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监察思想论析

先秦儒家监察思想论析摘要先秦儒家监察思想与其仁政思想密切相关，不仅包括与民同乐的内在要求，而且认识到权力制约、体察民意是实现与民同乐的必要保证先秦儒家监察思想旨在通过建立统

一、权威的准则以约束统治者的权力；通过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通过选贤任能使吏治清明，健全社会治理总的来说，先秦儒家以礼为根本依据，以监察制度为辅的顶层设计在限制官僚权力、规范社会体系的同时强化对个体的道德要求，从而使内圣外王具有实现的可能关键词先秦儒家；监察思想；与民同乐；权力制约《说文解字》中，“监”字意为“临下也“察”字意为“覆也从…、祭臣铉等日祭祀必天质明明，察也故从祭”

[1]147“监察”包含了自上而下明察之意早在我国先秦时期，监察制度便已萌芽、发展，中国监察制度最早的发端应该是四千多年前的原始公社末期所创建的民主监察制度至夏、商、周（西周）进入阶级社会的奴隶制国家开始，产生了带有国家性质的监察机构通过建立

[2]10起自上而下的监察制度，君主可以对官员权力加以约束，保障政治秩序与权力的集中；同时监察制度也包含了自下而上进行规谏的内容，从而对君主权力形出来，在唤起人们情感共鸣的同时通过对情感的节制将自然情感升华为道德情感如在丧葬之礼中，“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致丧三年事君有犯而无隐，左右就养有方，服勤至死，方丧三年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

[6]之所以对亲、君、师有致丧、方丧和心丧之别，在于亲疏有别，165“事亲者致丧三年，情之至，义之尽者也事师者心丧三年，其哀如父母而无服，情之至而义有不得尽者也事君者方丧三年，其服如父母，而情有亲疏，此义之至而情或有不至于其尽者也”以情

[6]165感之亲疏作为制定伦常秩序的依据，进而将自然情感与伦常秩序相结合，既合乎性情又能避免欲过情纵所带来的危害，从容于中道，从而真正实现情感的满足需要注意的是，在儒家思想中，对情感的满足不是局限于对统治者的满足，而是依据伦常与社会身份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满足在《孟子•梁惠王》中，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能够充分体现这一点“齐宣王问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日于传有之‘日若是其大乎？‘日‘民犹以为小也日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莞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孟子认为,作为统治者不能尽

[8]214-215收天下之利，而应与民同乐，在利益分配上实现共享,不仅满足自己的情感欲望，也要满足百姓的情感欲望因此，了解民之所欲是统治者进行决策、施行仁政的重要前提，而能够认真听取民声的统治者才是合格的，如在《诗经•甘棠》中，召伯之所以深受百姓爱戴就在于他能亲自了解百姓需求、解决百姓纠纷，“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但是，仅依靠个别的统治者进行监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形成稳定的监察制度先秦时期，天子通过巡守制度对国家运转进行监察管理，吕祖谦指出“巡守之礼，乃维持政治，慑服人心之道大抵人心久则易散，政治久则必缺，一次巡守，又提摄整顿一次，此新新不已之意”

[6]326在政治治理中，必然会产生种种问题，通过巡守制度，最高统治者可以了解治理中所产生的弊端，从而进行相应的改革，以凝聚民心，保持政治稳定在巡守过程中，天子一方面要考察诸侯；另一方面要直接考察民情，“观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之所以选择长者

[6]327作为了解民意的主要对象，是因为“百年之人，所阅天下之义理多矣，就而见之，亦欲以访问政治之得失，非徒敬老之文已也通过”

[6]327巡守制度，地方宗族长者代表百姓可以直接见到最高统治者，并被允许对政治治理表达自身的意见，表达百姓诉求，由此，使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参与到统治者的决策过程之中除了直接从百姓那里了解民情，君主还设置相应的官员了解民之所欲，考察社会风气，考察经济情况，从而掌握更加全面的信息，“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并以此作为赏罚官员的重要依据，“山川神祗有不举者为不敬，

[6]328,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细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君主的权力是礼法的权力支撑，同时也是

[6]328约束官僚体系的最根本力量，通过巡守制度，君权与民意联系在一起，使百姓通过君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上至诸侯下至地方官员的权力，使官僚体系有序地发挥政治治理和道德教化的职能，并在一定程度上注重百姓的利益，从而保证国家的凝聚力，避免地方势力做大，削弱中央的力量需要注意的是，巡守制度在现实施行之中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天子巡守往往耗时很久，长期不在中央也会耽误政事，吕思勉指出“然则所谓巡守者，邦畿之大，不过齐之先君，犹能行之，过此以往，则不可知矣安得如《尧典》所云，一岁之中,驱驰万里乎？”

[12]350在周朝，巡守制度则只是虚而拟之而无法切实实现因此，需要完善间接的意见表达机制，通过系统的行政体系与称职的官员保障这一机制的运行

三、博采众议舆论监督与官员选拔在监察制度的设计中，儒家同样重视间接意见表达机制的完善一方面，设立专门负责保障民生、了解民意的官员和机构,使君主能够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到国家的治理情况、尽可能广泛地听取到民众的意见，从而为官员选拔提供真实有效的依据；另一方面，儒家强调统治者不应阻塞言路、压制舆论，否则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无法进步良好的社会治理有赖于健全的社会治理体系，而非君主事必躬亲，这就需要建立系统而完善的行政体系，使官员各司其职,在监察方面亦是如此君主通过任命专门的官员负责了解百姓需求，保障民生，引领社会风气《礼记•王制》记载“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

[6]358“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纳恶”司空主要负责民生保障，考察宜居之

[6]361地安置百姓，根据百姓所能安排生产，既满足百姓基本物质需要，又避免劳民；司徒主要负责教化百姓，这种教化并非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在充分了解民性的基础上率民以先，躬行道德，彰明礼义，而后举贤而去不德，从而使风俗和美，民心淳淳通过监察了解民之所需，在满足百姓物质需要的基础上教之以礼义，从而凝聚人心、保证共同体的稳固同时儒家认识到监察之权与奖惩之权必须相互独立，不可统于一人或一个机构，不然就会造成官员职权集中，使官员能够借监察之名与民争利，比如孟子指出理想的“王政”就包括“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所谓“讥而不征”，是指“关

[8]218市之吏，察异服异言之人，而不征商贾之税也”

[8]219监察只是治理手段，最终目的是保障民生，尤其要避免掌握行政权力的行政人员利用职权与民争利，但仅依赖君主监督来约束行政人员的权力还是不够的，必须赋予百姓一定的监督权力，这种权力主要体现在舆论监督之中早在黄帝时期就已经出现听取民众意见、了解舆论的机构,“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儒家认为，理想的统治者并不是和

[13]370神明一样全知全能的存在，而是具有深刻洞察力和判断力的明智的人，而这种洞察力和判断力来自尽可能广泛地听取他人的意见，并依礼进行抉择，以做出正确的决策《中庸》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朱熹注曰“舜之所以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迩

[8]20言者，浅近之言,犹必察焉，其无遗善可知”因此，统治者

[8]20必须广泛地听取意见，而不是独断专行舆论的作用不仅在于帮助统治者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同时也是选拔官员的重要依据，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中，孟子指出“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日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日可杀，勿听；国人皆日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日，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8]221选拔官员的根本依据既不在于“左右”“诸大夫”的好恶，也不在于君主自身的好恶，而是以最广泛的民意作为根本依据，民之所好而好之，民之所恶而恶之，与民同欲才是理想的政治无论是君主还是官僚体系都应真正做到代表民众的意见，才具有合法性，所做出的决策才能真正满足民之所欲因此，儒家强调统治者绝不能剥夺民众发表意见的权利周厉王时，专天下之利，以一国之利满足一己之私在《国语•周语》中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日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日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日’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口堵塞言路，使民众不敢批评统4]6-7治者，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使社会离散，国家离心，因为“相互一致的、结合到一起的信念是一个共同体特有的意志，在这里，我们应当将它理解成共同领会它是一种特殊的社群力，也是一种相通的感受，由此，它就把一个整体里的各个成员团结到了一处”当统治者闭目塞听，不肯了解民意，就无法

[15]95-96O做到与民同欲，上下之间不会达成“共同领会”，国家这个共同体在事实上就已经瓦解了，所以防民之口的周厉王很快就被民众所逐,“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不仅周代如此，在论及秦朝灭亡原因时，司马迁亦指出“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指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口］因此，儒家以“与民同乐”为要义的理想6350-351政治始终以重民意、听民声作为治理体系建构的关键

四、结语在儒家视域中，一个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一种道德共同体，成员通过群体共享的伦理规范联系在一起，展现出一种君民亲爱、同感共情的主体间性这个政治一道德共同体得以有效运转的基石是为政者“仁政爱民”的责任心［］而监察制度是建立这一共同体的重要17保证先秦儒家以君权作为监察制度的权力保障,以礼法所规定的身份与权责分配为主要依据，以约束官员权力作为监察的主要内容，以体察民意、满足民之所欲为根本目的，从而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行政体系但是，先秦儒家的监察思想之中亦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儒家认为民意必须借助于君权才能形成对官僚权力的制约，因此必须保证君权的至高无上；另一方面，儒家也意识到如果君权过大，同样会导致权力过于集中，使权力体系出现失衡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儒家通过制礼明确自然法中所包含的基本权责内容，从观念上对君主形成制约，将理想政治与贤人政治结合起来，虽然在历史实践中并未完全实现对统治者权力的有效制度制约，但儒家明确了监察的基本内涵，认识到以民为本与制约统治者权力和保障民众权利的关系，是我国政治理念的重要发展参考文献许慎.说文解字.徐铉，校订.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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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AnalysisoftheViewoflnspectionofPre-QinConfucianismTanGongzhe1,WangYihang

21.CollegeofMarxism,ShenyangNormal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

1100342.CollegeofMarxism,ShenyangAerospace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ll0136AbstractThepre-QinConfuciansupervisionthoughtiscloselyrelatedtoitsthoughtofbenevolentgovernment,includingnotonlytheinternalrequirementsofsharingwiththepeople,butalsorealizesthatpowerrestrictionandobservationofpublicopinionarethenecessaryguaranteetothesharingwiththepeople.Throughtheconso；lidatedandauthoritativerules,thepoweroftherulerscouldberestrictedthroughthechannelsofpublicopinion,；rulerscouldfindthepremisesofmakingpolicythroughtheofficialsselection,thesocialgovernancecouldbebetter.Inaword,thetop-leveldesignofConfucianisminthepre-QinDynastywasbasedontheritualsystemandthesupervisionsystem,restrictsthebureaucraticpowerandstandardizesthesocialsystem,andstrengthensthemoralrequirementsforindividuals,thusmakingitpossibletoachievetheinnersagelinessandouterkinglinesss；；Keywords pre-QinConfucianism supervisionthoughtsharej；oywiththepeople powerrestriction成一定的制约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Ques-曾对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给予盛赞，他指出通过监察官员与nay监察机构设置，使监察制度能够有效地付诸实践，这种制度首先是对皇帝权力的约束，使之必须面对自己的错误并及时纠正，“劝谏皇帝的风气，一直受到中国法律的鼓励，监察机构和高级官吏们总是直率和勇敢地进行劝谏他们真诚而大胆地告诫皇帝使用权力要有所节制，这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他的权力；如果他所颁布的这种或那种法令违背百姓的利益，他应当取消这些法令或者对它们加以修改”

[3]84同时，监察制度也有效地约束各级官员，使之更加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所有官吏还进一步受由朝廷派往每个省的巡视官员即考吏肃的约束，官吏们对这些巡视官员是如此普遍地表示敬畏，曾有句格言述说如同‘老鼠见了猫’这不是没理由的，因为这些监察官员有权建议免去所有那些犯罪的官吏的官职并剥夺他们的权位”在

[3]96监察体系之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能够得到有效约束，实现一种权力的平衡，这赋予了各级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能力，从而使国家始终保持良好的运行与发展早在先秦时期，我国的思想家们就认识到基于理想的政治理念与社会蓝图设计监察制度并建立起有效的监察体系是实现理想政治的重要途径，这涉及统一准则的确立、合理的顶层设计、具体的机构设置、人员的选拔等例如，墨子就指出统

一、明确的法则是良好政治的基本前提，“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仅仅有统一的准则还不足以实现善治，墨子认为良法必法于天，

[4]20强调准则的合理性，“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只有无私仁爱之法才可以作为社会的统一准”

[4]22则，而践行这一准则需要相应的行政机构保证施行，由此，墨子提出了“尚同”思想，“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通

[4]74过自天子而至于里长、乡长的行政机构，使政令层层下达于百姓，并使百姓学习君主与正长之善言善行，从而实现教化的目的，“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需要注

[4]75意的是，墨子的“尚同”思想不是单纯自上而下的，“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从而对权力进行监督，对人才进行举荐”

[4]74,法家认为，监察制度的基础在于统

一、权威的法度，任用君主信任的人为官，公正地论功察罪，做到赏罚分明，保证法度的贯彻执行，而不是设立冗余的监察机构、任用过多的监察官员，这是因为“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通数者不然也，别其势，难其道故日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商鞅认识到负责监察的官员也可能利用监察之

[5]134权谋取私利，如果只是简单地再设置高一级的监察官员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人员冗余，甚至形成难以约束的利益集团，因此监察制度的完善关键在于通过统一的、权威的法度分散制衡官员的职权，避免官僚职权过于集中，才能发挥监察制度的作用先秦儒家的监察思想与其社会理想和政治治理体系设计密切相关儒家认为，理想的政治离不开统一的、合理的准则，是故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以制礼，并以礼为基础明确了个体的社会身份与权责，以道德修养和教化、刑赏作为手段，为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提供了依据和保障但是，儒家更加重视理想政治对于人之性情的满足，仁政的核心要义在于与民同乐因此，要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使统治者能够更为直接地了解民情，并以百姓心为心，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导向同时，还要明确各级官员职责，加强对官员的选拔与考核，使贤者居其位，作为联结中央与百姓的桥梁，从而保证中央政策贯彻实施与实现民生福祉

一、德位相副作为监察基础的权责规范儒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以建立仁爱和谐的共同体为目标，以具体的权责分配为内容，将明确统治者责任、约束统治者权力作为政治治理的根本前提，以自上而下的监察作为保障政治运行的重要手段，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儒家以君权作为该制度体系的根本保障，并将尊重民意上升到自然法的层面以约束君权，保障治理体系与治理目标的一致性儒家的理想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这样的社会中，以贤能之人作为领导，“天子之位，

[6]582传贤而不传子也选贤使能，诸侯国不传世，惟贤能者则选而用之”使社会分工明确，人人各司其职，互不侵扰，“士、农、工、

[6]582商各安其业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没有不足之虑、匮乏

[6]583之患，而有亲亲和睦之风，因此社会安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儒家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必须制定一套完善的准则一一礼荀子认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只有明确身份与职责，使贤人在位，德

[7]212位相符，人人各安其分、各司其职，才能使社会有序，进而实现安民意、保民生、养民欲，而这也是礼之所由生，“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治乱始于“明分通过礼，社

[7]210会与家庭身份得以明确，同时与身份相关的职责也得到规范，基于血缘伦理的宗法制度从而形成在礼制的规约之下，“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当统一的准则形

[7]211O成之后，以德作为考察统治者的依据、以礼作为考察百姓的依据，然后通过赏行罚威保障法度的实施以礼法约束统治者的权力，仁厚待民、裕民轻赋则赏；德不能垂范、智不能治国，敛民财、夺民时则罚当统治者的权力得到约束，百姓才能亲上而不背，认同法度、接受教化，各出其力、各胜其事，以足其衣食用度，做到“朝无幸位，民无幸生”从而为监察的实施提供了依据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礼法制度规范身份与职责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

[6]上自君主，下至官僚，各有其责，既食其禄，当忠于其事，否125则当以死谢之，“愚谓国君守社稷者也，故社稷亡则死之；大夫为君帅师众者也，故师众亡则死之；士为君守法制者也，故法制见夺则死之”只有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才能避免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

[6]126出现上下权力的失衡，避免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加剧、百姓负担过重等问题，从而使国家稳定仅仅通过规则的制定还不能保证由君主与官僚构成的统治集团忠于职事，更重要的是保证规则的有效施行在儒家所设计的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中，一个国家的规则法度能否得到贯彻的关键在于君主，君主必须真正认同规则，使自己所好与所令相一致，规则才能真正得到君主权力的支撑，“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这是因为在自上而

[8]9下的治理体系中，一切权力集中于君主，官僚体系的权力来源于君主，当遵守规则成为获得君主授权的唯一途径时，行政官员必然将遵守规则作为获得权力的重要途径；反之，如果君主本身并不认同规则，并常常以特权干涉甚至破坏之，就会使一国的法度成为一纸空文，失去了效力，不仅无法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会使一切制度（包括监察制度在内）成为摆设，甚至成为当权者借以盘剥百姓的工具当法度依据君主的权威而具有了权威性，并由君权作为担保，由君主作为监察体系的最高负责人，官员的权力就得到了制约，而百姓则通过君主的好恶言行更为直观地了解是非对错的准则，进而效法之，“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从而使法

[6]1326,度自中央推行于地方，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体系在基于君权的制度体系中，官员的权力得到了自上而下的制约，但是儒家也认识到如果君主的权力得不到监督和制约，同样会导致君权对法度的随意破坏，因此儒家也从自然法的方面对君权进行了约束首先，儒家设计了一个高于君主的存在一一天,“天是统辖苍穹的灵魂，他们又把苍穹看作是大自然的造物主最为完美无瑕的杰作……在那里，造物主的不变法则得到最为清晰的显示”同时，儒

[3]56家将天意与民意相联系，如《尚书》中明确指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9]406

[9]412当君主无法满足民之所欲，反而残虐民，就失去了政权的合法性，“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8]221-2220通过借助于天一一“大自然造物主最为完美无瑕的杰作”的权

[3]56威，儒家以民为本的仁政成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儒家伦理道德也同时被赋予了自然法的地位“自然法是永恒之法，不仅被称为自然法，也被视为道德法则其中包含道德品质，如正义、公平以及所有有利于和平与仁慈的思维习惯”因此，虽然儒家关于约束君主

[10]140权力的思想并未以成文法的形式对君主乃至于诸侯加以约束，但历代君主都不得不标榜其对民意的尊重儒家强调统

一、权威的规则在政治治理的重要地位，并通过礼对人们的身份与责任做出了规定，在进行权力约束的同时建立起赏罚的根本依据，为监察制度的施行提供了基本前提为了保证规则的施行，儒家以君权作为支撑规则的最高权力，以君权约束官僚权力，教化百姓，从而使规则能够自上而下得到贯彻，同时，为了避免君权无限，儒家以天作为制约君权的存在，从自然法的层面使君主关注民意、满足民欲，使了解民情、畅通言路成为制度设计的应有之义

二、与民同乐体察民情与巡守制度儒家将民意与天意相联系，制约君主权力并确立制度设计与实践的标准儒家认为，合理的政策来自对民众需求的尊重和满足，其基础在于与民同乐，前提在于畅通民意表达的渠道，并以监察作为保障政策实施的条件统治者应尽可能与民众保持直接的接触和联系，这样才能了解国家治理的真实情况，更加有效地监督和考察官员儒家仁政思想强调以民为本，这就需要统治者必须充分了解民意，并以民意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在《孟子•梁惠王》中,齐宣王伐燕获胜，无法决断是否应该将燕国纳入齐国版图，孟子认为，“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朱熹引赵注指出“征伐之道，当顺民心民心悦，则

[8]222-223天意得矣”由此可见，儒家认为统治者所作决策只有本于民

[8]223意，顺应民之所好、弃绝民之所恶，才能保证决策的合理性、得到百姓的支持从而顺利实施因此，治理国家必须充分把握民意、满足民之所欲荀子通过阐释礼的根本目的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在儒家思想中，礼是社会治理的最根本法则，而其根本目的在于对人欲的满足荀子指出“故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芯，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献、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燧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作为根

[7]409-410本法则的礼，一是对人的基本感官欲望的满足，是对生命的关注；二是礼以具象化的形式将抽象的道义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