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数智赋能村民自治完善党领导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实践路径

完善党领导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实践路径数智赋能村民自治是在数字智能时代为破解部分地区的村民自治困境而产生的，是完善党领导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实践路径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对浙江象山、湖南衡阳、河北巨鹿和重庆酉阳四个地区的创新做法进行共性归纳分析发现，数智赋能与村民自治效能提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数字智能技术通过“主体-空间-规则-方式”四个维度为自治赋能，由此在村民角色复位、参与场域拓展、自治规则完善和参与渠道畅通等方面收效良好数智赋能村民自治过程有赖于一套系统完备、均衡发展的民主运作程序和机制，未来需从治理理念、技术条件、自治主体和政策效应四个核心层面持续优化数智赋能村民自治效果问题的提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要“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根据党和国家的战略安排，无论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一个关键的突破口即在于不断完善党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改革开放多年来，村民自治的蓬勃发展反映出党领导基层群众自治已经取得重大40成果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我国部分农村仍然存在村民自治运转低效的突出问题，不利于总体而言，浙江象山等四地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预期效果一是有效保障了村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在湖南衡阳和重庆酉阳的实践中，外出村民可以通过数字化参与平台亲自、实时地参加家乡村庄的自治活动二是畅通了村民直接民主参与渠道在河北巨鹿，村民通过“巨好办”平台直接参与乡村各项公共事务并表达利益诉求，截至年月日，20221221该县已累计解决群众各类诉求万余件，平均办结时间天，办结率473〜5明显提升了政务服务效率和群众满意度三是创新了村民自治的制

96.6%,度规范如浙江象山制定出台《“村民说事”监督规范》《镇村法律顾问一体化服务规范》《村民诚信指数评价规范》《农村小微权力清单规范》等一批标准化实施规范，为村民的数字化参与和村庄的数字化建设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关于“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要看，也要看”的判定依据，即“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浙江象山等四地的创新实践致力于寻找党领导下的数智赋能村民自治之道，正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神内核和村民自治制度理念的生动演绎数智赋能村民自治取得成效的深层原浙江象山等四地实施数智赋能村民自治的创新实践之所以能取得良好成效，其原因可以从主体、空间、规则和方式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主体赋能推动村民角色复位村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却因长期以来的主体缺位而被一定程度的“客体化”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村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而主动弃权；另一种是村民参与意识较高但因参与渠道不足而被迫“缺席”针对这些情况，“村民说事”“屋场恳谈”等线上平台的开发和应用，有助于激发村民民主参与的热情并拓展村民参事的网上渠道，以“数据多跑路”实现了“群众少跑腿”在重庆酉阳的调研中笔者发现，一些村民或村民代表之所以不愿参加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主要原因在于存在误工成本或身体不便线上村民议事平台的设置，则很好地应对了此类难题村民在智能手机上通过“一键直达”“一网通办”“一屏掌控”“一触即可”就能实际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参与成本更小，信息交流更方便快捷线上应用系统充当了新的“村庄公共参与平台”，既拓宽了村民的参与渠道,也以敏捷治理的优点提高了村民参与自治事务的热情和能力与传统召开议事会的方式相比，这种方式显然更能有效地扩大村民的主体参与度因此，以数智化自治系统的开发和应用来推动村民的角色复归，是影响数字赋能村民自治取得成效的主体性因素空间赋能拓展村民参与场域空间既是实体空间存在，也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存在，因此空间场域是影响村民自治运转效能的又一关键变量村民自治诞生于传统的物理空间中，以往村民参与自治活动主要是在行政村范围内;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村民的社会流动使村庄的社会关系延伸拓展到村域地理空间以外，这就对村民自治的实现方式提出了新的变革要求如何实现流动村民在村民自治中的“返场”是防止村民自治衰落的关键在实践中，重庆酉阳花田乡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外出村民建立“定时沟通”机制和建设远程看家系统，其优势在于使外出村民在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都能超越时空局限，实现家庭私域和村庄公域的双重参与由此，数智赋能体现为在物理空间以外建构新的数字空间，以有效回应村民的社会流动和自治式微问题在村庄数字空间中，村民不再囿于户籍地和工作地相分离的时空束缚，运用电脑、手机和互联网就能实现在村庄自治活动中的共同“在场”，这正是数字智能技术具有的“跨时空链接”“脱域性建构”功能的具体展现可见，村民自治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向数字空间拓展，提高了村民的民主参与度规则赋能完善制度体系供给村民自治需要规则的约束和规范在引发热议的“紫南模式”中,曾经杂乱无章的村民代表会议之所以变得井然有序，原因就在于村“两委”制定了一整套议事规则来规范会议议事流程在四个案例中,浙江象山的制度探索相对而言更为成熟一是在制度体系层面，探索出台《“村民说事“监督规范》《农村小微权力清单规范》等多个文件形成数智赋能自治的制度链和制度群，为村民依规办事和村干部依规治理提供了权威性的文本依据；二是在工作体系层面，设置“说、议、办、评个一级任务”4和个二级任务，并建立个工作环节和个核心指标，由此构建起一25612套系统完备、目标清晰的工作体系，为村民自治事务的具体开展提供了可操作性指南由于制度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所以很难由原子化的村民个体来提供”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因此，由基层党政部门主导并持续完善规则供给，是数智赋能村民自治取得成效的又一关键原因方式赋能畅通直接民主渠道村民自治是党和国家赋予村民的一项重要民主权利，承载着直接民主的理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地指出，民主就是“人民当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在基层实践中，村民自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的直接民主内容的重要体现，是畅通广大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渠道在四地的探索中，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手段的应用，使过去受制于时空等条件而无法召开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能够以网络直播、会议视频等方式“直接在场”召开同时，引入机器问答和自动摘要为村民意见表达提供技术支撑，建立以扩展现实为中心的沉浸式体验增加村民参与的直接体验感等，都有助于打通以往处于淤塞状态的参与渠道，使村民直接参与自治的方式更加多样化畅通直接民主渠道并健全民主参与方式，其衍生效应在于通过多次成功地参与村庄自治活动，既能加深村民等参与主体对村民自治直接民主属性的认知，也能逐步提高村民民主意识和参与技能因此，以数字智能技术为直接民主参与方式赋能，有助于持续提升村民自治的运行实效全过程人民民主视阈下数智赋能村民自治的过程机制数智赋能村民自治是有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互联网等数字智能技术的优势，赋予村民自治的所有主体和运作全过程以能力和能量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笼统的而是清晰的浙江象山等四地的数智赋能村民自治，着力在村民自治的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五个民主”环节提质增效，具体体现并践行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和理念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关键控制点，只有实现五个环节的协调运行并控制好关键点，才能保障数智赋能村民自治全过程的高质量运行数智赋能民主选举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过程的首要环节数智赋能村民选举，就体现在以技术手段增加村民直接选举的渠道和方式，提高村委会直选的竞争性和投票率数智赋能民主选举的关键控制点在于构建并完善民意采集机制民意采集既是听取村民不同意见表达的过程，也是村民意见集中汇聚的过程在我国部分地区的村民选举中，一些村干部候选人“暗箱操作”甚至垄断选举，人为地隔断与广大村民的联结，造成自身严重脱离基层群众，降低了村民自治的选举质量这警示我们在数智赋能村民自治中，要着重利用数字智能技术建立并完善民意表达机制、民意沟通机制和村民建议机制等民意采集机制，认真听取村民呼声、增加选举透明度以及提升选举公平性如此，通过民意聚集把真正德才兼备、为民办事的人选出来担任村干部，为后续村庄公共活动的开展提供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数智赋能民主协商民主协商是多元主体形成合意的过程数智赋能民主协商具体体现在“线上会议”或“线上会议+现场会议”同时召开的场景中，外地村民、本村村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多元主体在共享时空里共聚议事，围绕利益分歧展开充分的意见表达和沟通交流，由此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在实践中，数智赋能民主协商的关键控制点在于协商主体的议事参与率和议事效率就前者而言，要重点解决议事参与不足的问题；对此，可以运用数字智能技术，建立便携式议事平台和脱域性议事机制，克服以往“参会难、人难齐”的突出问题，以提高村民等主体在民主协商环节的议事参与率就后者而言，要着力解决“议而不决”问题；对此，在协商前，可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精准选择合适的议题并充分了解信息，为高效协商创造条件；在协商中，可采用大数据技术客观全面分析意见和建议，快速求得协商的“最大公约数”，由此切实提高民主协商过程中的议事效率数智赋能民主决策民主决策是筛选方案并表决议案的过程从人民实际需求出发,建立对人民诉求的回应机制，是民主决策的前提与保障因此，在数智赋能民主决策环节，决策方案的选取和确定都要充分尊重并回应村民的意愿和诉求这个环节不是“为民作主”或“替民作主”，而是“由民作主”，因此数智赋能民主决策的关键控制点在于充分回应民意在具体操作中，可以运用人工智能等数智化应用系统，将村民提出的多项建议进行自动筛选，择取可行性、可操作性高的方案在同一方案下，还可选择与本村村情差别不大且已实施类似方案的村庄，利用数字化系统进行比对和借鉴，选择更加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由此提高民主决策的快捷性、科学性和专业化水平，在此基础上更有效地回应民意诉求数智赋能民主管理民主管理是将解决方案予以落实的过程数智赋能民主管理，是采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智能工具，加快决策方案执行并全面落实的过程因此，及时执行和落实到位是数智赋能民主管理的关键控制点在实施路径上，一是建立决策信息传播机制，确保方案及时落实应用大数据等数字智能技术，积极发挥其降低信息搜寻、复制、传输、追踪和验证成本的优势，能有效克服传统民主管理过程因信息流失、信息延误、信息偏差和信息不对称而可能导致的执行错位和执行不力等问题二是建立重大决策在线执行机制结合村庄的实际情况，探索建立一套智能管理、跨界交流、高效便捷的在线执行新模式，在执行中可借助二维码、手机等数字智能工APP具，打破决策执行的时间和空间限制，确保决策方案特别是重大决策的快速传递和精准执行数智赋能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旨在确保乡村公共权力运作过程公开透明数智赋能民主监督，是通过整合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将民主投票、协商议事、民主决策和执行落实等环节全程公开并同步显示的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公开透明的民主，以问责全覆盖推动治理中的履责因此，全过程问责24是数智赋能民主监督的关键控制点在实践中，可以在借鉴传统成功经验如“后陈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智慧监督”一是加强信息化手段运用，构建全覆盖的权力监督和执纪问责的大数据监督平台，打破以往的“信息孤岛”和“数据壁垒”;二是构建大数据监督预警模型，依托多种数据信息来源，精准发现隐蔽问题，提高数字监督发现问题的能力并及时问责；三是建立融信息公开、数据分析、信访举报、廉情预警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监督云平台，通过设置“一村一码”等提高村民的即时问责能力完善党领导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实践路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我国以浙江象山等四地为代表的数智赋能村民自治实践，虽然初步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但整体上还处于探索创新阶段，例如湖南衡阳的“人工智能+屋场恳谈”还处于实验期综合这些案例样本的实践情况及其具有的政策扩散效应，未来我国应从治理理念、技术条件、自治主体和政策效应四个关键层面持续优化数智赋能村民自治的成效，由此更加完善党领导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治理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融入民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作为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浙江象山等地围绕“五个民主”而展开的创新探索，以良好的实践成效再次证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价值立场是对“西方民主竞争性博弈的价值撕裂”的真正超越数智赋能村民自治的多样化创新形式，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这种“超越性”的具体展演，并集中表现为基层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广泛性体现在从线下协商会到线上议事会，通过多元化的民主参与方式为党领导的村民自治奠定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真实性体现在借助数智技术从“离场”转向“返场”“在场”亲自表达意见，使广大村民能最直接、最完整地表达真实的诉求；有效性体现在通过多样化渠道的建立，精准高效地解决广大村民遇到的痛点、堵点等实际困难可见，只有蕴含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村民自治，才能切实将基层民主的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未来要持续完善党领导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就必须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全面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技术条件拓展村民自治的数字空间数智赋能村民自治离不开一系列必备的外部条件做支持和保障在现实中，不同人群拥有和应用网络通信技术及数字化信息程度的不同导致了信息落差、贫富差距和知识隔离等两极分化的“数字鸿沟”现象《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我国仍有的人员没有接入互联网；从

202225.6%城乡网民规模来看，我国城镇网民规模为

7.58亿，占网民整体的

72.1%；农村网民规模为亿，仅占网民

2.93基层民主的高质量发展及其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数字智能时代的到来，为破解村民自治面临的现实难题提供了新契机如何及时挖掘数字智能技术的创新价值，以充分赋能党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由此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研究课题有关数字技术之于乡村社会的价值，学者们常用的一个理论分析工具是赋能理论赋能理论最早可追溯到《黑人赋权社会工作与被压迫的社会》一书，赋能的本义是指赋予某个主体以特定的能量或能力在不同的领域中，学者们对赋能的理解和侧重点有所差异在组织学上，赋能是指通过改变组织结构等要素来最大限度发挥组织或个人潜能，提高工作效率，以实现组织过去不能实现的目标；在管理学上，赋能是指激发行动主体的能力，以一种新的方法、路径或可能性来实现既定目标；在社会治理中，赋能强调激发弱势群体的自我效能感、个人综合能力和影响力，使其获得更好的生活状态在赋能理论视阈下，学界聚焦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已经展开了一些研究例如有学者指出，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数字下乡”实质上反映出技术、现代化与乡村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则认为，要辩证看待数字空间，在突破其局限的条件下发挥数字空间在动力、资源、组织等方面的优势来赋能乡村振兴战略有学者称，在大数据时代，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成大势所整体的在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要着力破除“数字鸿沟”

27.9%问题，需要加大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村民的数字化参与提供必备的通信技术条件和信息沟通保障在具体措施上,一是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年月日，国家财政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年农2023542023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有关工作的通知》，将“创新数字乡村发展机制”纳入重点任务，旨在通过中央财政择优支持，有效带动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因地制宜探索财政支持数字乡村建设的有效路径和示范样板数字时代的“财政下乡”，有助于逐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这是提高乡村治理智能化、精细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有益举措二是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并加大乡村数字化建设力度，加快村庄内源式发展，为村民自治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和人才保障在此基础上，通过宽带接入、数字培训、社区数字中心、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等措施进一步拓展村民自治的数字空间自治主体提升数字化参与能力数智赋能村民自治是广大村民一场新的大规模“民主训练”自治主体不再局限于“生物人”，而是“数字人”数字人是指在数字空间中具备数字化参与意愿和能力，并且能有效完成自治事务的村民在乡土实践中培养“数字人”，一是提高村民的数智化参与能力例如，江苏省淮安市的外出乡贤和商人在年间，有万2021-

20221.75余人次以视频连线方式参与协商议事活动；截至年月日，安徽省202366广德市在推进“数据直达”的基层治理“智能化”实践过程中建成“智慧门楼弹’等个平台，使用人数超过万人这反映出基层群众具有“数

1115.4字人”的特质和潜质，因此在乡村实践中要以“数字民主训练”促进村民的数智化参与在村民自治中可以在村党群服务中心等便民服务点开展数字知识宣讲和培训活动，开拓村民有关数字智能技术应用的知识视野，增加他们的技能储备和数字参与度二是加快培育乡村数字领域人才例如，年月，在湖南省委网信办、省商务厅等家省直单位指导下，抖音202366公益主办的首期“乡村英才计划”在衡阳顺利开展该计划是探索复合型数字化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也是搭建乡村人才培育及发展平台的有益举措在乡村数字人才培育中，要重点发掘并利用以新乡贤、自主创业青年为代表的村庄新兴力量，由此为村民自治和乡村振兴厚植数字人才基础政策效应数字赋能而非数字负担数字智能技术的“双刃剑”特征，使其必须在最大化利益并最小化风险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最优解基层党政部门推行数智化自治，除了要规避技术本身的风险外，还要切实发挥“数字赋能”而非“数字负担”的政策效应在调研中，一位乡镇干部不无隐忧地告诉笔者:“数字化平台不能成为摆设，或仅是为应付上级检查而建立，而应该真正发挥它服务于民的功效”因此，要防止数字乡村建设异化为“展示政治”或一场新的“政绩竞赛”对此，一是要充分尊重村民的数字使用意愿，根据村民的个性特征和特殊需求，合理设置制度安排和工作方式，谨防“数字下乡”对老弱村民、残障村民等群体的过度干扰二是在数字化政务推行中，谨防“一刀切”式地推行数字化自治，增加中老年村干部不必要的行政负担村民自治的数字化活动，要为在数字空间破解“自治行政化”难题提供助力，而非进一步加重村民自治行政化三是需要党在加强自身政治引领力的前提下，进一步健全乡村数字制度体系在与村民自治相关的党纪党法、法律法规和村规民约中，增加“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化建设”等条款，形成制度合力，为持续完善党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提供制度指导和规范趋，而数字乡村治理在平安乡村建设、强化监督治理、服务于民、培训治理主体等方面作用突出因此，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是村民自治场域出现的重要转向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缺憾一是研究体量总体偏小，对于数智赋能村民自治的研究更为稀少；二是侧重理论阐述，缺乏对乡村实践中处于“进行时的鲜活案例的充分关注鉴于此，本文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和赋能理论视阈下，以数智赋能村民自治的实践案例为观察点，探讨完善党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实践路径那么，当前我国村民自治还面临哪些现实难题？数智赋能村民自治有哪些实践创新形式，成效如何,原因何在？其运行的过程机制是什么？怎样进一步完善党领导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这些都是本文需要解答的主要问题数智赋能村民自治的研究背景数智赋能村民自治作为完善党领导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实践路径，是在数字智能时代村民自治本身存在实践困境的条件下产生的自1980年广西宜州合寨村诞生全国第一个村委会开始，我国村民自治已经走过了多年的风雨历程集党的领导和人民首创精神于一身的村民自治不断发40展演进，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新征程中又承载着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乡村振兴之基的时代重任然而，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村民自治还存在着运行低效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部分村民“形式有权，实际无权”村民自治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形式确立，意味着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有力保障广大村民直接行使民主的权利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村民享有的重要民主权利，却在部分村庄的实践中被“悬置”一是从现实条件看，在一些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空心村”中，村民的社会流动使在外村民难以随时随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时空阻隔和数字智能技术使用障碍是外出村民无法有效参与村庄自治实践的主要原因，由此导致此类村民的自治权利缺失甚至完全丧失二是从自治权利本身的发展和配置看，在村民自治发展初期，存在“重选举轻治理”的倾向，致使与选举权相比，村民享有的其他民主权利实现不够充分；然而，当前部分农村却又存在着“重治理轻选举”的倾向，使得村民的选举权无法得到保障同时，在“民主治理”环节也出现“重协商轻管理”“重决策轻监督”等现象，难以将村民“悬置”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对此，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直接民主“不直接直接民主是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理念年彭真指出“在基层实1987行群众自治，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由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明确了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属性然而，当前却存在着直接民主“不直接”现象一是思想上的认知模糊有观点认为，农村直接民主制并非全体村民在同一时空下直接参与村庄的所有公共事务，而是在村民选举村委会的基础上，采用抽签方式产生村民代表会议并选择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其错误之处在于既混淆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也对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属性认知不清其实，全体村民直接参与正是体现村民自治直接民主理念的一种理也有学者指出村民代表会议不是“代议制民主”，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并没有讲“村民代表会议是直接民主”思想是实践的先导，模糊甚至是错误的思想认知无法为村民自治践行直接民主理念提供正确明晰的指导，由此导致直接民主“不直接”更重要的是，广大村民作为亲身践行村民自治制度的最关键主体，常因民主理论知识匮乏和民主经验不足，在实际生活中难以对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特性有完全清晰的认知二是直接民主的参与渠道窄化梗阻在一些地区,本应是“全体村民自治”的村民自治，却异化为“村委会自治”“村民代表自治”“精英自治”“留守人员自治”等，从侧面反映出村民的直接参与不足等问题从村庄调研情况看，村民的参与不足与缺乏方便、快捷、多样化的参与方式和渠道直接相关自治工作体系的规则供给不足村民自治不是法外自治，而是依规自治我国村民自治经过多年的40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包括《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相关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等法律法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工作规则、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乡村社会非正式规则在内的相对完备的规则体系，为村民自治的规范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因此，数智赋能村民自治的规则供给亦应从这三个层面着手加以建构和完善然而，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还无法为数智赋能村民自治提供充分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法律支持虽然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第四章第二十九2022条新增“召开村民会议可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辅助方式”，年中央2023一号文件也提出完善“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和“数字化”治理方式,但更加系统完备、科学有效的数智赋能村民自治制度规范仍然供给不足特别是在各地不断创新数智赋能村民自治实践的新形势下，自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明显滞后于“理论指导实践的需求这既需要推动数智赋能村民自治的制度创新并形成制度联动效应，也需要对基层相关实践创新进行及时归纳总结，以形成更加健全的数智赋能村民自治制度体系，为完善党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提供更加充足的制度储备数智赋能村民自治的创新实践及成效——基于四个典型案例的在探索创新数智赋能村民自治的实践形式以破解村民自治运行难题的过程中，浙江象山、湖南衡阳、河北巨鹿和重庆酉阳的四个典型案例为本文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样本素材与单案例研究相比，多案例研究法的优势在于更容易增加对经验世界的多样化理解，研究结论也更准确可靠，更具普遍性意义浙江象山以“数”赋能，线上“村民说事”为畅通村民议事参与渠道，象山县探索建立“村民说事”数字平台，主要做法有一是聚焦流程再造，重构事务管理链条围绕“说、议、办、评四大环节，细化工作事项流程，建立“村民说事”数字化管理流程链条，同时构建“村民说事”环环相扣的线上递进式事务流程二是聚焦应用开发，提升智能管理质效加大数字应用开发，实现“村民说事”一键智达、村务决策一体联动、村级事务一网通办、村社管理一屏掌控、监督监管一览无余、评价反馈一触即可，推动村民自治过程的纵深发展三是聚焦业务协同，实现数据管理联通通过数字化改革，确立跨部门的创新运营机制，推动信息互联互通、数据共用共享，着力以“智治”提升村民自治实效湖南衡阳“人工智能+屋场恳谈为解决村民难以全体同时参会等难题，衡阳市人民政府与湖南农业大学共建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在衡阳农村基层民主“屋场恳谈”首创地——衡南县三塘镇大广村——采用手段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新路AI径一是开设“人工智能+屋场恳谈”应用系统，整合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对屋场恳谈会全过程的数字化支撑二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举办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人工智能+屋场恳谈”实验活动，开展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社会实验该活动包括民主征集、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评价五个环节，并开创四题新模式，即从“问题”切入，经过“议题”筛选和“难题”转换，变成能力提升的“主题”实现，以收集并解决村民面临的难题三是采用视频直播、同步显示等形式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将协商议事的具体情况、协商共识和方法措施同步显示到手机上，村民可以随时在手机上查看议题的进APP展情况，并对协商议事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加强事中事后监督河北巨鹿“巨好办”服务平台为更好回应群众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巨鹿县开发应用“巨好办”数字乡村综合治理平台，“五个模式”是其最鲜明的创新特色一是设置“帮我办”应用模块，特殊群体及在外群众可以把所需办理的事项，通过平台推送至所在村（社区）组织，基层组织根据群众的授权委托，积极协调解决；二是通过“立即办”应用模块，网格员可以将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发现的问题隐患和群众诉求一键上报、闭环处置；三是村民通过“立即办”应用模块反映的问题，直接上传县调度指挥中心，小时不间断接诉处置；四是设立“居民服务请点我”应用模块，24为村民提供家居和缴费等线上服务，方便村民的生产和生活；五是设立“码上监督”“我要建议”“我要投诉”等应用模块，方便群众行使监督权利由此，巨鹿县建立起了全流程、闭环式、智能化的问题处置机制重庆酉阳搭建“数字乡村平台”为充分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酉阳县花田乡以科技赋能乡村自治，主要做法有一是建立“线上+线下”沟通机制，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在家村民的“实时沟通”和在外村民的“定时沟通”，推动大事共办、村务共商、民事民办二是建设远程看家系统“天翼看家”实现“千里看家”，让外出群众实时查看家中情况，了解周围发展变化,实现“日不关门、夜不闭户”三是建设群众信息反馈系统，设置“一键报警”“我要办事”“应急指挥”等功能，让群众将生活琐事、邻里纠纷、诉求困难等直接通过客户端向后台反映，后台信息处理员据此迅速启动服务和处置机制四是建设政务公开线上平台，及时发布相应的惠民政策，让群众知道“该知道”和“想知道”的信息，而“村务怎么样，网上就能看”则满足了外出务工村民对村务信息的知晓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