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心得体会发言材料八篇

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枫桥经验”从提出至今，长期为党中央和各级政府所推崇，是一块具有特定价值的“政治名片”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其一以贯之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俱进，推动社会治理实践持续创新无论是“枫桥经验”本身所具有的时代特征，还是在“枫桥经验”名义下不断推陈出新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经验，都与不同时代的政治理论需求相契合，由此而构成了“枫桥经验”生生不息的时代价值，并赋予其历久弥新的政治意蕴

一、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俱进满足“人民”治需求纵观枫桥经验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历程，不难发现“人民”既是这一经验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经验的最终受益者“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既是历史运动的主体，也是现实政治的主体，更是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和核心动力当然，人民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词汇，而是与社会运动息息相关的特定语汇，每个时代的人民都是特定的群体，有其特定的政治诉求从这个意义上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施政理念就不能刻舟求剑，固守特定经验”时指出“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也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这也是5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枫桥经验”的初心所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重新审视“枫桥经验”，就会发现始终是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创新的典型案例一代一代“枫桥人”始终不等不靠，脚踏实地，勇于担责，与时俱进地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边干边学，边学边做，从而推动着枫桥经验持续发展这才是真正的“枫桥经验”的内核，或可称之为“枫桥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扬“枫桥经验”实质上是在学习、传承“枫桥精神”当全国各地干群纷纷学习枫桥经验之时，“枫桥人”又已经走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了或许，“枫桥经验”的根本经验就是永不停息地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问题、新格局，其创新的经济基础就是发达的县域经济、活跃的民间资本的内在驱动力，并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复杂的社会组织，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和谐的“润滑剂”，成为社会矛盾和解、就地解决的根本组织保障诸暨市民间资本活跃，民营经济实力雄厚，是浙江绍兴市经济第一强市，在全国百强县中位列十四，这是当地基层社会组织自我成熟、发展、壮大的经济基础“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但是，因发展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决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总需要有先行先试的“破题者”在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方面，枫桥人已走在前列，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枫桥经验”的最新发展成果截至2017年12月，诸暨市户籍人口108万，常住人口150万，有各类社会组织1800余家（不包括在各乡镇、街道备案不登记注册的小型社会组织），在诸暨市民政局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共有745家，是中国县域社会组织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产业或行业协会、文化教育、休闲类、公益服务类、社区慈善类、居家托养类等各类组织构成千丝万缕的社会组织网络，将人民群众纳入这一庞大的组织网络中仅从事调解类的组织就有市、街道两级调解联合会从事相关调解业务和技能交流的组织，诸如枫桥镇“老杨工作室”“娟子工作室”“枫桥大妈”“江大姐调解室”“村嫂护河队”等公益性、专业调解组织已遍布村、镇街道中，确保基层社会矛盾，诸如邻里矛盾、家庭纠纷、经济摩擦等日常毛肚能“及时”“专业”“就地”解决再如，活跃的公益组织，围绕植绿护绿、清洁环境、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等内容，持续开展“三下乡”“四进社区”“周末志愿”“志愿服务嘉年华”“年度十大志愿服务项目认领”等各类公益活动，将各位社会矛盾消解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文明的过程之中，起到了及时、有效、预防社会矛盾扩展或恶化的功能与此同时，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在培育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形成了功能互补、资源共享、社会和谐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经济繁荣、发展是社会组织发展的经济基础,政府支持则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基础，也是社会组织活跃的合法性资源为构建一个发展有序、门类齐全、结构合理、覆盖广泛、机制完善、作用突出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框架，初步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早在2015年11月，中共诸暨市委办公室、诸暨市人民政府正式印发了《关于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和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实施意见》《诸暨市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等系列文件，围绕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目标，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经过近三年的试验，诸暨市已经形成了“政府搭台、制度保障、社会参与、组织自治”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氛围以“最多跑一次”为主题的政务服务改革为诸暨市社会组织发展创造了良好制度空间一个发展有序、门类齐全、结构合理、覆盖广泛、机制完善、作用突出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框架已初步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已高效运转2014年12月，诸暨市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成立，以“服务、凝聚、自律、协同”为宗旨，坚持党建引领、政府搭台、专业运作、社会监督、公众参与、服务群众的原则，搭建集社会组织培育孵化、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推动公益理念普及、社会组织信息交流与咨询、公共资源共享、社会组织成果展示、社会工作人才实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组织服务平台，致力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增强社会组织能力，服务诸暨社会发展“从2014年成立至今，中心已孵化社会组织96家，现有入驻孵化成长社会组织21家，主要开展应急救助、关爱服务、绿色环保、社区服务、心理咨询、司法援助等活动诸暨市根据“政府掌舵，社会划浆”原则，自2017年开始投入60万元的财政专项资金，面向全市社会组织设立“公益创投招标项目”，致力于孵化、培育、壮大本地社会组织，鼓励并支持社会组织参与解决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对入选的社会组织公益项目进行创业及发展资助，让发潜力较大、项目可行性和创新性较高、预期社会效益良好、与政府目标契合的公益创投项目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公益创投项目涉及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关爱、交通安全宣传等公益事业，社会反响较大从诸暨市民政局的统计结果来看，政府支持、孵化的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推进平安诸暨建设、发展慈善、公益事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民生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总之，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经不是政治斗争的经验，“枫桥人”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初心不变、勇气不减，持续推动着“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追求，始终把群众路线作为创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方法论武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专群结合，“三治融合”，持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当然，“枫桥经验”隐含的时代价值表明，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水平高低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成正比的因此，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应该是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契机，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优势,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携手并进，相得益彰，最终实现基层社会实现依法自治、良法善治1977年枫桥破获的47起案件的52名作案成员中，没有一名是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及其子女1977年11月,浙江省公安厅对枫桥“四类分子”现状进行调查当地干部群众说，地主富农安分了，没做坏事，早应该摘帽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60年来，“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焕发勃勃生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枫桥经验”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丰富发展，更加强调党的领导、更加彰显法治思维、更加突出科技支撑、更加注重社会参与，展现出历久弥新的魅力从化解矛盾纠纷发展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从乡村扩展到城市、海上、网上，从社会治安领域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愈发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社会矛盾纠纷呈现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等新特征与此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必须大力提高风险预防和应急处置的社会治理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这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出了新的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在于始终依靠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要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要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凝聚起基层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努力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坚持依靠群众要坚定不移地把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好，切实有效地把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好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要调动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坚持运用法治方式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社会治理工作，发挥好多元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实现自律和他律、刚性和柔性、治身和治心、人力和科技相统一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枫桥经验”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在新征程上，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X月X日，XX省司法厅召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起底大排查大化解专项活动”视频调度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做好成都大运会安保工作进行研究部署XX市XX区司法局在本次会议上做经验交流发言今年以来，XX区司法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安排部署，强化组织、队伍、机制保障，着力提升人民调解组织战斗力、凝聚力，推动实现矛盾纠纷靶向治理、高效化解“三聚焦”织密调解网,夯实工作基础一是聚焦组织建设立体化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体系，纵向涵盖XXX个镇（街）、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横向组建交通、医疗、保险、劳动争议、知识产权等XX个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织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调解网络二是聚焦规范建设长效化不断完善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调解阵地，坚决整顿“失能”调解组织和“挂名”调解员，共清理“零案件”调解组织X个、“零案件”调解员XX人三是聚焦部门联调联动积极推进“调解+”模式，会同法院、公安、工会、市场监管等行业主管部门新增设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委员会X个，努力构建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联调联动的多元化解工作格局“三着力”聚调解合力，强化队伍管理一是着力人民调解员队伍发展各调委会按照“XXX”标准配备专职调解员，全区现有人民调解员XXXX人发挥先进典型的模范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开展人民调解“评星定级”活动二是着力人民调解员培训采取各种方式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化解新形势下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今年以来,共开展各类调解员培训XX次，参训人员达XXXX人次三是着力调解队伍专业化建设深入推进律师参与调解试点工作，吸纳XX名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退休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不断充实壮大专、兼职人民调解员队伍

二、“三机制”提调解质效，注重源头治理一是突出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思路,关口前置，实现纠纷事先“预警”、提前“吹哨”专门针对成都大运会对全区重点领域、重点人群进行全方位、拉网式排查，及时处置或预警，全区各级各类人民调委会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XXXX次，排查出矛盾纠纷XXX件，未发生一起因调解不及时引发群体性事件或“民转刑”案件,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二是建立矛盾纠纷预警机制各级调委会每月召开矛盾纠纷分析研判会，汇总梳理后形成矛盾纠纷信息分析报告向党委政府报告整合资源，进行多元化解，确保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模式，而要与时俱新，政府就要根据特定时期的人民需求提供必要的公共政策，以纾解人民之困，满足人民所需枫桥经验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质变过程”,从最初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经验，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实践经验，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成熟的样本在这一过程中，“枫桥经验”有其不可替代的“范式价值”枫桥经验首先是诸暨县枫桥区人民创造的将“四类分子”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时代经验”，也是中央高度认可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斗争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政治基本是围绕“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目标来展开，在坚持“双管齐下”的同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似乎更有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体现在对“四类分子”的清剿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四类分子”的运动式“改造”“四类分子”是以“阶级成分”划线，泛指“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约30年内，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统称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就是阶级敌人，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要被剥夺公民权，接受管制或者监督改造当时，全国各地对“四类分子”基本采取“斗一批、关一批、杀一批”的政策中共浙江省委在执行这一中央决定时，派出工作三是完善调解经费保障机制将人民调解经费列入区级财政预算，对人民调解员实行“以案定补”制度，有力地保障了人民调解工作顺利开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枫桥经验”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枫桥经验”的重要讲话精神，用好以“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基本内涵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尤为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指示、批示，强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推动“枫桥经验”取得新成就、作出新概括新时代“枫桥经验”写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强调党的领导、更加彰显法治思维、更加突出科技支撑、更加注重社会参与，对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1963年，“枫桥经验”由枫桥干部群众在实践探索中创造，经浙江省委、省公安厅的调整完善与总结汇报，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作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并发表谈话指出，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还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此后公安部、浙江省委总结出“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回顾60年的历程，“枫桥经验”形成、创新和发展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依靠群众”“教育人、改造人”，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在新时代，枫桥干部群众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枫桥经验”既是基层党组织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践创新，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基层的生动体现“枫桥经验”的长期发展实践证明，法治社会建设的主阵地在基层，党中央关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决策部署只有落实到基层才有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准群众诉求，及时解决基层群众的困难和矛盾”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应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挥党建统领作用，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有机衔接，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通过建章立制、规范权力、保障权利，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要充分汲取枫桥勇于实践创新、放手发动群众的宝贵经验，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针对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的主体多元化、诉求复杂化、类型多样化等特点，优化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力量配置，全面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2.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彰显法治思维，增强依法办事能力60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法治的需求在不断变化，“枫桥经验”也在与时俱进“枫桥经验”从起初的社会改造，到后来的维稳，再发展到促进社会和谐“枫桥经验”证明，法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最优方式，有着权责明确、程序规范、可预期性强等鲜明特点，当法治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时，可以有效化解很多矛盾和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层治理法治化也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长，对基层治理服务质量的需求不断提高，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基层工作中，仍有少数领导干部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改革、谋发展，一些基层干部依法办事能力不强，一些社会工作者和调解员法治意识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工作能力参差不齐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基层干群关系较为紧张，不少地方的社会治理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因此，大力培育法治思维，提升依法办事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尊不尊法、学不学法、守不守法、用不用法，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且会在自己的行动中效法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老百姓就会去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新征程上，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增强依法办事能力为此，一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健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机制，建立领导干部依法履职考核机制，用制度保障领导干部法治素养提升落实依法执政的理念，强化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的约束力与威慑性，给公权力“立规矩”“划红线”，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社会的集体意志另一方面,发挥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引导与保障功能，加强社会工作者和调解人员的培训，增强社会工作者依法办事能力，使法律工作者在处理矛盾纠纷中能够做到合法又合情理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运用法治手段解决平安建设、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充实基层一线的网格员、调解员、平安志愿者等力量，推广接诉即办机制，处理好居民家门口的纠纷“小事”，将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3.强化科技和信息平台支撑，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纵观“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历程，枫桥区各级党委政府始终紧密依靠群众，在实践探索中加以充实拓展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治理方式，实施基层治理“一张网”工程，治理手段从以人防、物防、技防为主的“三防”向建立健全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防并举”的社会风险防控体系转变，治理方式从传统方式向传统加智慧治理转变，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工作联动，综治效果显著“枫桥经验”的长期发展实践证明，一体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信息化、智能化，有助于规范政府行为、提升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和方式，有效发挥其在国家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新征程上，应强化科技和信息平台支撑，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一方面，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既要“面对面”沟通疏导，也要“键对键”了解民意，借助技术手段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融入“枫桥经验”，通过新媒体新技术赋能，把矛盾纠纷化解需求信息等及时纳入政府公共决策另一方面，打造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协同平台，开发手机App、“随手拍”等功能，鼓励群众实时上报治安隐患及民生诉求，促进各职能部门的决策沟通和协同互动，加强公共安全数据的整合共享和分析评估，构建“智慧型”基层社会治理研判机制准确把握宽严相济政策的内涵，有效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真正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

4.注重全民普法和社会参与，在厚植法治信仰上更有作为“枫桥经验”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枫桥镇位于诸暨市东部，是古越民族聚居地、于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具有千年历史的江南文化名镇，是浙江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和名贤辈出的东海文化明珠“枫桥经验”具有“和为贵”的精神意境，强调通过自治和协商的柔性方式解决矛盾，蕴含着中华法系传统的文化底蕴60年来，枫桥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送法下乡”，持续构筑法治文化广场、礼堂、剧场、长廊、步道等普法宣传阵地，用音乐、影像、戏剧表演等文艺形式和载体，宣传普及宪法法律和党的大政方针枫桥的干部群众通过“一队、一线、一卡、一日”，即法律服务小分队、法律服务热线、法律服务便民卡、法律服务咨询日等开展法律服务活动，形成常态化法律服务机制多年来，枫桥实现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创造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枫桥经验”的长期发展实践证明，提高全体人民的法治意识是建设法治社会的根本措施，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普法宣传和社会参与，则是从整体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长远之策法律要发生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全民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工程法律权威源自人民群众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治精神融汇于人民群众的日常实践新征程上，要把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全民普法工作全过程，推动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尊崇法治、厉行法治一方面，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推动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在政府文件起草、行政协议签订、行政争议化解中的作用，营造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的舆论氛围，增强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和社会治理力量配置的精准性、均衡性和实效性，做到治理过程让群众参与、治理成效让群众评判、治理成果让群众共享，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另一方面，找准法治与德治的契合点，把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普法重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立足当地文化特色，尊重社会公序良俗，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广泛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德治牵引法治、以法治保障德治，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实时性、长效性、普惠性，推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优良法治环境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经验，既具有社会治理的一般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彰显了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和强大活力，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东方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赋予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重大使命任务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孕育形成的重大经验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枫桥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到矛盾不上交，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就地教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新人的经验，即“枫桥经验”1963年H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批示的同时，与公安部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详细的谈话毛泽东同志指出，公安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依靠群众的思想，即毛泽东的群众观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枫桥经验”发展成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新时期“枫桥经验”新时期“枫桥经验”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经验，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稳定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孕育形成了以“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基本内涵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情系枫桥，对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和批示，指明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战略目标、价值取向、实践路径、重大任务、鲜明导向、重要保障、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枫桥经组到枫桥蹲点调查后认为，“四类分子”大多数是守法或基本守法的，除了现行犯，一律不捕人，尽量缩小打击面整个社教运动中，枫桥“少武斗，多文斗”，不但不捕人,而且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枫桥“捕人少、治安好”的成功做法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1963年10月下旬，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向毛泽东汇报诸暨社教运动中不捕人的情况，毛泽东说，这叫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要好好总结经验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与当时公安部的一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示“诸暨的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整理一个千把字的材料发下去，回答二个问题1群众是怎样懂得这样做的；2依靠群众是个好办法”n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公安部拟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对“枫桥经验”的相关批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批示精神，最终以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组、中共诸暨县委署名形成了《诸暨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材料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指出诸暨“枫桥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并将“枫桥经验”的材料作为附件转验”的系列重要论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战略与战术相贯通、传承与创新相统一，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凝聚着思想的伟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枫桥干部群众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形成了党组织领导的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不变的精髓，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就要求我们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尊重人民创造，以民意为导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矛盾不上交，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初心和本义，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来带动全局工作的思想，这就要求我们运用矛盾法则和辩证思维回答和解决一系列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党的领导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最本质的特征新时代“枫桥经验”最鲜明的特点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基层创造和高层推动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之路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把“枫桥经验”置于党的发展历史和全局工作之中来审视、谋划和推进早在2003年9月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全省县委书记交流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枫桥经验”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是我们浙江出的经验，虽然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不一样，但其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的精髓始终不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多次写入党内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特别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先后写入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全会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标志着新时代“枫桥经验”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党建统领，以党建带群建，提高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善于把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全面推进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枫桥经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应运而生的，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以创新发展，形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既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实现了由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八大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党和国家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基础即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教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新人，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枫桥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教育改造“四类分子”，创造了“枫桥经验”，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1965年公安部给中央的报告，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治安情况最好的一年，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是建国以后社会治安最好的时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起步阶段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粉碎“四人帮”之后，枫桥在全国率先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进行评审摘帽，推动了全国对“四类分子”的评审摘帽工作，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日报为此刊发了《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一一记诸暨县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的长篇通讯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叫做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早在2003年n月2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使枫桥经验在维护我省社会稳定中显示更强的生命力，在加快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和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赋予了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为小康社会服务的时代使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先后写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赋予了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时代使命因此，新时代“枫桥经验”就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为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现“中国之治”作出了重要贡献K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优秀文化滋养孕育下形成的成功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枫桥经验”的产生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生长基因和良田沃土可以说，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注定了中国土生土长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必然具有中国特色，必然要走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之路新时代“枫桥经验”只有扎根于中华大地上，才能够根深叶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都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长的渊源和博大的智慧如矛盾、民为邦本、平安无事、平安是福、国泰民安等都富有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高度契合、一脉相承如“矛盾”这个词可以追溯到《韩非子•难一》一书中《自相矛盾》的寓言故事，深刻揭示了古代朴素的辩证思想；《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生动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平安无事”“平安是福”“国泰民安”等朴实的愿望，反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希冀和期盼，反映了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用“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来概括表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带着泥土的芬芳，朗朗上口，入得脑，记得住，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容易唤起人民群众的认同感，激发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精神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表述体现了中国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在中国的语境下，用“不”“无”等语言的表达方式源远流长，具有普遍性，特别是当对一个概念进行定义时，如果内涵极其丰富深刻，外延有无穷可能性，无法用正面、肯定的方式来定义，或者用列举的方法也无法穷尽的时候，一般采取“不”“无”等间接、否定的方式作出清晰的解释比如《论语》中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记载“贞观之治”的繁盛景象邓小平同志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党的历史文献当中，“不”的运用也是很普遍的，如“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这个方针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审干运动中就提出的，并在《论十大关系》中再一次作了阐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四类分子”的教育改造继续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毛泽东同志概括的“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就是这个方针在教育改造“四类分子”的成功实践中转化为经验的概括和表达的同时，“不”“无”也是国际惯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正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说的，“自由”是指个人的生活状态，对这个状态本身是无法给予定义的哈耶克认为，对“自由”规定性最严谨的表述，就是作为生活状态反面即“不自由”来解释，尽管这是间接的表达方式枫桥人民在“枫桥经验”产生发展创新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的枫桥地域文化现象，孕育形成了以“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造精神，以民为本、春风化雨的和合精神，就地解决、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为基本内容的“枫桥精神”“枫桥精神”是枫桥地域文化的精华“枫桥精神”是红船精神、建党精神、民族精神、浙江精神等与枫桥特有的地域文化相结合，根植于“枫桥经验”的伟大创新实践中不断孕育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支柱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经验、东方智慧只有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只有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我们要在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同时，坚持经验自信，守正创新、自信自强既要胸怀天下，坚持文明互鉴、兼容并蓄，借鉴国外管理和治理的理念和做法，又要防止盲目照搬、食洋不化，如果完全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对不上号、行不通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我们要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总抓手，不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还要致力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研究，建构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解释范畴，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不久前，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强调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落实这一重要要求，需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矛盾纠纷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公正高效化解矛盾、定分止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近年来，从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情况来看，完善各项体制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是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途径例如,多地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在基层信访接待大厅、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综治中心等场所设立矛盾纠纷化解处理中心，配备专职调解员，接待来访群众，实现信访引导分流、调解对接移交、法律援助后续补充的有效衔接，有效实现了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枫桥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生动实践，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首先应当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各地应当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主心骨”，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有效整合基层力量资源，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要调动各方积极性，建立起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包括调解、仲裁、公证等在内的各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要加强统一部署和安排；对于各类调解组织，要建立配套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对于矛盾纠纷多发领域，要建立“一站式”纠纷发全国1965年，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再次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自诞生之日起，“枫桥经验”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文革时期，枫桥被改造的“四类分子”也没有参与打砸抢，“四类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守法或基本守法的1977年枫桥破获的47起案件的52名作案成员中，没有一名是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及其子女1977年11月，浙江省公安厅对枫桥“四类分子”现状进行调查当地干部群众说，地主富农安分了，没做坏事，早应该摘帽To浙江的调查和群众的反映受到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决定在枫桥进行“摘帽试点”，率先摘掉了所有“四类分子”的帽子1978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一记诸暨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详细介绍了枫桥摘帽的经验，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枫桥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示范全国，恢复四类分子的公民权利，意义深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下发《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人民内部矛盾运动已调整完毕，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由此可见，“枫桥经验”是由诸暨县枫桥区人民自主创新的改造“四类分子”的成功经验它恰如其时地纠正解决机制O以“枫桥经验”助力法治社会建设，还要在精细化、专业化上下功夫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治理必然朝着精细化、专业化方向迈进，需要培育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比如，在医疗纠纷、道路交通、劳动争议、知识产权等领域建设专业性调解组织，引导那些经验丰富、专业功底扎实的专业人员进入调解员队伍在家事领域，建立专业的家事调查员制度，协助法官就未成年人心理状况等问题进行专业评估在制度领域，则需要深入推进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推动各类调解与司法确认制度更好地对接，积极贯彻落实案件“繁简分流”改革，建立健全调解员的选任、培训、考核等制度当前，社会治理正朝着智慧化方向发展运用互联网技术的“智慧治理”，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与治理成本例如，一些互联网平台运用大众评审方式，解决了大量的网络买卖合同纠纷、网络保险理赔纠纷这种低成本机制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同时，又不影响当事人诉诸司法的权利各地在线调解平台的搭建，甚至能让部分纠纷的解决不用迈出家门相信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促进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枫桥经验”是在解决社会矛盾过程中创造的，并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延伸至基层社会治理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案，是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要坚持“党建统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四防并举、共建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新时代基层治理制度体系，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的县域治理现代化道路

一、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要着力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最大限度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完善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党委领导机制真正建立起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到基层治理各个环节的体制机制全面推行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选派党建指导员、党员结对联系等制度，健全干部“返乡走亲、驻村连心、联户交心”常态化机制和“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使党对群众和社会组织的领导、对社会治理的引领制度化规范化完善条块协同、集约高效的政府负责机制深化简政放权，整合政府资源，构建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的社会治理部门联动机制优化“基层治理四平台”和“全科网格”，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部门的服务管理职权和人员纳入平台和网格，构建精简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探索情报信息联通、重大安保任务联手、重点人员联管、重大突发事件联处、突出矛盾风险联治的部门联动机制完善开放多元、共建共享的社会协同机制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坚持因势利导、培育引导社会组织服务平台，推进村级社会组织标准化建设，积极引入市场化模式，创新推行政府采购和公益创投机制，开发投用社会组织党建云平台，真正让专业人干专业事、让志愿者干自愿事、让老百姓干百姓事，有效提升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贡献率完善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公众参与机制创新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形式，不断拓宽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更好地广纳民智、广聚民力，做到过程让群众参与、成效让群众评判、成果让群众共享，形成新时代群众路线的新路径创新网络问政平台建设，深化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重大民生决策事项民意调查和听证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评议权完善志愿服务机制，推广“志愿联盟”，推进“全城志愿”，不断拓展“社会治理共治圈”

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方法要始终依靠群众自治就地化解矛盾，依靠法治手段公正解决矛盾，依靠德治教化制约控制矛盾，依靠心治服务源头预防矛盾，依靠智治支撑高效处置矛盾，防止矛盾扩大蔓延，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依靠群众自治就地化解矛盾“枫桥经验”重群众自治，健全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治理体系群众主体的自治和广泛的社会参与，避免了社会治理变成政府独角戏，有效破解了“政府干着、群众看着,政府很努力、群众不买账”的难题将坚持把基层事务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交给群众，推动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把党的政策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在健全完善村民（居）民自治的同时，推进村级社会组织标准化建设，打造一批新型的社会组织依靠法治手段公正解决矛盾“枫桥经验”重法治建设，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落实司法责任制，强化公正司法、严格司法、阳光司法，破解执行难的问题优化环境污染纠纷、物业纠纷、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等专调委员会和市镇两级联合调解中心及各类品牌调解室运行机制，完善多层次、社会化、全覆盖的“枫桥式”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探索信访法治化处置机制，完善信访制度，创建“零上访镇村”“无诉讼村”，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信访诉求依靠德治教化制约控制矛盾“枫桥经验”重德治引领要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龙头，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国试点，构建“实践中心一实践所一文化礼堂”三级体系，实现德润人心、教化群众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元素有机融合弘扬崇德向善新风，选树一批道德榜样、家风典范和文明示范，唱响向美向善的诸暨“好声音”依靠心治服务源头预防矛盾要用社会心理学厚植“枫桥经验”，培育发展心理卫生协会等一批专业化的调整社会心态的社会组织，把心理学原理和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社会治理实践，建立起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科学化与专业化水平面向社会普及心理卫生知识，因人因时因事制宜，把心理建设与青少年教育、特殊人群教育、特殊事件处置结合在一起，构建社会心理防范体系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使群众接受潜移默化的教育，进而感化人、劝勉人、鼓舞人、警示人依靠智治支撑高效处置矛盾要创造性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新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探索“党建互联网社会治理”模式，突显“枫桥经验”新时代新特点在全国率先建成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和一体化办案系统进一步办好互联网“线上议事厅”，打造“24小时不下班的网上政府”，深入开展全国“智慧安居”建设试点,开展网上立案、在线调解，建立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枫桥经验”是浙江省的“金字招牌”和传家宝基层是群众信访的源头，也是解决信访问题的关键基层稳则大局稳，百姓安则社会安，强调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就是要把基层的经常性基础性兜底工作做稳妥、做扎实、做出成效,真正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信访问题源头治理中开花结果传承“枫桥经验”关键在于源头预防争主动上世纪90年代，枫桥创造了“四前”工作法和“四先四早”工作机制，抓早、抓小、抓初、抓源头，是“枫桥经验”的题中之义也是做好信访工作的治本之策“上工治未病之病”源头预防到位，往往事半功倍花精力“治已病”不如下大力“治未病”，坚持预在先防在前，紧盯源头、把牢关口，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调处在基层不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提高“灵敏度”，建立党员干部联村包户网格体系，广泛发动党员干部、驻村民警、法官、律师、心理专家等，定期深入一线开展“法律常识巡讲、心理健康巡诊、隐患苗头巡查、矛盾纠纷巡解”和“大谈心大家访大化解”活动，做到“苗头及时发现，矛盾高效化解”依托浙江优势用好大数据增强“感知力”，加强信访大数据分析，强化信访风险预判研判，加大重点领域信访问题的共性分析，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结构性问题，防止个体问题演变为群体性问题、信访问题向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传导信访问题往上行，矛盾症结在基层不作为、乱作为侵害群众合法权益是引发各类矛盾和问题的“导火索”，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是源头预防的重中之重乡镇（街道）、村（社区）可以通过基层民情沟通会、民意恳谈会、民心交流会、纠纷调解会等人民群众愿意接受的形式，把决策过程变成尊重民意、化解民忧、维护民利的过程，疏导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消解人民群众的误会，解答人民群众的疑问，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变“堵”为“疏”抓“源头”通“茬口”源头一池清水，社会一片新风，信访问题自然少了传承“枫桥经验”重点在于源头调处强落实用行动说话，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鲜明品格“枫桥经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以民为本，为民办事”信访处理一小步，群众利益一大步解决信访问题的过程就是基层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的过程，争取化解在小、在早、在苗头，把发力重心放在初信、初访、初始阶段上，放在解决群众身边“小矛盾”“小纠纷”“小事情”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真心为群众办实事，真正拧紧解决问题的“初始关”，确保“声声有回应，事事有人办，件件有落实“进一步压紧压实首接首办责任，积极探索建立“首问责任制”“首访责任制”，不断规范初信初访的办理，把问题解决在最佳“窗口期”面对信访群众第一时间热情接待，热忱回应，热心化解，一鼓作气，一次解决，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倍加珍惜“浦江经验”创新发展成果，扎实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主动“脱鞋下田”、进村入户，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贴近民心，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变为“走上门去做群众工作”，把“开门接访”变为“上门约访”，用心用情用力架起“连心桥”、结成“连理枝”，增进干群感情，摸清信访实情，排除隐患险情认真落实“三到位”要求，解决好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问题，用口水、汗水甚至委屈的泪水浇灌一朵朵“事心双解”的满意之花，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感受到党委和政府工作的热度、力度和温度，以“事心双解”的满意度回应群众的期盼度，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传承“枫桥经验”重心在于源头固本夯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群众、凝聚群众、组织群众的中坚作用，是“枫桥经验”的核心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汇聚多方力量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坚持人民主体，充分调动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发挥民力，焕发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热情，发动和依靠由人民群众组成的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基层各类群众组织以及人民群众个人等不同主体和社会力量助力基层矛盾化解，让“两代表一委员”、社会工作者、专业领域精英等全程参与其中,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结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多元化矛盾化解大联盟组织好党员、乡贤、网格员、信访代办员等，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确保每一件信访事项有人管、规范办、高效结、兜得住做强镇级矛调中心、做实村级矛调工作站，健全“诉调、警调、检调、专调、访调”的五调联动体系，实行联合接访、合力化解，为群众提供全覆盖、全领域、全过程的优质服务,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方向，保护了一批受“极左思潮”侵害者的公民权，使其成为正常公民，积极投入到自我解放与社会建设中去，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和谐稳定的环境中央高层适时发掘、推广了“枫桥经验”，及时纠正了全国“捕人过多”的“极左”做法，有效防止了人民内部矛盾斗争扩大化的危险，呈现出“捕人少、治安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安定团结的新局面,同时，将人民内部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将有可能危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四类分子”转化为建设者和生力军，有效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动员、扩大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力量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重新审视“枫桥经验”，就会发现始终是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创新的典型案例一代一代“枫桥人”始终不等不靠，脚踏实地，勇于担责，与时俱进地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边干边学，边学边做，从而推动着枫桥经验持续发展

二、以人民为中心久久为功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短缺”人民的需求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以前，人民需求主要是政治需求和物质需求两个基本需求，改革开放后，人民需求变得多元化，也更侧重对更高层次政治需求和精神需求的追求党和政府必须不断更新认识，直面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才能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新的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近40年的发展，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更为精准的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觉过程地处东南沿海的诸暨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枫桥经验”起源于此并长期发挥作用绝非偶然改革开放实质上是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关涉到各市场要素由培育、发展和成熟，并最终成为市场主体的复杂过程毋庸置疑，这是由中央政府提供政策指导，各级政府共同推进实施，各市场要素积极响应的动态过程东南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基础较好，市场要素活跃，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客观来讲，商品经济越发达，市场敏感度就越强，政府宏观调控的难度就越大；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阶层分化也越快，社会结构也越复杂，社会矛盾也随之更多元、更复杂因此，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职能调整、转变的过程，政府职能转变必须与市场经济同步，才能树立政府权威，确保社会秩序稳定、和谐、有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地方政府的持续推动下，以地方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为己任，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及时拓展“枫桥经验”的内涵和形式，推动了“枫桥经验”持续发展可见，改革开放后的“枫桥经验”已不再是改造“四类分子”的工作经验，而是由政治斗争转为社会治安创新的实践经验，进而发展到包括民事调解在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再发展为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枫桥经验”在改革开放后仍具有持久生命力是有必然联系的改革开放后的“枫桥经验”是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持续创新发展的有效经验“枫桥经验”的工作着力点及时转移到依靠群众，维护社会治安，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轨道上来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人认为“枫桥经验”是计划经济、封闭时代产生的经验，在改革开放中不适用，甚至有人将其定义为极“左”路线的产物等，因此曾一度受到冷落然而，枫桥人民不动摇、不气馁，坚定不移地高举“枫桥经验”的旗帜，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充分发挥基层治保组织作用，应对改革开放引发的基层社会矛盾，他们坚持“两手抓”，一方面依靠群众对违法人员进行教育改造，一方面依靠群众组织网络做好犯罪预防工作，防止各类人民内部矛盾激化枫桥镇先后成立了治保会、联防队、消防队、人口协管员等四支群众性治安队伍，消除不安定因素和不安全隐患，减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达到“治本”目的；同时，积极推行“五个依靠“，一是依靠群众就地化解民事纠纷；二是依靠群众就地挽救违法人员；三是依靠群众加强公共复杂场所管理；四是依靠群众强化企业内部防范；五是依靠群众侦破刑事案件这一时期的“枫桥经验”旨在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实现“联防联治”，与此同时，“枫桥人”把治安管理和树立良好道德风尚结合起来，积极发挥乡贤、离退休干部在维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开创了“捕人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稳定和谐的良好局面这一时期，“枫桥经验”具有综合防治、化解矛盾多元、综合治理效果好的典型特点“枫桥经验”构建起村、镇、市（诸暨市）三级调解网络，以及以“老杨工作室”为代表的志愿调解组织和行业调解委员会为代表的专门调解机构，几乎实现了社会矛盾和解的全覆盖社会矛盾调解、和解的内容从早期的主要化解民事纠纷，诸如家庭、婚姻、邻里、山林、水利、宅基地等矛盾，到改革开放深化后新产生的社会矛盾，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资纠纷、工伤医疗、交通事故、环境污染、财务管理、合同纠纷、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纠纷等等，都发挥了积极有效的“就地解决”功能在“枫桥经验”运行的实践探索过程中，枫桥人创造了“四前”工作法和“四先四早”的工作机制，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防范前,防范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矛盾激化前”，“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这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干群联手、群策群力有效维护社会安全、积极化解矛盾，满足了政府公共服务不足的前提下，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差异化需求”，适时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需求短缺”问题这些经验不仅大大丰富了“枫桥经验”的内容和形式，而且极大拓展了枫桥经验的适用领域，从而大大消解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缓和了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基本上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形成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大好局面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经不是政治斗争的经验，“枫桥人”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初心不变、勇气不减，持续推动着“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

三、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创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枫桥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本质体现，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自然离不开“发动和依靠群众”这一根本方法论毛泽东同志在批示“枫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