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分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逻辑张力

再分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逻辑张力摘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成为当前乃至于今后一个时期内国家的重要施政目标主流观点认为，再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不过，再分配与初次分配的关系，以及再分配对于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仍具较大的讨论空间正确认识再分配与初次分配的关系，方能把握再分配对共同富裕发挥作用的可能空间通过对初次O分配与再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本文认为，初次分配属于制度性范畴，而再分配则是政策性范畴贫富分化的原因是制度性的，如果把贫富分化的消解手段仅诉诸政策性手段，其效果自然受到影响影响共同富裕的关键症结在于制度约束破解贫富分化症结的关键，除了关注再分配政策的作用，更应着力从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以及保障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等制度层面来思考，并重新思考制度建设作为实现共同富裕根本路径的重要意义关键词共同富裕；初次分配；再分配；社会政策

一、引言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成为当前乃至于今后一个时期内国家的重要施政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年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的发展差距，包括地区差距、体制差距、城乡差距，其中最为关键也最具全局性影响的差距是中国的城乡差距李培林等学者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整体收入差距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而没有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现代化因此，要把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让广大农民普遍富裕起来,摆脱低收入的状况（李培林、崔岩，）高帆的研究同样认为，当前我国发展2022o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形成国家整体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没有城乡共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高帆，）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城乡差距是中国社会2024o当前存在的其他差距的基础性因素；在城乡差距中，收入差距是最为核心也最为基础的差距因此，剖析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发展差距的深层次机制，对于正确把握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视角意义为什么城乡之间会形成如此普遍意义上的差距？导致这一差距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城乡在发展机会上面临的一系列制度差异，这种差异既包括对农村发展的制度性限制，也包括公共产品在供给上的城市偏好以及农村地区的长期供给不足本文认为，城乡之间在发展机会上的不均等，正是由于早期一系列关联性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的一系列关联性效应所致这可以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上来进行讨论从历史维度来看，计划体制下重工轻农、以剪刀差的形式优先支持城市发展等制度安排，制度性地限制了农村发展的机会和可能长期以来，包括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粮食购销体制、农村财税体制以及户籍制度在内的各类制度性抑制，导致农村的弱势累积，由此进一步地削弱了农村居民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竞争中的可行能力（刘明宇，2007129-135）；这反过来又导致在后来的发展中农村长期处于弱势境地就其现实维度而言，这种以城乡差距为主的制度性不平衡又表现为以下“两个没有改变”一方面，农业收益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局面依旧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22—2023）》中的数据显示，年，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的2004—2020亩均净利润由元下降至元，利润率由下降至

196.

547.

149.7%

4.2%同时，受土地流转下地租显性化、劳动力投入种粮机会成本提高和农资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种粮收益空间被不断挤压（魏后凯、王贵荣，）2024o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劳动回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状态依旧没有改变一项研究显示，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收入分布、非农经营收入和财产收入的变化，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罗楚亮等，）也有研究注意到，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突出表现在劳2021o动收入增长速度长期慢于其他诸如资本、土地、知识、管理和技术等要素收入增长速度，使得相当部分“劳动”人口处于低收入水平（袁志刚，）究其原因，初次分配一一决定人们2021o收入的最主要分配制度，强调“按生产要素贡献”来分配，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初次分配要讲效率，要坚持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蔡继明，）这导致了“劳动”要素在分配体系中2010,所占的比重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由于劳动价值的低回报率，劳动力要素在全要素分配中的比例持续下降；再加上长期以来所强调的“按劳分配”对劳动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模糊化，使得“劳动”性收入一直较低，且有进一步拉大差距的趋势（袁志刚，）2021o正因如此，制度性约束对于贫富分化所产生的作用毋庸置疑邓小平晚年对此已有深刻认识“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邓小平，20041364）所谓“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实质就是指贫富分化的出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特定制度下的必然产物（石冀平，）由此可见，贫富分化的原2014o因是制度性的，但解决贫富分化的手段却是政策性的用政策层面的设计去应对制度层面的结果，其效果可想而知

四、制度建设之于共同富裕的路径意义如果说贫富分化是制度性后果，那么共同富裕显然是制度性目标制度性目标的实现首先有赖于基本制度的支撑，仅靠政策性手段是不够的换言之，迈向共同富裕之路，要有一个超越再分配的思维与视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缩小收入差距以及与此相应的贫富分化的治本之策，依然是制度尽管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性甚至路径锁定效应（皮尔逊，200745）,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变革是完全不可实现的在这一议题上，以凯瑟琳•西伦（）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派推动了政策研KathleenThelen究范式的转向，开始着重探讨制度的可变革性在其经典著作《制度是如何演化的》一书中，凯瑟琳对经典的间断均衡模型进行了深入批判间断均衡模型主张，制度在长时间内呈现惰性特征，只有在遭遇外生性冲击的窗口期，才会发生偏离原有路径的制度转型凯瑟琳•西伦并未全盘否定间断均衡模型,而是进一步指出，多数形式的制度变革实际上是发生在这些关键时刻之后，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内生性变革机制相较于外生性机制，往往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力（西伦，）2010o凯瑟琳观点的启示意义在于，不能将制度性变革留待外部冲击之时，实际上，将制度建设在长期稳定的发展过程中更为重要因此，对于目前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性目标而言，制度性建设无疑有着基础性也是决定性的意义正如已有研究所强调的那样,在注重运用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以追求结果公平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机会公平，不仅需要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健全社会流动机制，给更多人创造增收或致富机会，而且，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也要防止阶层固化，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李培林、崔岩）,2022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用做蛋糕与分蛋糕的问题来类比先富与后富的关系问题关于做蛋糕与分蛋糕之争，本质上是关于效率与公平之争市场化改革之初，我们倡导做大蛋糕，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近这些年来又开始强调如何分蛋糕，理由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分配制度，蛋糕做得再大，也不利于推进基于公平正义的社会进步不过，现在看来，无论是做蛋糕还是分蛋糕，都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充分的参与做蛋糕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能保证，不以制度的形式限制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不以制度的形式限制个体在公共产品可及性上有均等获得的机会，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保障了劳动者在发展机会上的均等化一些研究指出，要促进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无阻碍流动，让农村人口也能享受城市的公共产品要加大投资，促进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提供，让广大农村人口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与医疗等公共产品在现阶段，中国需要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城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完善城乡居民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从而充分释放农村闲置劳动力，让农民工进城再就业（袁志刚，）这就要求我们要做好顶层设计,在制度上要能保证劳2021o动力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在区域之间的无阻碍流动制度，不但是结构的产物，同时也是形塑结构的重要力量；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消除其中的抑制性因素，重构更具激励性、更具机会公正性的新制度，才能形成更为良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只有共享发展机会，才能真正共享发展成果实际上，中央也强调“给机会”比“给东西”是更为关键的共同富裕实现机制年月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2021817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人群，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

①中央一再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同时，要把更具平衡性的高质量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不断推动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重在重构更为公平性的教育、就业等更具发展机会意义的制度

②促进人人有参与做蛋糕的机会，是做大蛋糕、分配蛋糕的前提而实现这一机会的均等，关键在于松动制度性限制，实现公共产品可及机会的均等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实现劳动力的高质量就业不仅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体现，还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在要求，更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性工作为了实现劳动力的高质量就业，我们需要作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要着力保障城乡劳动者不受制度性排斥地共享发展机会，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区域间的无阻碍流动；另一方面，要着力消解公共产品供给的特定身份偏好，消解户籍、体制等身份藩篱，建设基于公民身份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体系

五、再分配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及其边界当然，虽然说在缩小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方面初次分配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再分配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可以忽略政策对制度性结果具有一定的修正效应以雅各布•哈克为代表的众多研究也强调了政策可以在实施中通JacobHacker过转换、分层和漂移等方式实现对制Conversion Layering Drift度的适应性变革例如，向现有政策遗产中添StreeckThelen,2005加新元素而非根本上取代它们也可以有效地实现政策目标事实上，再分配在调节收入水平、缓解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方面所具有的作用对于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不过，与初次分配致力于起点与过程的公平而言，再分配主要是针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调节正如前文所述，再分配是指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调整和优化的过程作为国家公共服务的重要环节，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进一步补充、调整和修正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初次分配相比，再分配通过一系列政策工具来实现收入转移以缩小初次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并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再分配有助于调节收入差距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政策，对高收入者征收更高的税率，而对低收入者征收较低的税率或直接减征乃至于免征，以此来调节收入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导致效率和公平性问题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税收调节可以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之一，纠正市场失灵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税收调节可以直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改善其生活条件此外，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可以激励企业和个人对低收入群体进行投资和捐赠，间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再分配能够给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收入维持作为再分配政策工具箱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通过提供养老、医疗、救助等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增加个人或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降低其直接支出通过基本的社会保障，再分配可以实现对居民基本生活进行保障，提供各类公共服务，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社会福利和补贴，如失业救济、住房补贴等，帮助低收入群体提高生活水平这些收入维持政策有助于减少贫困现象，并进而间接地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此外，再分配还可以通过跨区域转移支付来缩小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区域协调发展强调各地区之间的合作与协同，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宏观调控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对口支援、定点帮扶等机制来实现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最近的数十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行了诸多区域间转移支付机制，通过再分配来缩小地区之间贫富分化、收入差距，包括诸如“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1980“三西”农业建设支援

（1982）、“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994）以及各类专项扶贫行动等在内的专项转移支付机制（张芳娟、张乾元，）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之一，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2021国家高度关注的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

①可见，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国家基本战略之一具有重要意义财政转移支付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政策工具再分配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还包括通过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为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还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创业扶持等政策，鼓励创新创业活动，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这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促进共同富裕理论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同，再分配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收入调控手段，而把初次分配视为以市场为主导的分配机制但实际上，初次分配也是国家的经济调控方式，只不过是间接调控，而非直接干预市场虽然发挥主导作用，但政府在规则的设定、要素的支持方面，依然是主导作用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相对于初次分配在共同富裕中起着先决性的、结构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用，再分配的作用是事后的、补充的、修正的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主体的分配关系多取决于初次分配的结果，再分配虽然能够影响收入分配的布局与内容，但却不能对各级经济主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保证市场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将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维持社会稳定，保证正常的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经济的合理稳步发展，仍然有赖于制度层面一一初次分配制度的完善（王巍等，2017133）o

六、结论与讨论正确认识再分配与初次分配的关系方能把握再分配对共同富裕发挥作用的可能空间在当前关于共同富裕的主流叙事中,基本上隐含着一个被多数人接受的预设，那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再分配或某种转移支付的机制，正如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要降低整体收入不平等,且只能靠收入再分配”

①共同富裕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这种帮扶的属性本项研究揭示，作为手段的再分配与作为目标的共同富裕之间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张力，亦即贫富分化的原因是制度性的，但解决贫富分化的手段却是政策性的，用政策层面的设计去应对制度层面的结果无疑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局限这种逻辑张力，无疑让再分配助力共同富裕的效果大打折扣作为制度性后果的贫富分化，若不能从制度层面化解，而仅试图诉诸政策干预，其效果无疑值得商榷如果贫富分化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用再分配的政策性手段只能实现事后补充或调整（石冀平，）我们认为，可持续性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恰恰需要一2014o个更为公平、可预期、机会均等的制度，从制度上保障所有人都能共享发展机会诚然，只要经济活动存在，市场机制存在，收入差距以及相革的总目标”那么，在全面、准确地理解共同富裕的基础上,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一个相当主流的观点认为，要通过再分配机制来实现共同富裕相当多的学者都认为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于缩小收入不平等，而做到这一点,唯有通过再分配手段方可以实现正如一项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要降低整体收入不平等，且只能靠收入再分配；收入再分配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且集中于部分人群”（岳希明，）2021甚至相当多的文献直接得出判断,再分配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o是整个分配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魏传光，）2022o诚然，作为以税收和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进行的转移支付手段，再分配对非市场领域的收入差距的调节确实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基于收入差距的贫富分化缘起于市场领域，那么，再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市场领域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呢？回到一个文献的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再分配与初次分配的关系,以及再分配对于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仍具较大的讨论空间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再分配手段在缩小市场领域的收入差距方面，其作用究竟有多大，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论的议题（苏振兴，）由此，2005o本文试图对下列问题展开讨论被寄予厚望的再分配机制对共同富裕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这一追问的学术观照是，作为手段的再分配与作为目标的共同富裕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张力？应的贫富分化一定会存在；个人禀赋、市场机会都决定了个人在资源获得上有时间、数量和程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可消除我们无意宣扬一种可以消除收入差距、阻隔贫富分化的治世良方,只是呼吁在发展过程中以某种确定性的规则给每个社会成员的发展以机会，或至少不用制度性的方式约束其可行能力当然，我们不是否定那些具有再分配功能的政策工具在推进共同富裕战略中的意义，而是强调除了完善社会保障、加大转移支付以及其他形式的帮扶支援等各类先富“带”后富方面的举措之外，要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强调在制度公平化、机会均等化方面下大力气因为相对于前者的治标意义外，后者更具治本的意义再分配，本质上是一种事后补偿、事后补救，而倡导一种制度上更为公平的发展机会，将是一种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之策参考文献斯威齐，戴侃.简评《国家的贫困关于饥饿与人口的政治经A.济学》[J].国外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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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岳希明《再分配在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年月2021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富裕研究院和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行12的“再分配政策在共同富裕中的地位与作用圆桌讨论会”上的发言

二、制度与政策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理解再分配之于共同富裕的作用，首先得要厘清再分配与初次分配之间的关系；因为基于收入差距的贫富分化，本质上是初次分配的社会后果一个基本的逻辑链条是为什么谈共同富裕是因为存在贫富分化；为什么存在贫富分化？是因为存在基于要素差异而导致的分配上的差异；在分配领域，初次分配是最开始的一轮财富分配，是按照市场效率原则所进行的分配初次分配本质上是一项经济制度，其完整的表述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判断，生产是创造收入乃至于创造财富的源头，因此，关于收入或财富的分配，自然属于生产领域的范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同样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本质上是一个再生产过程一一不但需要从社会总产品中拿出一部分用于补偿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消耗，还需要拿出一部分用于补偿劳动力的消耗，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国民收入中用于支付劳动者的收入一一补偿劳动力的消耗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国民收入形成后第一步分配，也即“初次分配”这里所谓的“初次”，不仅仅强调其作为分配活动时间序列意义上的先后次序，更为突出其作为基本的分配制度而支撑并维持着整个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性意义一一社会再生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方能维持和延续（张俊山，201627-28）o所以说，初次分配是特定生产关系下的一种经济制度，它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生产结构相关联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12695）生产的结构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又是一个包含了诸如分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体系不同的经济制度，自然就决定了不同的分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由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同时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国只能采取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需要指出的是，宪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本质上指涉的是“初次分配”，而非再分配再分配是由政府主导，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支出等手段重新调配财富从全球范围来看，诸多福利国家可以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有效降低分配不平等水平作为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机制，追求的是一种基于社会共同体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价值，本质上并不直接指向经济效应再分配虽名为“分配”，但并不属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制度范畴，而是归属转移支付性的政策范畴，由一系列政策工具组成其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类属上来说，再分配包括税收、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以及其他基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各类补助、各类转移支付等形式；二是从过程上来说，再分配包括多次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分配过程当然，无论是税收、社会保障或者其他形式的转移支付，再分配本质上都是既定制度框架下的系列政策工具由此我们可知，初次分配是制度性范畴，而再分配则是政策性范畴初次分配由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所决定，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再分配是手段，表现为包括税收政策、各种给付型福利等一系列政策工具一些强调再分配工具的文献认为，借助运用特定的社会政策工具可以有效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并进而推进社会整体的福利效应（蒂特马斯，）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若能提升政策2018o的质量和精准度，这些工具便能更加有效地达到既定目标,从而带来长期而可持续的改善这一观点背后隐藏的逻辑是政策工具的效能直接影响着目标实现的潜力然而，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政策工具的作用，忽视了政策受制于制度框架的局限性政策本质上是制度框架中的操作手段，其选择路径和实施空间受到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且往往是特定情境下经过协商、中介和调整的产物制度则是在长期的政策反馈和路径依赖中逐渐形成的稳定结构罗纳尔德・L.杰普森把制度表述为成体系的组织化、持续性的社会规则（杰普森，2008155）o它不仅代表了“游戏规则”的深层逻辑，也在国家层面为决策设定了基本框架和方向，使得某些政策选择在实现效果上相较其他选择更具优势North,1990o这种制度框架不仅包含正式的法律法规，还囊括了政策遗产和既得利益的积累，构成了难以轻易修改或废除的结构性约束社会政策领域的两本经典著作一一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和保罗•皮尔逊《拆散福利国家》一一主导了过去三十年间关于制度的学术讨论，安德森在书中展现了二战后如何形成了三个相对稳定且连贯的制度集群，皮尔逊则探讨了英美社会政策缩减的政治问题，强调二战后创建的福利国家的制度黏性两者的研究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都强调了制度的稳定特性及其在政策演化过程中的结构性作用简言之，作为制度，它通常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政治性和不可变通性；而政策则更具有灵活性、可创制性、可取消性、可变通性通常所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里的“下有对策”，指的就是政策的可变通性、可调节性和操作上的弹性；但制度，显然具有政治上的刚性、不可变通性人们习惯上常说“初次分配更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更注重公平”这种说法存在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是制度和政策一样，都是可以主观上进行调节但事实是，作为政策的再分配政策工具可变通性较强，而作为制度的初次分配则是由基本经济制度锁定，效率也是由制度本身给定，而非主观上注重不注重的问题石冀平，2014o至此，我们可以形成如下判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分属制度和政策两个层面，两者在层次上不具对等性通常我们所谓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在字面表述上往往给人感觉这是收入分配基于时间先后上的前后两个阶段；但经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二次分配）本质上不属于同一层次的范畴，二者的性质也迥然有别，只是字面上名称相近罢了前者是经济制度，后者则是一系列政策工具如果按当下很多研究所宣称的那样“共同富裕的解决只能靠收入再分配”，那也即意味着，解决贫富分化的方式有赖于一个政策体系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解决贫富分化的手段是政策性的，那么，导致贫富分化的原因究竟是政策性的，还是制度性的呢？

三、贫富分化发生的制度性原因在一个竞争充分的市场机制下，资源的配置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由于资源先天具有稀缺性，因此，资源配置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竞争的过程在这其中，行动者的可行能力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在资源获得能力上的差异黑格尔把这种基于自然禀赋差异而形成的财富占有不平等称为“自然不平等“，并据此认为基于自然不平等所形成的社会贫富分化是一种“必然后果”他指出，财富的分配“一方面受到自己的直接基础（资本）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技能的制约，而技能本身又转而受到资本，而且也受到偶然情况的制约；后者的多样性产生了原来不平等的禀赋和体质在发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特殊性的领域中表现在一切方面和一切阶段，并且连同其他偶然性和任意性，产生了各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为其必然后果“（黑格尔，1982211）这意味着，个体之间的资源配置差距作为一个社会事实必然存在，且恒定存在所以，那些认为收入差距会自行修复的理论判断无疑过于乐观；库兹涅茨曲线命题反映的经济体会自动从贫富差距走向均衡也只是暂时的、具有历史偶然的现象；只要存在经济活动，基于收入差距的贫富分化不可避免换言之，贫富分化的存在具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构性因素马克思指出，“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153）同样，在产生生产力的地方，也会产生束缚性力量问题的关键是，如果这种贫困的产生是根源于某种制度，那么它的影响就具有跨时空效应，不但在空间上普遍存在（诸如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同体制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在时间上也会代际传递美国社会学家威廉•默多克认为，贫困并不是由于资源有限,而是不同阶层之间财富与权力分配的不均，而导致这一局面的,正是制度（A.斯威齐、戴侃，1983）已有研究证实，人类需求的满足受三个基本条件的约束资源约束、能力约束、制度约束前两个约束条件决定了人的物理活动边界，本质上属于生产力约束；最后一个条件则决定人的社会活动边界，即权利约束,或称制度约束所谓制度，本质上它是一系列权利的集合，它规定并限制着人们的选择范围阿马蒂亚•森认为，一个人支配他希望获得或拥有东西的能力，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力关系而这些权利关系都取决于他拥有什么，交换机会能够给他提供什么，社会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些什么，以及他由此丧失了什么（森，2009189）o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阿马蒂亚•森将贫困界定为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森，2002）他把可行能力界定为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实质性自由，贫困就是这种实质自由受到限制，发展就是通过扩展真实自由来培育主体的可行能力进而摆脱贫困（森，200215/85）o该观点中需要强调的是，束缚个人实质性自由的正是制度换言之，制度约束是可行能力受限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基于该项能力而形成的资源占有差异的重要原因这说明，制度约束，正是基于收入差距而形成的贫富分化的重要致因诚然,阿马蒂亚•森是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来讨论制度与森把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模式一一特定社会的秩序与规则进行高度抽象不同的是，本文则在一个更为具体的语境下来分析作为国家治理组织规则的制度回到本文所讨论的议题，所谓促进共同富裕，本质上是对基于收入差距的贫富分化的一种制度性回应问题是，中国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