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型慈善：慈善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共富型慈善慈善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摘要在共同富裕进程中，慈善发挥作用的经济社会背景已发生深刻变化，推动共同富裕需要构建与之匹配的慈善形态，共富型慈善或可成为未来我国慈善发展的方向本文构建了共富型慈善的“主体一议题一策略”分析框架共富型慈善的主体关系呈现为一个层次分明的“三圈”结构；促进精神生活富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参与突发灾害救援是共富型慈善优先关注的议题；实现共富型慈善要发挥慈善混合分配方式的作用，实现财富持续增值以及推动整体社会福祉增加应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政府高位推进慈善事业，运用技术创新扩大共富型慈善的影响力，重点缩小地区差距和推动精神生活富裕关键词慈善；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实践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第三次分配已经成为我国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方式，近年来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多次提到“公益”和“慈善”，要重要的目标，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所以共富型慈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具有适用性共富型慈善的提出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如第三方治理理论、第三次分配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关注慈善的作用，意味着默认市场和政府在推动共同富裕中会存在失灵现象，而慈善作为第三方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这种失灵的发生，对推动共同富裕至关重要第三次分配的提出使慈善具备了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意义，从而超越传统扶贫济困的价值局限，在现代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考虑我国特殊的国情和政治体制,共富型慈善注重政府对慈善事业发展的影响，但同时也强调民间力量的重要性，倡导政府和民间力量互为依托、彼此嵌入和相互赋能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共富型慈善的“主体一议题一策略”分析框架，用以阐述共富型慈善的结构体系

（一）共富型慈善的主体关系慈善的主体关系中，最重要的是政社关系，即政府和社会力量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和互动过程党和国家提出第三次分配的概念后，第三次分配效应最显著的慈善自动被纳入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体系，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这为政府全面介入慈善提供了制度基础共富型慈善具有非常强的政策导向性,是党和政府领导和引导下的慈善形态，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当前，推动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政府的大部分工作都在服务共同富裕的大局，慈善与共同富裕具有强关联性，政府有动力参与慈善另一方面，由于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共富型慈善要对多个目标和不同地域进行统筹协调，只有政府才具备这种统筹协调能力政府在共富型慈善中的具体角色和作用体现在它不仅是慈善事业的监管方，也是重要的资助方和运营方民间慈善拥有庞大的组织体系和资金体量，是共富型慈善的主要参与力量，但民间慈善在目标和方向上具有分散性，如何将其聚焦到共同富裕中来,需要政府引导基于以上分析，可进一步将共富型慈善的主体及其关系概括为一个“三圈”结构（见图）在这个“三圈”结构中，处于中心圈层1的是党和政府，由于推动共同富裕是党和政府的目标和使命，所以他们具有较强的意愿和动机，而且各级党委和政府掌握了大量政策和物资资源尤其是民政、财政、工商和农村发展等部门，是这一圈层中最具代表性的主体，他们的业务本身和慈善具有一定关联，也需要发展和壮大慈善事业来帮助实现部门政策目标中心圈层的外面一层是具有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以及一些大型基金会，例如各级慈善会和“国字头”的基金会这些机构有较强的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而且和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比较容易受政府的影响，所以他们往往将政府重点关注的事业作为组织优先关注点“三圈”结构的最外层，是其他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组织，这一圈层的主体规模相对较小，但数量多，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这类组织大多具有不确定性,生命周期较短，资源较为缺乏，与政府互动频率较低所以需要第

一、第二圈层的主体通过提供政策、资金、技术等支持和引导这部分组织投入共同富裕事业中在“三圈”结构之外的是潜在的慈善主体，包括企业、村（居）委会、个人和其他组织，这部分主体潜藏了巨大的社会资源，但需要政府和公益慈善组织进行动员和挖掘，将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慈善资源

（二）共富型慈善的议题设置慈善经常被理解成一种工具（罗进辉等，）,其实“慈善关2024系到理念和价值，也关系到实际行动，关系到做的事情”（罗伯特、迈克尔，2013ll）o共富型慈善的理念和价值集中反映在它所关注的议题上，这也是它与其他慈善形态的根本区别共富型慈善的议题设置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聚焦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通过上文分析得知，这些内容主要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缩小“三大差距”、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和谐和睦等二是充分发挥慈善作用的前提是意识到慈善的局限性，初次分配、再分配仍然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慈善要集中在其具有优势的问题领域发挥补充作用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则，当前共富型慈善的主要议题有一是促进精神生活富裕慈善倡导以互助和分享为主的生活方式，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直接和柔性的资源链接形式，这与市场和政府的那种基于利益计算或严格制度化的资源分配方式存在明显区别,无论是奉献者还是受益者，都能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相互的温情和共同体的力量（江亚洲、郁建兴，）二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原本是政府职能，2021但我国人口体量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面临较大财政压力，慈善的第三次分配可以吸纳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基本公共服务，既能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同时还能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三是缩小城乡差距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慈善部门、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等能够推动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等资源从城市向乡村转移，减轻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缩小地区差距地区差距关系到共同富裕的全局，缩小地区差距对减小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也有带动效应而且，地区差距主要是由当地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造成的，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资源相对匮乏，市场发育程度低，因此政府和市场对缩小地域差距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五是突发灾害的应急救援突发灾害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灾群众可能因此返贫，而且突发灾害的救援贵在快速有效，相对于政府和市场，社会力量能够更加灵活地集结救援物资和专业力量当然，本文提出这五个主要议题，并不意味着共富型慈善只关注这些内容，而是强调共富型慈善要优先在这些领域集中发挥优势和补充作用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只要是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的事业，都是共富型慈善应该关注的

（三）共富型慈善的实践策略慈善促进共同富裕有两条路径，分别是财富转移和财富增值共富型慈善包含了财富转移的过程，因为对于捐赠者而言，捐赠意味着将自己的财产转移给他人，亦即“第三次分配是个人的一种收入转移”厉以宁，1999160同时，共富型慈善又不是简单的财富转移，因为这不符合共同富裕制度设计的“激励相容”原则，共富型慈善更重视在财富转移过程中实现财富增值因为光靠财富转移是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共同富裕必然要在整体社会财富和福祉增加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而且，从过程来看，慈善不再是简单的物资捐赠和接受，还包含了贷款、股权投资、证券化等一系列具有杠杆效应的新工具的运用，从结果来看，最初被转移的财富已经发生了性质和数量上的变化萨拉蒙将这种趋势称之为“慈善新前沿”，并将其概括为超越拨款超越基金会BeyondGrants、超越捐赠和超越现金BeyondFoundations BeyondBequests四个超越他指出，“这场变革的核心是慈善和社会投BeyondCash资的工具迅猛增多，以及用于调动私人资源支持社会和环境目标的工具和机构急剧增长以前，这种支持仅仅限于由私人直接给予或者通过慈善基金会和企业捐赠项目作出的慈善拨款和馈赠“萨拉蒙等，20194实现共富型慈善的关键在于以第三次分配效应为主，结合初次分配、再分配进行机制设计，实现财富持续增值以及推动整体社会福祉增加这要求慈善部门要加强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合作，利用慈善第三次分配的杠杆效应撬动潜藏在私人资本市场以及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巨量资源实现这一目标，要求不断创新慈善工具例如有研究指出，社会企业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它通过参与兴办社会事业、为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赋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公益和商业功能有机融合，弥补了“三大部门”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存在的不足（何立军、李发戈，）除了社会企业，当前我2022o国时兴的公益创投、慈善信托等也是实现共富型慈善的重要工具

五、推动共富型慈善发展的路径我国当前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共富型慈善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不过，在共同富裕战略提出之后，国内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共富型慈善的实践，例如浙江各地出现“共富基金”

①，这表明，共富型慈善在现实中不是完全没有基础推动共富型慈善发展是一个全方位系统性工程，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在慈善理念和行为上都有相应调整根据上文对共富型慈善结构体系的分析，并结合我国慈善发展的现状，可将共富型慈善的发展路径归结为借助党和政府支持实现慈善事业高位推进，实现慈善帮扶和社会救助以及企业生产的有效衔接，重点锚定缩小地区差距和推动精神生活富裕

（一）党和政府高位推进共富型慈善事业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的高层会议和文件多次提到共同富裕，并要求浙江在推动共同富裕上先试先行，使共同富裕具有强大的“政治势能二各级党政部门要借助共同富裕“政治势能”推动慈善超常发展（郁建兴、周俊，）,这意味着各级政府不宜再将慈善视为政府2024工作的补充，而是要在工作优先顺序上将慈善事业置于更加靠前的位置首先，将慈善纳入地方党委政府的工作议程，例如有些地方很早就开始举办政府慈善奖，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出席颁奖，这对引领慈善事业发展非常有效其次,不再将慈善仅仅视为民政部门和慈善总会的工作，发动更多的政府部门参与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例如，年浙江省财政厅和民政厅共同推出2023慈善事业引导资金，工商联组织国有企业赴个山区县对接项目，统26战部门主动对接海外华侨华人助力家乡发展最后，在党和政府引领下，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推动解除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性束缚，主要在网络募捐、票据开设和打通部门壁垒等方面

（二）运用技术创新扩大共富型慈善的影响力在社会特定发展阶段，慈善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共富型慈善致力于利用有限的慈善资源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这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慈善事业中的创新有多种形式，如慈善项目创新、慈善资源动员机制创新、慈善服务形式创新、慈善合作方式创新等在具体措施方面，一是推动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例如，传化慈善基金会实施以科技赋能为核心的“传化•农创帮扶”项目，进行种子、设备、厂房、人工等生产要素资助、赋能培训、品牌与市场支持等，促进浙I江山区县农业高质量发展二是探索公益模式创新，如公益创投、26微博公益等，这些新型模式能够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慈善活动三是跨界合作通过跨界合作创新慈善项目，整合更多资源，提高项目的创新性和多样性例如盖茨基金会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发起联合资助项目，旨在推动新型疫苗和疫苗控释递送技术的研RNA发，提升疫苗的可及性和覆盖率，从而挽救更多生命

（三）政府引导下慈善与商业结合实现财富的增值及其普惠性将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结合是实现慈善资源增值及其普惠性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大中型企业拥有丰富的慈善资源，而且擅长运用商业运营思维，所以最有条件将慈善和商业运营结合起来例如，吉利集团推出产业链共富计划和员工关爱共富计划，在促进产业链发展完善的同时，激发了企业员工积极性又如七彩集团在打造未来社区中探索运用“公益引流、商业转换”的运营模式，实现社区运营自我造血，同时满足了社区居民的基本需求可以看到，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既实现了自身发展又推动了慈善事业发展，而且慈善带动的不限于单个个体，还能产生群体性效应另一方面，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也要探索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如浙江许多村庄（社区）引导有条件的企业把适合的生产加工环节布局到农村，利用闲置房屋土地等创办“共富工坊”，有效吸收低收入家庭、农村妇女、残疾人等实现家门口就业“共富工坊”既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还能使村庄（社区）联合企业共同经营，实质上是将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进行了有效结合，因而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和生命力

（四）慈善领域精准结对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关键在于精准结对，这有助于克服慈善资源流动的随意性、碎片化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但是，这种路径依赖于高度的组织化推动目前，陕西探索出社会组织“合力团”

①，浙江探索出慈善领域“山海协作”

②，这都是慈善领域精准结对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典型做法要推动慈善领域精准结对，首先应明确精准结对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政府之间的结对、社会组织之间的结对，还有大型企业与薄弱村之间的结对，只有全方位的结对才有可能产生规模效应其次必须保持慈善领域精准结对的连续性、系统性、整体性有些结对地之间每年结对帮扶的项目和资源毫不相关，这样很难集中锚定一个问题重点解决，使得结对帮扶难以呈现效果最后要形成慈善领域的精准结对的组织化推动，需要组建一个包含政府部门、大中型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在内的协调推进小组

（五）强化慈善促进精神生活富裕的制度设计精神生活富裕工作见效时间慢，需要长期持续投入，慈善促进精神生活富裕要做到长期谋划、重点推进首先，要大量培育和发展文化类社会组织相关数据表明，年我国文化类社会组织总量为2022家，

①虽然总量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但我国文化类社会76246组织地区分布很不均衡，江苏、广东、山东三个省份的组织数量在全国占比超过应重点推进欠发达地区文化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其次，1/4O要发挥社会工作在促进人们精神富裕中的作用鼓励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多关注并解决服务对象在思想观念、心理健康、社会关心、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的问题，运用专业知识与方法，为受助者提供精神及情感层面的服务最后，继续推进慈善文化进社区、进村庄、进机关、进学校等，在中小学校开设慈善相关的基础课程，将慈善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人人慈善”的社会风尚

六、结论与讨论为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慈善事业的功能和定位已有研究关注到了共同富裕进程中慈善工作的某些变化,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发现，在我国共同富裕进程中，慈善发挥作用的经济社会背景已经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我国已消除了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成为当前的重要工作；另一方面，共同富裕要求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这些变化呼唤一种与共同富裕相匹配的慈善出现，即共富型慈善文章构建了共富型慈善的“主体一议题一策略”分析框架研究认为，共富型慈善的主体关系呈现为一个层次分明的“三圈”结构；共富型慈善要优先在促进精神生活富裕、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等议题上发挥优势和补充作用；实现共富型慈善要求慈善部门要结合初次分配、再分配进行机制设计，推动整体社会福祉增加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共富型慈善还存在相当的差距，推动共富型慈善发展要做到通过党和政府高位推进共富型慈善事业发展，运用技术创新扩大共富型慈善的影响力，实现慈善与商业结合推求“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慈善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补充因此，慈善事业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如何发挥独特、恰当的作用，对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至关重要慈善的功能和形态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发展形成的，同时，慈善事业也服务于支撑其运转的经济社会结构正如周秋光所言，“慈善是每一个时代的人们为了达成一个更加理想的世界（或回归到正常状态）而采用的一种工具及手段，其终极目标是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良性运转”……”由此一来,慈善终极目标的具体表达形式便显得不尽相同”（周秋光、李华文，）我国慈善事业2020o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短板在慈善组织和慈善捐赠方面范围偏窄，较为关注教育、医疗、扶贫等传统领域相关数据表明，年2020我国慈善资金有

34.05%投向医疗健康,

21.59%投向教育救助，

18.48%投向扶贫，

①同时，年，在披露活动领域信息的家慈善组20216315织中，有近的慈善组织开展教育相关活动，约的慈善组织开70%40%展医疗卫生方面的工作

②在慈善文化方面，相关研究在对我国慈善文化进行评判时，将其概括为“道德的偏执”“评价的困惑”“诗意的暧昧”（贾乐芳，）意指我国慈善文化中存在将慈善和道德进2011,行捆绑、过分拷问慈善行为动机以及期待道德回报等现象由此可见，推动共同富裕需要更好地发挥慈善的作用，那需要怎样发动财富的增值及其普惠性，利用慈善领域精准结对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强化慈善促进精神生活富裕的制度设计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在于丰富了慈善理论研究的本土探索文章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了共同富裕进程中慈善的发展背景和结构体系，并将其概括为共富型慈善共富型慈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的理论概念，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是共富型慈善提出的基础，而它们都是来自中国本土的概念共富型慈善的提出，既体现了对我国探索现代慈善发展成果的传承，又是结合新发展目标形成的创新尝试，因此，共富型慈善是中国特色现代慈善的集中体现，是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慈善形态现代慈善理念发源于西方，其中的一些理论确有其存在价值，但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国慈善时往往难以脱离西方慈善语境，表现之一是陷入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反复讨论而难以形成共识共富型慈善突破了以往慈善研究中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思维，它理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统一的，这种统一重点关注的不是“组织互嵌”“调试合作”或“政治吸纳”，而是一种具象化的“公共善”，也就是共同富裕参考文献方世南.绿色慈善助力共同富裕研究[J].学术探索，202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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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①②数据来自杨团，朱健刚主编.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29；

316.

①数据来源《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②资料来源中国智库网《李莹等中国相对贫困标准界定与规模测算》，https//chinathinktanks.org.cn/content/detail/id/cziw0r29o

③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

①主要指以共同富裕冠名的基金，既包括基金会下设的基金,又包括公司型、投资型等其他形式的基金；既有由政府和企业等单一主体设立的，又有由政企和政社等联合设立的

①陕西聚焦深度贫困县区，将各个不同领域的社会组织联合,在全国首创组建省级社会组织合力团，重点瞄准全省个深度贫困县和洛11南县，以“多对一”方式助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②浙江围绕缩小地区差距，引导慈善资源向山区县流动，支持25山区县的养老、救孤、助残、教育、医疗、生命关爱等慈善项目，25并鼓励上市企业结对帮扶县薄弱村，助力乡村振兴25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23挥慈善的作用呢？本文尝试提出共富型慈善的概念，并认为它是与推动共同富裕相对应的新慈善形态

二、文献回顾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慈善事业应该如何作出相应的调整对此，不少学者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慈善理念和伦理方面，研究指出，以高质量的慈善制度助力共同富裕，要树立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发展理念，遵循“志愿、公益、共享、平等、法治与自治相结合”等一般规律，将慈善制度融入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社会治理体系之中（郑功成、王海漪，）同时，共同富裕呼唤构建与之相应的中国慈善伦理2022理念体系，该体系应以“新仁爱”为基本原则，包含平等、尊重等重要内容，在操作层面上，要制定动机与效果相结合基础上的“效果优先、兼顾动机”“分类分层次”方针（周中之，）2022o在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方面，推动共同富裕，要超越捐款捐物、志愿服务等非生产性慈善活动为主的传统慈善模式，打造以科技、教育、就业等生产性共同富裕基金为主要内容的慈善升级模式，推动慈善从非生产性救助模式逐渐转为生产性共建共享富裕模式（杨蕤，）2022也有研究提出，助力共同富裕要发展绿色慈善，认为绿色慈善关爱自o然、关怀社会、济贫扶困并充分彰显环境伦理责任，是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角助力共同富裕的新时代慈善新方式，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助力共同富裕中有着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方世南，）2022在慈善发挥作用的内容和方式方面慈善推动共同富裕，要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重要形式的独特优势，鉴于第三次分配是社会机制驱动的资源配置方式，社群又是社会机制的核心，因此要在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方面加强对第三次分配社群的培育与规划，创造良好的参与环境（江亚洲、周俊，）也有研究指出，慈善促富要聚焦2024o共同富裕进程中的难点痛点问题，而难点痛点主要指发展不平衡问题和精神生活富裕问题（郁建兴、周俊，2024203-204）还有研究o指出，以“提低”为难点的共同富裕事业唯有第三次分配最有靶向性，因为只有第三次分配是为弱者优享的制度供给，因此，在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一定要把弱者优享的第三次分配资源做大做强（苗青，）2022同时，在共同富裕进程中慈善工作要更加积极有为地发挥作用第o三次分配不是被动、独自地填补其他分配层次留下的空白，而是更多地通过主动的机制融合来促进其他分配层次内扩、优化以弥合空隙（杨方方，）新时代的慈善事业不仅要帮助现实生活中遭遇困2022o境的民众，更要体现寻求提高生活质量的道德愿景，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的共同富裕（张奇林，）2023o已有研究从慈善的理念和伦理、慈善发展目标以及慈善发挥作用的内容和方式等方面，对共同富裕背景下慈善事业应该如何调整进行了探讨，这些都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启发但是，相关研究还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一方面，已有文献都认同共同富裕大背景下，慈善事业要作出相应调整，但对慈善发挥作用的经济社会背景发生了哪些变化，原有的慈善形态存在哪些不适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而这可能是构建一种新的慈善形态的前提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大多从中观和微观层面就与共同富裕对应的慈善形态的某个侧面内容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很有价值，但略显分散,且不够系统，难以使人从宏观上对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慈善形态进行整体把握更为重要的是，共同富裕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慈善要在这个过程中有所作为，仅从理念或操作性层面做一些调整是不够的，而是要从更加宏观和系统视野思考慈善形态的变迁基于此，本文首先将对共同富裕进程中慈善发挥作用的经济社会背景进行分析，论证共富型慈善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是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发展共富型慈善具有时代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共富型慈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共富型慈善的内在结构进行整体刻画，最后，提出推动共富型慈善发展的路径

三、共同富裕进程中新的社会现实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相关的政策体系逐渐完善，慈善组织和慈善捐赠也已具有相当规模的体量但我国现有慈善事业是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和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当前，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根据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战略部署，我们已经进入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年到年，我国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20202035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因此，全面推动共同富裕是我国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慈善事业面临的经济社会背景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我国已消除了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成为当前的重要工作年，中国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现行标准下万农村贫困20209899人口全部脱贫，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的20136079元增长到年的元，年均增长增速比全国农村高

20201258811.6%,

2.个百分点

①在消除绝对贫困后，接下来我国已经进入相对贫困治理3阶段绝对贫困具有客观物质性，一般用客观的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物质标准来衡量，而相对贫困意味着相对排斥与相对剥夺，按其标准定义，个人（家庭）是否贫困不仅取决于自己有多少收入，还取决于社会上其他人（家庭）的收入情况（汪三贵、刘明月，）世界2020o银行在发布的《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1981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这是一种相对贫困的描述因此，相对贫困的治理具有多维性，除了物质维度，还包括个人（家庭）的文化、教育、卫生需求等方面相关研究指出，近年来农村相对贫困状况、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严重（李实等,）国2020o际上的相对贫困有多种界定标准，如果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界定城镇相对贫困线，采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界定农村相对贫困线，年，我国相对贫困发生率为城50%201912%,乡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5.8%和

21.5%；全国相对贫困人口规模约亿

②而且，相对贫困的治理还必须考虑两种实际情况，一是防

1.68止部分个人（家庭）从相对贫困再次陷入绝对贫困，这要求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二是防止中等收入群体陷入相对贫困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存在一部分“脆弱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很可能因学、因病或遭受其他一些外部冲击而沦为相对贫困群体由此可见，缓解相对贫困将是未来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工作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慈善在这个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也发生了变化首先，要打破慈善是富人救济穷人的传统观念，慈善的对象不再限定为缺乏基本生存资源的穷人，中低收入群体都是慈善帮扶的重要对象，高收入群体在物质富有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参与慈善帮扶提升精神富裕，因此也需要慈善帮扶其次，要超越慈善帮扶内容的物质性，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之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较大改善，如何利用慈善提高个人市场竞争能力、缓解个体焦虑情绪、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推动社会和谐包容成为当前亟待思考的问题最后，要超越慈善帮扶在方式上的赠予性，需意识到慈善是同时包含了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混合型分配方式，要不断突破和创新慈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方式，认识到创立社会企业、在偏远地区投资、招聘残障人士就业等都是慈善的方式

（二）共同富裕要求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战略的提出，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年，中国人均达到万美元，

③接近世界银行所2021GDP

1.26设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的战略部署，共同富裕意味着一种与发展型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图景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续的、提档升级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奋斗目标，它具有全民性和全面性、共创性和共享性（周文、施炫伶，）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2022o2021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由此可见，共同富裕至少包含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缩小、优质公共服务共享、精神生活富足、社会和谐和睦等内容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慈善事业的使命发生了重要改变从国民经济收入的三次分配来看，由市场机制驱动的初次分配比较注重短期市场回报，行政机制驱动的再分配主要受制于上级政府制定的核心考核指标，而且还受到以往“路径依赖”的影响因此，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弱激励”“弱回报”“长周期”事业难以得到市场和政府的持续关注和投入，这就需要发挥慈善的作用近年来，社会影响力投资作为一种慈善工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影响力投资更加关注投资的社会回报而非财务回报，致力于通过长期持续投入来解决社会问题，因此非常适合用来对“弱激励”“弱回报”“长周期”等领域进行投资慈善使命的变化，要求慈善蕴含的价值取向首先要突破纾困扶弱的局限，向事关人类命运的更广阔领域拓展

四、共富型慈善的理论基础与结构体系本文借鉴“共同富裕型社会政策”（贾玉娇，）“共同富裕2023型社会工作“（唐立，）等提法，将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的慈善2023称之为共富型慈善共富型慈善和现代慈善是种属关系，现代慈善强调慈善事业的专业性、科学性、有效性，共富型慈善是现代慈善发展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具备现代慈善的诸多特征,同时强调慈善发展中的特定议题实现共同富裕是共富型慈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