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集体经济资源输入与村庄主体性重建制度比较与实践机制

集体经济资源输入与村庄主体性重建制度比较与实践机制基于四川省成都市D县古城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案例，采用案例分析和制度比较方法，探讨分析资源下乡供给村庄公共品过程中农民客体化困境的解决路径，并对比不同资源输入方式的制度差异及其在激活村庄主体性方面的效果差异结果表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作为一种资源输入的间接利用方式，通过制度设计在资源输入和分配环节有效拓展村庄的自主空间，提升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相较于项目制和公服资金模式，集体经济模式在资金使用效率和治理效能上具有显著优势，有利于激活村庄主体性，破解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和基层组织悬浮问题据此，建议明确集体经济在村庄公共事业建设和提高公共事务社会参与方面的发展导向，并在经验借鉴基础上探索更多灵活有效的资源输入方式引言与文献综述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计划经济时期，集体经济通过整合个体农户细碎分散的生产资料，成为农业生产中公共品供给的主要方式进入新时期，党和政府提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概念，关的“活钱”，有效激活村治主体和村民主体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实现村庄自主空间的拓展和群众基础的公共参与集体经济激活村庄主体性的治理实践如前所述，当前资源下乡过程中存在村庄缺乏自主权和群众脱离公共决策两方面的客体化困境，本质上在于村庄外部资源接入与村庄内部使用决策两个环节脱节因此，集体经济激活村庄主体性的治理实践可以从资源输入环节和资源分配环节进行深入分析资源输入与村庄自主空间的拓展资源下乡的输入环节既是平衡资源使用公平与效率的关键，也是通过资源投入激活村庄治理主体性的重要切入点在不同的资源衔接方式中，项目制过于强调资源输入效率而忽视村庄资源获取的公平性，导致部分村庄的积极性挫伤；公服资金模式虽然注重村庄间资源获取的绝对公平，但会限制村庄主体性的发挥相比之下，集体经济模式通过以下两方面扩展村庄的自主空间一是设置相对均衡的发展机会，保障每个村庄获得基本资源和开展自主经营的空间，避免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而挫伤村庄积极性；二是适度竞争的政策扶持，将资源输入与村庄经营能力和经营效果挂钩，相较于无获取门槛的公服资金，这种竞争性激励机制强化了村庄在资源获取中的独立性和主动权

1.保障相对均衡的发展机会“相对均衡的发展机会”指地方政府为推动区域内集体经济发展、完成上级行政目标，主动为各村提供相对平等的资源获取机会各级政府既鼓励村庄自主探索集体经济发展的多种实现形式，又通过自上而下开放经营权限保障村庄的基础发展机会如《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或参与财政支农项目建设”，成都市出台的《关于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若干政策措施》规定“支持农村集体经济承担政府购买服务”D县古城镇各村集体正是通过基础性的准公共服务经营获得基本资源，包括生态环境整治、社会治安维护、小额工程建设等公共服务项目，以及土地流转管理费、企业卫生费等服务收费事项这意味着只要村社组织有资源获取意愿，就能创造一定的集体收入，这一资源获取机会对于每个村庄都是开放且均等的如CS社区与周边4个村庄共同承包D县古城镇A片区乡村环卫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XF社区承包镇政府的保安保洁及食堂配送服务调研发现，D县古城镇所有村庄均可凭借这部分基础收入达成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集体经济发展目标因此，具有不同资源禀赋和经营能力的村庄都能在相对均衡的发展机会中激发积极性和自主权

2.提供适度竞争的政策扶持“适度竞争的政策扶持”指在基础性资源输入的前提之上，地方政府设置额外的奖励金或扶持资金，激发村干部整合村庄闲置资源、动员群众入股集资、申请政策项目补贴等，以实现基础目标之外的“发展性”经营针对当地大部分村庄普遍缺乏经营资本、市场能力和区位优势的问题，地方各级政府设置多种扶持资金以激励各村开展经营活动如成都市一级财政每年会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方式奖励完成集体经济发展任务的县区；基层乡镇政府则通过奖补资金和社区治理办常设的社会激励资金，激发村干部的积极性，并通过社治办、农办、乡村振兴办对接一些小型发展项目助推村庄集体经济在竞争性激励政策下，D县古城镇涌现一批有竞争力的集体经济公司如2021年WA村成立一家粪污转运公司，总投资200万元，其中52个村民占股52%、村集体占股48%,公司向周边养猪厂收取10元/头的粪污转运费，同年县农业农村局帮助村里链接了绿色种养循环试点项目，每吨粪污补贴25元，通过服务收费和政策补贴，粪污转运的年度营业额可达到100万元以上2024年GS社区成功创建一个

6.67公顷的四星级综合农业园区，获得上级项目资金700万元，社区计划利用项目资金建设育秧中心和冷链仓库，未来可为集体经济带来稳定收入综上所述，集体经济通过相对均衡与竞争性分配相结合的资源输入规则，有效调动村庄层面的主体性和积极性该制度既发挥村治主体在资源争取中的主导作用，又保障国家资源在乡村层面的相对均衡配置，改善政绩主导资源输入分配的客体化问题，也为村庄在后续的内部资源分配环节行使自主权和主导权提供制度空间资源分配与群众参与的公共治理自从国家资源下乡成为乡村公共品供给的主要方式，资金来源方面的保障虽然解决集体行动中筹资难、动员难的问题，但也容易产生资源使用与基层治理脱嵌、民主参与形式化等新问题集体经济作为资源输入的一种方式，因其在资源分配使用环节中独特的民主化制度设置和公共性组织建设，展现出实质民主的特征，这种制度安排既有利于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又能够节约制度化制约和监督成本

1.设置民主化制度在下乡资源完成村庄衔接与转化之后，围绕“村集体资源的分配和使用，D县古城镇各个村社区都建立一套比较轻简高效的议事决策程序以D县古城镇XF社区为例，其制度程序是村党委提议一村两委商议一村民小组会商议一村民议事会公开决议，该村的48名村民议事会成员来自16个自然村小组中的小组长和各组投票选出的2名热心公益、有一定威望的村民议事会会对集体经济资源的使用途径进行讨论、决策和监督事实上，在民主化制度建设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并非“四议两公开”等决策形式，而是在国家与农民之间赋予集体组织以实质性的决策权集体经济资源的决策方式与项目制在程序上差异不大，但在基层组织权责不一致的制度结构中，民主决策容易浮于表面集体经济模式下资源所有权与最终决策权均属于村社集体组织，权责统一基础上的村民议事会成为掌握实质决策权的“中间结构”一方面，村社集体组织掌握的决策权激活了村治主体的自主性和话语权“之前村里要修一个涵洞，只要50块钱，还需要列入四议两公开、列入明年的计划，要等第二年才能修；现在村里集体经济直接支付了，不需要走（行政）程序，只要村里大家同意乡镇审计没问题就可以了（访谈编号BWC202403143）另一方面，村民议事会也使得国家资源输入之下的分配型形式民主转向了分配型实质民主，村民对于参与集体经济分配具有极高的热情议事会讨论决定集体经济收入不分钱，要变成集体的一个福利制度，最开始我们村委设计了9条规则，后来大家不断提建议现在增加到了32条”（访谈编号WSJ20240311）

2.建设公共性组织利益是政治关系的基础，村级集体经济通过利益链接动员群众参与民主决策，村民群众围绕村社集体资源进行的分配方式讨论、竞争、博弈提高村民群众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凝聚村庄公共性和主体意识首先，下乡资源通过集体经济平台式经营与转化由外部资源成为村社内部资源，这构成村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利益基础集体经济的所有权、使用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均属于村民集体，高度相关的利益关系形成村庄公共资源分配和每个农户之间的利益链接与农户切身利益有关联的资源分配能够调动村民参与的动力，“从人心人性和人情出发，做老百姓工作都要有东西去牵引他”（访谈编号LG20240328）基于利益链接产生的内生动力，农户广泛参与资源分配的决策之中，其需求偏好在资源分配中得以充分表达，从而避免自上而下输入资源造成的供给偏差问题，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其次，围绕利益的竞争和分配规则讨论中，村社集体的公共性得以重塑，村民成为公共空间中的话语主体D县古城镇WA村经过村民决策最初决定将集体经济收入用于提供公共福利，具体包括80岁以上老年人的医保费报销和高考升学奖励，部分不符合福利规则的家庭强烈呼吁增加其他公共服务，最终议事会同意将少儿医疗互助金和参军奖励也纳入村社福利之中，群众对提议结果都感到比较满意资源输入方式与村庄主体性重建当前资源下乡过程中存在着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和基层组织悬浮问题，但是资源下乡本身并不构成农民客体化困境的根本原因前文分析表明，乡村建设行动中的资源输入实际上为重新塑造村庄公共政治提供契机，为激活村庄自身的主体性提供驱动力三种制度的比较分析说明，当前资源下乡背景下村庄主体性悖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源输入过程中的制度-结构因素影响了村庄主体性激活的治理效果重建村庄主体性的路径农民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主体，这早已成为政策话语和学界主流研究的基本共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强调要“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农业税取消以来的资源下乡极大地保障了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为村庄社会发挥主体作用提供契机和空间然而,乡村振兴过程中普遍存在农民的主体性悖论，即资源投入越多，农民从自身认知和行动角度越缺乏担当乡村振兴主体的积极性或可能性，在公共领域中更多地依赖其他主体的牵引和资源输入，根本原因在于伴随着资源下乡的乡村基层治理未能将村庄主体充分动员组织起来在上级政府和第三方市场主导资源分配和资源使用的条件下，村庄社会缺乏组织起来进行公共决策的制度空间和内生动力，农民出于个体理性选择必然作出等靠要的行为在此背景下，重建乡村社会主体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什么是村庄主体性以及怎样建设村庄主体性，王春光从多元主体的权力视角出发，认为农民主体性是农民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主导权、参与权、表达权、受益权和消费权；毛一敬等认为农民主体性构成村庄主体性的内容，即农民具有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活动的主体意识，乡村建设应预留有村庄社会参与的制度空间；贺雪峰提出建立村庄主体性的关键在于将群众组织起来，让群众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由此可见，主体性概念框架包含两个基本范畴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责任感和内生动力村庄主体性包含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方面和作为组织环境的制度方面因此，重建村庄社会主体性可以从主体和制度两个维度着力，主体层面注重发挥村治主体和村民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制度层面从资源下乡的两个环节入手提供制度空间首先，村庄主体性关涉村干部和村民群众两个行动主体村治主体作为在地化的村庄精英，在村庄治理中扮演基层政府代理人和村庄社会当家人的双重角色，村治主体的主体性是决定村庄集体是否“有为”的关键因此，资源输入村庄的过程中既要充分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又要充分给予村干部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权和决策权村民主体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其主体性表现为对公共事务具有参与和表达的热情，以及进行民主决策、制定村庄内部秩序规则的权利和途径其次，资源输入制度可以分解为资源获取和资源分配两个环节在资源获取环节中，村庄主体性表现为村级组织具有相对公平的资源获取机会和依靠村治主体自主争取获取资源的途径相应地，村庄在获取资源时能够发挥和扩展村庄的自主性，村庄主动采取策略获取资源并实现村庄公共物品供给能够说明资源对调动村庄主体性起到积极作用在资源分配使用环节中，村庄主体性突出表现为农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意愿和进行决策建议的权利，以及村庄集体通过内部组织和统筹之后对于资源使用方式的主导权贯穿资源下乡全过程的村社主导和农民参与能够充分激发村庄社会的主体性，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效方案资源输入方式的制度比较延续重建村庄主体性的思路，从资源获取与资源分配两个环节将项目制、公服资金和集体经济三种资源输入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表1）在资源输入环节，项目制是一种主导权在上、强竞争和弱自主的资源获取方式，村庄获取资源的积极性被行政目标所俘获，不利于扩展村治主体的自主性；公服资金在竞争性资源获取方面没有体现村庄的自主权，但是在制度设计上保留内部分配的自主空间；而集体经济作为一种适度竞争、高度自主的资源获取方式激发了绝大多数村治主体的能动性具体而言，集体经济以相对均衡与竞争性分配相结合的资源输入规则调动村庄层面的主体性和积极性这种资源输入方式的显性优势在于，各村庄主体拥有相对均衡的资源获取机会，且资源获取具有适度积极的特征其对于乡村基层治理的潜在影响在于，村庄自主性和村干部积极性是通过向内提高组织动员程度和资源整合能力得以体现，而非单纯通过向上争取资源的方式体现，有利于改善政绩主导资源输入带来的客体化问题，既发挥村治主体在资源争取中的主导作用，又不至于造成村庄分化和治理脱嵌在资源分配环节，项目制由于其向上负责的性质而在资源分配使用环节严格遵循既定的目标与规则设置，在项目实施、监督、反馈等环节受到技术化的过程控制，村民既无参与决策也无表达反馈的渠道，经常导致项目落地成效事与愿违，久而久之使民众丧失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公服资金模式本质上是上级政府下拨的财政资源，出于资金监管使用规范的要求其规则设计越来越严密，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能够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还能有效推动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重要支撑围绕集体经济类型及其发展定位，学术界已展开了大量研究一种观点强调新型集体经济的内生资源型发展特征，认为其核心在于通过明晰产权、放活土地等内生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来创造经济价值，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点是与市场经济制度相匹配另一种观点认为多数集体经济是外生扶持型发展，不仅中西部地区“项目式”集体经济的增长源于上级政府的项目投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经验中的“治理型发展”和“公益经营”型集体经济发展也指向一种借助财政资源和政策扶持进行的经营实践基于对集体经济经营逻辑的不同理解，学界形成了多元化的理论视角从法学和经济学视角出发，研究者普遍认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定位应着眼于推动集体经济增长，从而提高村民分红收入持此观点的学者们或从经营方式角度建议以集体产权流转盘活闲置宅基地，或从组织管理角度提倡“政经分离”、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社会学研究者认为，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本质上是资源下乡的经营性利用，因此当前集体经济发展的重点目标是实现治理有效，包括以集体经济资源为村庄提供兜底型公共品、加强村民组织化程度和促进村庄认同再生产等集体经使用方式中前置规则和外部监督制约不断加强，而群众的实质决策权利不断萎缩，导致资源分配从群众动员变得逐渐悬浮于村庄集体意志，村民参与积极性逐渐缩小集体经济资源在产权上属于村庄集体所有，村民集体共同拥有村民决策和共同监管的权力，因此集体资源的分配使用能够最大程度地动员干部和群众，而上级政府只承担保障性的审计职责，村民群众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较高总体而言，集体经济模式相比于项目制和公服资金模式，在激活村庄主体性方面更具优势，从资源获取和资源分配环节的制度设计上改变原有的权责关系和利益关联，成功激活包括村治主体和村民主体在内两个方面的村庄积极性和自主性结论与讨论基于D县古城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践案例，将集体经济作为一种资源下乡类型，采用案例研究和制度比较方法，探究其如何激活村庄社会主体性从而发挥公共品供给和基层治理有效的功能，并通过与项目制、公服资金等资源下乡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其独特优势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资源输入方式，集体经济模式在激活村庄主体性方面更具优势一方面，集体经济在资源输入环节通过保障相对均衡的发展机会和提供适度竞争的政策扶持，赋予村庄自治空间、激励村庄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自主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其在资源分配环节通过设置民主化制度和建设公共性组织，激活村民主体参与村庄决策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总体而言，集体经济模式呈现出均衡型资源分配和分配型民主动员的制度特征，取得了资源有效供给、制度成本降低、治理效能提升的良好治理效果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两点政策建议第一，资源下乡在制度设计层面要最大限度发挥村民主体性与治理主体的自主性乡村公共品供给不仅具有保障意义，还具有促进民主参与的治理功能，既不能将农民视为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受动客体，也不应将治理关系简化为市场服务关系应当明确农民群体既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也是乡村振兴的建设主体，只有农民内部自发地参与美好生活建设,才能使乡村振兴真正具备内在活力和现实动力第二，农村集体经济在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和化解农民客体化困境方面展现出较好的实践效果当下多数政策研究聚焦于集体经济的增长议题，较少关注集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实际上，对于类似D县古城镇的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集体经济在提升村庄公共品供给效率和组织农民参与公共事业方面的社会性意义可能大于其带动农民增收的经济意义因此，中西部地区发展集体经济应立足其社会效应，发挥集体经济在组织、治理方面的优势，同时在经验借鉴基础上探索更多灵活有效的资源输入方式济的治理论更加强调村社组织的主体地位，主张以组织化的农民作为乡村振兴主体，这有利于缓解税费改革以来基层治理“悬浮化”的乡村建设困境结合相关文献梳理，既有研究已经揭示集体经济发展与资源下乡存在密切关联，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等外源型集体经济主要依赖体制资源的直接或间接输入这对于理解集体经济发挥治理功能的制度因素和内在机制具有一定启发然而，现有研究多将资源下乡作为集体经济发展的支持手段，而忽视集体经济作为资源承接形式对村庄自主性的激活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使用效率和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视角的转换，将集体经济视作国家资源输入村庄的一种有效途径如前所述，中西部乃至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集体经济发展与资源下乡呈现一体两面的特征，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体制资源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已成为普遍做法，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也成为资源下乡的重要载体，其收入通常用于基本公共品供给和村庄建设事业发展沿着集体经济治理论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脉络，本文回答集体经济作为一种资源输入方式如何激活村庄社会主体性并发挥治理功能，并通过与项目制、公服资金等资源下乡模式的对比分析，揭示其独特优势与创新价值资源下乡过程中的农民客体化困境税费改革以来，国家体制资源输入逐渐取代传统的筹资筹劳方式，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要途径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模式，也深刻影响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然而，伴随资源下乡产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困境在于国家与农民互动过程中，农民往往沦为被服务和被决策的客体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庄在资源下乡过程中缺乏资源获取和村庄发展的自主权，二是农民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和机会这种农民客体化的困境导致公共品供给中出现决策与需求错位、行政目标替代、制度运行成本过高等问题，进而造成资源下乡的“最后一公里”供给难题背景村庄资源输入的制度变迁在税费改革以前，在国家、村庄与农民的三层互动关系体系中,国家主要借助村集体组织向农民汲取资源，用于支持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村庄社会则主要依靠村集体向农民收取共同生产费,用于修桥修路、水利灌溉、校舍等修建农村公共品供给这种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具有两方面优势第一，这一时期农村公共事业建设虽然范围和规模有限，但解决的都是农民群众自发反映的、最为迫切的现实需求；第二，由于农民向村集体缴纳税费以及投入劳动力，所以在公共设施建设过程中，农民参与热情高涨、话语权充足且能够自发组织起来抵制企图搭便车的行为这种村庄内生的公共品供给方式既保障了公共品的使用效率，又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奠定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政府财政能力不断增强，2004年国家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方针，与此同时,全面取消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方式发生由自下而上资源汲取型供给向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资源输送型供给转变税费改革以来，一方面，“多予少取”的政策方针和支农惠农资金规模的增加切实提高了农业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另一方面，资源流向和输入方式的改变，深刻重塑了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及基层治理模式由于作为资源提供者的国家与作为资源使用者的农民之间距离较长，面对大量分散的个体小农时，国家很难进行精准有效地公共品投放农民作为资源下乡受益者，既难以将自己的意见有效地集中并向上表达，又秉持资源多多益善的心态而缺乏主动反馈的意愿这种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导致资源下乡过程中“最后一公里”困境的出现，即农民成为公共品供给和分配责任的被动接受者在此背景下，国家资源下乡采取了一系列制度安排，试图改变公共品投放不精准的问题，但许多制度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目前主流的项目制与成都探索的公共服务资金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农民客体化问题表现资源输入方式与农民客体化困境

1.项目制模式项目制具有技术治理和自上而下推行的特征，以项目制为主导的资源下乡，从制度设计层面引发以下两个直接后果第一，在项目实施方面，压缩村庄规划自主性国家借助技术理性的项目制程序和规范进行资金监管、目标管理和过程控制，容易忽略现实的不规则性如部分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时，依据第三方图纸设计施工造成农田漏水却无法更改，农民对此极为不满，其他非标准化的公共品供给更难以契合农民实际需求项目制运行放大了分配型民主治理中形式民主和代表性不足的一面第二，在项目分配方面，削弱村庄决策主动权项目制资源输入采取自上而下主导的公共品决策与供给模式，将村集体和农民排除在决策和意见表达过程之外由于众多专项资金分散性和示范性，这些资金获取存在一定竞争性和选择性，这为地方政府进行打包分配与项目运作提供了空间，原本村庄主体间争取资源的行为容易被行政目标所左右项目制资源输入模式带来的更深远后果体现在对基层治理自主性的作用上其运行逻辑改变了基层乡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和责任关系项目资源下乡伴随着标准下乡、任务下乡和监督下乡，公共品资金流向和决策方式的转变，使村干部由原本地方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者与管理者转变为协调者和技术员，其主要职责从对村庄内部负责转为对上级负责、对程序性的留痕记录工作负责为了获取竞争性资源，部分村干部围绕上级政府部门意志打造亮点、完成任务达指标，致使乡村基层进一步行政化和悬浮化，进而丧失村庄治理的自主性

2.公服资金模式除了项目制资源下乡这种全国通行的普遍化资源输入模式外，个别地区为了化解税费改革之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展开积极探索，其中最知名的是成都2008年启动的公服资金（村级公共服务资金）试点成都公服资金的主要做法是由市财政按照村庄人口规模，每年固定拨付村庄公共品建设资金，额度一般在3050万元成都市明确规定公服资金〜只能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具体的建设项目由各村自主决定为了保障资源的合理使用，成都市探索出民主程序六步法和村级议事会议事规则，赋予议事会成员提议权、表决权、否决权，充分考虑村民需求偏好总体而言，公服资金在设立初期属于一种“制度内的自下而上决策机制”，将制度化供给的下乡资源与自下而上的村庄民主相结合，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提高下乡资源的使用效率然而，随着资金使用程序规范化程度的加强，村庄民主决策的空间被大幅压缩，群众参与逐渐流于形式在实践过程中，少部分村庄出现村干部挪用、贪污项目资金的情况，为了杜绝资金使用中的“跑冒滴漏”等现象，政府多次以规范公服资金使用为目标进行改革制度改革最主要的变化在于公服资金的使用固定化和局限化，设置“禁止项目”和“优先项目”，环卫保洁、设施维修甚至报刊订阅都成为资金的“必选项目”由于村庄无法再灵活决定资金的使用方向，村民几乎只是形式上参与投票以满足民主程序的在多重规则约束下，公服资金实际上已沦为固定投入型的项目资金，其输入并未同步提升村庄治理能力研究方法与案例呈现研究方法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旨在系统展现研究对象的因果机制和过程,揭示集体经济作为一种资源输入方式的运作过程、实践逻辑与治理效果选取四川省成都市D县古城镇作为案例，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D县古城镇是缺乏区位优势的中西部农业乡镇，其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二是成都作为公服资金模式发源地，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可以将集体经济与项目制、公服资金模式进行横向比较，探究不同资源下乡方式的制度差异以及在激活村庄主体性方面的效果差异本文经验材料来自笔者及所在团队于2023年6月和2024年3月在D县开展的两次实地调研案例呈现D县古城镇地处城市远郊，人均耕地面积约

0.067公顷，经济产业以粮油、林果、蔬菜种植和生猪养殖为主，是典型的农业型乡镇2019年地方政府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提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目标，并陆续出台一系列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的扶持政策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动下，D县古城镇的乡村集体经济取得了显著发展成果2023年全镇34个村庄（社区）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均达到10万元以上，发展较早较快的WA村、XF社区、CS社区、HY社区等集体经济年收入均在50万元甚至100万元以上可预期的集体经济收入激活了村庄主体自主发展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村庄内部对集体经济收入的分配使用安排成为撬动村庄治理的有效手段如WA村通过村民决议将村庄财力投入公共品建设，并建立村庄福利体系和奖惩制度；XF社区结合自身需求将村集体收入用于林盘整治和开办诚信福利超市村级集体经济资源成为推动村民参与民主决策和村庄建设的有力抓手，村干部的治理行动更加积极，村民对于村庄的认同感和主体性得以强化总体而言，相对于资源下乡的项目制模式和公服资金模式，D县案例中呈现的集体经济模式是一种更为间接的资源输入和村庄公共品供给方式通过资源输入和资源分配环节的制度创设和组织建设，集体经济将注入的国家资源转化为村级自主支配、村民利益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