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基层治理中复合型社会关联的变化及其重塑

高飞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基层治理中复合型社会关联的变化及其重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不仅象征着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的战略性转变，也反映了脱贫攻坚后国家对乡村振兴的新期待这一转变不仅关乎公共利益的有效分配，而且涉及社会团结的再次塑造现有研究虽然突出了美丽乡村建设在改善农村面貌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对其在促进社会团结方面可能带来的复杂影响考虑不足本研究采用社会关联的视角深入分析了Y镇危房改造期间村民、村干部和驻村干部间的互动，探讨了在物质条件改善的同时，社会关系为何没有同步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如何影响基层治理研究表明，过于依赖上级资源输入和制度供给的乡村建设，相对忽视了基层治理能力的培育这种不足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驻村干部的模糊定位、村民的自利行为加剧以及贫困群体与界面群体政策不匹配在迈向和美乡村的征程中，急需构建融合传统和现代元素的复合型社会关联，以增强社区自治和内生发展动力，夯实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这一发现不仅扩展了乡村振兴的研究视野，而且为构建结合自治、法治和德治的新型乡村治理格局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指导问题的提出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到最后阶段，国家和社会资源在贫困村落大量汇集，固有村庄内部的共同价值和情感关联在变化，围绕着脱贫攻坚的政策红利和福利分享村民内部开始分化A与B都属于Y镇最后脱贫的一批，经济水平原相差不大，在村落内部属于同一个收入阶层因为消费习惯和生活来源均有着很多相似处，加上住房相隔较近，两家人走动较多而拥有较为亲近的邻里关系按照危房改造程序，先由农户自愿申请，然后在村内评议、公示，上报乡镇（街道）审核、公示、验收，再由县级政府审批，最后由乡镇（街道）组织验收危改房由于A、B两人文化水平有限，二人均在村委会帮助的情况下完成申报在乡镇政府进行审核的时候，根据不同的住房情况对于两户房屋进行了不同定级，将A户认定为C级，而将B户认定为D级因为补助相差较远，A户心生不满，暗自揣测并私下对人提及，怀疑B给村干部塞了好处两人因此心生嫌隙，不再如当初互动频繁此外，因为B户人口较多，按照政策要求，B户的改造面积又比A户要大本来A户的房子要比B户的好一些，但在政策帮扶下，B户不仅在经济上得到了更多的实惠，而且在村庄社会中最能代表尊严的房子也比A户更大，这让A的心理更为不平衡危房改造的优惠政策还有其他福利政策叠加到贫困户B,造成原本收入水平差不多的A/B两个家庭，一下子拉开了差距，使A产生相对剥夺感，而B也开始“得了好处卖乖”，说起了风凉话，更激化了两个家庭的矛盾“穷就有理，政府兜底”:村干部的干预A户的不满情绪很快便爆发了出来，几次在公开场合质问村干部为什么B是D级，而他只能是C级，村干部解释说房子的等级是经过上级部门评估的，不是随便定的但是A仍旧迁怒于村干部,转而索要易地搬迁政策，因为家里有6口人，按照易地搬迁政策规定可以得到7万多元的政策补助在村干部苦口婆心劝说后A进行了讨价还价，A坚持如果不能搬迁的话，他的房子也不会按照C级危房进行加固这让村干部伤透了脑筋如果一开始没有上报录入系统，A不同意加固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因为前期已经录入危房改造系统从迎检的思维考虑，村干部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系统中录入的危房改造任务，则不能完成工作任务经过几次三番地劝说无果后，A与村干部的关系也降到了冰点A一方面认为村干部收了B的好处将危房级别定得更高；另一方面，因危房改造项目对村干部的要求与考核直接挂钩，A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以不配合危房改造为要挟，试图获取更多的利益村干部为了平息事端,也考虑到同处一村、抬头不见低头见，不愿意将事情闹到上面去，这使得Y镇的危房改造工程因此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协同治理与驻村干部的双重影响就在村干部和村民因为屡次协调无果而耽误了危房改造进度的时候，来自县国土局的驻村干部打破了这一僵局他看出了A的心思，如果让其如愿，后面的改造工作将无法推进，其他村民必然会有样学样，“狮子大开口，驻村干部与A进行沟通后，没有直接拒绝他的要求，也没有答应其提出的条件，而是利用其国土局的工作便利，转而引入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定级，A的住房最终被认定为B级，这使得其住房从系统中被移除，化解了A的过分要求也避免了危房改造的工期延误用B的话来说，A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贫困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是在原有扶贫治理体系里不存在的一种治理力量，他们的进入有效加强了县与村、户之间的联系，对于改变贫困村庄的贫困面貌意义重大，为强化基层治理、推动脱贫攻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次事件的处理中，一方面是村干部碍于熟人情面，出于不把事情做绝的乡村伦理尽量不与A撕破脸，但是驻村干部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正是考虑到驻村干部的优势，中央在组织层面进行了人力下沉在此次危房改造实践中，驻村干部的有效介入确实促进了问题的解决，但同时也影响了“村两委”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一些民众可能会认为，与其依赖“村两委”，不如直接求助于驻村干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感到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有所下降在这一过程中,驻村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原本合作性质的关系出现变化，两者的互动模式也出现调整此外，驻村干部往往会通过自身社会资本，为帮扶的贫困村和贫困户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驻村帮扶异化为驻村干部社会资本占有的比拼，资源较少的驻村干部只能争取到较少的项目和资金，而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驻村干部则可以为本村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分配优势进一步来讲，由于驻村干部与基层干部的权责划分不够清晰，可能导致两种不同后果一是驻村干部悬浮于乡村社会，例行公事、文牍主义、形式扶贫，出现基层工作机关化;二是驻村干部过度介入乡村社会，对上不衔接，对下不兼容，使村级组织的功能受到影响，使得公共权威被削弱三重社会关联的变化机制上文案例反映出村民、村干部以及驻村干部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化，反映了多重社会关联的变化集中体现在行政主导的社会关联虚化、利益导向的社会关联激化以及情感取向的社会关联弱化三个方面行政关联虚化驻村干部的模糊定位所谓行政主导的社会关联是指由行政嵌入乡村社区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在总体性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关联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特征，农民依附于集体，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关联多以内部控制为主，很少产生出行政之外的社会关联脱贫攻坚以来，伴随着大量资源和干部进入乡村地区，乡村地区自治形态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驻村干部作为机关干部，背后所附带的单位资源决定了其在乡村地区的权威性和话语权，强势部门的工作人员必然会为所驻村落带来更多的资源同时，村干部作为“泥土干部”，并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序列，但在基层社会发展过程中承担了重要职责他们对乡村最为熟悉，自上而下的政策需要依靠他们进行布置和落实因此，本文所述行政主导的社会关联，是指按照行政的指示进入乡村社区与农民发生关联和互动，比如驻村干部、挂职第一书记等，他们本质上是行政指令到乡村场域开展工作，尽管在与村民互动中可能产生出情感关联的因素，但其本身从功能和结构层面而言属于行政主导下产生的社会关联田野调查发现，通常情况下驻村干部会面临系统内部和体制考核问题，为了有效推动乡村建设，加快同步小康步伐，很多地方工作成绩会成为考核驻村干部的最重要指标有的地方明确规定，“包村不脱贫，干部不换岗，不提拔”不少干部以“镀金”的心态到基层驻村，重可视化政绩展示而轻内生能力培养、重直管部门意见而轻民众诉求主张，这助长了基层形式主义作风而当驻村干部真正介入村庄内部时，又会触及固有村级利益团体，激起村庄内部不同利益的合力抵制，甚至受到村级权力结构的排斥而被边缘化研究证实，在脱贫攻坚时期，驻村干部即遭遇了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之间的“共谋”以及乡土社会的排斥因此，作为村庄外生力量的驻村干部如何完全融入当地，与村庄内生力量合力共治，实现嵌入型治理的相得益彰，目前并没有清晰的制度设计，而模糊的角色定位使行政主导的社会关联虚化利益关联增加资源下乡中村民自利倾向的激发所谓利益导向的社会关联是指工具性的关系在乡村社区中的普遍性存在市场经济确立以来，消费文化和工业文明不断浸入乡村社会，使乡村社会关联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导向特征利益关系协调成为农村内部的重要面向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构建共同体本来就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在市场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之下，农村社区传统互助团体逐渐衰落，一些农村居民渐次从各类共同体中抽离出来，原来守望相助的社区成员陷入市场经济的利己圈子之中，人情味日益淡薄，睦邻合作精神日渐衰微亲戚邻里之间的走动变少，温情脉脉的互助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原本同一村落的A、B两户人家，生活水平相差不大，但是因为其中之一被纳入建档立卡户，所有的政策优惠不断重复叠加其头上，一下子拉开了两家人的差距，而非贫困户并没有相应的补偿性政策予以匹配，使非贫困户产生相对剥夺感在上述案例中，界面群体的矛盾不停地消解和弱化着固有的传统乡村社会的情感关联与支持性力量这意味着，部分村民群体不再通过互惠规范等进行合作，转而比拼谁能够获得更多的国家政策和资源救助，这激化利益关联的同时也滋生了精神贫困情感关联弱化博取更多政策照顾的相互比拼所谓情感取向的社会关联是指在长期聚落而居中由于地缘的临近性所形成的情感关联，这也是社区作为共同体的本真意涵传统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是一个以地域亲近特征和人伦关系为依托所建立起来的情感共同体在传统的中国农村背景下，农村生活常与较为检朴的生活条件、有限的经济资源和传统的价值观念相联系，其中小农经济的一些特征，如对稳定的偏好和保守的思维方式，被视为其典型特点这些价值观，包括对俭朴生活的接受、对公平的追求以及对外部变化的谨慎态度，随时间传承并逐渐融入了社区成员的共同认知中，形成了一套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社会观念田野调查发现，相对落后和封闭的社区关联更倾向于情感取向;家庭观念和宗族意识较强的乡村社区更倾向于情感取向村庄社会相较于城市社会而言，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相对独立，需要国家之外的村集体自主提供村庄秩序和公共服务，解决诸如社会治安和道德教化等问题，这些需要集体协作的公共事务产生了相互合作的需要，也衍生了“近邻似亲”的朴素情感然而，自分税制实行开始，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发生了逆转，中央得以在财政集权化的前提下，对于地方政府进行重新划拨和分配，大量资金通过专项的形式进入到基层政府，以此维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明显减少之下的有效公共服务供给项目制的实施，激发了一些农民的自利倾向尤其当大量的资源下沉农村，在帮穷的施政伦理导向下，普惠性福利之外特惠型政策不断叠加到特定群体身上，这些福利分配是在村庄内部的熟人社会中进行的，政策目标达成的同时社区内部出现分化,会滋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担忧和纠纷，可能影响村民间的情感关联纽带迈向和美乡村建设复合型社会关联的构建随着中国农村进入乡村振兴的新阶段，乡村社会关联的问题日益凸显乡村建设包含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以及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机融合两个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乡村的传统社会文化结构在国家推动的现代化改造中不断吸纳符合现代部门的伦理要素，构成了国家、市场和社会同向性的互动模式，使得贫困群体在这一互动中获得了把握市场的机会和能力Y镇危房改造过程揭示，在前期基层治理重心偏向于围绕提升贫困群体的经济收入，相对而言对发展村民的社会性能力关注不足，这可能导致乡村社会的分化和疏离和美乡村建设不仅是“吃饱穿暖”、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更为重要的是有效提升乡村群体的振兴能力和支持性社会关系，在互惠和互信的基础上，形成乡村社会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善治体系因此，无论是基于中国特有文化的社会关联，抑或基于外向的利益共享的社会关联，都不足以整体重构起已经弱化的社会关联，唯有基于传统、吸取现代连接要素所结成的复合型社会关联才有可能成为相互信任的基础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利益分配说、制度变革说抑或主体互构说，都不同程度地抽离了村庄，很难描述实际的村民行动过程，更难发现村民内部社会关联弱化的机制，也就揭示不出不同行动主体互动差异的内部原因尽管有学者指出，在基层对于村干部的激励主要是前台的权力利益之网和后台的社会伦理之网但是这一框架并没有将驻村干部这一特殊群体囊括在内，驻村干部作为一种村内的上级干部，对于村内伦理和利益置换有着不同于村干部的超然态度，驻村干部与村干部之间并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此，两者的关系界限就显得非常模糊，需要具体情境具体分析另外，脱贫攻坚所形成的治理效能和治理经验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待探索，但就其政策侧重点而言，显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已有研究通过对2省3县8个典型村落348位农民的调查发现，当前的和美乡村建设还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水平较低，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有限，产业发展条件受限，以及农民主体意识的薄弱等多方面问题如果说美丽乡村建设更强调乡村社会的经济层面,那么和美乡村建设则更关注乡村发展的社会维度，而社会维度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村庄内部的社会关联如此一来之前注重经济收入和福利给予而导致变化的社会关联，在乡村振兴时期需要得到重构针对上述问题，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构建兼容传统与现代要素的复合型社会关联，作为增强社区自治和内生发展动力，夯实乡村振兴社会基础的路径选择具体而言，社会关联变化的三重机制分别是行政关联虚化、利益关联加强和情感关联弱化匹配这三种机制，复合型社会关联的重塑路径应包含首先，实践中的角色界限确保驻村干部的有效协同在当前的基层治理体系中，驻村干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实践中角色定位的不明确，有时会导致他们过度介入村庄事务，从而削弱了村两委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例如，在某些情况下，驻村干部利用其资源优势直接解决争端，而非作为辅助者支持村委会的决策过程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有效，但长期来看可能会损害村级自治的基础因此，需要在制度上明确驻村干部的角色和职责他们应被视为辅助者和协调者，而非替代者这意味着驻村干部应专注于提供支持和资源，协助村委会更好地执行其职责，而不是直接代替村委会做出决策同时，建立协同工作的横向责任制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建立网格化责任分工制度来实现，其中驻村干部、第一书记、村两委等各方在乡村振兴中都有清晰定义的角色和责任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能促进不同组织间的协作和信息共享，从而实现治理效能的优化配置2008年，“美丽乡村”概念在浙江湖州一经提出便迅速成为政策热词，全国各地的同类建设纷纷兴起，美丽乡村也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代名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一字之差意义却显著不同美丽乡村更强调乡村建设的异质性，尊重不同地方的空间特点和社会文化风格，通过建设各具特色的村庄民房，形成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村庄建设样态，各美其美，构成“美丽中国”而和美乡村则不仅需要乡村环境美丽,更提倡乡村关系和谐这一要求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愿景，传递了国家层面强烈的政策信号，预示着中国农村迈向新的发展阶段既有成果将基层治理置于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政策背景下，对于大量资源下沉为乡村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系统讨论，形成了利益分配说、制度变革说、主体互构说等代表性观点然而，现有研究尽管突出了美丽乡村建设在改善农村面貌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对其在促进社会团结方面可能带来的复杂影响考虑不足在乡村物理环境与物质水平实现显著提升的同时，乡村社会关联却出现了诸多问题如果“只注重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而忽视社会治理”，那么势必会使乡村建设因为社会基础的缺乏而导致社会团结的损害因此，本文引入社会关联视角，以武陵山区Y镇危房改造过程为线索，试图回答在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背景下，社会关联的弱化是如何发生的社会关联弱化的类型和内在机制是什么社会关联的弱化对基层治理产生了何种影响在未来和美其次，社区凝聚力的培养克服政策差异带来的挑战村庄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民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在案例中，由于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政策享受差距，使非贫困户产生了相对剥夺感，破坏了原有的邻里关系为了防止这种利益割裂，需要培育集体荣誉感和公共精神一方面，通过组织公共活动、志愿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方式，强化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增强村民间的团结和协作精神通过这些活动，村民们可以共享经验，增进相互了解，从而缩小认知差距另一方面，应该关注被边缘化或被忽视的群体这包括非贫困户和其他可能感到被排除在外的村民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应被纳入公共政策的考虑范畴这不仅有助于缩小村民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还能加强社区的整体凝聚力，有助于构建一个基于利益共享和集体认同的社会关联网络第三，公平与情感纽带并重促进收入多样性提高的同时，关注社会和谐性的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的核心之一是促进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公平和谐这不仅涉及确保脱贫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还包括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关注，确保他们在乡村发展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公平性对困难群体而言，通过政府补贴、公共就业计划和社会福利项目等方式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和援助，以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增强这一群体的归属感和信任度同时，中等收入群体也需要得到关注他们的需求和期望可能与脱贫群体不同，但同样重要通过融入式发展策略，比如提供培训和教育机会、促进本地企业发展等，重建基于情感纽带的社会关联这种关联不仅建立在经济互利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基于共同的社区目标和共享的价值观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和美乡村”，擘画了乡村振兴的未来愿景这意味着未来的乡村不仅是美丽的，而且是和谐的乡村生活将不再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居住在乡村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农民将成为一种职业选择，而不是命运在乡村振兴时期，乡村社区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国家已经不再是乡村社会的唯一治理主体,社会组织与农村居民都成为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适应，治理手段也随之发生变化，行政主导关联、利益导向关联或者情感取向关联都已经不再是社会关联的唯一方式，需要建构法治德治自治背后的情感关联、行政关联和利益关联相互叠加的复合型社会关联形态这种复合型的社会关联形态一方面汲取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融合机制，另一方面也吸纳了现代社会的行政、利益的元素，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公共性的再生产和高度信任关系的再缔结这种关联的建立有助于构建更加和谐、包容的乡村社会,实现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的转变乡村建设中需要构建何种社会关联以上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拓宽乡村振兴的理论视野，厘清和美乡村建设的社会基础文献综述与研究策略上文已经对“美丽乡村”至“和美乡村”的战略性转变进行了初步分析，表明了在物质条件显著改善的同时，乡村社会关系和基层治理面临的新挑战接下来通过文献综述梳理相关研究，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介绍研究策略与田野点，以便深化对乡村社会关联复杂性的理解，并为揭示其对基层治理影响的内在机制提供基础文献回顾既有美丽乡村视野下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利益分配说、制度变革说和主体互构说三种代表性观点利益分配说认为，自分税制改革之后，为了应对财权向上集中和事权向下传递的不匹配问题，项目制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治理机制被广泛应用项目制由于其集行政性和政治性、常规型和运动型于一身的治理特性成为脱贫攻坚的常规治理模式该模式通过专项化资金的手段加大了对农村的扶植力度，提升了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各类涉农项目以“带帽”形式进入基层，它们将资源迅速下沉到需要的贫困地区和贫困民众当中，有效避免了传统层级传递的“跑冒滴漏”，使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在公共服务提供、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广泛受益，提升了困难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兑现了脱贫攻坚作为富民政策的百姓期待制度变革说指出，脱贫攻坚对于基层社会而言无异于一次“洗礼”，其高效动员机制对行政组织内部系统的组织惰性进行了消解和排斥为了使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与全国人民一道摆脱贫困迈入小康社会，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通过自上而下设立专门的扶贫机构，创造性提出“五级书记抓扶贫’的中国式扶贫制度构造，建立起中央、省市、县区、村落等纵贯一体的统筹、负责、落实的管理体制，不仅充分发挥了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引领作用，同时也形成了既有组织推动又有考核督导等特殊“军令状”的政策动员体系，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通过组织动员转变为治理绩效主体互构说强调，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得到拉近并变得密切脱贫攻坚通过资源动员和高强度的组织动员，不仅使资源下沉到乡村，而且通过驻村帮扶的方式使广大干部走进农村的田间地头开展工作，这使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使干群关系得到了缓和，将中国共产党优良的情感工作传统加以强化，进一步改善了干部在群众心目当中的形象利益分配说充分肯定了脱贫攻坚对基层社会福祉的提升作用，但没有注意到项目制的内在要求与基层社会实际需要之间存在的张力，使其无法有效回应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制度变革说尽管强调了脱贫攻坚对于组织的强化和激励，但是无法解释组织形态的多样、差异现象主体互构说将仰望中的国家拉回到日常与村民互动的场域中，通过缘情治理和情感治理的手段柔化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为正式关系平添了一抹温情的色彩但是，这些情感的建立仍然是以国家物资救助和国家庇护经济援助的象征符号为前提，本质上还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视角，又可归入到利益分配视角当中大体而言，现有研究在探讨基层治理变迁的过程中，多从国家与农民的宏观视角出发，对探讨村庄内部社会关系的细微变化较为匮乏然而，村庄社会关系的演变是理解基层治理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开始重视农村社会关系的微观转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伴随社会的疾速转型，政府在农村社会的作用逐渐减弱，市场经济的冲击对村庄社会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许多研究表明，这种转变导致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具体来说，这种变迁在社会关系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化趋势的增强，即利益驱动的社会关系日益显著；二是社会关系的组织化，即通过强化共同体意识和组织活动来重建社会秩序和认同这一观点对理解和构建复合型社会关联提供了重要的启发止匕外，三类研究聚焦于美丽乡村建设对基层治理的正向意义，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价值预设，且讨论范围大多局限于村庄整体，对于村庄内部和村庄主体的农民却缺乏关照和侧重例如利益分配说侧重扶贫资源的投放效率、制度变革说强调科层组织的运转效率,却都忽视了乡村社会内部社会关系的变化尽管主体互构说关注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但主要还是将乡村社会和乡村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忽略了乡村社会内部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资源分配虽然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但也不是全部换言之，基层治理不仅需要提升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需要对社会公共性目标进行维护因此，本文以社会关联为分析视角，解析在武陵山区Y镇的危房改造中，村域内部不同主体的互动情境及其对乡村社会关联所造成的影响社会关联的类型划分社会关联最早见于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经典名著《社会分工论》当中，涂尔干用社会关联又翻译为社会团结指称整体社会的结构特征在涂尔干看来，对于社会团结的考察需要借助一种特殊的社会实在，这种“实在”即“关联”关联能够将不同职业群体在社会分工中维系起来实现团结，以此强调社会先于人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社会关联不同于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主要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关联则更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所构成的行动能力；社会关系更多指向个体或者倾向于个体，而社会关联则与公共生活更为紧密社会关联比社会关系的范畴更为广泛，可以称为各种具体社会关系的总称，涉及人与人之间具体关系的性质、程度和广泛性传统的社会关联是以伦理情感为基础的，具体表现为血缘关系、婚姻关系、礼尚往来和生产互助产生的社会关联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切百废待兴，中央政府在广大乡村地区建立了人民公社，实行集体化联系机制集体化时期，实行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个体依附于集体农村社会成员的个体意见很难被吸纳到组织当中，因此只能依靠组织动员和行政主导所建构的行政关联维持乡村社区共同体运行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个体不需要通过人民公社这一中介组织与国家政权发生联系，而是直接面对基层政权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改革，不仅重新塑造了农村管理体制，同时调整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这之后，中央从农村汲取的财政资源逐渐减少，而给予农村的投入不断增多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强，农民之间由于信任和合作而产生的情感关联日益稀薄不同于集体化时期社会关联是通过高度集中的权利支配来实现的后集体化时期社会关联则是基于利益吸纳来实现，但这种整合已经去除了人民公社这一环节，使得国家必须直接与个体建立联系这一历史性变革改变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获得农民的高度认同后税费时代，原子化社会来临，个体自主性越来越强，社会关联呈现出高度利益化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分立并置的局面逐步得到缓解，城乡二元坚冰逐渐消融、公共交通体系日趋完善，国家的政治实践和个人的文化实践两种实践同步嵌入到社会关系的建构中美丽乡村建设以来，国家通过资本下乡和干部驻村等多种政策形式进入乡村，物理环境与物质水平实现显著提升的同时亦改变了乡村社区原有的社会关联项目下乡在推动资源下沉的同时，也激发了部分村民的逐利倾向，表现为精英俘获、福利叠加以及界面群体的不满所引发的社会风险，从而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另一方面，驻村干部过度介入乡村权力，导致乡村社会各治理主体间关系失衡，使多中心治理变得虚化，基层干部的威信受到影响，乡村建设的公共权威受到减弱在这个过程中，行政主导型的社会关联方式逐渐转变，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关联变得更加明显，而基于情感的社会关联有所减弱，这给和美乡村建设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田野点介绍Y镇位于武陵山腹地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具有突出的区域性贫困特征，属于典型的原生性贫困地区该镇聚居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该地历史上曾长期被土司统治，加之“岩峰耸翠,路径逶迤”，长期以来发展十分滞后，脱贫攻坚难度很大，有着“文明缘何不上山”之间脱贫攻坚实施以来，在国家政策和资源的双重保障下，Y镇贫困面貌被改变，2020年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笔者及其所在团队长期行走和耕耘于武陵山区，在Y镇的调研历经数年多次，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素材，文中所涉经验材料均来源于实地调研为遵守研究伦理，本人对调研地区以及访谈对象进行了匿名化技术处理在以下的行文中，以武陵山区Y镇的危房改造工程为例，阐述基层社会行动对于当地社会关联造成了何种影响，进而提出复合型社会关联的建构路径社会关联的多样性变化为了实现住房保障目标“两不愁三保障”，保证农村贫困人口住房安全有保障，2020年Y镇根据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开展了最后一轮的危房改造项目政策明确规定自2017年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将集中用于危房改造按照住房最危险、经济最困难、解决最基本住房需求的“三最”原则，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等农村四类重点对象家庭，如其住房被评估为C级或D级危房时予以适当补助为了分析和叙述方便,我们选取最为典型的A户和B户代表在危房改造政策落地中得到实惠较多和得到实惠较少的两类群体，以此解析村庄内部社会关联的变化机制相差不多，相距甚远”:村民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