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整合服务与赋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三种实践取向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三种实践取向根据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经验，基于功能论视角，提出了三种实践取向整合型治理、服务型治理和赋能型治理具体来说,整合型治理通过主体关系整合和社会关系整合，实现基层治理权力秩序和生活秩序的重构；服务型治理通过重建与民众的密切联结，满足民众多元化需求，以强化民众对基层党组织的情感认同和绩效认同，最终强化合法性权威；赋能型治理通过扶持规范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运用协商民主机制，为民众主体性培育积累社会资本，形成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体性地位这三种实践取向的提出，有助于从整体上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样态及其功能效应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实践开始出现一种整体性转向,即“把政党带进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中”，这种实践转向的制度逻辑源自党的全面领导的强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拓展和深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同时，提出了“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的要求习近平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要重点加大了党和民众在物理空间上的距离，更是拉大了二者间的心理距离,弱化了二者间的情感联系故此，在基层党组织与社会之间亟需构建一种新的联结机制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许多地方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依托，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融入了更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元素调查发现，许多地区通过全面建设三级党群服务中心，推行“社区服务、政务服务、党群服务”一体化平台，建立基层党组织定期接访和定点联系居民群众制度，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有些地方明确要求县镇两级书记充分发挥联系群众的统筹协调作用和示范带头作用，形成以民意和问题为导向的执政思维，建立县镇村（社区）各级党组织“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县级成立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的“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领导小组”，设立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专门机构，直接向县委一把手负责，协调县域内各方力量处理好“群众意见建议、群众利益诉求、群众投诉举报”另外，在近些年脱贫攻坚的治理行动中，各地普遍建立“党员干部结对联系群众”的实践机制这种结对的行动过程，呈现出了高度个体化特征和情感互动逻辑，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亲属契约”的联系机制，极大克服了科层制基于刚性职能分工的责任局限和行为制约问题基层党组织与民众的制度化联结机制，既拉近了党群关系，强化了民众对党的情感认同，又增强了民众对党的政治信任满足民众多元化需求，增进政治认同要真正实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念和功能，重建党与民众的密切关联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基础环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更有效地提供服务，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社会，从群体结构来看，异质性不断增强，群体的分化带来需求的巨大差异化另外，从个体层面看，根据人的生命周期理论，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人亦有不同需求在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中，各地基层党组织根植于民众的实际需求，创新服务手段和机制，不断为民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和专业化的服务许多地方的基层党组织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打造“红色社工”由“红色社工”制定服务需求、服务资源和服务项目的“三张清单”，构建形成了居民“点单”、社工“理单”、社区“派单”、下沉党员和职能部门“接单”的服务体系，将固定服务向流动服务、群体服务向对点服务、应急服务向常态化服务转变有的地方在解决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的社会治理问题方面，“红色社工”依托党组织，建立了心理与医务咨询平台、复工复产支持平台、下沉党员社区治理平台、困难帮扶资源平台等多元服务平台，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更专业、更系统的服务还有些地方在基层治理中发起“党建+小微公益”项目，充分发挥志愿服务的功能例如，上海市金山区探索“微心愿”服务模式，通过走访调研征集民众实际生活需求，形成“微心愿”需求的“心愿池”，并把区域化党建资源引向“心愿池”，各单位主动认领并形成相应的志愿服务项目另外，金山区充分运用过党建资源，通过公益众筹的方式，筹集公益基金6000多万，推动2000多个社区公益项目落地实施，满足基层社会民众差异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这样一种服务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服务格局概言之，社会多元化服务需求的满足体现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需要提升、利益优化以及制度正义等方面所做的尝试和努力，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直接体现，极大强化了不同社会群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认同赋能型治理主体性培育主体性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的概念，一直是学界思索和关注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人始终是主体”，但也并不意味着拥有主体身份和意识能力的人天然就会具备人的主体性，而须借助社会实践这一中间媒介来实现从实践论来看，“所谓主体性就是崇尚社会运行过程中人的认知主体性或实践主体性，谋求人的主体能力、主体地位和主体利益”就此而言，主体性就是人作为活动主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选择性、能动性和建构性等特质的集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治理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的实践活动，需要作为主体的人的参与也就是说，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是社会成员参与基层治理最为根本的理论归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突出“人人”，这就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均有参与的责任和权利由此，社会成员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要素那么，实践中如何确立民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需要对民众参与基层治理进行充分的赋权增能，这也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阿玛蒂亚森认为，相比较经济资助和・物质供给来说，给个体以自由环境、平等权利和社会机会，更能使政府的发展型政策落地，因为个体有发展潜能和内在优势，即可行能力然而，增能不可能自动发生，除了需要人们拥有一定的动力和能力之外，还需要赋予人们实现能力的机会因此，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中，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赋予民众参与的机会和权利，为民众参与基层治理搭建组织化的平台和载体，形成主体性培育的社会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发动民众一起协商议事，解决公共问题，推动实现党领导下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并通过此过程提升民众集体行动的能力，实现对民众的主体性建构，这即是赋能型治理的核心内涵扶持规范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积累民众参与的社会资本社会组织是生成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面对面互动和横向关系网络有利于推动公民的合作，培养信任，从而形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本质上是关系资源与规则的再组织化形式林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于社会网络中可以被行动者获得和利用的资源”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帮助民众积累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本，它以满足社区居民多元化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发成立、自觉参与并开展活动，以实现社区公益性为目标的社会组织状态根据社会资本理论，通过社区社会组织的实践机制，能够形成民众集体行动的社会网络，使得民众不仅在网络内部生成较为紧密的信任关系和价值规范，而且能够获取一定的社会资源，也就是说，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在基层治理中推动实现关系资源与规则的再组织化然而，社区社会组织内生于社区，是民众的自发组织，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其组织合法性及其参与基层治理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府与社会的桥梁，拥有制度、话语和联系群众的优势，能够非常方便地赋予社区社会组织及其成员一定的政治身份近几年的实践表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机制赋予了社区社会组织一定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资源，形成并拓展了其融入基层治理的行动网络业委会作为基于业主共同利益联结而形成的社区社会组织，如何有效引导其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党建引领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党建引领的实践机制，基层党组织建设延伸至业委会内部，在业委会内部建立党支部，由此增强其政治合法性，并通过区域联合党建的机制将业委会纳入了整个基层治理的行动网络在基层党组织的进一步引导和推动下，业委会的利益维权行动逐渐弱化，逐渐由维权型主体转向治理型主体，开始积极关注社区公益性事务，比如，推动成立老年服务中心，推进社区文化营造，治理社区内的“僵尸”电动车，解决小区停车难、停车乱等问题另外，在有些社区，基层党组织还引导一些自娱自乐的自利型组织转向利他的公益型组织概言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机制不仅赋予和强化了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身份，而且将其有效纳入了整个基层治理体系，这个过程为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积累了更多的社会资本，为形成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奠定了组织化基础充分运用协商民主机制，形成民众参与的主体性地位如果说扶持规范社区社会组织为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那么，基层协商民主机制能够最终激发民众参与的主体性意识，形成民众参与的主体性地位虽然协商民主的概念兴起于西方，但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协商的观念和传统，并最终发展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后，很多地方在基层党组织的推动下，将协商民主重点纳入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体系，即着重采用协商对话方式，由各利益相关者通过平等协商和理性对话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多元、平等和对话是其核心特征比如，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设立“社区议事厅明理堂”“议事堂”“管家议事会”等协商议事平台在各方协商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充当组织者、协调者和监督者的角色，通过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整合机制，发挥利益整合和关系整合的功能问题的关键是，协商议事平台的实践运行是如何形成民众参与基层治理主体性地位的？其一，协商议事机制为民众的沟通交往提供互动网络，能够将各方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动员起来表达自身需求，参与公共讨论，极大拓展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为民众主体性培育提供了一种“松软”且“富有弹性的“社会土壤”其二，民众在协商讨论中能够达成相互理解和信任在协商实施前，基层党组织设置明确的议题，同时也建立了具有一定约束性的对话规则，协商过程保持理性、有序与透明，有利于形成兼具合法性与共识性的行动方案，能够形成开放性的社会网络关系和包容性的社会信任，从而有效激发和形成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体性意识和主体性品格其三，协商治理的过程可以培养民众的公共性公共性可以让民众走出极端个人主义的私人领域，走向关心他人的公共领域总的来说，基层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机制能够有效激发民众的公共认知，通过平等参与，促使其身份设定由冷眼旁观的“他者”转换为主动参与的“主人翁”，并通过常态化、制度化的规范性实践，最终形成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体性地位结语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根据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经验，提出了三种实践取向（见表1）:整合型治理、服务型治理和赋能型治理具体来说，整合型治理通过治理主体关系整合和社会关系整合，实现基层治理中权力秩序和生活秩序的重构；服务型治理通过重建与民众的联结机制，满足民众多元化需求，强化民众对基层党组织的情感认同和政绩认同，最终强化其合法性权威；赋能型治理通过扶持规范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实施协商民主的实践机制，为民众主体性培育积累社会资本，形成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体性地位，最终完成民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性建构表1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三种实践取向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取向在具体实践中并非一定是孤立存在的，很多地方三种实践样态并存，有的侧重于关系的整合，有的聚焦于服务的提供，有的则将重点放在社会力量的培育本文提出的三种实践取向是综合了当前地方性实践所进行的分类讨论，有助于学界从总体上把握近年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全貌及其功能毫无疑问，在中国，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都不能将政党排除在实践和研究的视野之外事实上，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基本上都是以政党的建构和运作为中心展开的按照西方一般政党分类标准，政党可以分为以赢得选举、获得官职的效能性政党与灌输理念、表达意志为追求的理念型政党很显然，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两种类型的范畴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和国家的救亡、启蒙、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都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是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型政党”聚焦到基层治理的微观场域，单一的基层群众自治和依赖政府科层化的一元治理，都难以维持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也难以激发社会各方活力只有将政党带进基层治理的场域，通过党建引领的机制，将政党建设和基层治理有机融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又能壮大社会力量，激发社会活力从理论层面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中国实践突破了西方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有助于构建和丰富中国本土基层治理实践中“政党-政府-社会“关系的理论内涵，从而助推“中国之治”的理论建构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由此，基层党建进入了社会治理领域，并在地方实践中以“党建引领”的机制与基层治理紧密融合在一起2021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作用得到强化和巩固”自此，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最终在国家顶层设计中获得正式的制度确认，成为“中国之治”的核心元素中国幅员广阔，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社区之间并非均质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也因此呈现出了较大的异质性为此，从整体上把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全貌，提炼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不同实践取向，分析不同实践背后的逻辑机理和功能效应，能够丰富对“中国之治”理论内涵的诠释随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转向，学界关于基层治理的研究也开始出现转向党建引领的实践机制把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两个研究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回顾现有文献来看，大致可分为问题分析和理论建构两大取向的研究一是问题视角的研究关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探索经验的学者更关注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基层党建过度依赖单一行政资源和行政体制，导致社会参与组织、合作治理乏力，卷入“科层化漩涡”“全域化”党建过程存在“内卷化”倾向，表现为责任回流、虚假创新和个体疏离问题基层党建在引领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出现“悬浮化”问题，党建与治理存在“两张皮”现象从党建引领的全要素来看，存在引领理念共识不足、引领平台叠床架屋、引领功能悬浮化以及引领机制制度化不足的问题二是理论建构研究此类研究基于不同视角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进行学理性诠释，初步形成了一些创新性、建构性的理论观点和解释框架第一种视角是基于结构-功能视角的规范性研究，根据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并赋予了这些概念新的理论内涵，比如统合治理、整体性治理、超行政治理等第二种视角是基于事件-过程视角的经验性研究，分析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路径和机制例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形成了组织网络、制度形塑与能力提升三种路径动员、嵌入和整合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三种机制第三种是基于政党与社会关系视角的理论研究，也形成了一些建构性的理论观点比如,把党建引领诠释为“政党引领社会”“组织吸纳社会”“政党社会化”另外，也有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创新的类型学分析，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分为价值引领式治理、平台搭建式治理、资源整合式治理、机制保障式治理四种类型总体而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相关研究正不断向前推进，为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实践给予了丰富的学理性回应关注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通过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内涵、机制和路径等问题的深入探究，推动了政党建设和社会治理相融合的理论创新这些都有助于讲好“中国之治”的理论和经验故事然而，现有研究无论是问题分析还是理论建构，其依据基本都是党建引领的实践过程或实践要素，这样的研究路径有助于把握其内在的机理和逻辑，却难以从全局或横断面的角度来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全貌即便现在也有学者也关注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类型分析,但其类型划分依然是基于治理全过程或者全要素的内部系统分析，依旧难以系统地把握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的总体样态为此,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形成了哪些实践取向？各自呈现出什么样的实践样态？分别带来了什么样的功能效应？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实践取向？背后的主导逻辑是什么？因此，本文试图从功能论的视角出发，分析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取向，分析不同取向下的实践逻辑及其功能效应整合型治理秩序重构如何让一个社会在拥有活力的同时又维持合理的秩序是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按照《辞海》的解释“秩，常也；秩序，常度也,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西方学者对秩序的理解主要包括社会的可控性、社会生活的稳定性、行为的互动性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可预测因素从法理学角度来看，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序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社会从一种高度整合的状态转向了一种高度分化的状态，使得基层社会成为一个颇为松散和开放的场域，存在着大量相互隔离、缺乏合作的分散化要素而以专业化分工为基本逻辑所形成的科层化治理体系难以形成有效的协同合作机制，难以处理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形成了零碎而无序的治理样态故此，如何将零散的治理要素组织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具有强力聚合效应的治理秩序，明确各主体的关系、地位和权责边界，又能在人们的社会社会生活领域中整合与处置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矛盾冲突，最终形成一种稳定与和谐的生活秩序，需要一种整合型治理机制，在基层治理中构建形成一种新的权力秩序和生活秩序从近些年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地方化实践来看，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整合型治理的实践样态，其核心内涵表现为通过治理主体关系的整合以及社会关系的整合，实现重构基层治理权力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功能目标整合主体关系,重构权力秩序构建科学有效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以往党政主导的一元化权力结构不断发生分化在这个过程中，基层权力结构不断发展演化从纵向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行政体系内部自上而下的纵向分权；从横向角度来看，表现为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居民个体的横向分权权力结构分化本质上是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再调整”以及权责边界的“再确定”但是，这种分化的权力结构如若没有一种有效的互动与凝聚机制，就会导致权力分散甚至无序，最终结果就是影响基层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党建引领成为解决基层治理分化性权力秩序问题的有效机制在地方实践中，通过打造“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不仅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同时也形成了不同主体的凝聚与互动关系，形成了稳固的合作型权力秩序，从而将党的领导转变为治理效能其中，“区域化”党建就是一种有效的实践机制例如，源自北京又被各地广泛借鉴的“街乡吹哨、部门报至广的创新性实践，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搭建了横向和纵向的沟通联动机制在搭建与各驻区单位协商共建平台的同时，又建立了从区到社区网格的四级党建联席会议平台，实现了“上下左右”畅通无阻的沟通与资源整合，在治理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权力秩序同样在乡村振兴的治理实践中，党建联合体亦能解决主体参与及其资源使用的碎片化和无序化问题调查发现，许多地区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整合区域内的多方主体，打造农村区域党建联合体，打破就村抓村的孤立、封闭的思维和工作方式，联合体采取以强带弱、产业驱动、村企共建等方式组建，一般覆盖10个左右行政村，设立联合党组织，统筹区域资源，有效解决单个村庄各自为战、单打独斗的问题，将“战斗堡垒”连成“振兴兵团”，最终构建形成一种主体参与和资源整合的新秩序整合社会关系，重构生活秩序整合型治理不仅关注治理行动中的主体关系整合，更加注重解决人们社会领域中日常生活问题“美好生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表达，更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核心指向从理论层面看，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重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意义与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社会分化日益明显，价值观念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加剧，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遭到破坏，这成为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突出特点因此，将目光聚焦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生活领域重塑生活秩序，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目标生活秩序的本质要求是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构建和谐关系的基础上实现有机团结本文认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基层党组织在“嵌入”到社会生活领域后，通过构建规范性秩序和情感性秩序来推进社会关系的整合一方面，规范性秩序需要公共价值来维系哈贝马斯指出，社会整合是社会成员之间基于一定的文化价值而形成的一种社会联系因此，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尝试重构一种将传统性文化价值和现代性契约要素相融合的新的规则体系，试图唤醒并发挥传统价值在社会关系整合方面的规范性作用，比如，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孝善基金”行动另一方面，情感性秩序则需要情感式治理机制来生成基层情感治理主要通过促进正向情感再生来构建共同体，能够柔化刚性的权力结构、重构人际互动关系、增进认同感和归属感近年来，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推进实践中，融入了更多的情感性、柔性化的治理方式和治理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基层社会关系的整合，尤其是党群关系的融合许多基层党组织在城市社区推行的“邻舍家”项目，还有“创建熟人社区”案例，都是将情感嵌入治理活动中，唤醒社区中“沉睡的情感资源”，实现个体与群体的有机联结，有效解决原子化、陌生化等问题，最终打造有温度、有温情的情感共同体，实现社会生活秩序的重构服务型治理合法性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强大不仅在于其良好的组织力和适应性，更在于它拥有广泛的群众支持，而广泛的群众支持源自其制度化的、面向群众的服务功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服务功能会使其获得广泛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的获得需要利益优化、需求提升、制度正义等多维度的支撑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上正式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将其作为党的宗旨，由此，中国共产党的服务功能成为联系群众、获得群众支持的价值基础，成为获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政绩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政府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治理的实践过程也由此体现出了更多的政府属性，主要体现为专业主义、事本主义和程序主义，根据科层化治理方式按部就班地落实和完成带有强烈政府属性的治理逻辑带来的结果就是，弱化了国家与民众的心理及情感上的联结，同时也不能有效满足民众日益多元化的服务需求故此，在2004年从国家层面正式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随之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也同样在国家顶层设计中获得重新强化2014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要求基层党组织“把服务作为自觉追求和基本职责，寓领导和管理于服务之中”，强调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要达到“六有”目标，要求从强化服务功能、健全组织体系、建设骨干队伍、创新服务载体、构建服务格局等方面来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服务格局故此，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重构与民众的密切关联，回应并解决其日益多元化的服务诉求，从而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认同，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中之重，这也是“服务型治理”的核心内涵和本质要求重建与民众的联结机制，强化情感认同在持续推进的市场经济浪潮中，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观，使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出现了“功能错位”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忽视了党的建设；抓住了“管理”，忽视了“服务”；抓住了国家“大事”，忽视了民众身边的“小事”这种“功能错位”的结果不仅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