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方法·意义：选史入集与古文品质塑造

态度方法意义选史入集与古文品质塑造・•作为文学观念呈现的重要载体，总集不仅动态展现出文学的婷变历程，亦可反映文学演进过程中的规律唐宋以降，伴随总集编纂之兴，史书逐渐为选编者重视，成为古文品质塑造的重要途径明代以来，选史入集的范围、规模进一步扩大，采录史书文本成为选编之常态，至清代，出现了“八家之前莫不有《左传》《史记》”

①的选编风气近年，学界开始关注总集开掘史书的动机与意义，并初步形成文体学、文章学、文学生态等观照视角，这一领域的发掘无疑有助于当下的文学史研究

②然多数研究对选史入集的细节观照不足，对总集在选择、编辑、定体、分类、评点过程中呈现的文学现象与观念旨趣等缺乏综合研究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就总集选编者面对史书的态度与史书入集契机、开掘史书的方法、选史入集的文章学意义展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选史入集的态度转向及选编倾向总集编纂之初，《文章流别集》即开始剪截史书内容入集《文心雕龙颂赞》篇称“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

①刘勰将《史记》《汉书》中“托赞褒贬”的史官议论之语，与《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中历叙“秋九月”，

⑥以使围绕人物开展的情节紧凑、集中确定选录文本内容后，选编者需要为文本设定标题；拟题显现出编者对文本的接受及阐释重心，在选史入集过程中极具意味由于各类原因，相同或相近的文本内容会被冠以不同篇题例如，《文章正宗》“议论”类选录《驷蝶杀邓析》《用黑肱来奔》两篇，篇题突出议论所围绕的中心事件；按体编次总集在命名时，则于篇题中突出文体属性，引导读者关注言辞内容的展开方式，如《文体明辨》“史论”类选录二文，命名为“春秋传驷蝶杀邓析论”“春秋传帮黑肱来奔论”，篇名由“选文来源+事件+文体属性”构成同一总集中相同类别的选文篇题往往结构类似，选编者通过类型化的篇名使从属于某类的文本以更为显性的方式系统化，从而加强选文的示范效力编年体与国别体史书原无标题，当文本被截取或摘录出来后,选编者介入经典为其命名，这是选史入集的必要手段；同时，篇题呈现方式的调整与反思也体现选编者对待经典的态度例如，自《文章正宗》“以事与义题篇”

⑦的史书命篇传统确立以来，明代总集多延续其文题，或依据总集体例稍加改变，至清代，选编者在前人基础上，对兼具经、史、文身份的《左传》入集有了新的思考清选本《古文翼》在选录《左传》时，称“有经文者，则遵经文为题，无经文者，则于传之起结处，括句为题，不敢妄加标目，以离经意“

⑧通过遵经为题和括句为题，避免选编者对《左传》出现阐释偏差因此，《古文翼》中入选文本的篇题与其他总集颇为不同，如“齐败长勺”“齐人伐我”“魏绛佐军”“穆叔如晋”等篇题虽未提炼出文本的中心事件及观点，但可见出选编者将《左传》纳入古文选本时的审慎态度一些选编者放弃高度概括事件信息的篇章命名方式，而采用更为古朴的方式生成标题，有时甚至不拟标题，客观上亦是对史书读法进行提示南宋选本《妙绝古今》在选录《左传》《史记》等史书文本时，不拟篇题亦不分类，仅标明选文出处，以示对原文形态的尊重清代于光华《古文分编集评》在选录《左传》文时，按春秋十二公顺序排列且不设篇章标题；选录《国语》《战国策》文，括首句为题，且对史书的拟题与读法多有说明，同时，批评前贤选本剪裁《左》《史》入集割裂了原文的“神理血脉”，提示读者应全本阅读

①此前，方苞在编纂《古文约选》时提出，三《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史书须要“熟复全书”后，方能“辨其门径，入其

②此外，清代《古文释义》《古文析义》等总集亦强调史书的整体神理价值可见，清人虽认可通过选文的“一隅之义”以“推明文章之道”，

③但同时指明古文学习的向上一路，即阅读经典全本而非选本，并形成了较为普遍的理论自觉选录维度与接受差异

2.总集在选录史书文本时，选录的维度与总集选录标准、编纂体例密切相关以文体为中心进行摘录，是选史入集最常见的维度史著中保存了大量的早期文体形态，《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著作已包含“众多文体样式的萌芽”，

④史书记载的人物言行生动诠释了文体的应用场合及使用规范当科举写作需求映射到总集中，进一步促使总集根据史书提供的应用场景细辨文体，如洪武十七年所颁“科举定式”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⑤为方便士子按体取则学习，《文章类选》《文章辨体》《文编》《集古文英》等明代总集细致分体，其中，《文编》按进言性质、人物身份、文本体制等差异,将辞命类文体细分为九类“制策”“对”“谏疏”“论疏”“疏”“疏议”“封事”“奏”“上书”总集从《史记》中析出文体最多，包括书、论、论赞、史述赞、赞享文、对问、序、年表、辞命、碑、铭刻等多种文体，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体形态30相同的文本在总集中亦会呈现出认定与归类的差异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表前议论文字同时被明代《文编》《广文选》《集古文英》和清代《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涵芬楼古今文钞》共同收录，选文起讫完全相同然在文体认定时，明代三部总集将其认定为“论”体，关注重点为文本的展开方式及选文内涵，文本开篇“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⑥一语，提示选文包涵了太史公对周王室衰微、诸侯兴起而产生的深沉感喟；清代总集则将其认定为“序”体，主要侧重于文本形态，选文篇末的“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⑦交代撰表缘由并指示材料的来源

⑧因此，二者文体认定的差异，体现出选编者从关注局部文本的观点、态度，转向考察文本在整体语境中的形态与意义史学的范围除历史理论、史料学、历史文学外，也包括“编纂学”，

⑨史书中小序、序跋、世表、年表、书志、典志等文体的生成，表明选编者在文体认定时，以书籍编撰的整体视野关注到史书的编撰方式和编撰形态除以文体为中心选录史书之文外，选史入集还包括言辞、事件、人物传记、主题等不同选录维度《文章正宗》“辞命”“议论”两类选文即以言辞为选录中心，以《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为主要选录来源由于从史书中析出的应用文体多为人物言辞，故以言辞为中心选录多数亦为按体选录以“叙事”类为选录中心，即以史书中的某一事件为选录主体，是史书文本生成的另一主要维度，如《文章正宗》“叙事”类选录的《叙郑庄公叔段本末》《叙秦孝公变法》《叙秦焚书》等以人物为中心选文主要体现为对纪传文的选录，前文已有提及《文章辨体汇选》从《左传》中生成《鲁昭公》《晋献公》《魏绛》《栾盈》等篇目，则为其变例以主题为中心选录史书文本出现数量较少，笔者所见有明代《文坛列俎》《伦史鸿文》等《文坛列俎》分选篇为“经翼”“治资”“鉴林”“史摘”“清尚”等十类，其中治资类选录《鲁共公酒味色论》《庄辛论幸臣亡国》两篇刊刻于崇祯年间的《伦史鸿文》选录上自唐虞、下至明代符合儒家道德观念的各类事件,归于“忠”“孝”“节”“义”四类，四类之下又分五品，如“忠”有“忠勋”“忠诚”“忠谏”“忠烈”“忠愤”之分，采录自《史记-周本纪》的《召公虎》就被归于“忠勋”主题之下

①以史书所述人物品质为主题选文，完全将史书作为道德读本，体现出选编者意欲以史为伦、期冀凭借史书感化人心的选文寄托选编者根据不同需求选史入集，将成部著作或长篇文本改造为指向明确的独立篇章，经由裁篇、摘录、删改、命名等一系列活动重构文本，通过定体、分类活动认定选文性质，呈现出史书在总集中的多元阐释空间总集对史书内容的改写以删繁就简为主，如《周文归》《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古文观止》等总集对史书文本的删改次数较多；举例而言，《周文归》中《楚败晋师》《华元答城者歌》，《金圣叹批才子古文》中《季札观周乐》《子产坏晋馆垣》，《古文观止》中《祁奚请免叔向》《范雎说秦王》等篇目，均出现对原文的删改其出发点是按照某一选录中心芟夷枝蔓，使文章开篇简洁大气、情节流畅，从而突出新文本的主旨

三、实用品格与审美积淀选史入集的文章学意义总集是经典塑造的重要路径，其间所呈现的经典建构之路凝聚了各时期的文学思想及审美风尚史书中的议论、述赞自《文章流别集》《文选》以来进入总集，唐代古文运动使《左传》《史记》等史书地位进一步提升，专史类汇集选的出现正是这一思潮的产物；至南宋，史书中的叙事篇目始与史书议论文辞、史书存录的应用文体一起，被大量选录；选史入集于明清则蔚为大观,史书文章与其他篇章文辞共同构建起文章的发展脉络，并成为经典谱系中的重要一环综合而言，选史入集展现出的文章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史书文本被遴选、编辑与阐释，构成作者、编者、读者的意义共创文本，其间彰显出“异”与“同”的二重内涵，即个体旨趣与历时性观念婷变之“异”，与史书文本在经典生成过程中体现的审美倾向及民族心理之“同”就差异而言，不同选编者基于不同观念与选编立场，其阐释存在个性化区别，这是毋庸置疑的，如史书文本入集自然展现出古文乃至于文学审美内涵的娘变过程，《文选》与南宋总集对史书的不同选录重心，体现出由对文辞审美的关注转向对思想主旨及法度的探求；选史入集过程中所出现的同文异体、同文异题、同题异文等现象，亦直观呈现出接受维度的差异又如，同为经典，不同评价序列下选编者对史书的排序亦不相同，其间可透露出风气及观念的变化如崇古宗经视域下，世教选本多将《左传》视为“文之极至”，《汇古菁华•叙》云“六经而下，《左》《国》之文，高峻严整,班、马之文，疏朗豪宕”

①史书中，《汇古菁华》选录《左传》文最多明清古文重自然雄浑，《左传》《史记》被视为千古之文法所在而在桐城派所编总集中，《战国策》成为选文重点,如在先秦两汉史书中，姚鼐《古文辞类纂》选录《战国策》文篇，占比46最多；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将《战国策》作为初学者的富读书目，与《论语》《左传》《孟子》并列，高步瀛在《先秦文举要》中选录《战国策》文篇，数量多于《左传》；吴汝纶侄7女吴芝瑛编撰《俗语注解小学古文读本》时，选文“专以情趣为主”，

②故亦将《战国策》作为选文重点以提高童蒙学习兴趣差异之外，选史入集更呈现出一种基于集体认同基础上的共性特征，体现出“集体性的深层审美心理和文学理想”

③笔者通过对宋元明清近部选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强势选本对经典篇目的塑造具80有重要意义如《文章正宗》取自《左传》的《吕相绝秦》《郑伯克段于鄢》《展喜犒齐师》《石衙谏宠州吁》《子产论尹何》和选自《国语》的《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隧》《召公谏监谤》《叔向贺贫》《祭公谋父谏征犬戎》《敬姜论劳逸》等文章，也是两部史书被其他总集选录最多的篇目，说明历代总集对《文章正宗》的选文品位有着基本认同从文学审美风格看,史书所具有的自然、婉曲、奇肆、典丽等多重审美特征，是经过沉淀的普遍审美倾向如明清总集对《史记》“文生于情”

④的判断、对文章波澜及写作层次的揭示，对《史记》如江海一般奇肆深远风貌的透视与解析，都成为总集阐释《史记》的着力点而在“班马异同”视野下，《汉书》有别于《史记》的详赡典则、谨严有度的风格，则成为总集的阐释重心与集体认同第二，总集关注与阐释史书的载道精神，自南宋以来几乎成为选编定式，这一价值取向彰显出选编者对古文理性及实用性价值的重视总集选编者力求以历史事迹及古人智慧指导当下，为走出现实困局提供参考和借鉴，南宋选本是选史入集的关键时期元末明初之际精通《春秋》之学的学者赵襁在《题〈妙绝古今〉篇目后》中，对这一现象进行补充阐释是编所录，如郑子产、乐毅、诸葛武侯、范文正公类，非以文辞名世者当宋之季世，内修不立，外攘无策，生民重困，疆场日蹙……窃观国势日蹙，亡形毕具，与晏平仲、叔向两贤深语交论齐、晋之衰而莫能振起者，同一喟也

⑤南宋理宗朝前期，朝廷受权相史弥远挟制；宋蒙战争爆发后，政权又一度落入奸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人手中在此背景下，将史书中记载的周王朝与各诸侯国间的人物言辞、重要事件援引至总集中，具有尊王攘夷的现实指向性因此，《文章正宗》从《左传》《国语》《汉书》中选摘代表“王言之重”

⑥的诰、誓、命三体篇章，将其与制、诏、册、玺书等王言之体置于篇首，明确以王言为尊《文章正宗》选录的第一篇为《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隧》，是《国语》中入集次数最多的篇目，林云铭《古文析义》在选录该篇时称:“若以有功而必割甸服之壤以为赏，势不能给，而况颁死生之服物采章，使天下有二王乎！”

⑦这体现出对天子威严的绝对维护总集在选录《战国策》时所透露出的复杂态度，是考察历代总集选编思想的一个独特视角与其他史书相比，《战国策》多策士游说之辞，三国时蜀国秦宓曾将《战国策》与《春秋》《孝经》相对比，称《战国策》为“经之所疾”，

①南宋叶适将其视为“学者心术之巨蠹”

②在此种观念影响下，总集对《战国策》的接受交织着争议与批评一些总集因其主旨不纯而直接弃置不用，如明代葛征奇为童养正选编《史汉文统》作序，称战国之词“揣其利害”“出于权术”；

③清代蔡世远所编《古文雅正》亦不录《战国策》，并斥其“多机知害道之言”，

④言辞激烈一些总集虽选录《战国策》篇目，但选编者亦通过序言或注释，提醒读者深窥主旨，为其接受与阐释限定方向如《文章正宗》选录《王斗对齐宣王》，指出其中‘生乱世事乱君’之语,失之太峻”；

⑤收录《鲁仲连遗燕将书》，则从道义上对鲁仲连劝说燕将的行为予以指正，提示读者“不可眩于其文而不察也

⑥更多时候，选编者在儒家深纯温厚的思想框架下，揭示《战国策》的主旨不悖于道义，为其入集争取正当性如《古文翼》选录《战国策》文篇，《序》称《战国策》30纵横驰骋、语多滑稽，且多有“切中事机，有关国势存亡”

⑦之作，读之可增长见闻、开拓心胸，不可全以害道之论概之与《左传》《国语》的谨严典则相比，《战国策》以其奇变之姿被后世认定为重要的古文风格类型，总集虽通过选文、评点等方式有力发扬《战国策》的文章学价值，但对《战国策》思想主旨或批评、或厘清的阐释倾向，体现出在儒家正统观念影响下，古人对文道合一古文理想的持续追求，这也是选史入集的基本价值取向一直到清代中后期，伴随古文教育读本和新式教育思想的兴起，对《战国策》的思想阐释限定才逐渐松动第三，伴随唐宋以来史书地位的整体提升，史书文辞成为纠正文风的重要工具，总集对史书的文法阐释是史书入集接受的主体面相相较而言，南宋文章总集对史书文本的阐释仍较为简略,伴随明代印刷术的发展与评点之风的进一步盛行，在复古思潮影响下，明代中后期秦汉文选本编纂达到高峰，以此激活“秦汉文的科举参考价值”；

⑧其中对所录史书文本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的阐析更为具体、细密，且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目标指向，体现出不同文类间的文法会通史书的材料取舍与组织、写入叙事技法、虚字使用以及“简而含蓄”“颠倒奇变”等风貌特征，对构建古文理论有重要意义总集尤注重分析篇体结构、逐层揭示史笔用意，并提炼出虚实、转势、埋伏、提应等概念术语，使八股文借内容、义理及笔法的充实与变化获得新生明代正、嘉时期，文风总体醇正典雅，时文写作融会经史，“秦汉、《国策》《左传》之习炽然“；隆庆、万历以来，文风丕变，“士习趋入诡道”，

⑨以佛书诸经典为取材来源，故虽密巧有余，但气体颓然文风习气的改变引起了官方重视，除刊布八股选评本外，一批古文选本应运而生如万历年间编纂的《秦汉文钞》《文章正论》《汇古菁华》《西汉文纪》《中原文献》《古文奇赏》等，多有纠正文风的意义，选目来源均涉及史书其中，万历年间由张国玺、刘一相编纂的《汇古菁华》选录《左传》文篇、《国语》60篇、《战国策》篇、《史记》篇、454613写作用意的韵语部分统归为“赞”；同时，批评挚虞因《汉书•叙传》中有“以述《汉书》”

②之语，而将文体认定为“述”的行为失之随意《文选》选文时保留了“述”之名，于“史论”“史述赞”二体选录史官议论或述赞之语篇，选文出自《汉书》《后汉书》《晋纪》13《宋书》《文选》不录史书叙事文字，亦不采录《史记》“太史公曰部分，而选录“综缉辞采”“错比文华”

③的《公孙弘传赞》《晋纪总论》等，于“森严的界限”

④中体现萧统的文学观相较于《文选》通过排异以确定“文”的范畴与特征，唐宋以降，总集对史书的主动吸收与接纳态度反映出风气的转向受古文运动影响，唐代文学家不仅在创作实践中揣摩学习史书笔法,还在图书编纂层面选录单部史书的文辞篇章编就专史类文章汇集本供人研读郑樵《通志艺文略》“总集”类载“《西汉文类》四十卷，唐柳宗直集；《东・汉文类》三十卷，唐窦严集；《三国志文类》六十卷；《梁苑文类》三卷，令狐楚集；《文薮》十卷，皮日休集”

⑤其中，柳宗直《西汉文类》专取《汉书》，该集已佚，但通过柳宗元《西汉文类序》可知其选录情况《东汉文类》已佚，现存文体类目与《西汉文类》有承继关系《三国志文类》又以前二书为基础，以裴松之所注《三国志》为蓝本，摘取、剪截史书正文与裴注共篇，分“诏书”“教507令”“表奏”“书疏”“谏铮”“戒责”等体

⑥专史类文章总22集将史书作为文献的采摘库，但其性质与一般的诗文总集有明显差异《汉书》文篇，史书篇目众多蒋春芳为《汇古菁华》作序，称8“明兴以经术荣士，士之习古文词诗赋者，目为外道，不知实相为用其在弘正嘉隆之际，犹有尔雅长厚风，降而丙壬，士务诡僻、文务险峭，久之且刺儒书为凡近，穷神梵语溺志异典，虽妖正之旨三令五申，犹弁髦之，则亦何由翼圣真而求实用哉？”琛瑶《汇古菁华》收录始于六经，史书紧随其后，纠正文风之意显豁清代在文风建设上更为用力，由明入清的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率先对空疏的明学进行批判，强调根底经史的重要性;清人对史书的重视与有清一代的学术之风紧密相关，虽主张以古文为时文，但并不将时文写作视为最终目的，正如四库馆臣为《唐宋文醇》撰写提要时所称，“至讲经评史，而专备策论之用，则其经不足为经学，其史不足为史学”

①为响应朝廷清真雅正的古文创作方针，一些总集在编纂时特意强调根底经史，并将史书文章作为古文的最高标准如方苞于雍正年间编就《古文约选》，其序言反复提醒读者须由唐宋诸家进入，求《左》《史》等书之义法针对肤词蔓语填砌满纸的时文写作现象，乾隆六年编选的《古文翼》主张通过《左》《国》1741《史》《汉》及唐宋八家古文回归“文澜壮阔”“法度谨严”

②的古文大道乾隆四十年编纂的《古文分编集评》，更一针见血1775地指出制举之文生气索然的根本原因在于束书高阁，“日守兔园册子，为文”，

③导致文章缺乏根底而负声无力编者打破以时间排序的选文常规，先收唐宋文，再由两汉文至《左传》《史记》，力求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最终达到根底稳健、内在充实的学习目标，总集的编排体例以及选史入集过程中文体的认定、辨析也涵括了大量的文章学信息如明代前中期总集更倾向于按文体选录史书文本，文本被剪裁后归入相应的文体类目中；万历以来，总集更加注重史书文本的整体性，类目上多以文献来源标注史书文本如编纂于嘉靖年间的《六艺流别》以六艺统系各类文体，史书类文体主要系于“春秋艺”下，而编纂于万历年间的《中原文献》和天启年间的《奇赏斋古文汇编》则以“经史子集”分类选文，编选体例上更加重视以史书文辞羽翼六经的实际效用和史书的独立性价值此外，明代辨体风气最为盛行，选编者深入史书辨析文体属性，以“求全”为目的大量生成史书文体，同时以“求正”为原则彰显史书文体的典范性通过考察不同总集文体名称与选文的对应情况，可为了解不同时期、不同选编者的文章学观念提供线索如史书中最早进入总集的“史述赞”，在明清总集中或保留“史述赞”这一文体名称但选文的语言形式和情感特征明显有别于《文选》；或选文与《文选》“史述赞”中的部分篇目重合但文体名称发生变化；或沿袭《文选》选编体例,但将“史论”与“史述赞”合并选文，缩小二者的文体差异此间不仅涉及“史述赞”文体内涵的演化，也体现出选编者在文本形式关注度上的有意识降级最后，我们也应注意到，选史入集的本质在于“选”，因此在选录的另一端，即是有意识地不选史书如章学诚对“裁篇题论”

④的选录子、史方式表现质疑，对不辨原委、拘于形貌的分类方式提出不满；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则明确该选“与经、史、子三部，必分界限”

⑤同时，一些篇目选入的同时，即是另一些篇目的不选与遗落，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镜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

⑥选史入集一定程度消解了史书的整体性结构及价值从已然发生的角度看，总集是当下文学接受史面貌生成的重要一环，而那些被总集遗落的篇目，则提示我们反思尚未发生的另一面宋代总集编纂数量远超前代，《宋史•艺文志》载录部，但435多数已不存诗文总集中，多数总集借鉴《文选》的体例范式，成为“历代《文选》类总集”，

⑦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但以上总集均不取史传作品《文选》范式之外，北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从《史记》中截录《越世家史辞》以凸显地域属性，逮及南宋，《古文集成》《崇古文诀》《文章正宗》《妙绝古今》等总集，大量选录《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宋书》等史书文献入集其中，以《文章正宗》为代表的南宋古文选本将最具史书特质的史传、史论及叙事类篇章纳入总集,以展示其文章观念故在总集选编历程中，南宋是选史入集的重要转向期在理学风气与科举浪潮的双重影响下，南宋总集呈现出崇道学、重实用的选编倾向，

⑧这是选编者对史书态度发生转向的最直接动因具体呈现上，南宋总集重视阐释选文思想，并在儒家正统观念下强调选文体制，以此强化尊体意识；同时，通过评点选文结构、文辞、风格、梳理文体发展流变等方式，揭示选文的内在机理与文学风貌此后总集或在某一维度上深化，但总体不超出以上方面，以下简要述之第一，南宋选录史书的总集编纂者多有理学背景，特定历史语境下人物言行所包含的思想秩序成为选史入集的关键要素《崇古文诀》编者楼意曾受学于吕祖谦，该选在《古文关键》基础上“因其师说，推阐加密”，

①由《古文关键》唯录唐宋八家文上溯至先秦两汉文《文章正宗》编者真德秀为朱熹弟子，该选以“明义理、切世用”

②为选文宗旨，使学者识其源流之正《妙绝古今》共选文篇，其中从《左传》《国语》《史记》中选79文篇，可见对史书之推重《四库全书总目》据元人赵榻《东山22存稿》推测，编者应为南宋汤汉，汤汉曾为真德秀宾客，与真氏过从甚密，曾编订、刻印《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妙绝古今》力求通过选文揭示道之所寄，提醒读者“毋但求言语句读之工而已”，

③也明显具有理学语气选编者在总集选文分类、排列过程中渗透理学观念，亦通过变革与创新编次体例，实现史书文本人集的转向此点在《文章正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文章正宗》“辞命叙事’’议论”“诗赋”四类排序已暗含真德秀的态度倾向，辞命类取周天子谕告诸侯之辞、列国往来应对之辞，评语反复强调“贵贱各有等也”“礼有尊卑”，

④为该选尊崇王圣思想张本议论类选文按“有周诸臣论谏之辞”“春秋诸臣论谏之辞”“春秋诸贤论说之辞”“战国策士谈说之辞”“三传、《史》《汉》褒贬之辞”排列，秩序井然真德秀打破《文选》以文体序次的编纂方式，在尊卑、正统思想下，周天子、周臣、列国君、春秋诸臣等载于史书的人物言辞及事迹逐列于总集之首；从事关国家大体的实用层面出发，具载史事的史书亦为当下提供历史借鉴史书在集中不仅选入数量众多，且处在卷首位置，重要性不言而喻另有宋元之际陈仁子编纂的《文选补遗》漏，,该选为补《文选》选文之遗赵其文学观仍不脱离理学视域选》文《文选补遗序》批评《文,蚓“不当以‘诗赋‘先奏疏质文先诏令？是君臣失位,改变《文后失宜”，

⑤《文选补遗》选》首立赋体的编排顺序，将诏诰、玺书、赐书、策书、敕书、告谕等实用文体前置，足可见其理学观念第二，南宋总集对选文之“体”的强调包含使用规范与写作规范两个层面，故其评语往往从揭示选文内在义理与使用效果出发，进而揭示文辞结构、语势及风格特征等，做到由内向外阐发如《崇古文诀》评汉文帝《赐南粤王佗书》“委曲回护，不自尊大，而所据者正，所以感动而讽谕之者深矣读文帝此书，非但忠厚恻怛能服夷狄之心，又且明白正大得待夷狄之体”

⑥《文章正宗》称《臧哀伯谏纳郡鼎》中臧哀伯之言“始若平缓，至灭德立违以后，乃始句句激切，论事体当如是”，

⑦评《信陵君谏魏王》称“按此书于秦之情状与当时形势利害若指诸掌，而文特奇妙，可为论事之法”

⑧在科举视野下，o南宋总集对选文写作技巧的分析亦属题中之义楼意《崇古文诀》选录取自《战国策》《史记》《汉书》的《答燕惠王书》《上秦皇逐客书》《自序》《答任安书》，宋文选录欧阳修《五代史》三篇传论楼意在揭蕖选文思想义理的同时，更注重解析篇章结构、文法技巧等,刘克庄称《崇古文诀》“逐章逐句，原其意脉，发其秘藏”，

⑨如评《上秦皇逐客书》曰“中间两三节，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转换数个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无限曲折变态”⑩王霆震《古文集成》在选评文章时，也多采纳真德秀、楼意等人评语，亦提示选文章法，如评李斯《上秦皇书》，就有“正说已尽，又反说”“上面一节只是顺说，又倒说，有无限精神”“结得直是斩截”琛瑜等文法解析南宋总集在评点时，注重对史书文本义理及整体脉络的揭示与阐发，而不过分看重文辞细节，体现出对古文内在文势的观照第三，《文章正宗》虽未按体选文，但其建构文体源流之用心实启明代总集辨析史书文体之先声此处以“史传”入集为例予以说明突破只收史论的编选传统而录史传文入集，最早应追溯至《文章正宗》，但值得注意的是，真德秀选文以“正宗”为旨归，却选录史传“变体”入集叙事类选文以《伯夷传》《屈原传》《孟子荀卿列传》开其端，真氏自云“太史公列传七十，独取《伯夷》《屈原》二传者，以其变体也”；

①选录《孟子荀卿列传》，则因“不正言二子，乃旁及于诸子，此亦变体也“

②真德秀录史传变体的选编行为影响深远，后世总集在选录史传文时，常以此为矩键而在选目上略加增删真德秀叙事类所选三篇史传，并非《史记》中叙事最佳者，而不录正体反录变体之缘由，涉及古人对史传变体的认识蔡世远《古文雅正》所论颇具代表性，“凡纪传，直叙到底者，正局也；间以议论者，变体也，《伯夷》《屈原传》是也墓志表状亦然，韩欧志表，多以议论行文，仿屈原等传也”

③从写作方式来看，史传变体夹叙夹议，更注重摹写人物风神及品格，与唐宋以来文人创作的传记更为接近真德秀在选录三篇史传后，始收录《坛者王承福传》《何蕃传》《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五篇唐人传记，其后乃接碑铭、墓志、行状各体真氏于叙事前纲目将纪一人始终的叙事之体追溯至司马迁，碑志、事状之属从之，已建构出传体的发展脉络明代《文章辨体》在“传”体设置上就深受《文章正宗》影响，吴讷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中选录《孟子荀卿》《董仲舒》《黄宪传》三篇史传，此后梳理出唐宋以来大兴的小传、家传、外传，使传体发展脉络秩序井然明清多数辨体总集将论、传、序、表、书志等文体源头追溯至先秦两汉史书，使后世之文与前代史书接轨，选编者将史书作为后世兴盛文体的“前文体形态”

④加以强调，实从《文章正宗》中见出端倪南宋总集对史书文道、文法、文体的多维度阐释，彰显了史书的内在实用价值，奠定了明清总集开掘史书的基本倾向明清总集将古文经典的范围继续向经、子、史三部拓展，“文”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从类型上看，明代选史入集除集中在辨体总集、世教总集及文学赏鉴类总集外，还被收录进具有“整体凝定”

⑤效应的大型通览式总集（《历代文纪》等）中，选编者从史书文本的思想、功用、体制、技法、风格等层面进行详尽的文章学阐释在延续以上选编特征的同时，清代教育普及类读本编纂兴盛,如《古文观止》《文章鼻祖》《古文分编集评》《古文读本》等，此类总集在选录史书篇目时不求多而侧重于专精，重视普及文章的读法与写法，体现出选史入集的新特征

二、选史入集的编辑方式与选录维度探究选史入集的具体方式，是深入讨论此现象的必要手段要将成部著作的史书转换为总集中的单篇作品，需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加以改造由于史书体例多样，不同的史书在选史入集过程中必然会存在操作上的差异但总体而言，选编者对史书文本的技术改造，涉及编辑方式和选录维度两大要素，选编者的观念及旨趣就隐秘地体现在所形成的显性文本中编辑方式与文本重构

1.选编者对史书进行编辑，包括确定文本内容、为所录文本拟定标题两项工作如若将史书著述视为按照时间、地域、人物、表、书志等组织单位撰写的单个篇目的集合体，那么，将单个篇目完整地收录入集，即为全文选录；与之相对应，若对单个篇目进行节选，则为部分选录编年体史书和国别体史书的叙事跨度和文本容量远大于一般的文学作品，相较而言，纪传体史书的形态更接近文集作品，故全文入集的频次相较于前者更高对文本进行部分选录，编辑方式有截取与摘录两种情况，浦起龙《古文眉诠》概括为“节文”和“摘录”“节文”即“节烦数指确定选文起讫后，从整体中截取部分，如《文选》“史论”“史述赞”二体、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六“史辞”收录的《越世家》部分，以及后世总集中生成的“辞命”“史赞”“表序”等体，倾向于截取原文成篇“摘录”则“摘原委”，

①指按照某一组织原则摘出原文，摘录会改变原作结构及内容,必要时会对原文进行增添、删改，属于重构文本选编者或摘录出事件原委，使其循事连合；或将合传摘录成以一人为中心的单人传记；或按照某一主题选择摘录，在新的组织次序下构成文本如《文章正宗》选录《鲁展喜犒齐师》篇，内容摘录自《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文本将“齐孝公伐我北鄙”与“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

②连缀，删去中间“卫人伐齐，跳之盟故也”

③一语，以强调事件因果关系，且避免选文再生枝蔓为迁就总集体例，“叙事”类选文在围绕事件摘录时，常在选文开头添入时间，如《左氏论秦伯用孟明》开篇添入“文三年”、《秦伯以三良为殉》开篇添入“文六年”，

④以使事件的开展背景清晰、明确将史书中的合传、类传改造为单人传记，亦属摘录相关内容成篇如为总集所录颇多的《屈原传》是将原先的屈原、贾谊合传单拎出屈原的部分，《孟子荀卿传》只摘录孟子、荀卿部分,舍弃淳于髡、慎到、骆等人事迹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将《左传》视为史传开端，故以时间为组织次序改造为以人物事迹为叙述中心，需对文本进行重新编辑如该选“史传”类第一篇为《鲁昭公》，选编者首先摘录经文中对昭公即位的说明“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此后，为突出传主事迹和主干脉络，删除“大宰^启强曰臣能得鲁侯”

⑤后的大段内容，删除与传主关系不甚密切的晏齐受命于蜀的描写，由于组织逻辑发生变化，时间上从“春三月”跳脱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