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认识的发展

西方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认识的发展摘要西方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认识，包括自由放任主义阶段的“理性社会制度”、“大家庭联盟”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国家干预主义阶段的“人民之家”、“守夜人”以及“福利国家”，第三条道路阶段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社会投资国家”等思想和主张西方在上述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认识，成为指导和推动其不断改善社会治理的状态和效果的重要理论基础西方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认识具有系统的思想和理论逻辑，旨在促进和推动社会的均衡与稳定的发展，作为社会治理工具之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则是其重要的实践路径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认识是西方国家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关键词社会治理；理想状态；社会保障制度；理论逻辑;实践路径

一、绪论从“理想社会”到“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理想社会”和“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想社会”是许多古代思想家都提出的一种美好的社会制度既包括英国的莫尔

（1982）在《乌托邦》、意大利的康帕内拉（I960）在《太阳城》、德国的安德里亚

（1991）在《基督城》中所提出主张对20世纪前期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进程产生了直接且极为重要的作用处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时段，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杰出政治领袖汉森所提出的“人民之家”计划，影响力不容小觑汉森强调，有必要将瑞典打造成为一个令人称道的“人民之家”他明确指出，这并非仅关乎一个人的面包供给问题，而是涉及每一个人能否在更具保障的环境里生活与工作汉森对瑞典的资本主义制度表达了批判之意，他认为，瑞典社会依旧称不上一个好的“人民之家”，尽管此处存在名义上的平等，但实际却有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有人栖身于豪华宫殿，可大多数人觉得能继续住在自己破败的房屋中已是万幸；有人生活富足，而大多数民众却只能沿街乞讨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在于未能将公民当作值得尊重的人来对待，未能给大众提供充足的经济保障缺乏社会保障、经济剥削以及资本权威主义等问题均与民主原则相悖，瑞典的工人阶级一直饱受就业不稳定以及工伤事故、疾病、退休等情况引发的生活保障能力减弱的困扰汉森认为，“人民之家”的首要职责是给民众提供有效的生活保障国家应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为民众供应疾病、退休、失业以及生育保障，这属于国家对雇佣者应做的基本之事汉森对那些妨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人发出警告“在一段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里，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人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即对保持和推动社会福利发展至关重要的生产资料，却被极少数资本家掌控在手中，这些资本家为满足私利，将大众福利抛诸脑后”（Tilton,1990127T35）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古斯塔夫？莫勒指出，国家理应是一个福利国家，充当公民的避风港他认为社会保险制度显然并非为了帮扶那些自私自利或者反社会的人，而是为了帮扶我们民众里那些品行良好却需要保护，以免遭受各类风险陷入贫困的人社会保险制度旨在守护家庭，使其免受非自身因素引发的困难莫勒指出，国家有责为民众提供充足且有效的生存保障，构建能给予民众真实安全感的社会保险制度乃国家应尽之责国家应创设社会保障体系，并供应资金支持，以使居民免遭疾病、工伤、年老、失业等引发的贫困威胁国家应是公民的可靠避风港莫勒强调，社会保障体系应遵循普遍性理念，覆盖全体民众，而不仅限于城市工人国家有责任为公民提供基本生活兜底，避免其陷入赤贫境地从社会与个人利益出发，“国家不仅应该是一个守夜人国家，而且应该是一个福利国家”（丁建定，2019158）莫勒亦察觉到社会保障制度的迅速扩张会给瑞典政府带来财政压力，进而提出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分出一个比他所能烤出的蛋糕更大的蛋糕，瑞典社会经济的有限性无法满足现有失业者的生活需求，而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则可达成此目标（Tilton,1990116）蒂特马斯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其诸多理念仍与当下社会保障理论的讨论息息相关，并持续推动相关争论与研究George,1995164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需构建有效的国0家福利制度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市场机制易削弱人的社会责任感与义务感，个人在市场主导的经济下，往往只重自身利益，忽视他人利益，甚至损人利己蒂特马斯坚决反对市场制度，认为国家能弥补市场在社会福利上的缺陷，他提倡构建国家福利体系蒂特马斯认为，国家福利制度具有五大职能与目标其一，社会福利服务可通过多种途径对社会收入进行分配与再分配，这是市场机制难以实现的社会福利服务可以实现不同生命时期、有需要抚养的孩子与无需要抚养的孩子的家庭之间、身体健康者与患病者之间、身体健全者与残疾者之间、失业者与就业者之间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显然，蒂特马斯把国家福利制度看作在质和量上实现最大的社会平等的主要动力机制Abel-SmithTitmuss,19875其二，国家福利能o增强社会团结与协调，社会政策可提升社会参与意识，防止社会离心，将少数群体、不同民族与区域文化融入社会整体，这是其与经济政策的主要区别蒂特马斯认为，英国国民保健服务对社会凝聚力的贡献最大其三，社会福利服务在解决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社会问题时至关重要，应同步推进社会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避免一方滞后制约另一方其四，国家福利能促进个人与社会福利提升，如改善残疾人生活质量，社会保险是20世纪重要社会发明，能缓解不幸、增强人类自尊（Titmuss,196859）其五，社会福利服务也是一种投资，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不仅是支出，更是对健康、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投资，对提升社会福利和国民收入都有积极影响蒂特马斯提倡建立覆盖全体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他提到，鉴于市场机制不利于培养人们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意识，且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键差异在于前者具备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因此，不仅有必要构建国家福利体系，该体系还应遵循普遍性原则他认为，“普遍性的社会福利服务即没有任何阶级、种族、性别与宗教等差别的社会福利服务，可以发挥这样的社会功能，那就是促进和提高全社会走向社会协调的态度与行为”（景天魁等，2014）私人福利难以推动o社会平等，反而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和范围英国现有的私人福利体系不仅削弱了公共福利，还对人们社会责任和义务意识产生了更大的不良影响从社会层面来看，这种私人福利具有分裂性质由于实施私人福利制度，一些人被排斥在某种社会福利之外，或者遭受到极为严酷的对待，从而使社会产生明显的分裂私人福利制度不仅不能给人们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而且带来权利的集中，它使一些权利集中到极为有限的人手中，并在高度官僚主义下运行（丁建定,2019150-151）o

四、从“社会市场经济”到“社会投资国家”自20世纪下半叶起，西方世界步入了全新的社会变革阶段经济增速陷入停滞，长期失业率不断攀升，“福利病”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对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质疑，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兴起西方社会既不想回到传统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模式，也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干预理念失去了信心于是，一种试图在传统自由主义与被怀疑的国家干预主义之间寻找新的社会治理路径的“中间道路”思潮应运而生这种思潮对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看法和主张，对20世纪后期的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国的艾哈德是“社会市场经济”理念的积极推动者，他明确反对高度集中的经济政策艾哈德强调，国家过度干预经济，往往会导致财政、经济与货币政策陷入混乱，产生破坏性影响，进而使各种秩序分崩离析，最终致使国家管制思想难以维系德国全体民众都已深刻认识到，政府的管制以及物价冻结举措，实则是管理不善的体现在这样的管制环境下，德国民众承受了十多年的生活困境倘若政府不能下定决心，全力改善这种管理不善的状况，国民将不再信任国家的经济政策能够带来经济繁荣他还指出，“我坚决反对计划和控制原则”“我们的道路只能走向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形式，取消那些天天给我们每个人、每个消费者和生产者带来痛苦的管制”（艾哈德，199579）o艾哈德认为，直接介入经济事务并非国家应尽的职责，尤其是在经济本身并无此需求之时若国家直接投身于社会生产，便违背了以经济自由为根基的经济体制企业的核心在于经营范畴,而政府，尤其是经济主管部门，其职责在于制定经济政策德国以往所实行的自由主义经济与国家管制经济已成过往，需要实行新的经济政策该政策的显著特征在于，国家不再意图直接插手个人事务，企业家应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经营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约束、肆意妄为国家不再直接下达指令，并非是放弃所有干预，恰恰相反，国家仍将运用各类经济政策手段,助力社会经济实现发展与进步（艾哈德，1995107-108）艾哈德大力推崇经济自由他强调，其经济政策构建于自由与宽松的理念之上，因为唯有在以自由生产和定价机制来调控的自由市场中，才能确保一种有机且协调的秩序他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国家统制经济，也强烈反对其他形式的集体经济若要构建自由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便不应容许任何个人或团体依据自身偏好去诠释或限缩自由自由乃是一个不可支解的整体，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与个人自由彼此交融，构成一个复合的统一体而自由经济实质上就是自由企业经济只有那些能使消费者从经济发展、劳动收益增长以及生产率提升中获益的经济政策，方可被冠以“社会的”经济政策之名在自由的社会体制之中，达成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旧会是竞争竞争乃是该体制的关键支撑竞争是最为科学、最为民主的经济体制形式唯有在为维持经济竞争机制而必需国家介入之时，国家才应调控市场进程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体制彼此交融、不可分离（艾哈德，1995128）o艾哈德极为重视经济发展所追求的社会目标，着重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协同共进他提出，市场经济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是因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在任何地方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从合理化进程中获得的益处，以及工作效率的提升，都应当服务于全体民众的福祉（艾哈德，1995122）经济政策越能取得实效，社会政策的介入以及辅助手段实际上就越显得不那么必要然而，在当代工业化国家里，即便经济政策十分完善，也依然需要社会政策来进行补充而社会政策补充的前提条件在于，任何行之有效的社会政策都必须建立在充裕且持续增长的国民经济效益基础之上，所以，社会政策务必与经济政策相协调一致社会政策既不能间接地对国民经济的生产率造成损害，也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相悖他明确指出，若要从长远角度保障自由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制度，那么，以助力人们获取个人自由为宗旨的经济政策，配合上必要的社会政策，已经演变成为一项基本要求（艾哈德，1995182）艾哈德将竞争这一概念引入到社会福利领域之中，他认为，“竞争乃是争取和保障各类福利最为有效的手段，借助这种方式便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福利，‘大众的福利与来自竞争的福利这两句口号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前者彰显了目标所在；后者则揭示了达成目标的路径”（艾哈德，19951-3）o吉登斯乃英国“中间道路”思潮的典型代表，其认为左派社会福利理论重国家责任，轻个人义务，视国家福利为救助贫困家庭的关键，主张政府应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国家对家庭生活的介入不仅必要而且应该鼓励，志愿组织作用不及国家拨款组织社会福利应追求最大平等，累进税等制度是实现手段右派则力求缩减国家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推行市场机制吉登斯指出，反对福利国家是右派福利观的核心特征，他们视福利国家为万恶之源，认为社会福利应理解为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而非国家救济,实现这一切的惟一的办法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英国社会福利制度未来的发展应该缩小社会保障网的覆盖范围（吉登斯，200049）o吉登斯倡导“无责任则无权利”的理念他强调，政府对公民肩负诸多责任，然而，传统左派常常将权利视为无需附加条件的各类要求在个人权利持续扩展之际，个人义务也应相应拓展,领取失业救济者应承担主动求职的责任，而能否保证各类福利举措不会妨碍积极求职行为，关键在于政府这一伦理准则一一无责任即无权利，不应仅适用于福利受益者，而应适用于所有人“我们不能把福利国家改革简单等同于构建一张安全网，唯有惠及大多数人的福利体制，方能催生公民的共同责任意识倘若福利仅具消极意义，且主要针对穷人，必然引发社会分化第三条道路并未将这些问题视为应剔除福利国家的信号，反而当作重建福利国家的依据“（吉登斯，2000117）吉登斯倡导“积极福利”他强调，“福利改革应认识到，有效风险管理不只是减小风险或保护人免受风险，更在于利用风险的积极面，并为风险承担提供必要资源，此承担对个人和社会有利应推动积极福利，公民及政府外机构也应参与，助力财富创造福利并非经济学概念，而是心理学概念，关乎人们的幸福所以，经济上的利益或好处几乎无法创造幸福这表明，福利受多种因素影响，福利制度要关注经济利益，也要培育心理利益”（吉登斯，2000132）吉登斯提出“社会投资国家”概念，以替代“福利国家”该概念适用于实施积极福利政策的社会在社会投资国家中，福利开支不再仅由政府创造分配，而是由政府、企业等多机构合作提供，福利社会涵盖国家、超国家及次国家层面此时，个人与政府的关系出现转变，强调自主与自我发展，社会福利制度兼顾富人与穷人此外，福利资金分配应从自上而下转向地方化福利供给重组需结合公民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观念也需积极转变在养老金方面，应逐步废除固定退休年龄，将老人视作资源而非负担，对于失业问题，失业福利支出应保持适当标准，并主要用于人力资源投资（吉登斯，2000132）o

五、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认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西方社会在不同阶段都提出了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认识，这些认识和主张具有系统性、继承性和发展性，成为西方国家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不断提升的理论基础西方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认识具有深远的文化和理论逻辑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指出，“如果这个国家里的商人、军人、官吏各做各的事，那就是公道，国家就是公道的”（柏拉图，1996152）o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优良城邦的标准，即“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必然是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亚里士多德,196588）o早期基督教提出建立“千禧之国”，“千禧之国中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平等，共同劳动，人们同为兄弟姐妹上帝降临人间，缔造天国，拯救众生”（陈红霞,200271-72）文艺复兴o的最重要影响是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世俗生活状态宗教改革则解决了以人为中心的世俗生活中宗教的地位与作用启蒙运动更是突出“社会契约”与“人民主权”等社会组织与运行的理想状态更为熟知的是，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到莫尔的《乌托邦》再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所描写各种理想社会，可以说，从古希腊以来直到当代西方，理想社会和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思想和认识绵延不断与此同时，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实践之路从未阻断工业社会以来，西方社会根据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从“理性社会制度”到“大家庭联盟”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从“人民之家”到“福利国家”、从“社会市场经济”到“社会投资国家”等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思想主张，是对西方社会始终存在、发展和延续着的理想社会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思想逻辑的继承和发展在西方，对于社会治理所期望的理想形态的认知深植于该社会思想主流派别的相关理念之中西方社会于每个发展阶段，皆存在一种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从15世纪至18世纪中叶，以展现对未来理想社会憧憬为核心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构成了的美好社会制度，也包括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所提的“大同世界”,老子所倡导的“小国寡民”这种关于未来的美好社会制度的认识通常是面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现实，完全出于思想家的纯粹的想法，只是对一种未来美好社会制度的描述，既缺乏建立和实现的现实条件，也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实现办法甚至到了19世纪前期，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魏特林、布朗基和德萨米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依然提出一些关于未来美好社会制度的设想（恩格斯，2015）o而“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则不同，它不是提出一种关于未来的美好社会制度，而是基于现实的社会制度，运用现实时代的社会思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对现行社会进行深入剖析，提出全面、系统、具体的改造和治理社会的途径与措施，促成现实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完善，进而达致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状态可见，“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包含了“理想社会”的部分思想主张但是，“理想社会”概念的核心内涵是一种未来的、美好的但难以实现的社会制度；而“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则是对现实社会制度加以改造，进而使其达致一种更加合理的状态从“理想社会”到“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人类关于社会治理与社会变革的认识的发展，而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认识对于推进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现实意义更加显著国家治理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不该时段的主流社会观念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着重于个人责任的自由主义思潮跃居为主导性的社会思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凸显国家干预的激进自由主义以及“新历史学派”思潮成为主流社会观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政府宏观政策为侧重点的凯恩斯主义与斯德哥尔摩学派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前期，以充分国家责任与全面国家福利为要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成为主流自20世纪70年代起，以市场机制及作用为强调点、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主导20世纪90年代往后，以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协调、力求国家、个人及社会共同担责为显著特征的第三条道路思潮成为主流自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对于社会治理理想状态的认知与主张，均与各历史发展时期的主流社会思想派别相呼应，深深扎根于西方不同历史阶段的主流社会思想之中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目标是促进和推动西方社会均衡发展在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尤其是工业化以后的近现代西方社会，始终存在效率与公平、发展与民生、共享与共产之间的矛盾与均衡问题，自由主义强调效率和发展，社会民主主义强调公平与民生，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主动地将效率与公平、发展与民生之间的均衡放在首位，于是时常出现贫富分化、社会对抗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听之任之引发社会运动，即如果不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共享，就将面对大规模的“共产”运动；要么主动或者被动地在效率与公平、发展与民生之间采取均衡的措施，进而避免社会运动，也即通过一定程度的社会共享避免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共产”运动这一点在19世纪末的德国俾斯麦实施三大社会保险时得以凸显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上指出，“社会弊病的医治一定不能仅仅依靠对社会民主党的过火行为的镇压”，“同时要积极促进对工人阶级的投资”（赵立人，1992245-246）“无产阶级的满足是很值得花费更大o的相关支出，作为一个具有最低税率的国家，我们值得在这一方面花费更多，如果我们利用烟草专营或者增加奢侈品税所得收入来保护我们的工人的未来（他们的无保障是其对这个国家憎恨的主要原因），我们就是保护了我们自己的未来对我们来说那将是一项很好的投资，它将使我们从现在开始的10年或者50年内避免革命，这场革命即使成功几个月，也将由于对工商业的破坏而直接或者间接使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Ritter,198634）0认知与实践路径之一在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及演进,该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举措，涵盖多项目标维系社会稳定团结的政治追求、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愿景、助力经济与社会保障协同发展的经济诉求以及强化个人与社会责任的道德期许其发展脉络逐渐从单一目标的被动选取迈向多目标协同的主动抉择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作为国家治理手段，由内容、结构与层次三大体系构成内容体系关乎社会保障制度的项目组成，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服务等；结构体系涉及制度对人群的覆盖范围，体现出群体制度的统一性与差异性；层次体系则聚焦制度主体的责权关联，呈现为多层次、多支柱模式（T建定，201077）o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各国依据自身国情走上不同发展之路，英国、瑞典、德国等迈向统一性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路径，法国、日本等则走向差别性发展之路该制度还突出国家责任的显性化，只是各国呈现国家责任的方式各有不同,英国、瑞典、德国等侧重过程责任，即国家直接参与缴费环节；日本着重结果责任，即国家在社会保障津贴发放时承担相应比例支出；美国聚焦最后责任，即由国家为社会成员兜底社会保障的最终责任作为国家治理手段的西方社会保障制度选择不同的社会保障管理模式英国、瑞典、德国等选择国家直接管理模式，日本与美国呈现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管理、国家与行业合作管理的模式此外，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部分社会保障制度还采取国家与社团共同管理模式，瑞典的失业保险制度采取社团（工会）管理的模式等（丁建定，2019）o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认识的发展和演进，是西方社会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社会发展具有多种状态，既有现实状态也有约束状态现实状态的程度往往成为采取措施达到约束状态的背景与前提，约束则是为了改变现实状态中不良因素与情况的发展或者蔓延，约束状态是任何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状态既有阶段状态也有目标状态，阶段状态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不确定性，它可能与目标状态一致，更有可能背离目标状态,目标状态则是一个社会希望达到的理想的、比较满意的状态，但目标状态是由一个个阶段状态中的社会治理成效实现的，亦即对阶段性现实状态的约束机制构成目标状态达成的重要途径既有被动状态也有主动状态，被动状态具有普遍性，更具有现实性,主动状态具有理想性，更具有目标性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通过约束状态改变现实状态,通过社会治理使得阶段状态符合目标状态，进而实现社会治理从被动状态转变成主动状态可见，在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多种状态中，现实状态、阶段状态与被动状态是现状，约束状态、目标状态与主动状态是预期，从现状转变成预期的重要途径则是社会治理，而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认识则是西方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因此也就成为西方国家社会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自19世纪中期西方走上工业化道路以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治理的宏观指导思想方面来看，显著地经历了19世纪中后期的自由放任主义阶段，20世纪前期的国家干预主义阶段，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间道路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西方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认识和主张也经历了19世纪中期的“理性社会制度”、“大家庭联盟”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的“人民之家”、“公民的避风港”、“守夜人”以及“福利国家”等，20世纪后期以来以“大众的福利”与“来自竞争的繁荣”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以“无责任即无权利”“积极社会福利”“社会投资国家”为核心内容的“第三条道路”等在上述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不同认识和主张为西方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路径，指导和推动西方不断改善社会治理的状态和效果，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参考文献安德里亚.基督城[M].黄宗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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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同社会制度在国家治理方面虽有不同，但并非互相排斥、相互否定相反，却因各自在国家治理方面具有的特色与优势而更需要相互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基于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其在国家治理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认识几乎贯穿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构成西方国家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内容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较多地关注不同时期西方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具体途径的研究，对西方国家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认识演变的研究尚需要进一步强化本文试对19世纪以来西方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认识的发展和演进做一个初步的系统性探讨

二、从“理性社会制度”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9世纪前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在以自由放任主义为基本准则的自由资本主义环境下，西方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变革,社会问题的恶化、阶级矛盾的尖锐以及社会对抗的加剧成为西方社会的突出问题这迫使西方社会不得不在审视社会向度的基础上去思考和探寻理想的社会治理状态应该是什么状态各种社会思想流派都提出了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的认识和主张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性人物，罗伯特•欧文系统阐述了“理性社会制度”理论体系自1816年起，他便提出建立“公社”制度的构想在此类自治团体中，成员将形成崇高的品德修养，具备开阔的视野和准确的判断能力；全体居民能够在理想共同体中获得保障，通过科学方法预防不当行为，长者享有充分尊重与照料，消除任何形式的歧视机制；个体身心素质将持续提升，劳动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每个成员都能公平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欧文指出，“在一定的时候，将组成许多具有以上特点的公社”（欧文，1965125-126）建立在推行一系列新社会制度实验的根基之上，欧文进一步梳理并系统化自身关于新社会制度的观念，并在诸多著作里阐述了理性社会制度的理念他提到，在理性社会制度框架下，人和人呈现一种联合的状态，“唯有人们彼此联合，各民族也相互联合，人类方能收获长久且高度的繁荣与幸福，进而成为具备理性的存在（Owen,1840）；处于理性社会制度之中，社会宛如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利益凌驾于个体利益之上“理性社会制度，无论是在基本原理还是实践方式上，均是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其各个部分皆为整体而存在这一统

一、持久且内部协调的制度,以培育所有人性格、管理众人事务为奋斗目标”（欧文，1965128）o基于此，对社会展开的变革务必要全面，而不能仅局限于局部，这种全新社会制度一旦彻底实现，便能令全人类收获世世代代的永恒幸福，并且这种幸福会代代递增，永不衰退于理性社会制度环境中，生活的重点事务便是创造财富、享用财富,塑造理性人格，人们所知晓的工作与快乐仅有一种，那便是持续为世间增添欢乐与美好在理性社会制度里，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模式将彻底消亡，人人公平获取应得之份，并对所有人公平以待财富分配会成为生活诸般问题里最为简单的一项在理性社会制度之下，社会成员间构成平等的关系，划分社会成员的依据是年龄与经验，维系社会成员关系的基本原则为，任何人若未曾为他人服务，便无权要求他人为其服务换言之，便是人人自诞生起便拥有平等的权利欧文认为，这类理性社会制度的诞生乃是必然趋势，”推行理性的制度和以亲睦、平和、不断完善、普遍幸福的精神改造人的性格与管理世人的方法的时期即将到来；任何人力都抗拒不了这一变革”（欧文，196549）o欧文进一步阐述，理性的社会制度离不开一个具备理性的政府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洞悉人的本性，知晓何为民众的幸福所在,以及实现这一愿景的最佳途径（丁建定、陈湘，2024）o该类型的政府会构建各类秩序与环境，助力全体民众获取幸福所需的种种条件其制定的法律虽少，但民众易于理解，且与人性发展规律相契合同时，它也会明晰民众幸福必备的要素，并采取相应举措协助民众达成，这些要素涵盖健康的体魄；合理的生活资料生产与分配方式；个人天赋、知识及能力的发展；享受社交的乐趣；最大限度的言论与行动自由，当然，这需契合公共利益;生活于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之中；等等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倡导“和谐社会”与“人类大家庭联盟”的理念他认为，在一个病态的社会环境中，人类无法获得幸福为此，必须确立一些社会准则以实现人类的真正幸福魏特林提出了一系列原则社会法律应以自然法则和基督之爱为基础；将全人类团结成一个大的家庭联盟，消除狭隘的民族和宗教界限；实行平等的劳动分配和生活福利；根据自然法则，实现男女在教育、义务和权利上的平等；废除继承权和个人财产；通过普选产生领导机构，这些机构应负责任并可被罢免；在分配生活资料时，这些机构不应享有特权；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前提下,每个人应享有最大限度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为每个人提供充分发挥其天赋的自由和条件（丁建定、陈湘，2024）他强调，“没有这些原则和不实现这些原则，就别想有人类的真正幸福”（魏特琳，198418-19）o魏特林倡导构建一个协调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秩序不可或缺，个人利益也应融入社会福祉他提到，“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只有一个规律是永久不变的，那就是进步的规律，它是社会的自然法则，其余的一切刑罚都是和个人的自由以及社会的福利不相容的，并且，为了使这样一个秩序成为可能，必须把一切个人的利益溶化在一个公共的一般的利益中“（蒲鲁东，1963）o魏特林倡导构建一个共享、和谐且自由的“大家庭联盟”，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社会改革规划在此联盟里，管理的核心在于遵循自然规律，引导个人的能力与欲望进行交换，赋予这种交换一种对民众福利与和谐极为关键的自然走向，即依据自然法则实现劳动与享受的平等分配，同时消除那些破坏自然趋向的人性缺陷与病态为确保全社会的福祉，管理机构需承担起协调众人欲望和能力并使其达成和谐的重任在“大家庭联盟”中，为达成自由和谐的发展愿景，平均分配并非最优之选，更佳的方式是将产品区分为必要产品和有益产品，相应地将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有益劳动，为保障各类必要及有益产品，必须给每个人设定必要劳动时间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部分则为交易劳动时间，借助这一时间，每个人都能满足自身特殊欲望，且不会干扰整体欲望与能力的和谐如此一来，“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1965）英国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边沁倡导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评判社会治理理想状况的标准他认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他将快乐和痛苦视为人类行为的最高主宰，认为它们不仅决定了个人的行为选择，也是道德判断的标准边沁主张，行为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其能否最大化快乐或最小化痛苦，即“最大幸福原则”通常而言，人类行为具备趋利避害的特性，大家总是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那便是追求幸福，“在任何行为中，趋向幸福的特性被称为功利，而偏离幸福的倾向则被称为祸害”（边沁，2005）由此可知，边沁所言的功利，正是人类这种避害趋利的倾向o边沁主张，功利乃真实存在，并非虚幻构想，它是一切美德的衡量与评判的标准，是忠诚的衡量与评判的标准依他之见，幸福绝非仅限于少数人的幸福，而是关乎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幸福，他明确指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断正确与错误的准则他将幸福细分为四个具体追求，即生存、充裕、平等与安全在这四个追求里，生存和安全是最基础且最关键的，边沁认为，安全是社会秩序和幸福的基石没有安全，个人无法享有平等或自由，社会也无法实现长期的幸福伴随着时间流逝，边沁愈发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甚至觉得采用这一表述相较于“功利”一词，更能全面且充分地传达其真实想法他在1822年提到，“功利这个词不能如幸福和福气那样明白地表达快乐和痛苦的观念，它也不能把我们引向对所涉及的利益的数的考虑”（穆勒，2009）o边沁极为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便是如何达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他主张，人类需尽力妥善处理各类事务，同时积极探寻获取幸福的途径他提出，如果认识遥远的国家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和有用的，那么肯定地说，把工作做得更好，并更好地认识那些使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中能够生活得更幸福的主要方法，其重要性和用途也不会小于前者此外，他认为应对现存事物持续进行批判，并积极开展社会变革，这是实现人类幸福的关键路径“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任何东西如果永远不去找出毛病，那就永远无法改正；如果我们做出一项决定，对每件事物不问好歹一味赞成，而不加任何指责，那么将来一旦实行这项决定，它必然会成为一种有效的障碍，妨碍我们可以不断期望的一切追加的幸福”（边沁，1995100）边沁指出，为了达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必须妥善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社会应关注个体利益，而个体也应遵循社会利益整体有责任保护其所有部分，各部分则需服从整体的意志换言之，社会须保障每位成员的权利，成员们（作为保护的回馈）应遵守社会规则，若缺乏全面的服从，这种保护便无法真正对任何人产生效果”（边沁，1995128）o为更有效地平衡个人与社会利益，国家、政府特别是法律不可或缺，它们是实现幸福的四个具体目标的关键保障然而，国家、政府和法律的干预应尽可能最小化，以免阻碍个人追求幸福与快乐基于此，边沁反对19世纪初政府实施的多数社会立法比如，他支持强调个人责任与义务的新济贫法，却反对工厂法他认为这些社会立法虽旨在促进社会幸福，但它们限制了个人行动的自由,从而影响了个人追求幸福的自由（丁建定，2019125）o

三、从“人民之家”到“福利国家”在20世纪前半段，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步入又一关键的变革阶段彼时，长期失业的困境、贫富差距的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犹如阴云般始终笼罩在西方社会的上空，难以消散面对这般境况，西方各国被迫重新打量自身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尤其是越发严重的社会失衡问题，并积极探索更为高效的社会治理之路像英国、法国、美国这类国家，着手采用基于凯恩斯主义理念的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举措；而德国、意大利等国则走向了基于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国家干预模式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渐渐兴起，其关于社会治理的理想认知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