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滇缅公路沿线的疟疾问题及其治理

抗战时期滇缅公路沿线的疟疾问题及其治理摘要抗战期间为抢运战略物资，滇西人民使用传统工具修筑了滇缅公路，这条战时生命线穿越昆明、大理、保山、芒市、瑞丽等县市在当时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其沿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瘴历之区”，疟疾随着滇缅交通物资运输与华侨涌入，加快其传播速度，严重威胁军民生命安全与战争走向国民政府卫生署与国际抗疟专家开展疟蚊调查，快速锁定疟疾病源，通过加强科学卫生宣传、增设卫生人员、增加抗疟药物配给等途径,加强滇缅沿线疟疾防治工作，为我国抗战时期公共卫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关键词滇缅公路；疟疾；治理措施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公谊救护队援华活动研究1941—1951”2022SJYB0227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K256A2096-5982202501-0116-05抗战前期，在滇缅公路的建设过程中，疟疾的防治问题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挑战由于云南省的自然环境条件和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相对薄弱，加上大量人员的流动和疟疾传播的高风险，如何有效控制和预防这一疾病，直接关系到公路的顺利建设和抗战期间物资的输送与运输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国家和地工作年昆明创办云南医刊社以出版医学期刊《云南医刊》，其1938刊发内容涉及传染病防治、卫生知识普及、战事医疗报道等《云南医刊》还刊登过疟疾防治的文章，如张而琼《昆明疟疾状况略言一一疟疾简略报告之一》一文中详细调查了昆明疟蚊传染病率、治疟药物等现状，其中也刊登过一些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广告17三增加卫生工作人员数量云南省卫生院从年的所，开始逐渐增加，年所，1936119374年所，年所，年所，年所，1938191939321940491941741942年所，年所，年所，年所截101194310819441201945123至年，还建立了个卫生分院与个卫生所年抗19451612181940疟委员会开展了为时个月的抗疟医师班与卫生稽查班，分别培养了3人与人，其中抗疟医师班学员资格为医科以上毕业，稽查班只需614高中毕业学历，年抗疟委员会卫生署抗疟团办再次招收卫生稽1941查班人才，培养了人将滇缅公路局所属卫生资源为当地提3819供医疗或防疫服务在修路团伙大量活动的地方设立了诊所，又设立机动车辆的旅行诊所来处理公路沿线的偏远地区，由于缅甸公路上的医疗服务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当滇缅公路停工后，医疗资源、卫生人员解散后，全部就地服务随着卫生工作人员的增加，医疗服务的覆盖面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尤其是在偏远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压力

（四）加强中西医抗疟药物配给中医技术的革新方面，仅在昆明，就研制了许多治疗疟疾等传染病的药物比如“吴仙群制售的驱瘴散、益寿药号制成的秘制摆子膏药、吕华斋配制的疼气灵宝丹等中成药，年经云南全省卫生实验1938处化验合格，准许制售（）同时云南省政府遵循重庆国民政府颁“20布的《奖励医药技术条例》进一步鼓励中医药技术的发展，其中第一条第六点指出“关于改进医药技术，确有特殊价值者关于本国固有之医术、药品或秘方，愿将其秘密公开，经化验试用，确系功效特著者，应予以奖励J抗疟有效药物的种植方面，年农林部开辟传统治疟药物常1943山种植实验区，大大提高常山产量，以解决疟疾药物不足问题1938年思普农林试验场将河口（今红河州河口县）产的种子播于劫遮（今西双版纳州动海县劫遮镇），培育出数金鸡纳苗木，但其产量尚不足解决疟疾问题，大部分疟疾药物依靠海外捐赠（）由中国红十字会21救护总队负责分发疟疾药物，他们会向前线将士发放奎宁药片中央协助云南省制造奎宁丸，由卫生实验处根据各地需要情况，分发使用以国际联盟疟疾委员会年的奎宁短期治疗方案为标准，症状严重1937病例使用静脉注射奎宁阿的平、帕马喳等抗疟药和其他合成制剂的供应数量较少，无法满足如此规模的劳工群体使用，只能在每周发工资的时候同时发放少量药物（）通过增强中西医结合的药物配给，22既丰富了抗疟药物的种类，也提高了患者的可及性，为抗击疟疾提供了更全面的保障

（五）积极改善生活居住环境早在年，陈碧笙在《滇边经营论》中对治理“瘴疣区”提1938出整治蚊虫环境的建议:“瘴历为开边之大敌，倘不根本消灭，一切边疆建设，均将受其阻碍所谓瘴毒，经科学研究实为热带疟疾，消灭J瘴疣任务迫在眉睫年，美国疟疾专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专家开194始对滇缅公路一带采用正式灭蚊行动在试验区使用煤油、防蚊油和巴黎绿杀虫剂，清除芦苇杂草以及孳生蚊蜗的污泥浊水，改造沼泽湿地，在附近池塘内放养捕食蚊子和孑器的鱼虾；为滇缅公路修路工人搭建防蚊棚，使用药浸蚊帐、防蚊面网、蚊烟蚊香进行驱蚊，同时也适当转移疟疾高发地区人口，注重加强劳工营养这一系列改善生活居住环境的措施，不仅减少了蚊虫滋生的机会，也提高了工人的整体健康水平，进而为抗击疟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通过以上各项措施的实施，滇缅公路沿线的疟疾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在国民政府卫生署与国际抗疟专家的多方合作与努力下，开展疟蚊调查、积极展开行动,沿线劳工、司机、民众的自我防病意识逐渐加强，使疟疾问题得到了及时有效控制，避免了滇缅公路疟疾进一步大流行，为改善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打下了基础年夏，国联防疫团终因经费问题撤出中国，到年，19401944疟疾问题已基本得到控制，这次国际协同治疟工作为我国抗战时期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保障抗战顺利进行作出重要贡献在抗战期间，滇缅公路的疟疾防治工作展示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并体现出医疗资源的整合与公共卫生意识的提升对滇缅公路沿线的疟疾治理的关键作用，这一经验为未来在类似环境下的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注释参见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1学出版社年版，”第页作者对“瘴”“瘴气”“瘴疣”三200729个概念进行考释辨析，还明确划分了瘴、瘴气、瘴疣的种类，明确指出历史上南方湿热地区的疟疾或伤寒等疾病并非完全就是瘴气于晓燕、付春《民国年间云南瘴疟防治考述》，《贵269州民族研究》年第期202012周去非《岭外代答》卷《风土门瘴》34・详见姚永政等《贵州及广西边界瘴气病之真相》，《中华4医学杂志》年第卷第期；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1936222查丛编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卷》，福建教育出版社年版,第2014页408—412张箭《金鸡纳的发展传播研究一一兼论疟疾的防治史下》，5《贵州社会科学》年第期20171侯洁《抗战生命线一一滇缅公路》，《中国档案》年72015第期9田敬国《云南医药卫生简史》，云南科技出版社年版，81987第页159王志强《近代云南人口史料》，云南省档101909—1982案馆，年，第页198770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续云南通志长编》中册，111319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年版，第、、1985171—179218257—259页《慈群疗养院启事》，《云南民国日报》年月日121936112赵晚屏《芒市摆夷的汉化程度》，《西南边疆》年141939第期6张道惠、布莱恩、柏格里等《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东15人达翻译，云南民族出版社年版，第页20012516L.L.Williams,MalariaontheChinaBurmaHighway,TheAmericanJournalofTropicalMedicineandHygiene,1941,1,pp.1-

2.胡安徽:《〈云南医刊〉与抗战时期云南医疗卫生建设》,《南17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20162年卫生部编印《历年全国供给疫情报告县市总数》，181947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13-36杨祝庆、胡勘《云南中成药在重大传染病治疗中的应用》，20《云南中医中药杂志》年第期201411俞槌《茶香室丛钞•金鸡勒》，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211984年版，第页822R.CecilRobertson,AmalariasurveyontheChina-B urmaHighway,TransactionsoftheRoyalSocietyofTropicalMedicineandHygiene,1941,344,pp.330-

331.方政府采取了包括国际合作、流行病学研究、卫生防疫宣传以及中西医结合等多种措施，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防治体系西方医学的引入为疟疾的病因研究和治疗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中医药的参与则为应对这一疾病提供了独特的治疗手段在医疗资源和人员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一系列综合性措施不仅有效减缓了疟疾的蔓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战时公共卫生体系的初步建设

一、滇缅公路沿线疟疾问题史略疟疾在中国古代社会多以“瘴气”一词见于世人，有时被称为“烟瘴”“瘴”“瘴疡”“瘴疟”等在民间也俗称“打摆1,子,,“疟子”等滇缅公路沿线一带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对瘴气的称呼不一傣族称“开线”或“害脑陷”，布朗族称“开维”，爱尼族称“米夷批阿”但是“瘴气”并不完全等同于疟疾，在《岭外2代答》中记载“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其实似中州伤寒”实际3上，瘴气是疟疾、痢疾、脚气病、沙虱病、出血热、黄疸等疾病的总称，但对人影响最大的为恶性疟，逐渐成为了“瘴气”的代名词，该观点自民国中后期在学界占据主流地位4在近代医学发展前，中西方对待疾病观念与治疗方式处在相对蒙昧的状态滇缅公路沿线的少数民族多认为疟疾是鬼魂作怪,因而此地区对疟疾的治疗是以巫术为主，并与简单的中草药治疗结合古代医者在经验观察中才逐渐意识到疟疾与湿热环境间的微妙关系隋朝巢元方曾在《诸病源候论》一书中指出瘴疟的来源是“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此后明代张景岳在其著作《景岳全书》中，指出疟疾来源于“疟邪”无论是“瘴湿毒气”还是“疟邪”，主要是指南方山林中湿5热环境产生能致人疾病的有毒气体，这与西方流行的“瘴气理论”十分相似，即人在吸入一些动植物腐败、死水等肮脏环境中的有害散物质进而形成病症,这一观念占据中古时期疾病解释学主流中医的医学实践中，逐渐确立了疟疾治疗方案根据《肘后方》《千金方》等药典，常山、蜀漆、青蒿、黄花蒿是中医治疗诸疟的常用药方，有时也会采取单刺，刺、灸并用的针灸方法随着西方科学认知的提高，中西方对于疾病解释原理产生了分化，西方细菌学突破了古代蒙昧时期的病原学解读，西医开始逐渐抛弃“瘴气理论世纪中后期，疟疾是由病原疟原虫借由蚊子散播的“蚊19子说”理论开始得到医学界的认可，西方医学通过病原学的研究，并引入了奎宁等抗疟药物，为疟疾的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关于中西医之争的过程中，西医在治疗传染病方面的突出能力也得到了普遍共识但在西药短缺之时，中医药在治疗疟疾方面仍可发挥巨大作用，比如傣族常在疟疾病高峰到来之前，熬制青蒿、桂叶抵御“瘴气”；布朗族常用青蒿根煮水喝；低族在治疗疟疾方式上与布朗族相似，常用青蒿根、车前草煮水服用，或者用三台红花、马鞭草、大狗响铃煮水服用等这些中西医抗疟经验均为抗日战争时期滇缅沿线的疟疾6治理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支持滇缅公路所处地理位置气候炎热、潮湿、多雨，有利蚊虫孳生，成为疟疾流行高发地区譬如《云南日报》年月日的一篇特1938921稿描写道“曾经有不少的征服自然的男女战士粉身碎骨，血肉横飞，怪凄惨的死于无情的岩石底下，怪凄惨的牺牲于恶性疟疾的暴力之下云南档案馆史料也曾记录“在筑路工程中死于爆破、坠崖、落江、J塌方和疟疾的就不下人，死亡率约为千分之十五，工程技术人员3000也有人死亡”（）从年月到年月，据不完全统计，8719371119389共死亡余人，每月死亡约人，每天死人左右行驶于滇300033311缅公路上的司机，不少人也死于疟疾；一些远征军身染疟疾，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由于疟疾流行严重，山上汉族下坝生产时，只是早8来晚归，不敢在坝区住宿因此也有“过了清明节，汉人树头歇，麻花开花，汉人搬家”的谚语（）9面对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争伤亡，以及滇缅公路日益严重的疟疾问题，国民政府决定商请国联组织防疫团医疗援华，国联与国民政府的水利交通技术合作也拓展到了卫生层面，并先后由财政部、外交部、内政部、卫生署协同处理医疗援华事宜国联卫生组织联合地方医疗卫生防控部门，在极为有限的防控条件下进行抗疟活动，并积极推行教育宣传，以提高民众对疟疾防治的认识,努力改善医疗基础设施这些举措不仅增强了地方居民对抗击疟疾的信心，也为后来的公共卫生政策奠定了基础这段时期的历史不仅反映了疟疾对社会的深远影响，也展现了在医疗资源不足、社会动荡的环境中，各方力量为共同抗击这一流行病所作的努力与探索，对于今后公共卫生管理和传染病防控，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滇缅公路沿线疟疾防治的基础条件滇缅公路所处地区因其经济发展实力、医疗卫生条件和社会治理能力等方面总体水平较为低下，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云南成为抗战大后方重要的战略基地，滇缅公路中国沿线短时间内涌进了学生、商人、医疗人员、难民等大量外来群体以昆明市为例，年昆明市1937人口为万人，年猛增了万余人公共卫生系统本身

14.21938510十分薄弱，加之日军自全面侵华战争以来，对昆明等地实施了余60次轰炸，这给滇缅沿线的卫生防疫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一是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短缺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工作开始于1905年，清末新政改革新设巡警部，巡警部下设卫生科，但卫生科管辖内容非常繁杂，除了防疫相关的医务医科，还负责清道、检查食物等多项事宜滇缅公路一带的公共卫生事务于年正式展开，此后云南1907警察总局成立警务研究所，下设卫生科，但仅有工作人员人这种1人员的极度匮乏使得公共卫生工作的有效性大打折扣，难以形成系统的防疫措施民国初期，云南负责卫生工作的人员短缺情况并未得到好转，下辖市县的警察厅、民政厅设卫生专员人，但有很多县并未1设立专员卫生专员数量稀缺，而思茅、普洱等地疟疾横行，云南省政府无力应对，只得向南京卫生署请求协助年，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丁兆冠废除卫生专员，1933添设第六科科内设保健、防疫、医药三个部门年云南省设立1936卫生实验处，负责省内卫生行政与研究工作虽然人员数量上有所增加，编制内达人，但其中只有名专业医师这种比例的失衡反映202了整体医疗体系对专业技术人员的依赖程度和紧迫性当年抗日1937战争全面爆发时，云南各县级才开始着手建立卫生院，负责卫生行政和疾病防治工作年滇缅铁路在耿马施工，外地民工人耿马者19423万人，随后疟疾大流行，耿马才设治局成立卫生院二是医疗卫生机构分布不均根据年民政厅设立的卫生处1931收集全省的医药条件调查情况分析，云南全省共有西医人，其中5320人集中在昆明市，西药房个中医数量相对较多，达到人，451151中药铺个，中医数量明显多于西医，传统医学在整体医疗体系中851的主导地位但云南省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只有昆明市的公共卫生资源相对丰富，西医位，中医位，助产士位，接生婆20115333位，药剂师位，医院家，西医房家，中药铺家，医药团体5517119个，而其他个县级地区只有几家中药铺与中医，大多数县均没2123有设西医院、西医、助产土、药剂师，甚至在澜沧县所有调查结果显示“无”，原因为“该县夷多汉少，尚无医药:其他陇川设治局、动卯设治局、芒遮板设治局、泸水设治局、上帕设治局、菖蒲桶设治局、临江设治局、威信设治局、动丁设治局等少数民族聚集区，调查项目均显示为“无11三是疫病防治经费供应短缺由于云南省政府投入的人员与经费有限，云南省专门的传染病院较少，若有传染病出现，均是送往普通医院，但这不利于防疫工作，无法起到传染隔离目的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许多家庭难以饱腹，他们更难以个人承担疾病的医治费用根据当时物价换算，一产妇在人间的西医病房分娩，每人将花费550元新币；两人间元新币；一人间二等房为元新币，一等房为100140元新币这种高昂的医疗费用让普通民众难以承受，反映出当16012时社会经济状况对公共卫生服务的严重制约，仅最低等级的五人间的住院价格便可以换算斤猪肉或斤干柴，普通民众难以保证基本25600生存外，留有余钱看病住院至年，对云南县卫生院院长离职进1945行调查，其中因经费困难离开者占占据所有离职者比例最高28%,13是本土医疗观念冲突严重战前滇缅之路沿线处于闭塞状态和与内地隔绝的云南，这些地区医学的落后与受原始荆楚巫文化的影响，民间普遍存在着有病“信巫不信医”的古老习俗比如像族便认为疾病均由神之谴责或鬼之作祟，对神则祈祷祭祀,对鬼则请巫师禳除芒市摆夷今指傣族患病后多找大佛爷求一些符咒来治病，及时在芒市土司家里每三个月有南坎医院的护士交替进行医疗服务，但其“多半的治理还是在大佛爷手里……芒市的市街上也有八卦丹、救急丹一类的药品，这些药品的消费者是汉人，而不是摆夷摆夷文化在这一点上还显示出一种盲目的抵抗性当地的文化背景对医疗选择的影响，使得现代医疗难以有”14效渗透滇缅公路沿线的民众总体而言缺乏医药常识,在滇、黔、川边地区，民众更加信赖巫医，这种状况不仅妨碍了公共卫生的推广，也加剧了流行病的传播，这些巫医穿梭在村寨中，“几乎没有一名医生或护士能够踏足他们的领地“15

三、滇缅公路沿线疟疾防治措施抗击疟疾是滇缅公路建设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直接关系到军事运输的安全和民众的生命健康随着交通网络的发展，疟疾的传播也日益严重，给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带来了管理上的巨大挑战为应对这一流行病，云南省采取了多项综合措施，旨在提高公共卫生水平和居民的健康意识一开展病原调查国际合作年夏，云南省西南部的滇缅公路沿线发生了多次流行病在1939滇缅公路沿线有关于鼠疫、霍乱、痢疾和天花的报告，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严重的疟疾上防疟工作是在年开展的，流行病对1939从事修路和运送军需品的中国工人造成了巨大伤害，国民政府请求美国政府提供援助于是美国派遣威廉姆斯梅恩L.L.Williams以及布什三位医生前往中缅边境，与中国国BruceMayneH.J.Bush家卫生署展开医疗合作他们一行人乘坐四辆卡车开始对滇缅公路21一带进行疟疾调查随后，年月，云南随即成立疟疾研究所，19398委任姚永政为所长，着手实施研究工作，并负责抗疟委员会医师训练班教育计划,于思茅、普洱、顺宁、云县四处各设一处抗疟所抗疟总队是抗疟委员会的执行机关，由卫生实验处处长姚寻源担任总队长，卫生实验所长缪安成担任副总队长年月日，正式成立开展193982工作，并将考察结果《滇西边地卫生考察》撰写成文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年，河口疟疾流行严重，省卫生处派保健科长王启宗1940人前往查治，并于当年月成立河口抗疟所围绕着西南交通局、312云南公路局和国家卫生服务的两个流动单位建立的一些医疗诊所，并得到了国际联盟流行病委员会的支持实验室负责血膜检查、收集昆虫学数据这些努力为后来的疟疾防控措施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16持和理论基础，确保了针对疟疾的综合防治策略得以有效实施二大力开展科学宣传活动国际合作抗疟行动开始从遮放地区控制疟疾，不仅是为了在疟疾最严重的两个地方控制疟疾，也是为了展示控制疟疾的方法和可行性联合办事处成员不辞辛劳，深入城乡，采用各种方式，向民众宣传防控常识，号召大家行动起来，配合防疫人员，共同防治疫病抗战时期民众的卫生观念虽然比晚清民初时期稍有进步，但整体不洁环境仍未改善，身体不勤洗浴、饮食无所定时、垃圾四处丢弃、粪肥随意堆置，招致携带病原体的苍蝇蚊虫而不以为然，传染病频繁发生，其中恶性疟疾最为严重为普及民众医药救护常识，进一步加强滇缅沿线少数民族部落居民健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