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与我国企业出口方式的选择

数字经济发展与我国企业出口方式的选择张馨友高新月目前有关数字经济对企业的影响研究可以概况为三类首先，数字经济对企业自身的影响数字经济能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矫正其非效率投资、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及其金融风险、并使其更加注重非股权投资其次，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出口成本与效率方面，数字经济的深化发展带来了出口成本的降低和出口效率的提升数字经济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企业信息化管理水平、产品服务创新能力,为我国外贸企业出口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发展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出口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贸易效率，从而提升我国中间品进出口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跳出“低加成率陷阱”最后，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使更多企业进入进出口市场，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规模，供给增大，产品价格便会降低，从而改善企业出口贸易梁架结构，提高企业的出口表现止匕外，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出口升级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竞争力与出口质量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企业发展带来有利影响，但数字经济将如何影响我国企业出口方式的选择？本文利用地区层级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一般出口方式并且，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减少企业加工贸易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首先，填补了现有研究关于数字经济在企业出口方式决策上影响的空白；其次，提出了一种新的促进企业贸易转型的方式，即发展数字经济；最后，本文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影响企业出口方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分析框架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变企业经营观念三方面促进企业贸易转型首先，缓解了国际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对于我国出口企业而言，能够了解到更多更详尽的对方企业的信息，增加了在国际市场上的可选范围，可以使用技术和各种信息来识别对方公司，从而降低逆向选择的可能性，还方便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宣传，扩大影响力同时对于市场动向的掌控程度也提升了，平台的实时监管也提高了交易双方的信心，提高了企业的商业信用由于外贸收购很大程度上带有垄断的性质，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机会改变我国出口企业被限制于“微笑曲线”低位区的被动处境其次，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这一作用突出表现在我国的中小企业上企业选择出口时会面临更大的固定成本，而在我国，融资约束虽不会抑制出口贸易总量，但会导致异质性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而非一般贸易因为一般贸易通常需要更大的流动性，故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从而影响企业出口模式的选择最后，从深层改变了我国出口企业的经营观念改革开放以来，把生产放在首位的政策使得企业“重生产率，轻科技”的理念根深蒂固，数字经济催生了企业管理层的互联网思维，刷新了其对商业模式的认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其管理层经营观念及战略思维的与时俱进息息相关，数字经济使得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观念的转变促使企业出口方式的变革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一般贸易出口模式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带动技术创新，拉动了生产力，提高企业生产率，使企业跳出生产率U型曲线的“低加成率陷阱”区间，完成“质量升级”，实现盈利增加，企业数字投入增加将改善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状况，提高出口附加值率；另外，数字经济推动企业生产力发展，能够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生产力提高使得企业以低价获得更高产出，减少重复性工作浪费的劳动力，改善生产投入配比，增加高技术含量的活动，从而减少低端劳动力聚集的加工贸易以上表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可能是数字经济影响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一种机制，使得企业从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攀升和出口产品质量提高两方面减少加工贸易，即生产率的提升能够进一步放大数字经济水平对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来影响企业出口方式决策，使其更倾向丁•选择一般贸易为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本文建立以下基本回归模型

2.解释变量Indigdto此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组成的联合课题组负责编制，包括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以及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涵盖了中国内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简称“省”）、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地区、自治州、盟等，简称“城市”），以及近2800个县域（县级市、旗、市辖区等，简称“县域”）本文选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因为该指数已经有一套完整丰富的体系，且数据来源可靠详实表1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第一组列

（1）

（2）证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ratelfidt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第二组列

（3）

（4）证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rate2fidt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结合第

一、二组基准回归结果，初步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企业的出口方式，前者的提高会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一般出口方式这与本文的预测一致，证明了本文的研究假说1表1基准估计结果表2稳健性分析结果本部分将对两者关系做进一步研究，试图验证文章的研究假说2首先，分析企业生产率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调节作用，试图说明企业生产率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选择一般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越强；其次，通过差异性分析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因企业所在地区、企业所有制类型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化特征差异化分析有助于帮助本文进一步了解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什么样类型的企业更容易进行贸易转型，并进一步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方式的影响机制，即研究假说2本部分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企业生产率水平的交乘项作为调节变量，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出口选择一般出口方式的内在机制，为研究假说2提供证据支持表3给出了上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于rate2fidt,IndigdtXTFPft的系数显著为负，且在遇的水平上显著，而对于ratelfidt并不显著上述结论能够验证生产率对于企业加工出口贸易的调节效应，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确会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来减少企业出口加工贸易，但不会对企业一般贸易水平产生影响可能原因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带动生产率提高，减少加工贸易；另一方面，当大量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计划转向一般贸易时，由于核心技术缺乏，企业创新能力受限，很难立刻投入到一般贸易中，这也符合Melitz模型中对于生产率和企业出口决策的观点，即当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才会进行出口贸易总的来说，可以认为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使其降低了加工贸易的比例，将企业拉出“低附加值陷阱”，让中国企业跳出“生产率悖论”，当其生产率继续提高到一定水平，企业便可以进行一般贸易出口由于企业的控股情况会影响到企业受到的补贴、面对的政策等，本文按照一般划分准则，将企业划分为国内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三类，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国内企业相较于后两类样本数量过大，故又将国内企业再分为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并剔除掉其他控股企业样本结果如表4,其中列1234为一般贸易组，列5678为加工贸易组表4控股情况的异质性分析根据回归结果，本文发现一般贸易组中，不同控股情况的企业在面对出口方式决策时，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反应有所差别对于国有企业，Indigdt的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对于私人企业、合资、外资企业系数都显著为正，但数值上相差较大对于国有企业，可能的原因是首先，国有企业收到的来自政府的补贴相对于其他三类企业更多，抵消了更多加工贸易带来的低利润，因此面对数字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的反应程度并不大；其次，国有企业的生产力基础水平较低，掌握的核心技术较少，或者其一般贸易的贸易额增长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最后，国企存在着人员庞大、效率不高等问题，这也是其生产力基础水平较低的原因而对于私人企业与合资企业相差不大三类企业系数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私人企业、合资、外资企业一直以来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相较于国有企业都更大，对于自身生产率、技术水平、信息化水平方面的提高更为关注，对于数字经济水平提高更敏感，反应程度更大而外资企业的系数明显高于私人与合资企业，可能的原因是海外技术更先进，且在中国经营的外资企业一般都拥有更强竞争力、更雄厚的资产，利用数字经济优化生产设备、提高生产率和自身产品技术的能力更强加工贸易组的结果表明，对于国有企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负，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私人、合资、外资企业的系数显著为负，并且私人和外资企业的系数分别通过了1%、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即对于私人、合资、外资企业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减少其加工贸易的贸易额增长率，而对于国有企业则不会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影响企业出口方式的决策，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对于企业来说，选择一般贸易意味着能获取更大的利润，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趋势，提高科技水平，加快数字化转型，能够使中小企业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市场，提高活力；对于国企而言，加快国企改革进程是减少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比、推进企业贸易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第二，对于政府来说，数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优化了资源的配置，因此政府应利用这一势头，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地方区域差距，打破区域壁垒，推动中国“内循环”战略的实施加工贸易规模的减小，有助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定价权，提升地位本文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方式决策影响的具体机制较为复杂且尚未明确，也没有细致考察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当中部企业减少加工贸易出口和是否会转为内销、对于只有一般贸易或只有加工出口方式的企业的研究等问题尚未解决这些未尽之处都是本文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