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三国文化对中国乡村的影响与现代乡村文化重建

略论三国文化对中国乡村的影响与现代乡村文化重建摘要三国文化是历史文化与民间文化相结合的复合型文化在三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乡村是三国文化重要的传播场所，三国文化也成为传统时代广大乡村民众重要的精神文化生活来源之一早在三国末期，蜀汉地区乡村就出现了“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陌道”的自发性祭祀诸葛亮现象宋代乡村农闲时谈论三国是民众的一大乐事，这在宋代诗人王之道、王十朋、陆游的诗中均有反映祭祀诸葛亮、刘备等三国人物在南宋时期成为川北陕南乡村普遍的文化习俗，而到明清时期三国人物崇拜已经成为普遍的民间信仰在现代中国乡村文化重建中，三国文化中重忠孝节义、人情伦理等要素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经过改良升华，可以引入乡村文旅开发、村民文化教育、重建村民精神家园等乡村文化建设关键词三国文化；乡村；文化重建三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间认同度很高的历史、文学复合型文化，诸葛亮、关羽、张飞、费祎等三国人物在唐宋以后先后演变成民间文化诸类行业中的神祇，人们常常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样的语汇来形容三国文化在中国老百姓中的普及程度，问题与思想危机，如法治观念淡漠，宗亲势力控制乡村基层选举,道德伦理意识弱化，拜金主义甚嚣尘上，农村刑事犯罪率上升等问题日益严重目前，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三国文化是否能够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当代乡村建设中，恢复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时代的呼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关注现代中国乡村的传统重建问题笔者10多年前就曾撰文提出，虽然以英雄主义为主旋律的三国文化在现代走向了衰落，但作为其核心价值观念的英雄文化及智慧文化与伦理文化，与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重建有一定的契合之处

（19）我们应将优秀三国文化融入乡村文化建设首先，一统天下、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是三国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三国时期风云际会，英雄辈出无论是刘备、曹操、诸葛亮，还是孙权、周瑜、鲁肃等，他们或许在个性特征与人品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无不以拯救社稷苍生为己任三国的大趋势是分久必合，三国政治家、军事家远大的政治理想皆以一统华夏、天下归一为政治目标乡村治理，要在干部如果我们的基层干部都能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精神境界，则其政治素质与精神境界必然会有质的提升与飞跃其次，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是儒家重要的国家治理思想之一,这也在诸葛亮治蜀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诸葛亮治蜀重在内修政理，强调法制，他与法正、李严等人制定的《蜀科》就是针对蜀汉各级官员的法规法典《蜀科》强调抑制豪强，赏罚分明，严防怠政与腐败史载诸葛亮治理蜀汉成绩显著，蜀汉国内“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20）诸葛亮的治蜀精神与经验对于今日的乡村社会治理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历史参考三国时期的蜀汉能够出现“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的局面，首先就在于以民为本，为政以德，以儒家的“仁政”思想为治国理念，让吏民以理想相激励，强调吏民平等，抑制以强凌弱，打击豪强，与民休息，社会经济恢复，国民守土自保意识也随之提高再次，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在诸葛亮身上也体现得非常典型史载诸葛亮青少年时期即很注重修身，流亡隐居隆中时“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诸葛亮以历史上的优秀政治家、军事家为效仿楷模，洁身自好，艰苦自励，这也是他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家的重要前提而且诸葛亮一生廉洁自律，无意于享受荣华富贵，“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21）诸葛亮身上的这些行为特征，对今天的农村青年干部是重要的廉政教育材料此外，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最早源自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民富国强经济理念，后来成为寓富于民、民富则国强这一经济思想的精华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史载诸葛亮非常重视农业经济，注重与民休息，屯兵沔阳、北伐曹魏期间，先后命令军队士兵务农殖谷，自行屯田于沔阳黄沙与渭水之滨五丈原蜀汉建兴十年232,诸葛亮下令在沔阳黄沙屯田，并制造木牛流马，训练军队，运军粮至斜谷口，以解决军粮短缺的问题蜀汉政权存在近半个世纪，社会秩序总体稳定，经济平稳发展，直至蜀汉灭亡，境内还是一片“百姓布野，余粮栖亩”的景象有学者认为诸葛亮连年北伐，搞得蜀汉“国疲民惫”，经济萧条，此论失之片面任何战争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物资的损耗，问题是能否将战争的成本降到最低，而且开源节流，弥补战争中的巨大开支，这才是对政治家、军事家的真正考验刘备死后，诸葛亮南征北伐与治蜀兼顾，蜀汉工商业也得到稳定发展，诸葛亮曾设置锦官，专司蜀锦生产成都的蜀锦生产以精美质高闻名遐迩，蜀汉曾以蜀锦作为和吴交聘的礼物,魏、吴的锦罗等高等级丝织品也多由蜀而来销售蜀锦的收益，甚至作为克敌致胜的财政来源，故诸葛亮说“快敌之资，惟仰锦耳二而成都的别称“锦官城”，即来自诸葛亮于成都设置锦官的史实诸葛亮时代的蜀汉治理，仍然是历史上“治蜀”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今日中国的乡村治理，也应尽量减少农民负担，施惠于民，民富而乐业正是乡村建设的目标之一注释122021陈寿《三国志蜀志》卷5《诸葛亮传》・3孙樵《孙可之文集》卷8《刻武侯碑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而乡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空间蜀道与三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刘备入蜀夺取成都、曹操两次南下“征伐”汉中，诸葛亮自成都挥师北上屯兵汉中及五出祁山，诸葛亮五丈原病逝遗命葬沔阳定军山，蜀汉后期蒋琬、姜维屯兵汉中“九伐中原”等，都发生在蜀道之上，因而蜀道沿线成为三国文化资源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带受此影响，川、陕、甘、渝蜀道沿线的乡村也就成为三国文化传播的重要地域，千百年来祭祀三国历史人物香火旺盛,由此衍生的三国文化民间信仰也是持久不衰这一文化现象在今天的乡村文化重建、乡村文旅开发中也将发挥新的作用

一、三国文化对中国传统乡村的历史影响从历史上看，蜀道地带广大乡村一直是三国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三国文化的最大受众与推动者也是在蜀道乡村早在三国末期，蜀汉地区就出现了自发性的祭祀诸葛亮的现象“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仪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陌道

（1）老百姓“私祭于陌道”，说明祭祀者多为乡野之民，他们冲破蜀汉朝廷“礼秩”的限制，自发地兴办祭祀先丞相诸葛亮的民间活动，并促使刘禅在蜀汉终结前夕下诏在沔阳定军山下为诸葛亮立祠庙西晋泰始十年

（274）,陈寿向晋武帝进呈《诸葛氏集》时郑重提道“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譬也”

（2）“梁、益之民”即蜀汉地区民众，陈寿所说的是西晋时期梁州、益州（大致相当于今日之四川省与陕南、陇南一带蜀道沿线）民众崇拜诸葛亮的风气已经形成，人们将诸葛亮当作西周之周公、春秋郑国之子产这样的杰出人物来纪念、歌颂、祭祀西晋如此，唐代祭祀诸葛亮等三国人物的风气更加兴盛，晚唐诗人孙樵曾自关中经过汉中入蜀，途中在沔阳祭拜诸葛亮墓,其在《刻武侯碑阴》中感慨地说“武侯死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J

（3）在唐代，诸多三国人物的特征、故事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甚至儿童也能说出某些三国人物的特征李商隐《娇儿诗》云“归来学客面，闱败秉爷笏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4）可见，张飞的鲁莽、邓艾的口吃等三国人物的性格和生理特点已进入了唐朝少儿的戏谑模仿话语宋代乡村，农闲时谈论三国故事是民众的一大乐事，也是宋代乡村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表现北宋苏轼曾对广泛流传于城乡“说话三国”的现象有生动记载“壅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眉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5）这说明宋代说讲三国人物故事已经流行于广大城乡，连儿童们都有了对三国人物爱憎情感的自然流露南宋王之道有诗云“篮舆兀醉出东门，赖有官舟为解纷流马木牛今已矣，其余儿辈说三分J

（6）这反映的是南宋和州（今安徽和州市）历阳县农村说书先生为村民讲解三国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的故事从其组诗之二“芳草池塘处处佳,竹篱茅屋野人家清明过了桃花尽，颇觉春容属菜花”来看，演说与听讲三国故事的地点是在池塘芳草、竹篱茅屋的乡村无疑南宋诗人王十朋有《遇雨两宿县驿》诗“绝峨笙箫断，邻州鼓角闻江淮两岸雨，吴楚一天云有驿聊堪憩，无尊亦自欣西山逢老宿，往事说三分7这反映三国故事已经成为南宋乡村人们的日常话题此外王十朋尚有《吴大帝庙》诗“樊山八字形长在，汉鼎三分国尽墟安乐故宫犹庙食，遗民时荐武昌鱼J8由此可知，南宋武昌一带乡村有祭祀孙吴皇帝孙权的习俗在蜀道地带，宋代祭祀诸葛亮活动已经蔚然成风，南宋诗人陆游于宋孝宗乾道年间曾在蜀汉地区仕宦有年，其诗文数次提及清明节时陕南汉中民间祭祀诸葛亮的习俗，其著名的《游诸葛武侯读书台》一诗就说“沔阳道中草离离，卧龙往矣空遗祠当年典午称滑贼，气丧不敢当王师定军山前寒食路，至今仍祠丞相墓”9南宋乾道年间距离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之死已经900多年,其间斗转星移、改朝换代者多矣，三国的战争风云早已灰飞烟灭,但祭祀三国人物的风俗在汉中乡村却一直沿袭下来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稹进一步强调苏轼所说儿童听讲三国故事的地点是乡村:“野史传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茯前辈谓村中儿童听说三国事，闻昭烈败，则颦蹙曹操败则欢喜踊跃，正此谓也”10“村中儿童”所言甚明，是说三国故事在乡村中流传甚广，连乡村髯发小孩也能表达对三国人物的爱憎明清时期，三国人物崇拜已经成为普遍的民间信仰四川地区祭祀三国诸葛亮、刘备、张飞、关羽等帝王将相的香火更加旺盛11宋代以降，三国文化已经融入乡村民俗文化，甚至影响到乡民的服饰习俗南宋以降，陕南川北一带百姓服饰长期有“尚白”风俗据南宋人程大昌《演繁录》记载，“世传《明皇幸蜀图》，山谷间老叟出望驾，有著白巾者释者曰，服诸葛武侯也”12明代朱孟震嘉靖年间任职四川按察使，发现“蜀山谷民皆冠帛巾，相传为诸葛公服所居深远者，后遂不除今蜀人不问有服无服，皆戴孝帽；市井中人十常八九，谓之戴天孝”13这种白布为帽的穿戴服饰风俗在清代汉水上游地区也长期流行，官方曾屡加干预，却屡禁不止徐珂《清稗类钞》曾提到清初汉中“尚白”习俗“国初，汉中风俗尚白，男女皆以白布裹头，或用黄绢加白帕其上，或谓为诸葛武侯带孝后遂相沿成俗汉中太守藤某严禁之，始减少”“汉中太守藤某”即清初康熙年间曾任汉中知府的滕天绶，时距明亡不远，陕南初定，民众怀念明朝及崇祯皇帝的潜在心理仍然未绝，“黄绢加白帕其上，或谓为诸葛武侯带孝”或许有更加隐秘的“为明守孝”的心理原因百年以后滕天绶的后任、嘉庆年间官居汉中知府的严如煌主编《汉南续修郡志》时，仍然记载汉中府沔县一带乡村民众有“冠髻尚白，禁之弗变；崇敬鬼神、享赛为乐”14之习俗综上可见，以祭祀蜀汉丞相诸葛亮为主，歌颂忠烈、贬抑奸邪为主流意识的三国文化对中国乡村影响深远，三国人物的故事在广大乡村广为流传，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这是当前开展农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文化旅游的重要文化环境因素

二、三国文化与中国传统乡村的民间信仰三国以降的中国乡村民众为什么会特别喜爱并且崇拜蜀汉集团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帝王将相？关帝庙、武侯庙遍布中国广大的城乡，对三国人物“妇孺皆知”究竟隐含着怎样的社会原因？三国文化与中国传统乡村的民间信仰与价值观念存在着怎样的有机联系？这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乡村的三国文化长期流行现象有其深刻的历史、地域、社会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民俗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是民间信仰，而民间信仰作为一定时代与区域具有普遍社会心理意义的文化民俗现象，折射着历史、社会、宗教各个侧面的信息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农立国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古老文明也主要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在政治上倚重开明和谐的社会环境，祈求社会秩序稳定，期盼为民作主的清官廉官在中国乡村长期超级稳定的社会秩序结构中，民间信仰包括民间神祇崇拜往往承担着维系社会稳定、保障农民安居乐业的精神凝聚及整合作用当忠孝节义作为三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辐射开来，广大的乡村社会就成为三国文化的承接、传播及保存、流传的丰厚土壤美国学者韩森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日本著名社会史学者中村哲夫的《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序说》都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社会整合意义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认为中国乡民崇拜的历史人物往往都是古代的政治、军事人物，与官方的政治信仰并无二致，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

（15）从出身及其早期职业特点看，三国历史人物大多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布衣诸葛亮虽然出身于名宦世家，但到他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且因受到汉末黄巾起义战争动乱的影响，少年时期背井离乡流亡赣、鄂，几无家底可言，全靠个人智慧才华白手起家才打出一片天地张飞、关羽出身低微，为卖枣、屠猪者流即使蜀汉最为尊贵的开国皇帝刘备，虽然自称有皇家血统，实际上同样出身低微，早年以“织席卖履”为生，所谓“中山靖王之后”的帝王血统难以证实，伪造、假托的可能性很大然而，正如秦末萧何、周勃、樊哙等基层小吏及吹丧、屠狗、卖布者流至汉初一跃而贵为卿相一样，出身卑贱的刘、关、张等人利用汉末天下大乱、风云际会之机投身时代洪流，东征西讨，后来终于打出西南半壁河山，一跃成为帝王将相这种大起大落的身份变化及其传奇性经历，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无与伦比的在长期稳定的自耕农经济结构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求富贵、重利禄、崇高官、祈平安为乡村民众的主流价值观念虽然绝大多数农民难以改变自己世代为农的身份地位，但三国人物及其传奇经历、非凡功业却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安慰剂，这是三国文化在中国传统乡村有广阔市场的重要精神因素比如，宋代民族英雄岳飞少年时就深受三国英雄文化的影响史载岳飞出身于“世力农”

（16）的农民家庭，受乡村三国文化的影响，青年时代的岳飞很崇拜三国武将张飞、关羽的武艺与功名在宋金战争中成为青年将领后，他曾经立志建功报国，“要汉克复神州，迎还二帝，使后世史册知有，与关、张齐名

（17）岳飞从一个农家出身的普通青年，在民族战争年代迅速成长为南宋初年一度位高权重的方面军统帅，固然有诸多时代与社会因素促成了他的成功，但渴望建功立业，向往三国名将关羽、张飞的武功、声望是一个重要的心理激励因素当代著名宋史专家、《岳飞新传》作者王曾瑜先生曾说，岳飞崇拜三国武将关羽、张飞,源自宋代乡村说书艺人说讲三国故事

（18）,这无疑是颇有见地的在三国人物民间信仰中，最典型，影响也最大的是关羽，形成元明清时期中国影响最大的关羽神祇崇拜现象关羽是蜀汉早期大将，以忠于刘备且英善战而闻名，但也刚愎自用、有勇无谋，在防守荆州时为东吴吕蒙所袭杀，死后被蜀汉封为壮缪侯唐宋时期关羽崇拜逐渐开始扩散至全国，历代朝廷也不断加封，其谥号也由侯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在中国民间，关羽被尊为武神、战神、城隍、财神、门神等，成为诸多行业的保护神雍正八年

（1730）,清世宗将各地关帝庙改称武庙，与文庙并立，关羽成为与孔子并列的圣人到晚清民国，全国城乡遍布大大小小、难以计量的关帝庙、关圣庙、关老爷庙，祭祀香火旺盛，祈祷其保佑庇护者络绎不绝关羽崇拜是中国民间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对中国乡村世界影响尤其巨大我国北方几乎每一个乡村都建有关羽庙宇，且流传着关羽的各种别名、俗名或因祭祀等而产生的各类称呼，“关爷”“关老爷”“关圣爷”是关羽常见的俗称中国乡村大量祭祀三国人物庙宇的存在，无疑有形地对乡村民众的思想行为产生着一定的规范或制约效力，发挥着维护儒家纲常伦理的作用

三、三国文化与当代中国乡村的文化重建三国文化重忠孝节义、重人情伦理，讲信修睦、亲仁和善,重科技发明，这些要素在现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中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现代中国乡村的文化重建问题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先贤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教育与“定县实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文化改良”与邹平乡村改造实验、以卢作孚为代表的“乡村现代化实验”、以陶行知为代表的南京晓庄乡村教育实验等，拉开了现代中国乡村文化改良与建设的序幕，对中国乡村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好景不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救亡压倒了思想启蒙，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断1949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破四旧”运动几乎将乡村传统文化荡涤殆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问题与困境也日益暴露出来，旧的文化传统被抛弃了，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尚未建立，乡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断层与空白，乡村社会随之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