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内在机理、实践样态及现实路径

〃三趣房生态獭协母刖内在机f J理、实窗铸及现实路径摘要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路径的泛化应用提出要求，“三大球”作为体育强国战略的主要阵地，面对社会变革对项目发展的需求，亟需转变其原有的发展思路与结构形态，以更好应对社会极速变革带来的冲击与挑战研究从生态系统理论渊源出发阐释系统的协同演化机理与运行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次构建出“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图景基于国家体育总局调研数据，展现目前“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实践样态，探究系统存在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组织内外牵制、市场逻辑与事业逻辑协同偏差、培养体系与发展理念匹配不足的发展瓶颈，进一步提出系统“开放性-自组织性-稳定性”三位一体的整体发展路径，整合“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外部环境、内部组织以及生态主体的智慧与力量，共同促进系统的协同演化，以此促成新发展阶段“三大球”项目的发展变革关键词竞技体育；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协同演化“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正如马克思所预见，基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综合性特点，人们对于科学技术进步的认识已然从观念上发生变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逐步趋同于内在逻辑上的一致生态系统理论的泛化应用正是顺应这种跨界融合研究的新趋势

[1],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生态系统理论早已跳出最原始的生物学领域，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复杂问题的解决在这场人类生态系统与方法论不断变革的浪潮中，体育生态系统也势必发生系统变革与重塑近年来，我国“三大球”项目在世界大赛上的表现不尽人意，竞技成绩持续下降并出现累积疲软的现象，国家层面逐渐意识到“三大球”项目改革发展的紧迫性，先后出台一系列规划性的政策文件2021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颁布《“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重点提出“三大球振兴”工程面对复杂因素影响下的“三大球”项目发展变革，必然要突破以往单向、线性的研究框架，拓宽研究视为职业俱乐部，导致职业联赛的市场尚未经过培育就进入极速发展轨道，在经过近20年的探索性发展后，缺少市场基础的职业赛事逐渐暴露出众多被掩盖的问题回顾我国足球俱乐部的运营现状，球员薪资、青训梯队培养占据俱乐部支出的大部分，而主要收入“三费两票”（电视转播费、广告费、转会费、门票和彩票）并不足以支撑这些投入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影响，广告费用、转播费用和门票的骤减更是加剧投入回报差俱乐部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营利性企业，落回到足球项目居然出现了所有俱乐部均无法实现盈利的尴尬境地，而缺失可行的运营模式亦成为导致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连年亏损的主要原因而从职业化进程最低的排球项目看，排球俱乐部的运营机制主要依托于体育局和企业赞助两种形式，体育局掌握俱乐部的教练员、运动员和训练场地的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等，企业主要负责俱乐部的工商注册及运营资金投入上，排球球员的薪资仍以政府财政支撑为主，企业出资多用于奖励或补贴，但由于联赛的赛程过短，为赞助企业宣传的时间也就相对缩短，加之项目关注度低导致俱乐部难以吸引更多社会资金目前来看，“三大球”的职业化进程无论快慢都表现出经营主体的单一化，这种资金投入的单一在初期表现出项目发展繁荣昌盛的景象，然而一旦投资主体发生资金链断裂就将对项目生态造成毁灭打击，苏宁的突然撤资就造成江苏足球项目生态系统几近崩溃3）微观层面后备人才培养与“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匹配不足“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于弘扬人本精神，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国家体育事业逐渐由“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实现由“为国家和政府服务”到“为人民服务’的转变因此，“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最初和最根本的出发点依然要落脚到各生态主体身上然而，从调研结果看，各生态主体的培养机制和成长体系多维矛盾凸显首先，体教融合壁垒与学训融合矛盾从调研数据和各省市报送的总结性报告看，目前“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在人才短缺、学训矛盾、学历层次、科学化训练、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以及竞赛杠杆调节失灵等方面问题凸显针对此种学习、训练、竞赛体制协调不足而导致的问题，国家层面出台一系列的纾困扶持政策政策的导向和出发点是致力于运动员的全面发展，破除固有藩篱壁垒，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然而目前全国多数地区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对运动员管理仍然存在相互掣肘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运动员的注册系统尚未打通虽然体教融合政策严格规范了高水平运动员的学分和学籍管理，然而教育系统赛事仍对体育系统取得运动等级的运动员做出了诸多限制性条件，大体协就对职业篮球运动员做出不允许参加大学生联赛的规定，如此就导致大量高水平运动员无法参加校园比赛，无法对校园体育文化形成良好的引领示范和高水平带动也正由于注册制度的限制，多数运动员和家长在高中毕业阶段更倾向于选择学业，参与教育系统赛事而放弃体育系统，虽然在大学毕业可通过选秀大会进入国家队，但在输送数量上仍明显低于体育系统其次，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归属与流通冲突按照资本投入的不同，当前国内“三大球”职业球员的人力资本归属体育局、高校以及个人，不同类型球员共存是目前“三大球”后备人才储备的现状球员来源的多样化在拓宽后备人才培养路径的同时限制了职业体育联赛运动员的流动，亦带来了球员转会等职业发展的诸多矛盾新修订的《体育法》赋予了运动员选择注册和交流的权利，然而传统培养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仍然凸显，除商业化程度较高的男足外，其他项目后备人才培养仍然是传统的体制内培养模式，存在着即使是在竞技体育子系统的同一层级，球员亦面临注册后无法自由流通的弊端例如，球员一旦在某个省注册后，基本就无法流通到其他省份，如此一来就会出现优秀的教练与更有天赋的球员无法对接的现象更遑论教育与体育系统球员的相互流通，球员流通的限制侧面印证了“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中各子系统协同不足甚至相互掣肘最后，教练员、裁判员等人才的培养意愿与体系保障矛盾在人才强国等国家战略和“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对人才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明确要求，报送的调研资料显示各省市相关人才队伍建设意愿强烈、态势良好，然而具体到实践层面，人才队伍建设机制不明，主要体现在现有人才管理模式缺乏标准体系、人才激励形式较为单

一、缺少完善的监督评估体系，相应的晋升标准不够明确、人才支撑不足3“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现实路径不论是在自然界亦或是社会背景下，系统都是无法独立存在的，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能量流动和信息交互决定生态系统开放性和边界性的双重属性，然而很难将这两种属性明确的区分开来，因为二者之间极大可能存在多维边界

[13]也正是由于系统与环境以及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多维边界，社会生态系统才更加强调o人的发展与周围环境构成的若干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14]因此，只有将“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置于更加宏大的叙事背景方能保障其方向性和稳定性（见第28页图3）1）宏观层面加强与外部环境的信息交互，实现“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在尊重生态系统以及项目自身演化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对“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本体属性、发展目标以及改革方向进行科学定位将系统发展目标定位在公共服务发展目标、校园发展目标、竞技发展目标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产业目标、文化目标和治理目标大众、校园、竞技3个生态位在与其他组织交流互动中构成系统内的3个子系统，分别对应系统公共服务发展目标、校园后备人才发展目标和项目竞技发展目标一方面，植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创新“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发展举措首先，不同于西方事业的发展逻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我国在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政府的政策引领亦成为“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演化的根本驱动针对职业足球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乱象，不论是行政管理单位还是俱乐部层面都急需统一运营标准，用以规范球员的工资、企业的投资回报、赛事体系甚至彩票市场秩序等，以营造风清气正的项目生态；针对商业化进程较低的排球项目，政策上的扶持包括项目进校园、激发市场活力及必要的硬件场地设施等是提高项目推广的必由之路其次，尖端科技引领的创新路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使得我国在多项产业上破解了国内外双循环下的结构升级困境，实现“弯道超车”的发展战略规划

[15],而这些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技术正是达成“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向更高层次进化的创新路径以“三大球”项目涵盖的人员、组织、赛事等为前提作为系统生产平台，以数字化信息为基础作为系统的数据平台，以信息应用为核心作为系统的应用平台，如此一来平台的集成效应加速系统内信息的流动，亦增强系统的自组织性最后，探索“精英校”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从调研数据看，足球特色校数量居然高出排球项目近30倍，然而项目竞技成绩却与如此大的项目投入无法匹配，在经历项目进校园多年发展后，校园子系统对政策的响应大于对项目自身发展规律的遵从，政策标准的制定要切实以项目发展为基础，完善学校系统内“普通校一特色校一精英校”金字塔式的精英校培养模式，同时加大对篮球、排球项目进校园的政策扶持，平衡项目差距，扩大篮、排项目后备人才储备，为“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的路径突破提供可能另一方面，鼓励与其他相关系统的信息交互以实现系统结构稳态在“项目发展、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的系统功能定位下，“三大球”项目发展呈现出新发展态势，即使是最为独立的竞技子系统也打破了政府直接办队的单一模式，借助社会组织力量办队、管队的机制逐步形成如山西省“三大球”运动队建设主要依托俱乐部、学校，采用省企共建、省校共建等方式备战全运会，北京则更多借助协会力量办队，通过协会吸引学校、俱乐部的后备人才系统内各子系统、各组分的相互协作提示新发展阶段，要充分利用“三大球”项目深远的社会影响和深厚的社会基础，提高与社会系统、教育系统、文化系统等相关系统的协同演化，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资本的投入、社会力量的自愿服务；释放项目生产力创造商业价值，实现经济收益；传播和弘扬项目文化，提高项目影响力及由此带来的凝聚力；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协同各级社会组织做好项目基础配置和运行机制保障，打破利益藩篱，优化治理模式，激发项目内生力基于此，在与相关系统的信息交互、协同演化过程中提高系统的经济效益、文化教育效益以及治理效益，从而在增强系统发展稳态的同时实现系统的产业目标、文化目标和治理目标2）中观层面捋清层级与系统的发展逻辑，提高“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大众系统以增加项目参与人口、构建项目公共服务体系为根本任务；校园系统以提升青少年体质、储备项目后备人才为根本任务；竞技系统则是以形成完善的训练竞赛体系、提高项目竞技成绩为根本任务然而生态系统各组分、层级关系并非简单一一对应的线性结构，在一定外部环境下，由于各子系统内非线性的相互作用，系统会出现整体大于部分的涌现效应，系统同时具有各子系统无法单独具有的功能属性，“三大球”的社会影响力、健康理念的传播、项目发展的推动等都是单个子系统无法承担的功能属性，但却是各子系统协同演化的最终结果由此，厘清“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自身动态演化规律以及对外界刺激响应的复杂性，有必要捋清系统内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反馈评价机制以及运行保障机制等一方面，重视系统的反馈评价机制以实现系统自我调节正负反馈机制是系统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情况下实现系统动态循环的重要调节机制，通过系统要素的输出调节输入，调节的本质在于对输出要素的有效评价将项目参与人数和赛事举办两项指标作为“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输入指标，从数据看，中国女排指标显著低于中国男足，女排奥运冠军的背后却依然是市场反应的冷淡体育活动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所体现的效益既有经济效益又兼具社会效益，这就要求及时转变评价思路，在用较易量化的指标评价系统发展态势的同时，兼顾项目环境的适宜、项目主体的成长、项目文化的推广等软性指标的考量另外，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对“三大球”项目的财政统筹，实现俱乐部运营的混合体制以规避政府或市场调节的失灵“三大球”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市场机制在项目发展供给上无法发挥全部作用，政府必须承担必要的经费投入和供给责任合理规划政府财政补贴，加大集体项目的经费和编制，完善多元主体供给机制，将个人、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资源引入项目发展供给以职业化高速发展的男足项目为例，在经历市场失灵的重大挫败后，足球俱乐部不得不思考投资模式的转变苏州东吴足球俱乐部目前就采取政府统筹、引入社会资源的运营模式，每年8000万资金投入由政府财政3000万、4家国企4000万、体育彩票专项基金1000万来构成（数据出自江苏省足协访谈）这种俱乐部“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同时是“十四五”规划里所提到的改革新模式，辽宁“三大球”俱乐部中的辽宁男篮，亦采用政府、企业、社会“三支撑”的发展模式，俱乐部的混合体制也为辽宁男篮带来竞技成绩的突破［16］另一方面，完善制度体系以保障各子系统的共生演化，着重打造事关“三大球”融合发展的协会组织、赛事体系等服务平台其一，发挥“三大球”单项协会的沟通协调作用，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明确同一行政区内各级协会从属关系，重点解决各级协会在人才培养和赛事组织上的不协调、不一致问题；依据上位法规定，建立注册转会沟通机制；优化协同高效的协会工作运行机制，形成发展合力其二，持续完善“三大球”校园和职业赛事体系，以赛事为杠杆撬动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校园赛事是项目后备人才的培养皿，宏观政策上要制定推动体教融合发展的意见或方案，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对运动员的注册和参赛进行统一设计，合理规划比赛时间和竞赛规程，打破参赛壁垒；具体赛事安排上要充分考虑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与学业要求，兼顾“三大球”项目团队特点，考虑到赛事承办的成本与各参赛单位便利性，可利用节假日增加校内及区域校际赛事职业赛事体系的合理构建关乎“三大球”项目竞技成绩的获取，是项目振兴的一项重要量化指标我国的“三大球”职业联赛开展较早，与国际密切接轨，但已有的“三大球”职业联赛仍然暴露出众多问题鉴于此，构建科学合理的联赛体系，打造职业体育多元赛事体系，合理分级各类职业体育赛事，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牌赛事已然箭在弦上在举国体制下，一来要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中国特色例如，CBA的限制外援上场节次制度、独特的季后赛出线制度等皆为在适应国情基础上做出的调整二来要处理好联赛与国家队之间的关系“三大球”项目国家队成绩的获取需要大量召集各省市俱乐部的优秀运动员，如此探索联赛与国家队集训之间的有效衔接，在兼顾联赛连续性的基础上提高国家队成绩就成为推动系统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3）微观层面遵循各生态主体的成长规律，增强“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在历史互动背景下产生的个人网络通常称之为关系嵌入

[17],而关系嵌入正是生态系统复杂性的逻辑起点，具体到“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中，公民、学生、运动员等主体所形成的个人关系网络正是维持项目生态系统复杂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一方面，遵循生态主体的成长规律，合理构建多元人才选拔、培养、输送机制“三大球”项目除男足外，其他项目后备人才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体制内，因此传统的人才培养路径仍然重要，需要在强化体校管理的基础上撬动更多社会资源，促进体校、俱乐部、学校协同培养，夯实“三大球”的社会基础和市场基础例如，福建省依靠传统体校培养“三大球”人才的同时，运用竞赛杠杆挖掘人才，促进人才选拔的多元化和公平性；云南省男女足球梯队实行以年龄段为依据的“培、训、赛、选、送”五位一体的特色青训体系选拔机制，提高后备人才选拔的科学性另外，在校园子系统上大胆尝试项目“精英校”的创新培养路径，构建多元、多样的培养体系，加强与传统体校的协作互助，如此一来既强化了教育系统的人才培养，也缓解了传统体校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复杂化生态主体的关系网络，从逻辑起点上增强生态系统的结构稳定性规范项目人才队伍的培训体系和管理机制，数字赋能下利用大数据平台建立各项目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的身份标识；优化选拔结构和晋升培训，完善升降级制度，强化人才队伍的分级分类培养；促进人才队伍在项目间、区域间、性别间、年龄间的平衡分布，增加省市间交流，促进区域间资源优化配置，协议合作，共享资源，加快补齐制约“三大球”项目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短板弱项，为构建“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专业人才支撑研究从生态系统的理论渊源出发剖析“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演进的内在机理，基于国家体育总局调研数据的一手资料，依托现有数据展现系统运行的实践样态，对标系统的演化图景与应然路径，从宏观驱动、中观协同、微观能动3个层次表征出系统与外部环境、内部各子系统及各生态主体之间的非线性与层次性的交互关系研究认为我国“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仍处于系统成长期，且存在外部环境与内部系统内外牵制、市场逻辑与事业逻辑协同偏差、培养体系与发展理念匹配不足的发展瓶颈，最终提出系统“开放性-自组织性-稳定性”三位一体发展战略的现实路径综上，研究从生态系统视角探究“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变革与重塑等主题，对“三大球”甚至是其他体育项目的协同发展与演化问题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后续可对单个项目子系统的协同演化进行深入研究阈鉴于生态系统理论与各领域深层次复杂问题的联动性解决，研究从复杂系统科学的理论视域出发，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根基，构建“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图景，在剖析其演化的内在机理与实践样态的基础上，提出整体战略与现实路径，以此促进系统外部环境、内部组织与生态主体的协同创新、融合发展与演化重塑1“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内在机理剖析生态系统概念最初由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爵士提出［2］,着眼于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所达到的动态平衡状态，学界普遍赞同生态系统是一种生命有机体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的复杂系统［3］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将儿童的个体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最早将生态系统理论引介到社会学研究领域［4］现代社会生态理论著名代表性人物查尔斯•扎斯特罗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在其著作《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中将社会生态系统划分为3种基本类型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5］与布朗芬布伦纳对微观系统的定义不同，查尔斯•扎斯特罗进一步阐释个人的成长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微观系统指代的不再仅仅是处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看似单个的个人，而是在其生物性的基础上探讨心理因素的影响，强调其社会性随着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融合发展，生态系统的概念逐渐从生态学领域剥离升华出来，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生态系统在解决复杂系统问题时独特的思路和借鉴作用在“三大球”甚至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何种结构或类比阐释清楚体育项目发展的运行状态是不同时期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也为过往研究打下鲜明的认知与政策的烙印传统举国体制、“奥运争光计划’等国家战略的导向下，“三大球”传统发展体系的评价相对单一，用锦标主义、金牌含量评判项目发展的成败和体系的优劣，忽视运动员的成长性、后备人才输送的通达性、项目发展体系的可持续性等软性指标的考量在引入生态系统理论后，何为“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发展和演化的？“三大球”项目发展关涉的要素甚多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开放、交互的特点，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角度剖析项目发展，是在整体性、融合性、交互性、非线性等复杂特征的基础上探究项目发展生态的一种有效方法考虑到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之间及其内部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耦合的“社会生态系统”概念已经成为环境和社会科学及生态系统管理的一个焦点［6］22,该理论认为系统的发展在遵循着自然生态系统演进规律的同时着重强调人的生态学属性以及人的行为与周围自然或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最终形成的是功能、结构、行为过程与环境之间的思维互动演化［刀作为人类独有的社会生活方式，体育系统可被看作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即为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各项目参与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通过人才、赛事、技战术、信息、资本等要素的连接与传递，产生协同演化、共生共荣、符合生态学规律的动态发展网格结构为达成项目改革发展的目标，该系统首先要根据外部环境的需求和影响来决定变革的方向，继而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共同作用，促使各能动主体的成长与发展，最终突破旧的平衡实现更高层次的系统稳态由此，基于文献资料和项目发展规律，本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构建出“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图景（见图1）

1.1宏观层面“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外部驱动与开放性克拉斯卢曼提出的“社会系统分化与演化”理论以系统功能为标尺将具有整体功能的社会系统分化为多个新的系统［8］,涵盖文化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教育系统、体育系统等，各子系统按照“自我替代的秩序”又“相互协作的模式”围绕着自身特有的为整个社会履责的某一功能而演化，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同时也无法独立于其他系统而存在单一系统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从环境中输入能量，向环境外输出能量⑹7,这种能量的流动决定生态系统的开放性由此，从宏观角度看“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除项目技战术的发展对系统的变革驱动外，还存在系统外环境的间接影响，且这种间接影响与以往的技术革命相比对系统更具有冲击性［9］“健康中国”时代背景下，追求美好生活、以人为本的健康理念等生活方式与理念的变革对各行各业都产生颠覆性的冲击，复合型的健康人才成为推动各行业发展与前进的基本动力这样的变革也为体育系统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提出新的要求，社会需要体育系统为其提供适应新时代高速发展的健康人才面对社会变迁下的人才需求、教育理念的变革以及项目发展理念的转变，群众基础好、社会影响力大的“三大球”项目在人才培养方面任务更重，在与其他系统交互过程中，“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迫切需要对原有的项目发展理念、训练的目标任务以及组织方式等进行变革与重塑，从而支持社会层面应对来自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颠覆性冲击

1.2中观层面“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共生演化与自组织性生态系统是开放系统，与系统外的环境共享信息和能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系统的运行完全由外部环境所控制，如果说开放性是生态系统演化从一而终的系统思想，那么共生演化则是系统内各参与主体自我进化与互动的基本法则系统内各生物种群之间及种群与环境之间通过物质交换或信息传递逐渐显现出一种相互影响、彼此依赖的演化路径，即共生演化［6］29共生的演化路径使得系统在即使没有外部指令的情况下，各组仍能按照一定的规划或默契形成有序的运行结构，通过正负反馈机制的调节作用，系统内部完成从无序到有序、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动态变化，呈现出依靠内部进程而非外部约束或协迫而形成的秩序与格局［6］86,也即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在宏观层面受到社会其他系统在人力资本结构需求上的重要驱动，而为了应对这种外部环境的强干扰刺激，各子系统需要通过相互协作与良好的竞争博弈［10］构建服务平台以实现协同演化网络由此在系统的中观层面，按照组织方式和参与人群的不同，大众篮足排球、校园篮足排球、竞技篮足排球分别抢占3个生态位构成3个子系统，在战略目标一致性的前提下，子系统围绕各自不同的目标任务协调各要素通量（社会组织的成立、特色学校的增加、项目运动队的组织、地设施的利用以及资本的投入等）形成协同演化网络，促使系统从无序、混乱逐渐演化为有序、稳定的自组织运行样态要素的流通一方面达成系统的目标（产出高质量的体育赛事、达成一定的项目推广度、提升项目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也搭建起系统内服务平台，平台成员跨越地域、级别以及体量的限制，形成聚合的整体以“三大球”各单项协会为例，协会的实体化意味着协会组织要担负起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调沟通，系统成果（资源、信息、需求、红利等）向系统内成员共享并向系统外提供服务（技战术的交流发展、项目文化的凝聚传播、健康理念的构建传播等）由此，围绕每个生态位点的项目协会等组织通过信息和能量流动架构起服务平台，各平台协同共生（场地人才共享、项目交叉管理、健康目标一致）、竞争进化（项目生态位扩张、项目政策扶持不

一、项目市场环境限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态位的优化，构成系统的运行层；而系统外政府机构、社会基础以及市场态势等外部环境通过提供政策、资本、服务、税收等为生态系统提供动力和能量，构成系统的动力层，运行的框架模型如图

21.3微观层面大众、校园、竞技子系统中微观主体的组织与结构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中，各子系统按照嵌套或包含的关系，经过某种秩序关系逐渐分化为不同的层级属性，由此构建出的层级结构促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完整清晰的生态系统结构图“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中，以生态位为标尺

[11]将系统各要素划入到相应的项目亚生态圈（篮球、足球、排球）、项目生态丛（大众篮足排球、校园篮足排球、竞技篮足排球）、项目生态簇（社区单位家庭个人、大中小学、省市国家国际），直至划分为系统最低层级的各生态主体，公民、学生、运动员等微观能动主体每个生态主体都活跃于一个复杂的生态网络之中，也正因如此，与跳水、游泳等个人项目不同，“三大球”团队配合的项目属性决定其系统演化的复杂性及自组织的稳定性社会生态系统更多侧重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落实人才培养、促进人的健康发展成为“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根本出发点，也正因如此公民、学生、运动员是系统的微观主体、实践主体同时也是关键主体在组织训练、参与比赛以及交流反馈的过程中，各微观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而导致其所属组织逐渐成长为具备动态适应能力的组织在外部环境不断变更的情况下，开放系统通过信息的交互形成3个中观层级的耗散结构即公民、学生、运动员等微观主体通过信息的交互不断更新自身的发展观和学习观，进而促使大众、学校、竞技系统重塑已有的训练理念和环境载体，从而突破原有的系统稳态，达成更高层次的系统进化2当前我国“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实践样态

2.1当前我国“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运行现状为全面了解国内“三大球’发展情况，国家体育总局于2022年面向全国各省（市、区）开展书面专题调研，调研共收到31个省（市、区）提交的数据，涉及“三大球”注册运动员、专职教练员、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各级社会组织数、体育场地数量、“三大球”参与人数、自行组织开展的竞赛数量、举办全国性体育赛事活动数量、专业运动队数量、特色学校数量等指标各项数据的统计时限均为2021年或截至2021年底在对“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演化机理的剖析中探讨其演化的应然状态，由此构建出的演化图景揭示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相关统计指标显然无法完全体现系统运行的现状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及研究的阶段性，在补充“宏观政策”这一指标后，依托11项量化的数据指标对目前系统运行的现状进行探讨1）宏观层面系统外宏观政策引领“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演化趋势社会政策实质上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导向性策略，社会发展理念、体育强国战略、三大球振兴战略间接或直接的影响“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向首先，社会系统层面人才发展理念的根本驱动以人为本理念、人才强国战略、健康中国纲要等提出社会人才发展、人才需求的新方向新理念其次，体育系统层面体育强国战略的间接驱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等纲领、政策的颁布具体谋划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最后，“三大球”系统层面项目振兴战略的直接驱动《“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等体育系统政策中关于三大球项目发展的规划，各省市为推动“三大球”振兴工程颁布的（《关于加强足球篮球排球项目工作的意见》《“三大球”振兴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5年）》等政策对“三大球”项目发展在可操作层面作出直接规定2）中观层面系统内组织协同架构起“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运行层中观层面是“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具体运行层，因此这一层面在整个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目前调研的11项数据指标中有7项指标（社会组织、项目场地数、项目专业运动队、特色学校、自行组织赛事、全国性赛事举办、参与人数）指向这一层面，基本能反映出中观层面的运行状态系统基础投入指标方面，首先，全国现有各级“三大球”社会组织7736个，其中四川省数量最多达到1083个，而北京、重庆、海南、宁夏、青海、山西、上海、西藏等数量均不足百个其次，场地设施方面，截至2021年末全国共有“三大球”体育场地106万余个，篮球项目以87万余个达到82%的占比，是排球6万余个的14倍多；省份差异上广东省以122554个排名第一，而最少的海南省仅146个，二者相差839倍，数量在5万个以上的省市有8个，不足万个的省市有7个最后，“三大球”项目专业运动队和特色学校两个指标方面，由于各省市数据报送细化程度不一（部分省市只报送传统特色学校总数量及运动队总数并未单独列出“三大球”特色学校和运动队数量），目前统计到18个省市“三大球”专业运动队数量为足球115支、篮球50支、排球34支；13个省市“三大球’特色学校数量为足球14996所、篮球2504所、排球505所项目产出指标上，一方面，全国“三大球”项目参与人数达到一亿余人四川、湖北、广东的人数破千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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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8、1950万，而海南、山西两省份参与人数不足万人；另一方面，赛事举办方面，各省市2017—2021年承办的国际、国内赛事，足球项目以2262场明显高于篮球和排球，数量最低的排球项目不足200场从调研数据看，中观层面现有的7项数据指标一方面显示出“三大球”项目和地域发展极端不平衡，另一方面指标的缺失或细化不足也显示出系统运行层面没有完善的运行标准，各子系统协调不足3）微观层面生态主体多样性支撑起“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生态主体是保持生态系统活力的能动主体，然而从调研数据看，现有“三大球振兴”生态主体的发展现状表现出明显的数量不足、项目差异大甚至能动支撑性差的问题全国“三大球”注册运动员数量总量为423141人，足球注册运动员261742人，距离“十四五”规划足球注册球员达到150万人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全国专职教练员的总数为；50908人，足球项目41968人，仅为“十四五”规划足球教练员12万人目标的1/3裁判员数量为139952人、社会体育指导员232616人项目分布方面，足球项目的人才支撑虽有缺口却明显优于篮球和排球例如，在教练员数量上足球项目是排球的13倍多地域分布方面，相关人才的分布地域差异较大且人数总量与省市的体量和经济态势并不呈正比例如，四川省注册运动员数量最多55966人，其次是浙江省48431人、广东省45092人、湖北省33726人；内蒙古专职教练员数量最多16263人，上海市教练员与运动员比最大，达到16的配比，山西省、西藏自治区、重庆市、河南省、青海省、江苏省专职教练员数量均不足百人；裁判员数量超过万人的仅有云南、贵州、广西三地；广东、云南、宁夏、江苏4地“三大球”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均达到2万人以上，宁夏足球和篮球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达26000人，而安徽、重庆、天津均不足500人生态主体的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基本保障根据竞技、校园、大众3个子系统的划分，对于微观生态主体的界定理应囊括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组织者、老师、学生、家长、学校管理者、个人、社工、社会体育指导员等指标然而目前国家体育总局的调研指标中仅注册运动员、专职教练员、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4项指标指向微观层面，且指标明显侧重竞技子系统而相对忽视学校和大众子系统

2.2当前我国“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演化瓶颈）1宏观层面外部环境震荡与内部系统自主发展之间的多维冲突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对系统内各层级的自我管理给予更多空间，这同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向社会组织赋予更多自主权的治理理念不谋而合然而从目前“三大球”发展历程看，依然存在外部环境的被动驱动与内部系统主动发展之间的多维冲突问题一方面，相对于系统内部各层级协同自治的涌现效应，政策导向等外部刺激更容易对系统造成震荡性冲击“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就是政策”

[12],具体到“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上，政策环境对系统演化发挥着导向性的同时也束缚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反而使得项目发展过多迎合外部环境需求而造成自身整体功能的失调政策的这种强有力刺激在足球子系统上表现突出调研数据显示足球在国家多项利好政策的刺激下，各项数据指标均远高于篮球、排球项目然而中国男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历程常为国人所诟病，利好的政策驱动并没有带来竞技成绩的显著提升，项目的发展更多被赋予政治价值而相对忽略项目规律，究其原因仍要归结为外部驱动与内部组织的协调不足另一方面，传统管理模式的惯性思维与现代治理理念的多维冲突治理现代化语境下，“三大球”的职业化进程逐渐由“一元”家长制的传统管理模式向“多元”协同治理的现代化格局演变，然而受制于传统管理模式的惯性思维，治理过程仍然表现出对政府的强依赖性，这直接导致系统自组织性不足，系统内组织架构不健全、规章制度不完善等，成为治理模式快速转变的过程性羁绊“三大球”职业化改革历经20多年，已然成为国内职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过程中暴露出的各种纠纷矛盾甚至违法乱纪行为，乱象的背后则指向了系统运行标准及监管体系的缺失或不完善其一，处于系统内部保障层面的法律法规处于待建状态运动员转会制度、赛事转播制度、裁判制度、俱乐部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学校业余联赛管理制度等或缺失或不足，已有制度在稳定性和灵活性方面都略显不足，缺乏一定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同时缺乏专门的法律对“三大球”职业化进程中各利益相关方的行为进行规范与约束其二，处于系统外部环境层面的监管体系不完善目前社会层面仍无法实现公安部门、税务部门、银行、电信等多家企业的联合监管，违法成本的低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生态主体的“野蛮”生长2）中观层面各层级市场逻辑与系统事业逻辑之间的协同偏差系统复杂性重要标志即对组织从“机器”到“生命”有机体的认知转变，在战略目标一致性前提下，组分的相互作用往往会导致“整体大于部分”的效果然而从调研结果看，目前系统中观运行层面还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系统发展逻辑层面，市场与事业逻辑的偏差造成子系统各自为伍协同不足“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终极事业逻辑线即为完成“项目振兴”的国家战略，振兴的标志一在于项目的基层推广即国民的认可度、参与度，二在于项目的竞技成绩即通过国内国际竞技成绩的“含金量”扩大项目影响力并最终推动项目发展从内生逻辑看，二者并不存在矛盾并最终指向“项目振兴”这一战略目标，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各子系统职能侧重不同导致协同不足大众和校园体育更多表现出基层项目推广的公益职能，竞技体育则更多关注竞技成绩的商业职能，公益职能的推广主要依托国家政策的被动驱动及相应的制度保障，而商业职能则更多的来源于职业体育的主动利益驱动，驱动模式的不同造成各主体参与意愿的不同并最终出现了公益职能的式微而商业职能的掠夺另一方面，谈到市场化发展就不得不谈到系统中观运行层面的另一问题，即社会基础薄弱与市场掠夺并举造成的各生态主体发展的极端不平衡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当前还缺乏成熟可遵循的国家发展“三大球”的理论基础、社会基础、市场基础，系统的外部环境尚无法支撑起大众、校园、竞技子系统的融合发展以“三大球”的职业化发展为例，多数职业队伍是由省市运动队直接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