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情境化动员治理转型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基础和实践逻辑

治理转型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基础和实践逻辑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及新农村建设行动的深入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在完成“合村并居”后仍然面临治理重构、秩序整合等现实挑战应当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把握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基础和实践逻辑，充分认识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农民集中居住社会动员中的行动策略及实践机制本文从治理转型视角出发，提出情境化动员分析框架，从动员主体、动员策略以及动员效果等维度考察农民集中居住社会动员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动员主体在不同治理情境下呈现多元化特征，且主客体在不同动员路径中相互转换；动员策略遵循实用主义导向，在不同动员诉求下呈现复合化特征；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动员在实现动员目标的同时完成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再生产情境化动员的过程也是村庄共同体社区化重建及农民市民化再造的过程，如何突破“村-居”二元制度张力并以治理能力为导向重塑多元化社会行动体系，成为农民集中居住区重构现代社区治理体系并过渡到地域性治理共同体的关键问题的提出202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提升乡村建设水平，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主要包括“一村一社区”“多村一社区”“集中建社区”等类型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抓两头、带中间，，是鲁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情境化动员及其实践机制的真实写照其中，“抓两头”是指一头通过“乡镇一村社”利益共同体实现对村干部的树典型式动员；另一头则是乡镇政府对农村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的特殊照顾，实现“送温暖”式的兜底动员“带中间”是针对普通村民的动员过程，它是利用家庭整体福利最大化及熟人社会舆论机制实现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家庭内部代际动员情境项目进村中的动员I:随着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不断加速，“项目制”逐渐成为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保障的一种新常态因此，“资源下乡”和“项目进村”就成为新时期治理转型的一个重要背景从现实经验来看,村干部和村集体要有足够的项目承接能力，以确保自上而下的项目管理及其资源输入顺利“进村”因此，项目进村情境中的农民集中居住动员，本质上表现为村干部树典型策略从动员特征来看，项目进村中的动员是针对村干部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动员，它既是基层政权延续“榜样社会”控制逻辑的实践，也是村干部在项目进村及公职化治理情境下应对社会动员的理性选择鲁南C镇F新型农村社区MR副主任（原ZK村党支部书记）告诉笔者“什么事都是刚开始难，那会让村民签安置协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村干部你得带头来做啊，要不然村民觉得‘上楼’这事村干部都不积极，凭啥让他们先来所以说啊，动员的突破口就是村干部带头，发挥榜样示范作用，走在前面，以身作则，这也是做好村民思想工作的基础当然，也这是上面（镇政府）的要求，上面也看中村干部的动员能力我们把这事办好了完成乡镇分配的指标，既是工作能力体现，也是给上面人情面子，方便后面自己开展工作,能为村里谋更多福利就有一定主动权和话语权了”正如MR副主任所言，村干部于情于理都得发挥榜样作用并加大动员力度，最大程度完成乡镇分配的动员指标和任务，这不仅是替自己还乡镇领导的人情，也为村集体发展奠定基础作为村民的参照群体，如果村干部不带头配合政府工作，就无法开展村级治理和社会动员情境家庭转型下的动员II随着县域城乡融合战略的深入实施，农村家庭结构呈现出以效用最大化为导向的多元化转型，也即以家庭效应最大化、家庭生计模式最优化以及代际关系协同化为导向的“家庭策略”及其主体性实践因此，家庭结构转型情境中农民集中居住动员，本质上以家庭代际关系和谐及整体效用最优为导向的策略性实践，表现为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代际动员“家庭策略”将家庭作为理解家庭成员决策行为和决策过程的关键，其核心是考察家庭福利水平、生计模式、代际关系、权力结构等要素在迁徙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如果说作为国家意志与农民利益双重代理人的村干部是“乡政村治”模式和项目进村背景下典型动员的主要对象，那么，一般农户家庭中的年轻人则成为乡村社会个体化及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下农民集中居住社会动员的突破口鲁南X镇W新型农村社区居民WTX告诉笔者“说句实话，俺就是住村里习惯了，怕去新社区住不惯村里的干部都来做过思想工作，后来说不动俺就去找俺儿和儿媳妇谈这事（搬迁）了后来想了想，还是得为年轻人考虑，年轻人喜欢住楼房住新房，也不能拦着他们,他们想去W新社区住，设施好，比在WZ村方便当时，也担心老是这样耗着不是个事，其他很多人都签了，怕村里人吐唾沫星子（背后说闲话），俺们老两口也想通了，就签协议了，一块搬到新社区了，不能影响子女的生活”正如WTX所指出的，在村庄大多数人都签订搬迁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自己若再不选择配合村干部动员工作就会面临被说闲话的风险而且，为后代考虑的代际资源倾斜配置的“家庭策略”最优化，成为社会动员的关键所在情境情感治理下的动员m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是农村基层社区“送温暖”、政府兜底的主要对象因此，农民集中居住还存在另一种独特动员情境和动员逻辑，即情感治理下的社会动员不同于西方社会基于个体权利和公共规则的普遍主义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中国基层社区治理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和策略主义特征，实践中常常通过“送温暖”、政府兜底等特殊主义价值导向的治理手段和方式，达到既定治理目标的同时实现合法性再生产同时,中国基层社区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中的情感机制不仅真实存在、作用显著，而且针对不同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能动性地采取多元化行动策略及治理路径鲁南T镇副镇长LD告诉笔者“说白了，就是党和政府给他们（鳏寡孤独者）送温暖嘛!因为他们是党和政府真正要关心和帮扶的人，也是我们基层工作的重点对象，这部分人的住房保障需要通过政府兜底来解决，他们自己是无力承担的我们镇这样的现象还不少，主要是通过公共廉租房的形式解决他们的安居问题”从LD话语中可知，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是理所应当之事，也是政府职责所在作为基层治理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情感治理成为农民集中居住实现整体性社会动员的兜底所在情境化动员的实践逻辑一个类型化比较分析治理转型背景下产生的多样情境及其多元化动员，仍然是由政府主导的，本质上表现为“政府一社会”“国家一农民”之间的互动从类型学来看，情境化动员与体制内动员不同，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呈现的多元化动员本质上是一种基层动员，依靠的并非科层体制压力传导机制同时，情境化动员也与草根动员不同，它需要政府作为动员主体，综合考量不同动员情境、治理资源、伦理道德等多元实践因素，策略性开展针对不同群体的社会动员一言以蔽之，治理转型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的情境化动员是一种不同于体制内动员、草根动员等既有动员模式的新型动员类型，在新时期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鲁南地区的三类动员情境中可以发现，实践中农民集中居住情境化动员逻辑主要包括典型动员、代际动员、兜底动员等典型动员乡镇领导与村干部互动中常常使用“媒”和“擂”等非正式手段来实现政策性负担的向下传递，且作为体制性动员机制不健全的有益补充，乡镇领导通过建立与村干部紧密、良好的私人关系，以熟人网络、人情面子等非正式机制督促其配合乡镇工作因此，从“乡镇一村集体”互动关系角度而言，村干部身先士卒、甘当“典型”既是其作为村集体代理人对乡镇政府在发展项目及政策资源倾斜式“进村”过程中的积极主动回应，也是村干部主体作为乡镇领导私人网络节点并摆脱人情困境的理性选择作为国家意志执行者和村庄利益代言人，项目进村及公职化背景下嵌入熟人社会的村干部在与乡镇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同时，又得通过一系列社会行动重构村庄结构并再生村级权威，往往面临双重边缘化的身份认同冲突和去他者化的实践道德困境因此，从“村干部一村民”互动关系角度而言，村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既可彰显其“不计个人得失，积极配合政府工作，支持村级事业发展”的道德模范作用，最大化其身份及行为的示范效应；作为“典型”的村干部可以通过民主决策程序推进公众参与，积极发挥基层民主及其个人权威在村级动员中的主观能动性从“结构一能动”辩证关系角度而言，“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村级治理实践主体之一——村干部往往采取对上“共谋”、对下“分离”与对上“反馈一顺应”、对下“理解一安抚”等二元分离治理策略；在此治理情境下的村干部通过甘当“典型”的能动性应对，有效化解“上一下，，“里—外，，“干部—村民，，等多重结构制约下的身份冲突及实践困境一方面，甘当“典型”的村干部是对基层政权代理人——乡镇领导的积极主动反馈，并期待日后资源分配的再次倾斜，因为村干部获得认可及政策倾斜的前提是乡镇领导对其发动群众、动员村民能力的充分信任，且这种信任是建立在以往社会动员经验之上的另一方面，作为“典型”的村干部也能在村级综合治理中实施理解、安抚，并自诩为村庄谋利者及村民守护人，实现个人权威再生产代际动员乡村社会个体化进程中年轻人对私人空间和个体权利的强烈诉求是代际动员策略的现实基础不同于传统院落式散居模式，新型农村社区无论从生活环境、居住空间抑或住宅结构，都更加注重对私密性的保护及私人空间的营造而倍受农村年轻人青睐“生活在社区、上班在厂区、消费在市区”的美好蓝图，使其对新型农村社区都市化生活方式充满向往而家庭就业结构和生计模式的非农化转型进一步强化了年轻人“进厂上班”在家庭经济收入及日常生活中的决定作用，而靠近城镇的新型农村社区无疑会极大方便年轻人实现非农就业子代家庭地位优先及代际资源倾斜配置的农村家庭策略机制，使得年轻人及其核心家庭逐渐成为家庭内部事务、重要事件的决策者、受益者，这是家庭内部代际动员策略有效运作的微观基础和主体动因乡村社会个体化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冲击直接使得子代核心家庭的夫妻关系逐渐取代亲代父子、母子关系，成为农村家庭日常生活的主轴，最大化子代“小家庭”福利水平成为传统“大家庭”内部事务及重要事件决策的首要因素村庄集聚提升与农民集中居住使得传统家庭代际关系再生模式难以维继，导致失去庭院经济和农业收入的老年人对其子女的经济依附性增强，“跟着儿子走”的“过日子诉求成为家庭内部代际动员策略中老年人自我动员的现实基础以乡村社会里的“闲话”为载体的村庄舆论及道德话语成为代际动员策略中老年人自我动员的微观机制闲话会对那些试图或已违规的个体产生自我约束、自我纠偏，甚至是惩罚性作用从“家庭—村庄”互动角度而言，在村干部“树典型”后已有部分家庭选择主动搬迁并积极配合政府工作，而那些不愿或不积极主动配合镇政府和村干部动员工作的农户家庭会在背后遭致其他村民的闲话甚至非议就家庭内部代际关系而言，那些“不为子女着想”的老年人不符合传统村落里家文化的行为规则和社会期望，从而面临闲话的村庄舆论及道德困境兜底动员中国基层社区情感治理是福柯意义上的国家治理术，它是弥散的、无处不在的，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种弥散的情感治理在实践中呈现多元化、复合化运作机制和实践策略，包括面向弱势群体关怀与照顾的“送温暖”，围绕人情关系建立的“结对帮扶”，情理法结合调节邻里矛盾的“老娘舅”及面向信访户、钉子户的“软硬兼施”等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鲁南很多乡镇存在不少鳏寡孤独者，因为他们确实没有经济能力，属于农村低保人群，即使他们愿意配合、愿意搬迁，也没有购房能力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和农房翻新改造过程中，不应当剥夺他们平等享受城镇化红利的合法权益因此，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公共廉租房问题，专门用于安置无依无靠、无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的鳏寡孤独者，既体现了国家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也通过对他们的及时安置不影响整个新型农村社区住房集中改造工程的实施进度农村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情感治理机制及其相关联的动员策略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基于“送温暖”、“结对帮扶”、“老娘舅”以及“软硬兼施”等情感导向运作机制和动员逻辑，实现了既定动员目标并达到了“寓情感于治理，寓治理于动员”的多维综合效应三种动员逻辑的辩证关系从动员主体角度而言，农民集中居住社会动员主体在不同治理情境下呈现多元化实践特征，且动员主客体在不同治理情境和动员路径中相互转换在“乡政村治”治理情境中，乡镇政府是农民集中居住社会动员的核心主体，并基于村干部公职化及项目进村等现实治理情境开展社会动员；而在传统村级治理情境中，作为“树典型”动员客体的村干部则成为动员主体，并基于家庭策略实现对年轻人的有效动员，而此时的年轻人则成为家庭内部动员主体，并基于核心家庭利益最大化完成代际动员；同时，作为家庭内部代际动员客体的老年人则迫于村庄“闲话产生的舆论压力进行自我动员另外,在面对农村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时，乡镇政府再次成为情感治理情境下的动员主体，并通过关怀照顾、政府兜底等“送温暖”形式，在实现基层政权合法性再生产的同时完成兜底动员从动员策略角度而言，农民集中居住社会动员策略遵循实用主义导向，在不同治理情境和动员诉求下呈现复合化实践特征在村干部公职化治理情境和项目进村动员诉求下，乡镇政府采用“媒”和“擂”等非正式动员策略将村干部树为典型；而在面对新型农村社区里的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时，乡镇政府则采取新建公共廉租房、“送温暖”等兜底动员策略，最大程度保障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在村级治理情境和一般村民动员诉求下，作为“典型”的村干部则基于农户家庭整体福利最大化诉求以及年轻人对新社区、新生活的强烈向往，通过“亲代（老年人）一子代（年轻人）”的家庭内部代际动员达到预期效果复合化动员策略在实现既定动员效果的同时也完成了治理情境的再生从动员效果角度而言，情境化动员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社会动员是以治理理念实施社会动员，并在提升动员实践效果、达到动员预期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再生产“树典型”动员、代际动员以及兜底动员，这些不同治理情境和治理诉求下的运作策略和实践路径，均有其特定的目标人群、适用边界、实践基础以及运作机理，是基于“国家政策一基层实践”“公共权力一地方权威”“集体利益一个体诉求”等多元模式变项之内部冲突和结构张力下进行的“治理中动员、动员中治理换言之，基层社会治理体公共服务配置”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开启了美丽乡村建设新时代，其以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为抓手，强化政府引导作用，调动农民主体和市场主体力量《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遵循村庄演变规律、集聚特点、资源禀赋，并结合生产生活半径、合理确定县域村庄分布，有序引导农民适度集中居住新时期乡村振兴要分类推进乡村发展，应当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分类推进乡村振兴，而农民集中居住已然成为乡村振兴实践的主要经验之一，诸多学者视其作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高效途径从新农村建设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村落共同体变迁和村庄转型发展以及中国村庄未来命运与前途，一直都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就研究层级和理论视角而言，对农民集中居住的既有研究主要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体系及实践反思，有学者提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撤村并居”的政策实践及“行政社会”的非制度性后果;中观层面则主要聚焦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的动力机制和推进模式，作为就地城镇化的实践路径，农民集中居住是小城镇战略的当代转型，其动力机制呈现政府、市场、社会、居民等多维协同推进模式；农民集中居住的微观层面则重点关注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社会适应及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社会治理体系嵌入性重建，转居农民的市民化实践过程中，农民个体面临生计模式、行为方式、社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尤其是传统“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村级治理效能直接决定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社会动员的实践效果结论与讨论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合村并居”及农民集中居住的各种质疑经常是把它作为自变量来批判，认为这是导致村落共同体消解以及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然而，要真正客观认识和全面地把握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及农民集中居住这一社会事实，必须将其视作因变量而非自变量，客观阐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社会动员策略的微观实践及其多元治理情境的社会建构，比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动机、行为策略、运作机制及动员逻辑，尤其是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受益主体——农民，看他们集中居住过程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及其能动应对策略笔者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动员置于治理理论视域中，从动员主体、动员策略以及动员效果等维度，考察其实践过程及行动逻辑在情境化动员视角下，动员主体在不同治理情境下呈现多元化实践特征，动员策略以实用主义为导向但呈现复合化实践特征，动员效果则是在治理转型中实现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再生产情境化动员视角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及农民集中居住何以可能”，不仅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及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动员和实践运作，也是传统村落共同体社区化转型以及农民主体空间性“脱嵌”与社会性融合的动态过程，其实质是村庄社区化再造与农民市民化转型然而，囿于现行的集体产权制度、社会政策体系、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以及个体行为方式转变的滞后性，完成集中居住社会动员后的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秩序重建势必会涉及到社区治理体系重构、家庭生计模式转型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整合等多重困境，不能单纯以农民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和入住新型农村社区为终极动员目标从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动员到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的秩序重建，要更新传统社会观念、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以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效能、增强居民自治能力、完善公共参与机制为实践抓手，在保障村庄集聚提升与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激发其主体意识、重塑其主体地位、构建主体性行动体系，为营造农民集中居住区新地域公共性提供完备的制度保障同时，在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动员实践过程中，应从家庭生计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及个体社会心理等维度，引导农民身份认同及传统熟人社会行为方式向公民角色及现代社区行为模式转型，为农民集中居住区重建社区化秩序体系奠定必要的社会基础会认同以及心理调试等多维嫁变及适应同时，从村落到社区的社会空间集聚化转型和集约化变迁，也是村落共同体向新型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型的过程，需要重建新型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基础性秩序，包括组织体系、治理结构以及经济生活等内容概言之，既有研究基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的双重背景，聚焦农民集中居住的制度背景、顶层设计到政策体系的地方实践和基层创新,以及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社会样态转型、治理体系重建、农民市民化娘变等议题但是，既有研究缺乏对“合村并居”及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动机、运作机理系统阐释，尤其对情境化动员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动员实践过程及行动逻辑鲜有涉猎然而，忽视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行动策略便难以全面客观理解农民集中居住后面临的种种困境，也无法真正了解村庄集聚提升与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家庭、弱势群体等多元化利益主体市民化转型的现实困境和真实诉求而且，缺乏对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动员策略及实践路径的理论阐释，也不利于深刻反思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实践因之，本文将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村庄集聚提升与农民集中居住行动置于治理视域下，以鲁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为例,系统阐释农民集中居住社会动员的行动策略及动员逻辑，即从治理效能与动员情境视角全面把握农民集中居住的微观基础及其社会实践，充分认识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农民集中居住社会动员的社会嵌入与社会建构中的行动策略与运作机理治理转型与社会动员理论视角及分析框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增强，如何准确把握社会动员的适度边界，实现多样复杂、疏离松散的基层社会高效能动员，充分发挥行政、市场、自治等不同动员机制和治理主体的合力效应，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十四五”规划中构建市域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有学者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认为，不同于西方语境下的社会动员，中国社会动员是外在建构力量与内在自发力量双向运动的产物，是透视基层社会治理空间中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一个有效切口，并基于基层社会动员实践经验提出内生精英辐射式、行政主导层级式、多元共治纵横式三种社会动员框架一言以蔽之，作为国家治理的外在显性机制，社会动员及其实践机制是多元共治理念下的基层动态治理的复杂过程近年来，学界关于社会动员的一个分歧点在于草根动员能不能转换为国家的正式动员机制甚至融入基层治理体系之中有学者指出，草根行动者是一个既不完全认同于精英、也不完全代表底层,而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逻辑的行动者，其所进行的草根动员,使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草根动员的目标是突破相对剥夺感得到公平对待，这既是一个动员参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理性控制并适时结束群体行动的过程但是，也有学者以农村环境运动的动员过程为个案指出，只要草根动员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就有可能以理性的方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使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到基层治理的本质来解构上述分歧可以发现，无论草根行动者是否存在自身独特的行动目标和特殊的利益诉求，都不可否认善治理念成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核心原则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现代化也必然要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规则的现代化，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横向责任关系，克服传统社会治理中的地方主义难题，给地方政府制造外部压力并迫使其在执行政策时减少失误与懈怠，从而提高基层治理绩效质言之，基层社会的善治就是实现基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动态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正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或日“官民共治”因此，本研究尝试从基层社会善治的核心意涵及实践要义出发,回到基层治理效能的时间、空间等社会情境中去，把抽象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其静态的互动模式置于具体而微观的时空关联和社会情境之中，以此突破“国家社会”“传统现代”等二元范式的局限性，并回应学界关于社会动员尤其是草根动员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而言之，不同于传统草根动员的“国家一社会”“政府一居民”“体制内一体制外”等二元分割理论范式,情境化动员视角下的社会动员突破上述局限性，将社会动员视作一种复合治理逻辑下的社会行动首先，从动员主体角度而言，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大转型是情境化动员的制度环境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科层治理改革的技术化、项目化等倾向，使得基层政权从“后税费时代”的“悬浮型政权，转变为“项目治国时代”的“协调型政权”，而作为“上面千根针，下面一条线”的乡镇在实践中呈现出“动员型政权”特征，动员导向的社会治理则成为乡镇政权日常运作的主旋律；另一方面，项目分级运作体制使得项目进村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新模式，能否争取到项目就成为基层干部，尤其是村集体干部日常权威再生产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乡村社会个体化趋势导致传统村级治理模式及熟人社会动员机制日渐式微，难以有效发挥其应有的动员效果，突出表现为村干部面临“一张嘴巴两条腿”的社会动员困境其次，从动员路径角度而言，情境化动员在实践中呈现动员主体多元化、动员情境复合化、动员机制策略化以及动员路径多阶化等特征以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动员实践为例，动员主体包括乡镇政府、村集体、年轻人等，在项目进村、搬迁安置、国家照顾等不同情境中他们既是动员主体又成为动员对象；同时，动员情境的复合化使得动员规则呈现策略化特征，例如，项目进村过程中基层政府采用协调策略实现村级动员；在搬迁安置过程中，村干部则通过家庭策略说服年轻人搬迁实现代际动员；而面对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基层政府和村集体则采用情感策略满足他们基本生存诉求实现政府兜底动员因此，基于上述理论阐释，笔者将农民集中居住的动员实践置于基层治理结构转型及其多重治理情境之中，具体阐述不同动员主体在特定治理情境下的动员路径并将其模型化为图lo最后，从动员效果角度而言，以社会动员为契机整合治理资源、优化治理结构、强化治理效果并重构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秩序，是项目治理背景下情境化动员的行动路径和实践目标在“压力型体制”逻辑下，乡镇政府通过项目分配特权将政策性负担产生的动员压力以项目进村的形式传递至村集体组织和村干部，一方面，乡镇政府通过类似“中央一地方”关系中的“锦标赛体制”实现项目进村的分级运作，依据“成熟一个上马一个”的项目申报原则和资源分配逻辑在各行政村之间实现精准治理和有效动员；另一方面，基于“锦标赛体制”的资源分配逻辑，村干部是否善于通过地方性知识和本土治理资源，尤其是日常权威及个人地位，实现社会动员并积极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就成为项目能否进村的重要前提因此，治理效能视角下的情境化动员在实现既定动员目标的同时，也再生产了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情境I是项目治理背景及“乡政村治”模式下“协调型政权”的社会动员路径，其动员主体是作为国家代理人和政策执行者的乡镇政府，动员对象则是公职化管理的村干部实践中表现为项目进村过程中，乡镇干部利用准压力型政策运作机制及私人关系导向的非正式动员手段将村干部树为典型，并通过“项目落地一政策执行一利益共享”的运作机制构建“乡镇一村社”利益共同体同时，情境I中动员的具体目标既包括村干部协助乡镇政府落实项目治理的各项指标和政策任务，也通过把村干部树为典型起到对普通村民的示范引导效用情境II是乡村社会个体化背景下家庭代际动员路径，其动员主体是作为情境I动员对象的村干部，动员对象则是一般农户家庭的年轻人实践中家庭代际动员是村干部基于家庭整体福利最优及代际资源向下配置等现实因素，通过直接动员年轻人实现家庭内部的代际动员家庭代际动员的微观基础是“年轻人务工、老年人务农”的家庭生计结构及“半工半耕”的家庭再生产模式，其运作机制是家庭整体福利最大化与家庭代际资源向下倾斜，以及熟人社会公共舆论机制形成的老年人自我动员情境in是国家政权合法性再生产背景下针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兜底动员路径，其动员主体是作为国家政权代理者的乡镇政府，动员对象则是传统村落共同体里的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他们无力承担村庄集聚提升及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的经济成本，情境I和情境口中的动员策略及其运作机制就失去必要的社会基础同时，乡镇政府作为社会优抚、社会救助等公共福利政策的主要实施者，面对弱势群体时往往采用送温暖式的情感治理实现合法性再生产，针对弱势群体的兜底动员本质是情感治理下的国家照顾质言之，要从社会治理的整体性视角把握多重情境相互作用对社会动员的现实诉求及结构制约，充分认识社会动员在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中的社会嵌入与社会建构，以及多元治理情境下社会动员的行为模式、结构特征与运作机理止匕外，聚焦结构性影响因素的同时也要特别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能动性实践，包括行为动机、动员效果及应对策略等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对社会动员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综上，笔者将从动员主体、动员策略及动员效果等维度，考察农民集中居住社会动员的类型及实践逻辑情境化动员的实践类型来自鲁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作为一种新的农村社会生活形态，新型农村社区可以通过集中化住房节约土地，保证农民均等化、高质量享受公共服务，有助于推动农村规模经济的发展鲁南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