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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批判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一个理论进路摘要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一大理论创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承继(共享)了黑格尔这一创制在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发现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中蕴含的历史观点、辩证法哲学、经济理论,认识到市民社会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起点以及必须推进和深化的内容正是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科学地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剖析的基础上而这一理论进路又呈现出三层科学内涵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及其发展;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批判)的实质是市民社会批判;三是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解放)的谜底是市民社会的历史辩证法关键词市民社会;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辩证法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以开展对制度和自由关系的论析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一大理论创制,马克思在法哲学批判中捕捉到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观点、辩证法、经济哲学,正是对这些理论要素进行了提取、升华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才得以形成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提炼出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辩证法所展示的“推动原民社会的规定”,在研究上又深化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认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市民社会是一个涵盖“需要”“劳动”“私人利益”“私人权利”的领域这些历史构件又是构成
[1]46,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发展的“自然基础”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认识到基于法哲学批判的视角还不能完全揭示出市民社会的本质,况且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出离”的历史原因是更为深刻的经济问题,即使国家观念展示出对自由、权利、平等、正义的肯认和诉求,但这也是人们在经济交往实践中提出来的一系列原则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黑格尔,都清楚认识到基于市民社会的批判来辨析国家的合法性具有颠覆传统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意义,因为传统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在论述国家之前就已经将国家预设为理性的存在自由与权利归根到底是由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对此,英国学者伯尔基也认为近现代政治哲学包含着三个核心概念:市民社会、劳动力和私有财产依笔者之见,与其将这三个
[8]概念并列,毋宁说“劳动力”和“私有财产”包含在市民社会概念当中,是市民社会最为基本的两个历史构件和经济元素黑格尔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揭示出市民社会是“需要的体系”,这一关键指认把握住了市民社会的经济结构,即“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需要的体系”之界定主要传递出两方面的
[3]203,内容一是劳动创造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市民社会的生产力内容;二是“需要”这一中介表明市民社会的本质是基于利益交往的经济关系(商品关系)不难发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结构在“需要的体系”中隐约显现,遗憾的是黑格尔并没有在这方面做进一步思考,而是基于“需要”的内驱力阐释了市民社会的异化本质在于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并且指出这一矛盾根源于市民社会内部的“经济必然性”而自身无法解决尽管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的问题本质揭示为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但对这一矛盾的论析却还只停留在市民社会的现象学上因此,黑格尔法哲学在提出解决市民社会的问题时,并没有触及市民社会成员(资产阶级)的利益关系,只是从法权形式上复活了中世纪的政治等级然而“等级要素是市民社会的政治幻想”在对“普遍性”的探寻和论证上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倒退的鉴
[9]322,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最终沦为唯心主义国家学说,从《年经1844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开始,马克思在对私有财产(异化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推进了市民社会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概念是《手稿》的一个“消失了的范畴”
[10],因为在《手稿》中几乎找不到“市民社会”一词,但这一解读显然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做了表面化处理实际上,《手稿》表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着重要的视域转化和方法论变革,对市民社会的历史构件(如私有财产、异化劳动、分工与交换、工资等)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其中“劳动”和“私有财产”是《手稿》中的核心概念“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只有将市民社会的分析诉诸政治经济学批判,
[11],才能揭开其历史之谜在《手稿》中,马克思把握到“私有财产”是一种异化关系的体现,它根源于异化劳动“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所谓异化劳动,是指人不能占有自己的劳动,从而不能占有自
[1]166己的劳动产品,以至“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私有财产(及其关系)确证了异化劳动168的存在,并且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私有财产才以资本的方式暴露出社会矛盾的密码,“劳动”与“私有财产”是市民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历史构件将市民社会的问题通过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进行解构和分析,表明马克思正确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症结所在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其说是“需要的体系”,毋宁说是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手稿》推进了市民社会的认识,马克思认识到市民社会实际上是私有财产的社会,而私有财产又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问题的本质就不是私有财产这一现象所呈现出的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对立,而是私有财产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形成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或者说,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最终体现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异化劳动的发展才是决定市民社会历史走向的根本原因因而,市民社会的全部秘密被揭示为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分离(私有财产的最高阶段是资本形式)一一异化劳动,劳动工人的解放“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而“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不仅如此,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也隐约揭示出生产力与
[1]167生产关系的矛盾,异化劳动批判实际上开启了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指向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尽管黑格尔在对市民社会的说明中也提到贫困现象和贱民问题,如他指出,“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长此以往,“这一阶级就没有能力感受和享受更广泛的自由,但劳动与资“
[3]244本的矛盾在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中始终是避讳的论题,况且黑格尔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市民社会(私有财产)基于对私有财产的劳动异化机理分析(从人与劳动、人与类本质、人与产品的异化到人与人关系异化的演变),马克思探析到“资本社会”是市民社会完成了的历史形式,资本的生产关系是异化劳动的前提,劳动的异化又为资本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创造条件资本的本质是“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资本的生产
[12],关系中,劳动丧失生产条件致使劳动生产力变为抽象的生产力,劳动要实现对价值的创造,只能从属于资本资本占有生产资料从而也就占有了社会劳动,把“社会劳动的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的本质又是支配一切生产要素的经济权力,资本
[7]392一方面要支配“活劳动”,只有“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力量;另一方面要占有剩余劳动,最大限度生产剩余价值前者是权力逻辑的体现,后者则是竞争逻辑的体现无论是在生产力方面,还是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本身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资本家与资本家的竞争、资本家对劳动工人的剥削、雇佣工人与“产业后备军”的对立,资本社会就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如此来看,黑格尔立足于“私人利
[3]809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仅仅把握到资本(私有财产)与资本(私有财产)之间的矛盾,却没有进一步认识到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才是市民社会的根本矛盾,异化劳动(劳动力对生产资料的丧失)是资本关系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因此,资本社会的“自然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化(或异化劳动),在经济结构上表现为资本的形式规定一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马克思沿着两条路径开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一是生产关系的路径,揭示出资本是支配“活劳动”的经济关系;二是生产过程的路径,揭示出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论》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说明,由于私有财产(关系)的发展,主导市民社会的经济结构已不再是商品关系,而是资本关系资本的竞争逻辑解释了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如何发展为市民社会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的权力逻辑则解释了市民社会“私人等级”如何俘获国家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
[13]91马克思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发财致富的学问,而是关于人与人关系的学说市民社会是人们各种关系的集合体,但只有经济关系(利益关系)才是市民社会的本质和基础,因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市民社会又是一个“物质的生活
[14]591关系”的社会,它的外观是“商品社会”(斯密语),商品形式总会“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学批
[2]89判的目的并不是对市民社会的经济生活作事实性陈述,而是对市民社会的商品结构作本质性遮蔽,把市民社会中“物与物的社会关系”(商品关系)揭示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一一资本家与劳动工人的关系恩格斯在讨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口因此,《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是关于“社会关4]604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因为受到物的关系(商品关系)的纠缠,“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口]因而得不出关于资本与劳动205,相矛盾的观点总之,马克思基于“劳动”与“私有财产”(资本)的分析开启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出主导市民社会经济的原则已由商品逻辑发展到资本逻辑,说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是市民社会异化的根源,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发展最终决定了市民社会的历史走向,这些观点所形成的关于市民社会的经济学理论超越了黑格尔
三、人类社会(人类解放)的谜底是市民社会的历史辩证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是黑格尔独特的理论创制,这一重大理论的学理意义在于,历史辩证法因此得以被引入政治哲学的分析当中,对自然法传统的正当性进行了反思黑格尔法哲学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运动揭示为“分离一对立一统一”的历史辩证过程,已接近提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国家即社会”的认知在黑格尔之前是一个传统,“经济人”理性的扩张由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推进而加速在社会蔓延开来,将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观点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因此,深刻洞见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异质性,使得黑格尔在哲学史上成为“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
[15]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分正是为了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提出的理论结构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个人私利的战场”问题在于市民社会的矛盾能否通过自身内部的经济机制得以解决?这是黑格尔法哲学理论的辩证法思考市民社会的矛盾时所突出的问题导向因此不难看出,法哲学的问题切入点是市民社会的经济性市民社会的“经济必然性”体现为“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深谙经济学的黑格尔认识到“劳动”和“需要”的
[3]197发展是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将市民社会看作具有“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等特征的经
[3]197济交往组织,就是说明社会的繁荣、生活的富足、文明的发展是建立在由“需要的体系”发展的“经济必然性”所提供的“再生产”机制上,但人类需要的再生产却又必然生长出“私人任性”和“贪婪”,导致了秩序失衡和贫富对立诚如马克思指出,在市民社会中,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是“需要和私人利益”的“自然的必然性”,而“需要和私人利益”的发展也会为剥削关系的形成创造出主观
[1]42条件面对私人利益的异化,黑格尔也不无遗憾地感叹道市民社会“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生产过剩与贫困积累是市民社会自身不能克服的结构性难题,
[3]245但无论如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化是人类进步的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中的“劳动”和“需要”的发展又是人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矛盾运动的深刻体现,在一定意义上展现出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特点,即这种批判的思维方式在对市民社会事实和历史作出肯定方面理解的同时,又包含着对其否定方面的理解鉴于市民社会的异化具有它自身无法超越的“自然必然性”,黑格尔认为只有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才能推动市民社会普遍性因素的生成和发展,由此认为市民社会同一于国家(或市民社会上升为国家)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原因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所以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利益必须集中于国家”
[3]261虽然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予以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否定之否定”,即认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在扬弃之后,其中的肯定性因素必定会在国家实体中得到体现在经济性上,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受其普遍性原则的指导和纠偏这个“普遍性”的形式即“他人的中介”,“特殊的人在本质上是同另一些这种特殊性相关的,所以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才得以肯定自己并实现自己的目的言下之
[3]197意,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必须兼顾他者的利益“他人的中介”具有“无条件”的“普遍性的形式”,它作为“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与国家的观念和伦理实现了辩证统一为此,黑格
[3]197尔辩证法特意安排了“等级中介”的在场,试图架构起市民社会通往国家的桥梁可见,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并不是要消灭市民社会(私有财产),而是要扬弃市民社会他将市民社会划分为三个等级,即农业等级、产业等级和官僚等级,认为只有官僚等级才会作为普遍等级去执行和实现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这一理由使黑格尔坚信“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可以推动市民社会同一于政治国家,从而消除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异质性在政治性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基于普遍性而存在着“重叠共识”尽管市民社会摆脱了政治性的束缚,但市民社会的发展又不能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性在场为此,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本身包含着三个环节“劳动与需要的体系”、“所有权的保护”与“共同利益的关怀第一环节受经济性原则的主导,是市民社会的本质;第
二、第三环节则受政治性原则的主导例如,第二环节是“通过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即包含在“需要的体系”中的自由这一普遍物的现实性;第三环节是“通过警察和同业公会,来预防遗留在上列两体系中的偶然性,并把特殊利益作为共同利益予以关怀”由于每个人的目的[31203“作为知识和意志所特有的特殊性”,因而“需要体系的原则”仍表现为抽象的“所有权法”,正因为有“司法”与“警察和同业公会”的在场作用,“自由的普遍性”达到了“它的有效的现实性“[31217由此可见,黑格尔基于经济性与政治性两方面的分析认为,市民社会上升为国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这种提升并不是消灭市民社会,而是基于市民社会(私有财产)的立场说明市民社会通往“普遍性的形式”既有它的经济必然性,也有其权利发展的政治必然性总体而言,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是具有“历史辩证法”内蕴的,尽管黑格尔将国家设定为逻辑的最高环节,但实际做法却是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视作“一种并列关系”与其说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毋宁说是
[4],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国家观念是建立
[3]2610在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上的,诚如他所言“一个肢体健全的和真正有组织的国家”必须对个人权利予以保持,并且要使“主观性也必须得到充分而活泼的发展”,因为“目的的普遍性如果没有特殊性自己的知识和意志一一特殊性的权利必须予以保持,一一就不能向前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正是《资本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1]205在《资本论》开篇中,马克思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并且指出辩证法虽然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黑格尔法哲学(思辨辩证
[2]22法)的终极旨趣是国家(绝对精神),但它的问题式却是市民社会(私人利益)的异化而对市民社会的异化及其发展的根本性说明,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要解决的难题正是因为对市民社会的经济运动和历史发展的极大关切,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将历史辩证法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论但不同的是,黑格尔在对市民社会批判中建立起纯粹思辨的历史理论,而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足点(生长点)是市民社会及其发展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实际上是市民社会的解放,市民社会的经济性由于摆脱了政治等级的束缚而极大解放出人类创造价值的能力这一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事实直到黑格尔法哲学的问世才被真正概括出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从此成为政治哲学的理论预设,它建立在对利益关系分析的基础上,以一种历史的观点反思了传统自然法的正当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主要从历史逻辑的角度阐释市民社会,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以抽象的思维去理解市民社会,他指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而且“它的形成比国家晚”,从而“具体的人迈进“然而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市民社会
[3]261同一于政治国家”的历史辩证过程,不过是黑格尔在面对市民社会的异化困境却无力解决的情况下不得不向“等级政治”妥协的一种主观臆造不仅如此,这种“同一”也经不起历史检验,说明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言,黑格尔除了“曾经说过的‘人权’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话以外,‘批判说不出其他任何关于人权的批判性言论来”
[1]313首先,“等级中介”并不能克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黑格尔赋予“等级中介”以双重身份既是政治等级,也是市民等级,从而既要“忠实于国家和政府的意愿和主张“,又要“忠实于特殊集团和单个人的利益”,但“市民社会的等级不是政治等级”,他们
[3]321的活动不具有“普遍的规定,既然成为市民等级而执着于自身
[13]95目的的特殊性,就不可能同时具备政治等级的身份和意识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兼容的异质性,即使彼此在某些方面基于公共理性而存在“重叠共识”,但由于本质性的不同,也会最终走向分裂市民等级与政治等级是互相排斥的两个极端,“真正的极端之所以不能互为中介……因为它们具有互相对立的本质”将不同本质规定的两个主体硬说成双重主体或复合主体,不仅将矛盾进行了主观上的遮蔽,而且对矛盾的实际解决也毫无裨益,这是一种纯粹思辨辩证法的逻辑形式其次,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历史事实,“市民社会同一于政治国家”的观点是罔顾历史与现实的思想倒退“黑格尔的出发点是作为两个永久的对立面、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这使得黑格尔辩证法能够进入到这个
[9]334,二分结构当中,从而基于市民社会的批判性分析研究了现代国家的本质和使命黑格尔的法哲学已从人类私有财产发展的历史角度揭示了“在现代国家中这种分离实际上是存在的……这种同一已经消失了”口也就是说,“黑格尔就是从同一已经消失这一点出发的”3]91,他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建立在市民等级与政治等级相分离的历史
[9]334,事实基础之上的,“更确切些说,只有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分离才表现出现代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真正的相互关系”问题在于
[9]334,黑格尔却硬把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这一在历史上曾表现出的“真实情况”当作现在“分离”的自然归宿,显然有违他哲
[9]334学体系中的历史辩证法逻辑黑格尔试图沿用中世纪市民等级与政治等级的“同一”论证市民等级是“政治国家的孤立化”表现,从而得出“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的观点,这表明了黑格尔辩证法的
[9]342守旧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黑格尔企图发展这样一个原理市民社会各等级是政治的等级”纵使市民社会的各私人等级能
[9]342够获得政治规定,但他们仍“会把自己的特殊性变成整体的决定性权力”使政治规定成为凌驾于普遍性的特殊性力量,进而“国
[13]H3,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如此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矛盾的,他似乎
[13]60-61忘却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开启的近现代历史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市民社会是现代国家的规定,私有财产是现代国家的灵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治解放推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具有历史进步的意义,并指出国家的内涵归根到底应从经济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理解,它与社会构成历史的辩证关系,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历史产物辩证法在黑格尔思辨逻辑中变成“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国家的现实性和历史性被黑格尔神秘化了一
[1]204,切关于最终的真理、神圣的东西、最高的存在都不是辩证法应该呈现的内容,在辩证法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市民社会只是人类
[16]社会某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政治解放并不是人类解放的终结,从“商品社会”形式发展至“资本社会”形式是其内部矛盾演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使市民社会的矛盾得以充分暴露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同样具有不可调和性,当市民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致使自身的存在丧失历史合理性时,作为维护市民社会特殊利益的国家也就成为“多余的事情《资本论》对资”
[17]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正是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说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当我们将理论视角“从后思索”拉回到《论犹太人问题》和《手稿》这两部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中时,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历史走向早已有了结论()对国家而言,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只有当人1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口]()对市民社会(私有财产)而言,马克思在《手462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
[1]185如果细心品读这两段论述,再去对照《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开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会发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批判是如何展现出“人类解放”和“人类社会”的宏阔历史视域,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参考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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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民社会之所以发展为决定国家(政治普遍性)的异质性力量,197是因为它作为“需要的整体”所推动的“自然必然性”呈现出一种更为基础的、以利益交往为内容的经济社会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深谙经济学的黑格尔运用了哲学的话语阐述出斯密“私益即公益”的观点“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正因为黑格尔
[3]197对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洞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分作为政治哲学史的独特创制被科学地提出来,形成对自然法传统的超越在此之前,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并没有清楚揭示出私人权益生成的经济基础(商品逻辑),而是直接将“市民社会用作国家或政治社会的代名词”这种基于自然法和形而上学的人权观因
[4],缺乏历史观和辩证法而不能察觉出私人利益的发展具有的分化趋势因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更为深刻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既具有理想性维度,又具有现实性维度,其中,理想性维度是国家的普遍性,现实性维度是市民社会的特殊性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法哲学原理”总体上呈现出国家学说的理论样态,但它的问题式却是以“私有财产”为中心的市民社会“法哲学原理”()也可译作“权利哲学”或“人权哲学”,表“PhilosophyofRight”明黑格尔对国家问题(普遍性)的讨论实际上是围绕权利(人权)生成的本质及过程而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在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黑格尔观察到权利(人权)的异质性,所谓权利(人权),就是人们在经济交往中追求自己的利益并将其上升为一种政治诉求,市民社会历史地成为“个人私利的战场”诚如马克思所言,在市民社会
[3]309中“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这种“利己
[1]42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产物一一“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但由于市民是“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
[1]42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口]的个体,因而对42于“类本质”而言他又是抽象的人,充满着“不真实的现象”与“非现实的普遍性”[口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31视角深刻指出市民社会由于“生产的抽象化”以及劳动分工“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精致化”而造成的普遍异化,不仅使得社会生产力(机器)的发展与人的本质渐行渐远,而且使得劳动与需要之间的关系所展示出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呈现出“一种完全必然性”状态,
[3]210可见,市民社会的矛盾和异化同样是历史产物为此,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正确地捕捉到近现代哲学的任务(本体论)已不再是从浩瀚的宇宙、超自然的现象中寻找人的依据,而是基于经验生活的反思,对人的存在进行历史追问因此,对市民社会的本质性分析就成为他们共同的理论诉求市民社会概念以何种意义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结构?这有必要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两种观点作进一步讨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第十条”中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从此处的字面意义不难看
[1]502出,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又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口]显而易见,544与《提纲》不同,《形态》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此处的“市民社会”被赋予了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生产方式”“交往形式”等内涵据此,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立脚点”的不同论述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分歧一种观点基于《提纲》的路线将市民社会指证为“资产阶级社会”,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指“商品生产和交换居于统治地位的商品经济社会”指出
[5],历史唯物主义只有站在“人类社会”的宏阔视野中才能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局限性,进而确立起社会批判的理论向度;另一种观点基于《形态》的路线对市民社会作出“历史的基础”的意义阐述,认为马克思在新世界观确立之后所形成的关于市民社会的成熟见解应是“经济基础”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马克思基于对“物质的生活关系”或“经济事实”在社会历史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可以说,这两种观点都能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合理依据,并
[6]173且在各自的立场上都有独到的见解但观点的分歧又会割裂“人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内在关联,易导致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要正确把握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内涵,还应回溯到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上《法哲学原理》第节(补充)专门阐述了市民社会的概念,182其中提到“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根据黑格尔的理解,所谓的“现代”
[3]197就是世纪以来英法国家资本主义实际展开的历史进程在此历史背16景中,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和分析是基于当时走在欧洲历史前列的英法资本主义社会,在那里人类社会发展至以需要和劳动为中介、以财产关系为内容、以商品经济为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市民社会虽然在现实性上表现为物质生产、交往和生活的领域,但却在更大意义上折射出商品经济、交换价值的普遍化发展是“向前推进的现代历史及其鲜活生动的历史构件”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产生
[6]169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已历史地集中在市民社会这一“需要的体系”当中,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加深由此可见,黑格尔批判的市民社会即是指拥有发达的商品经济结构的资产阶级社会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语境也不难看出,马克思显然承继了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的观点不仅如此,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主要是对其进行历史性批判,而不是对其进行现实性直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重心是“历史”,因为“历史”才是马克思批判理论自始至终的主线必须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并不是抽象的、超时空的、没有具体指证的历史正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交换、财产关系、社会生产所展示的内容都指向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它的历史发展才“具有充分意义”,因
[7]29而对这一社会的各种关系的范畴及其结构的分析和理解,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就如“人体
[7]29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一样,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才得以被揭示,从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本质才得以彰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指认为“市民社会”,进而将其确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也是不成问题的,因为马克思自己也承认“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如果将市
[1]540,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之外,就会严重曲解《提纲》第十条,而《资本论》的中心工作就是基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和批判进而探索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但马克思的历史观显然又不局限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狭隘视域之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而言,如社会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关系、交往形式等是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特殊的经济社会组织所抽象出的一般范畴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依据的经济事实和获取的社会素材正是市民社会的发展不断呈现出的资本主义历史和现实当马克思在《提纲》第十条中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时,实际上是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具有宏阔的历史视域,从而具有人类解放的崇高展望和历史诉求,但这一历史诉求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却只能建立在对市民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否则就会沦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提纲》第十条实际上也提示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性维度和理想性维度现实性维度是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所铺展开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理想性维度则是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指向的人类解放(共产主义)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恰恰并不体现在它的理想性维度上,而是体现在它对现实的社会历史批判上进而言之,就是对当下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消灭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唯有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在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证中展示出它的科学构想可见,同是对市民社会的研究,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发展分道扬镶黑格尔基于市民社会的狭隘立场建立的法哲学理论最终走上了历史唯心主义的道路,而马克思则立足在“人类社会”(人类解放)的历史高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道路上迈出坚定的步伐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质是市民社会批判实际上,“市民社会”在《法哲学原理》中并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是一个服务于并内嵌在国家理论中的概念黑格尔将国家看作一个在伦理位阶上高于市民社会的实体,指出市民社会的特殊性由于存在着“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自我否定,它
[3]197的历史归宿必然要上升为国家的普遍性同时,黑格尔也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国家与古代政治国家具有不同的普遍形式,现代国家归根到底要从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中获得合法性尽管“国家”在黑格尔思辨体系中被神秘化作“伦理观念的现实”,但它的存在基础却有着经济生活(市民社会)的现实性和历史感诚如黑格尔所言“如果把国家想象为各个不同的人的统一,亦即仅仅是共同性的统一,其所想象的只是指市民社会的规定而言”所谓“市民社会的
[3]197规定”即指它具有以“劳动”“需要的体系”“私人利益”“私有财产”为内容的经济性质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审视承继了黑格尔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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