视野到南北朝时期，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代表，中国文章学的“体用之辨”全面而深入在刘勰看来，从本体、体制到体貌，文学的无形之体无处不在；与之对应的是，有形之用也随在而是，从最大层面的文章功用，到中间层面的文章规范，再到具体层面的字句运用，都是在谈“用”具体到《文心雕龙》，又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到其“体用之辨”文之本体与文章之用文学最根本的“体”是什么？与之对应的

1.是，文学最大的“用”是什么呢？这是最高层次的“体用之辨”在刘勰之前，曹丕已有文论“体用之辨”思想的萌芽在曹丕看来，文之“体”即“气”“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与文之“气”体相对应的最高层次的“用”是所谓“经国之大业”“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

⑦这个文章最大的“用”超越时・空、超越眼前的功名利禄，达到精神的永恒陆机也有关于文之“体用”关系的思考在最高层面上，陆机认为，“心”即“体用”之“体”，当然他更多地谈文之“用”陆机认为，文之大用跨越时空（恢万里使无阂，通亿载而为津），可以经国安邦、传承诗教（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甚至可以配云雨、象鬼神、“被金石”“流管弦”（《文赋》），

①其文之体用关系的思考直接启示刘勰的相关思想文学自觉时代关于“体用之辨”的论述最为全面深入的，当然要数刘勰了《文心雕龙》开篇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心雕龙•原道》）晚清周祺说“文之为用，所以代表一切学术，而载其道者也……刘勰《原道》，首重文德，称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盖其体既宏，其用乃富,始由记述之文，进而为参究之文，又进而为推验之文，更进而为通贯之文”（《国文述要》）

②此处“德”是何意呢？杨明照说“文之为德者，犹言文之功用或功效也隋书文学传序‘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寓意与文之为德也大矣同，亦有力旁证”

③詹$认为，此“德”即宋儒所说的“体用”，“文之为德”就是文之“体与用”，也就是“文之功能、意义”,刘勰“重在文’而不重在‘德”，由于文之“体与用”可与天地相配，“所以连接下文’与天地并生”

④也就是说，刘勰开篇就说“体用”，并且是“体”和“用”结合不过，为了言说方便，我们还是“体”“用”分开来说多年前，漆绪邦先生就指出，“以道为体，以儒为用是刘勰论文的基本思想，并进一步指出此“道”就是道家的“自然之道”

⑤我们对于“道”的内涵理解与漆先生不同，但整体上是同意《文心雕龙》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道为体，以儒为用”的我们认为，《文心雕龙》之“体用”是分不同层面的文学最根本的“体”当然是天地之大“道”，在人文层面则是“圣人之道”，两者互参互联互通这是永久的“至道”，不变之“鸿教”，圣人之道联通天地神灵，法天地，效阴阳，参物序，定人伦，自然可以“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文心雕龙宗经》）・

⑥此“道”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影响至深至远“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文心雕龙•原道》）

⑦“太山遍雨，河润千里”（《文心雕龙•宗经》）

⑧此“道”体虽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影响至深至广至远，但却无形无状，看不见摸不着用什么呈现此“道”体呢？是文章之“用”在这个层面，用是什么呢？是文之大用刘勰说，文章可以发挥相当于经典分支的作用“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文心雕龙•序志》）“五礼”“六典”“君臣,，“军国,，都有赖文章发挥作用这是曹丕、陆机文用观的进一步发挥刘勰又说:“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J（《文心雕龙•序志》）可见，刘勰自己就认为，《文心雕龙》整本书都着眼于文之“用”刘勰不仅认识到什么是文之“体”，什么是文之“用”，而且还指出文章（经典）是联结“体”“用”的纽带《文心雕龙•原道》指出，经典“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道心”“神理”就是文（经典）之“体”；又说经典之影响，“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描写出天地的光辉，给世人以启迪，然后就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文心雕龙•原道》）这就是经典之“用”，使此“体”呈现为“用”的就是文（经典）总之，正因为经典“原道心”“研神理”，所以才能有“千里应”“万世响”“鼓动天下”的影响效果刘勰在这里说清楚了文之“体”和文之“用”的辩证关系，其明体达用的思路非常清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章学进入自觉时代，这一时期普遍重视文章的实际功用如稍后于刘勰的颜之推就认为，文章“施用多途”既可以“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在军国大事方面发挥作用；也可以“陶冶性灵，从容讽谏（《颜氏家训•文章》）

①，在个人心性修养方面也是有滋有味的赏心乐事也就是说，中国文章学从自觉时代就重视文章功用对文章功用的重视也是中国文章学的基本特质，钱穆就说“古之为文，则莫不于社会实际世务有某种特定之应用,经史百家皆然，故古有文章而无文人”

②基于明体达用的优良传统，中国文章学有关注社会生活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其本身的理论思想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宜明大体与兹文为用处于中间层面的“体用之辨”是文章体制

2.及其具体呈现以“封禅”文为例，刘勰认为，在构思动笔写封禅文之前要明了其体制要求（即“大体”），这个“大体”又分枝散叶于骨、言、意、文、义、辞等具体方面，其骨参照“训典”，其言要选用宏伟富丽的文辞，其意要“古而不晦于深”，其文要“今而不坠于浅”（《文心雕龙封禅》），

③其义理要喷发出光芒，其言辞要像锐利的锋刃这・些具体方面是封禅文整体的有机构成因素，是“用”，只有所有这些整合在一起才是封禅文之“大体”《文心雕龙》一书中“体”字出现了多次，具体语境不同，80含义也不同作为文章体制层面的“体”，刘勰有时称“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