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关怀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关怀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凝结的文史哲，在华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绽放文人独有的人文关怀对中国古代创作观而言，这种关怀本质是一种发扬创作者的主观意志、置身当世创作主流思潮、寻求创作者独特情致特色的精神品质，一直与各家各派的文学批评相互依存,相辅相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创作观的显著特点之一早在先秦之际，受“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文人提出的各项主张，所流露的人文关怀大多与主流学术紧密交织，尤其与创作论结合，呈现密不可分的特点《尧典》提出“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对创作当中的“志”做了深层次理解，“志”并非传统认知中的创作者心理活动，而是创作者想要表达的言外之意，在现实生活中，创作者受生存环境的限制，无法直抒胸臆，只能将思想情感寄寓在意向当中《毛诗序》中也有关于人文关怀的阐释，如“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主张诗歌创作要把“心志”融在情景当中，把自我的情致与艺术形象结合；两汉时期，受“独尊儒术”思潮影响，扬雄把“原道宗经贯穿于文学，思想上“惟五经之辩”和创作方面的“文”与“质”完美统一，呈现为政治服务的诗论色彩西汉著名史学家兼文学家的司马迁，在文论批评也有自己的深刻见解因“李陵之祸”，愤慨之际阐明“发愤说”的主张他有受限于君权服务的一面，更多则不因君权而迷失约束自我，他可以不畏惧汉王室的生杀予夺，做到不否认高祖开国定邦的强项所在，将自我意识融合当中，“汉儒说诗，不出美刺二端”正是如此到了“风骨”兴盛的魏晋时期，受战乱时代的影响，文人墨客大多用笔墨抒怀，看似潇洒，实则有难以言喻的苦闷与此同时，创作界把先秦的“诗言志”逐渐发展为“为情而造文”，明确作者在文学理论当中“情”的主体感知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指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他的创作论，还体现在“为情而造文”，表明创作需用心，只有用心才符合自然之道；陆机在《文赋》也表明“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鹫八级，心游万仞”，创作要进入最佳境界，创作者需保持思想的高度集中，全神贯注，让自我精神世界无限开阔，从这一点出发，拓展认知和感知的视角，以此实现意境和情感的阔达高远也就是说，创作者需要把自我的心灵无限解放，找到行文最开始那种无拘无束的放松状态,需把自我意识寄托于字里行间，做到“文”与“情”的二者相合到了唐宋，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大多都希望以儒家思想来振兴已呈衰败的封建政治，都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功利目的古文运动中，以韩愈为代表的一众文人，强调文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批判六朝以来尊崇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之风，以恢复儒家道统为主要内容的复古意识十分浓厚，要想达到儒学的“复古”，离不开创作者的人文关怀意识诗僧皎然《诗式》，强调诗歌的高格逸调，重视“但见性情，不睹文学”的“文外之旨”，强调创作者的人文关怀作用；陈子昂的“兴寄”和“风骨”，后世很多学者把“兴寄”解释为美刺的社会政治内容，要做到这点，就要让诗歌有所寄托，同样，要达到“风骨”，离不开真实充沛的自我感情；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映现实揭露社会矛盾；苏轼在《日喻》中主张“道可致而不可求“，要达到所谓的“道”，就要亲身实践并加以领悟，而非仅凭理论这些唐宋之际的先贤文人，即便理论思想或有偏颇，本身与创作者自我对现世的人文关怀是离不开的元明清时期，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批评随政治的变化而变化，文人志士受统治者“文字狱”和“八股取士”的思想压迫，把内心的苦闷寄寓在文学创作当中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提出“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他把“情中景”和“景中情”进一步区分，无论是把客观景融合诗人主观景，还是把诗人主观的情感化为客观上物，都体现了他对诗人人文意志的主张；王士稹在《带经堂诗话》中为“自昔称诗者尚雄浑则鲜风调，擅神韵则乏豪健，二者交讥”强调“神韵”说，要把自我所“尚”，与神韵之“擅”结合起来，达到精神境界在外界的传递与感知，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同样要把创作者的人文关怀蕴含逐章逐句当中中国古代文论如一座风姿绰约的长河，融进了无数先贤的独特思想精髓他们融合“人文关怀”的独特创作美，虽然概述起来，有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惋惜之意，而其中的“意会”与“言传”，更离不开诗歌创作者的精神价值和主体关照这份独具一格的精神，体现了华夏千百年的文学思想结晶，映衬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也让这份具备东方“志”和“情”的文论样式，在世界文学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