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心得体会八篇

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我国重要的法治原则，也是实现高质效办案的重要工作方法以数字化技术助推检察履职，能够有效突破问题发现难、案件办理难、协同治理推进难等传统堵点，不仅可以提升案件办理质量，还可以提高执法、司法效率，切实满足高质效办案的目标要求“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是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工作的基本价值追求高质效办案，就是要做到办案质量、效率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既要通过办案在实体上实现公平正义，也要在程序上让公平正义更好更快实现，还要在目标上让人民群众可感受、能感受、感受到公平正义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在党的领导下，“枫桥经验”历经六十年的发展创新，已成为新时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同时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社会治理中的生动实践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应当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把社会矛盾化解融入检察履料发下去，回答二个问题

（1）群众是怎样懂得这样做的；

（2）依靠群众是个好办法”11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公安部拟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对“枫桥经验”的相关批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批示精神，最终以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组、中共诸暨县委署名形成了《诸暨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材料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指出诸暨“枫桥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并将“枫桥经验”的材料作为附件转发全国1965年，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再次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自诞生之日起，“枫桥经验”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文革时期，枫桥被改造的“四类分子”也没有参与打砸抢，“四类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守法或基本守法的1977年枫桥破获的47起案件的52名作案成员中，没有一名是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及其子女1977年11月，浙江省公安厅对枫桥“四类分子”现状进行调查当地干部群众说，地主富农安分了，没做坏事，早应该摘帽To浙江的调查和群众的反映受到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决定在枫桥进行“摘帽试点”，率先摘掉了所有“四类分子”的帽子1978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一记诸暨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详细介绍了枫桥摘帽的经验，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枫桥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示范全国，恢复四类分子的公民权利，意义深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下发《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人民内部矛盾运动已调整完毕，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由此可见，“枫桥经验”是由诸暨县枫桥区人民自主创新的改造“四类分子”的成功经验它恰如其时地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方向，保护了一批受“极左思潮”侵害者的公民权，使其成为正常公民，积极投入到自我解放与社会建设中去，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和谐稳定的环境中央高层适时发掘、推广了“枫桥经验”，及时纠正了全国“捕人过多”的“极左”做法，有效防止了人民内部矛盾斗争扩大化的危险，呈现出“捕人少、治安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安定团结的新局面，同时，将人民内部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将有可能危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四类分子”转化为建设者和生力军，有效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动员、扩大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力量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重新审视“枫桥经验”，就会发现始终是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创新的典型案例一代一代“枫桥人”始终不等不靠，脚踏实地，勇于担责，与时俱进地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边干边学，边学边做，从而推动着枫桥经验持续发展

二、以人民为中心久久为功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短缺”人民的需求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以前，人民需求主要是政治需求和物质需求两个基本需求，改革开放后，人民需求变得多元化，也更侧重对更高层次政治需求和精神需求的追求党和政府必须不断更新认识，直面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才能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新的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近40年的发展，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更为精准的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觉过程地处东南沿海的诸暨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枫桥经验”起源于此并长期发挥作用绝非偶然改革开放实质上是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关涉到各市场要素由培育、发展和成熟，并最终成为市场主体的复杂过程毋庸置疑，这是由中央政府提供政策指导，各级政府共同推进实施，各市场要素积极响应的动态过程东南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基础较好，市场要素活跃，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客观来讲，商品经济越发达，市场敏感度就越强，政府宏观调控的难度就越大；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阶层分化也越快，社会结构也越复杂，社会矛盾也随之更多元、更复杂因此，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职能调整、转变的过程，政府职能转变必须与市场经济同步，才能树立政府权威，确保社会秩序稳定、和谐、有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地方政府的持续推动下，以地方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为己任，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及时拓展“枫桥经验”的内涵和形式，推动了“枫桥经验”持续发展可见，改革开放后的“枫桥经验”已不再是改造“四类分子”的工作经验，而是由政治斗争转为社会治安创新的实践经验，进而发展到包括民事调解在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再发展为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枫桥经验”在改革开放后仍具有持久生命力是有必然联系的改革开放后的“枫桥经验”是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持续创新发展的有效经验“枫桥经验”的工作着力点及时转移到依靠群众，维护社会治安，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轨道上来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人认为“枫桥经验”是计划经济、封闭时代产生的经验，在改革开放中不适用，甚至有人将其定义为极“左”路线的产物等，因此曾一度受到冷落然而，枫桥人民不动摇、不气馁，坚定不移地高举“枫桥经验”的旗帜，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充分发挥基层治保组织作用，应对改革开放引发的基层社会矛盾，他们坚持“两手抓”，一方面依靠群众对违法人员进行教育改造，一方面依靠群众组织网络做好犯罪预防工作，防止各类人民内部矛盾激化枫桥镇先后成立了治保会、联防队、消防队、人口协管员等四支群众性治安队伍，消除不安定因素和不安全隐患，减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达到“治本”目的；同时，积极推行“五个依靠”，一是依靠群众就地化解民事纠纷；二是依靠群众就地挽救违法人员；三是依靠群众加强公共复杂场所管理；四是依靠群众强化企业内部防范；五是依靠群众侦破刑事案件这一时期的“枫桥经验”旨在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实现“联防联治”，与此同时，“枫桥人”把治安管理和树立良好道德风尚结合起来，积极发挥乡贤、离退休干部在维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开创了“捕人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稳定和谐的良好局面这一时期，“枫桥经验”具有综合防治、化解矛盾多元、综合治理效果好的典型特点“枫桥经验”构建起村、镇、市（诸暨市）三级调解网络，以及以“老杨工作室”为代表的志愿调解组织和行业调解委员会为代表的专门调解机构，几乎实现了社会矛盾和解的全覆盖社会矛盾调解、和解的内容从早期的主要化解民事纠纷，诸如家庭、婚姻、邻里、山林、水利、宅基地等矛盾，到改革开放深化后新产生的社会矛盾，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资纠纷、工伤医疗、交通事故、环境污染、财务管理、合同纠纷、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纠纷等等，都发挥了积极有效的“就地解决”功能在“枫桥经验”运行的实践探索过程中，枫桥人创造了“四前”工作法和“四先四早”的工作机制，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防范前,防范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矛盾激化前”，“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这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干群联手、群策群力有效维护社会安全、积极化解矛盾，满足了政府公共服务不足的前提下，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差异化需求”，适时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需求短缺”问题这些经验不仅大大丰富了“枫桥经验”的内容和形式，而且极大拓展了枫桥经验的适用领域，从而大大消解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缓和了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基本上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形成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大好局面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经不是政治斗争的经验，“枫桥人”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初心不变、勇气不减，持续推动着“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

三、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创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枫桥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本质体现，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自然离不开“发动和依靠群众”这一根本方法论毛泽东同志在批示“枫桥经验”时指出“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也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这也是5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枫桥经验”的初心所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重新审视“枫桥经验”，就会发现始终是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创新的典型案例一代一代“枫桥人”始终不等不靠，脚踏实地，勇于担责，与时俱进地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边干边学，边学边做，从而推动着枫桥经验持续发展这才是真正的“枫桥经验”的内核，或可称之为“枫桥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扬“枫桥经验”实质上是在学习、传承“枫桥精神”当全国各地干群纷纷学习枫桥经验之时，“枫桥人”又已经走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了或许，“枫桥经验”的根本经验就是永不停息地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问题、新格局，其创新的经济基础就是发达的县域经济、活跃的民间资本的内在驱动力，并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复杂的社会组织，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和谐的“润滑剂”，成为社会矛盾和解、就地解决的根本组织保障诸暨市民间资本活跃，民营经济实力雄厚，是浙江绍兴市经济第一强市，在全国百强县中位列十四，这是当地基层社会组织自我成熟、发展、壮大的经济基础“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但是，因发展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决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总需要有先行先试的“破题者”在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方面，枫桥人已走在前列，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枫桥经验”的最新发展成果截至2017年12月，诸暨市户籍人口108万，常住人口150万，有各类社会组织1800余家（不包括在各乡镇、街道备案不登记注册的小型社会组织），在诸暨市民政局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共有745家，是中国县域社会组织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产业或行业协会、文化教育、休闲类、公益服务类、社区慈善类、居家托养类等各类组织构成千丝万缕的社会组织网络，将人民群众纳入这一庞大的组织网络中仅从事调解类的组织就有市、街道两级调解联合会从事相关调解业务和技能交流的组织，诸如枫桥镇“老杨工作室”“娟子工作室”“枫桥大妈”“江大姐调解室”“村嫂护河队”等公益性、专业调解组织已遍布村、镇街道中，确保基层社会矛盾，诸如邻里矛盾、家庭纠纷、经济摩擦等日常毛肚能“及时”“专业”“就地”解决再如，活跃的公益组织，围绕植绿护绿、清洁环境、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等内容，持续开展“三下乡”“四进社区”“周末志愿”“志愿服务嘉年华”“年度十大志愿服务项目认领”等各类公益活动，将各位社会矛盾消解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文明的过程之中，起到了及时、有效、预防社会矛盾扩展或恶化的功能与此同时，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在培育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形成了功能互补、资源共享、社会和谐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经济繁荣、发展是社会组织发展的经济基础,政府支持则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基础，也是社会组织活跃的合法性资源为构建一个发展有序、门类齐全、结构合理、覆盖广泛、机制完善、作用突出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框架，初步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早在2015年11月，中共诸暨市委办公室、诸暨市人民政府正式印发了《关于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和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实施意见》《诸暨市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等系列文件，围绕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目标，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经过近三年的试验，诸暨市已经形成了“政府搭台、制度保障、社会参与、组织自治”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氛围以“最多跑一次”为主题的政务服务改革为诸暨市社会组织发展创造了良好制度空间一个发展有序、门类齐全、结构合理、覆盖广泛、机制完善、作用突出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框架已初步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已高效运转2014年12月，诸暨市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成立，以“服务、凝聚、自律、协同”为宗旨，坚持党建引领、政府搭台、专业运作、社会监督、公众参与、服务群众的原则，搭建集社会组织培育孵化、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推动公益理念普及、职全过程，如此才能真正实现高质效办案高质效办案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在价值高度契合首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本质要求一切为了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本质所在、生命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高质效办案的核心目标人民利益是检察办案的根本落脚点，人民群众是办案质效的首要评判者，因此，只有坚持人民至上、检察为民，注重化解人民群众涉法涉检诉求，用心用情办好检察为民实事，才能称得上高质效办案其次，走群众路线的工作理念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群众路线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法宝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枫桥经验”已成为新时期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的典范高质效办案要求检察机关以人民群众“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也就是说，检察机关需要重视办案过程中人民群众参与度，同时将办案过程、结果及时向人民群众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社会组织信息交流与咨询、公共资源共享、社会组织成果展示、社会工作人才实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组织服务平台，致力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增强社会组织能力，服务诸暨社会发展”从2014年成立至今，中心已孵化社会组织96家，现有入驻孵化成长社会组织21家，主要开展应急救助、关爱服务、绿色环保、社区服务、心理咨询、司法援助等活动诸暨市根据“政府掌舵，社会划浆”原则，自2017年开始投入60万元的财政专项资金，面向全市社会组织设立“公益创投招标项目”，致力于孵化、培育、壮大本地社会组织，鼓励并支持社会组织参与解决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对入选的社会组织公益项目进行创业及发展资助，让发潜力较大、项目可行性和创新性较高、预期社会效益良好、与政府目标契合的公益创投项目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公益创投项目涉及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关爱、交通安全宣传等公益事业，社会反响较大从诸暨市民政局的统计结果来看，政府支持、孵化的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推进平安诸暨建设、发展慈善、公益事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民生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总之，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经不是政治斗争的经验，“枫桥人”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初心不变、勇气不减，持续推动着“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追求，始终把群众路线作为创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方法论武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专群结合，“三治融合”，持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当然，“枫桥经验”隐含的时代价值表明，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水平高低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成正比的因此，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应该是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契机，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优势,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携手并进，相得益彰，最终实现基层社会实现依法自治、良法善治1977年枫桥破获的47起案件的52名作案成员中，没有一名是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及其子女1977年11月,浙江省公安厅对枫桥“四类分子”现状进行调查当地干部群众说，地主富农安分了，没做坏事，早应该摘帽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枫桥经验”是20世纪60年代初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经过毛泽东同志肯定批示后在全国推广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多次强调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这之中，党的领导是本质特征，群众路线是基本立场，解决问题是最终任务，而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根本保障2023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在此特殊时间节点，从全面从严治党视域去探究阐述新时代“枫桥经验”，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枫桥经验”是党的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的实践萌发“枫桥经验”是基层党组织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协调一切积极因素，解决基层社会问题的工作机制，是基层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干部作风、践行宗旨观念、提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成果，与党的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紧密相关从历史维度看，“枫桥经验”震续了党的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基因“枫桥经验”在近60年的演进中，之所以能够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20世纪60年代初，社会各阶级之间情绪对立、信任缺失，突出表现为农村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化，特别是干部与群众的分化，基层干部脱离生产过程、作风滑坡为解决干部脱离群众问题，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践中，诸暨枫桥依靠群众、就地教育改造“四类分子”，创造“捕人少,治安好，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从本质上讲“枫桥经验”就是党自我革命的实践产物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期间，党群、干群关系迎来新的挑战，社会管控能力不断下降，部分基层干部价值观发生变动，服务人民的公仆意识淡化这个时期的“枫桥经验”建立了“党政动手、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工作方法，形成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成功经验，扩大了党的领导的基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精神指引下，枫桥群众加强和创新了党组织建在网格上、监督建到网格上的新模式，让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发挥在社会治理的全领域、全过程从理论维度看，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高度契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客观实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面对新时代新的风险和挑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于站稳群众立场，推动群众有序、有效、规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依法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让人民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广泛参与者，最大限度地把各类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于萌芽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枫桥经验”必然要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其范畴从实践层面看，“枫桥经验”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纵深延伸的重要方法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解决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的方案，筑牢了党的执政根基，提升了党的治国理政能力“枫桥经验”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党建统领，通过深化群众路线来解决实际问题，它是一种体制机制“枫桥经验”坚持党建统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多元共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依法保障人民群众权益，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探索实践，为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纵深推进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路径

二、与时俱进拓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中的时代内涵“枫桥经验”在这么长时间能够保持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是与时俱进，开放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基层社会存在的矛盾与问题相应变化，“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典范，需要因应时代不断创新发展新时代面临新情况从当前群众反映主要利益诉求看,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府不作为，未依法履行职责,没有及时批准申请事项或者未有效保障正当合法权益；二是政府乱作为，未正确履行职责，侵害群众正当合法权益,或者程序不公开不透明导致结果不公平不公正；三是政府决策不合理，重大事项未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四是政府保障不充分，天灾人祸导致生命健康财产损失，政府未给予足够支持或必要救济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觉醒后，人民群众透过问题本身，对政府依法履职和干部党性作风有了更高期待要求因此，督促干部依法办事、践行初心使命,防止脱离群众、避免干群矛盾，成了当务之急的焦点问题新时代社会治理，从管理到治理，行政管理减少，更多需要社会力量参与，从开放性角度讲，更多是要加强党建,加强党性教育，加强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衍生新理念枫桥经验的核心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谁去走？就是党建统领下的基层党员干部从干群关系看，人少事多任务繁杂，基层干部不堪重负，通讯工具和社交软件的广泛应用，方便工作沟通和思想交流，却也助长部分干部少下基层不去现场的惰性当前走群众路线，要考虑用什么方式，怎么样得到群众认可当前基层社会干群矛盾问题的凸显，势必要求改变现有治理思路和工作机制，需要新的理论成果指引方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住党的领导的本质特征，才能取得实际成效新时代注重新路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完善，人民群众渴望公平正义的权利意识已经被全面唤醒，国家推动权力主导的社会管理向权利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必然需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约束和规范权力运行,完善监督体系，加强权力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离不开党的领导，当前我们面临国内外各种严峻的风险挑战，必须改变党的领导与基层治理的传统模式，必须坚持“问题发现靠党建、问题发生查党建、问题解决看党建“，以问题整治到位为目标，着力构建党建统领、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的工作新格局，实现高质量党建推动基层治理新成效

三、在深化基层监督治理中充分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价值诸暨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立足实际改革创新，为全国提供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新方法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基层监督治理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正确履职的前提和保障“枫桥经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探索建立健全基层治理党的领导体制党建统领关键在压实党建责任率先出台深化“四责协同”落实“五张责任清单”工作机制,明确各级党委、党委“一把手”、分管领导、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的五方责任，同时聚焦基层矛盾化解、政治生态建设、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优化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全面深化清廉村居建设等重点工作配套制定6项制度，构建责任闭环，推动履职尽责层层压实党建责任，明确支部建在小区上、监督建在支部上和最小权力单元上相关规定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统筹力、号召力、执行力，增强基层社会管控力，支持群众在法治和德治的前提下广泛自治始终把群众路线贯穿于基层监督治理之中“枫桥经验”始终坚持和执行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和首创性，群策群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当前，乡村振兴、疫情防控、除险保安、稳进提质等基层治理任务更加繁杂，对公共管理的高效和公共服务的精准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应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更高比如说诸暨提出监督建在支部上、建在最小权力单元上的机制，在此基础上，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成立市镇村三级“清廉建设顾问团”，以各个层面企业家成立“亲清企业联盟”，以此探索自上而下专责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新路径，从而更加密切联系各个领域的群众，防范脱离实际、脱离矛盾、脱离基层的现象同时出台制度加强“室组地”片区协作，实现四个监督力量协同发力，强化纪检监察与组织、审计、财政、税务等其他职能监督紧密协作，鼓励多元监督，真正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和多元性始终把解决问题贯穿于基层监督治理之中要实现“矛盾不上交”治理目标，关键在于根本解决矛盾纠纷和实际问题基层党组织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坚持担当作为，组织协调各方，充分发动群众，群防群治、抓早抓小，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基层开展矛盾排查化解，这体现了“枫桥经验”在源头上和根本上预防化解矛盾诸暨紧扣持续擦亮“枫桥经验”金名片的决策部署，聚焦“信访矛盾大化解、权益保障无遗漏、安全隐患全排查、权力运行更规范、干部形象再提升”五方面重点，积极开展“守初心践使命”大整顿大提升五大专项行动旗帜鲜明提出信访处理“四个态度”、干部处置“四个态度”通过强化问责追责和执纪执法，确保干部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按照“三个区分开来”原则，实施容错纠错机制，灵活运用“四种形态”合理把握和妥善处置问题和责任；加强问题通报，要求以点带面、举一反三深入整改，最大发挥惩戒的教育功能，推动“惩前庭后，治病救人”方针落实，以最小惩治代价实现最大教育成效通过打击诬告陷害和澄清证明，维护干部合法权益，激励干部为事业担当始终把健全机制贯穿于基层监督治理之中“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总结出的行之有效的问题解决机制当前，“枫桥经验”面临着制度性重塑和现代治理体系革命的时代命题，需要靠数字化改革来推进通过数字赋能，诸暨市委积极创建“枫桥经验”数字化应用场景,对工作机制进行系统性重塑，与基层监督治理、全面从严治党、清廉诸暨建设深度融合，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清廉建设综合监督平台，通过社会关注信息来看业务工作民主理念，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我国重要的法治原则，也是实现高质效办案的重要工作方法再次，以化解和预防矛盾纠纷为直接目标实现矛盾纠纷的全息化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特征“枫桥经验”不仅注重及时解决当前矛盾纠纷，还注重修复因矛盾纠纷受损的社会关系，最大程度彰显“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价值，努力避免类似矛盾纠纷的再发生案件是社会矛盾的产物，矛盾不化解，就会不断发生新的案件检察工作就是要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就案办案、就法律谈法律的做法不能有效化解矛盾,也就称不上“高质效办案”，因此，检察机关不仅要依据事实、法律把案件办结，还要努力化解产生这些案件的矛盾纠纷，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另外，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还要努力分析矛盾纠纷发生的原因，追求诉源治理,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最后，数字技术赋能检察工作质效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现代科技在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深度运用数字化技术，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打造数字“枫桥经验”，加快推进数字化治理应用场景建设，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数字化智能警务、数字化产业经济、数字化综合服务等融合发展，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践行数字情况，通过及时监督来判断是否存在党性作风问题，通过“一案三查”来处理人员责任、领导责任和党建责任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打破基层治理条线工作中的数据壁垒，实现基层公权力行使全周期在线运行、留痕追溯、监督预警,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和透明化水平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打造市域社会治理“杭锦样板”，锡尼镇聚焦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坚持和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本地特色化实践，破解基层社会矛盾外溢，努力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一、聚民意，找准症结“照方抓药”一是高度重视，对症下药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探索“12345+人民调解”矛盾纠纷处理机制这一机制致力于对矛盾纠纷迅速响应、及时转派、跟踪化解,着力提升对矛盾纠纷预警、收集、研判处置综合能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二是快速处理，及时分诊秉承“抓早、抓快、抓好”原则，高效办理市长热线回复工作第一时间呈领导阅批、第一时间将领导批示反馈到责任单位并明确责任人和办理时限、第一时间将调查结果反馈给来电群众并在规定时间节点内登录热线平台办结，切实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三是定期回访，及时复诊明确专人定期回访来电群众，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确保群众急难愁盼事不演变成基层信访矛盾将办结问题分门别类，整理归档

二、解民忧，部门联动“握指成拳”一是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源头预防化解矛盾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人，依法按政策妥善化解，防止矛盾激化,对辖区内矛盾纠纷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生活有困难的要积极帮助解决，对诉求合理合法的要尽快解决，对诉求不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的要耐心做好解释工作二是打造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公共服务圈“三圈合一”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综合体，推动资源整合，力量融合、功能聚合、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首先，充分发挥村（居）民议事会、业主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作用,深入挖掘群众自治资源，善于运用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促进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同时，创新“基层调解员+网格管理”模式，形成基层调解整体合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镇（街）、矛盾不上交”的工作目标三是推进矛盾调解中心心理咨询室建设，配备心理辅导人员等专业队伍，加强心理辅导，心理危机干预等工作,推动信息互通、优势互补、工作联动、矛盾联调，对矛盾纠纷实现受理、登记、交办、承办、结案各环节工作衔接,确保矛盾调解中心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得到充分发挥矛盾调解中心联合多部门累计调解处理矛盾纠纷XX起，矛盾纠纷实现就地解决，不拖拉搁置，真正做到工作实际化、速度化、公开化、透明化

三、保民安，闭环解决“分层过滤”一是强化工作部署，责任压实到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属地管理责任”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工作,始终做到安全生产工作有部署有措施有行动，切实有序有效推进二是强化监测预警，人员落实到位坚持预防为先、预警为要，配备安全信息员XX人，常态化开展巡查监测；通过短信、微信等平台发布防汛、防火等预警信息三是强化隐患排查，风险管控到位对辖区内燃气、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加油站、敬老院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常态化安全隐患大排查，切实将风险隐患发现在萌芽状态，处理在第一时间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60年来，“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焕发勃勃生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枫桥经验”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丰富发展，更加强调党的领导、更加彰显法治思维、更加突出科技支撑、更加注重社会参与，展现出历久弥新的魅力从化解矛盾纠纷发展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从乡村扩展到城市、海上、网上，从社会治安领域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愈发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社会矛盾纠纷呈现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等新特征与此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必须大力提高风险预防和应急处置的社会治理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这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出了新的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在于始终依靠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要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要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凝聚起基层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努力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坚持依靠群众要坚定不移地把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好，切实有效地把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好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要调动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坚持运用法治方式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社会治理工作，发挥好多元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实现自律和他律、刚性和柔性、治身和治心、人力和科技相统一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枫桥经验”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在新征程上，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经验，既具有社会治理的一般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彰显了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和强大活力，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东方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赋予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重大使命任务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孕育形成的重大经验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枫桥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到矛盾不上交，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就地教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新人的经验，即“枫桥经验”1963年H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批示的同时，与公安部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详细的谈话毛泽东同志指出，公安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依靠群众的思想，即毛泽东的群众观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枫桥经验”发展成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新时期“枫桥经验”新时期“枫桥经验”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经验，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稳定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孕育形成了以“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基本内涵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情系枫桥，对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和批示，指明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战略目标、价值取向、实践路径、重大任务、鲜明导向、重要保障、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系列重要论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战略与战术相贯通、传承与创新相统一，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凝聚着思想的伟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枫桥干部群众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形成了党组织领导的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不变的精髓，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就要求我们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尊重人民创造，以民意为导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矛盾不上交，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初心和本义，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来带动全局工作的思想，这就要求我们运用矛盾法则和辩证思维回答和解决一系列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党的领导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最本质的特征新时代“枫桥经验”最鲜明的特点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基层创造和高层推动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之路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把“枫桥经验”置于党的发展历史和全局工作之中来审视、谋划和推进早在2003年9月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全省县委书记交流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枫桥经验”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是我们浙江出的经验，虽然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不一样，但其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的精髓始终不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多次写入党内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特别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先后写入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全会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标志着新时代“枫桥经验”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党建统领，以党建带群建，提高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善于把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全面推进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赋能当前，在矛盾化解、公共安全、执法司法、基层自治、诚信体系等重点领域嵌入“互联网+”，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效果以数字化技术助推检察履职，能够有效突破问题发现难、案件办理难、协同治理推进难等传统堵点，不仅可以提升案件办理质量，还可以提高执法、司法效率，切实满足高质效办案的目标要求新时代“枫桥经验”指引检察机关高质效办案的具体实现深化落实信访工作、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机制，高质效了解人民所愿信访工作、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是了解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之事的重要窗口，也是实现高质效办案的重点难点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尽力畅通群众诉求表达途径,如完善12309检察服务中心建设，打造服务大厅、网络平台、热线电话“三位一体”的集成式服务阵地等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应用心用情解决民之所盼，不仅要做到“件件有回复“，还要做到“件件快回复”和“件件好回复”C对于久诉不息的刑事申诉案件，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分析案卷材料，仔细核查案件证据，对原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案件，坚决依法纠正涉及群体性的信访、控告案件，可能反映出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或突出问题，检察机关对此应当高度重视，依法能动履职，在实质性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的同时，协同相关部门完善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枫桥经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应运而生的，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以创新发展，形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既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实现了由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八大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党和国家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基础即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教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新人，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枫桥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教育改造“四类分子”，创造了“枫桥经验”，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1965年公安部给中央的报告，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治安情况最好的一年，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是建国以后社会治安最好的时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起步阶段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粉碎“四人帮”之后，枫桥在全国率先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进行评审摘帽，推动了全国对“四类分子”的评审摘帽工作，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日报为此刊发了《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一一记诸暨县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的长篇通讯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叫做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早在2003年11月2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使枫桥经验在维护我省社会稳定中显示更强的生命力，在加快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和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赋予了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为小康社会服务的时代使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先后写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赋予了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时代使命因此，新时代“枫桥经验”就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为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现“中国之治”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优秀文化滋养孕育下形成的成功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枫桥经验”的产生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生长基因和良田沃土可以说，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注定了中国土生土长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必然具有中国特色，必然要走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之路新时代“枫桥经验”只有扎根于中华大地上，才能够根深叶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都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长的渊源和博大的智慧如矛盾、民为邦本、平安无事、平安是福、国泰民安等都富有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高度契合、一脉相承如“矛盾”这个词可以追溯到《韩非子•难一》一书中《自相矛盾》的寓言故事，深刻揭示了古代朴素的辩证思想；《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生动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平安无事”“平安是福”“国泰民安”等朴实的愿望，反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希冀和期盼，反映了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用“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来概括表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带着泥土的芬芳，朗朗上口，入得脑，记得住，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容易唤起人民群众的认同感，激发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精神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表述体现了中国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在中国的语境下，用“不”“无”等语言的表达方式源远流长，具有普遍性，特别是当对一个概念进行定义时，如果内涵极其丰富深刻，外延有无穷可能性，无法用正面、肯定的方式来定义，或者用列举的方法也无法穷尽的时候，一般采取“不”“无”等间接、否定的方式作出清晰的解释比如《论语》中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记载“贞观之治”的繁盛景象邓小平同志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党的历史文献当中，“不”的运用也是很普遍的，如“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这个方针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审干运动中就提出的，并在《论十大关系》中再一次作了阐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四类分子”的教育改造继续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毛泽东同志概括的“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就是这个方针在教育改造“四类分子”的成功实践中转化为经验的概括和表达的同时，“不”“无”也是国际惯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正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说的，“自由”是指个人的生活状态，对这个状态本身是无法给予定义的哈耶克认为，对“自由”规定性最严谨的表述，就是作为生活状态反面即“不自由”来解释，尽管这是间接的表达方式枫桥人民在“枫桥经验”产生发展创新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的枫桥地域文化现象，孕育形成了以“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造精神，以民为本、春风化雨的和合精神，就地解决、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为基本内容的“枫桥精神”“枫桥精神”是枫桥地域文化的精华“枫桥精神”是红船精神、建党精神、民族精神、浙江精神等与枫桥特有的地域文化相结合，根植于“枫桥经验”的伟大创新实践中不断孕育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支柱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经验、东方智慧只有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只有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我们要在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同时，坚持经验自信，守正创新、自信自强既要胸怀天下，坚持文明互鉴、兼容并蓄，借鉴国外管理和治理的理念和做法，又要防止盲目照搬、食洋不化，如果完全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对不上号、行不通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我们要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总抓手，不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还要致力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研究，建构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解释范畴，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枫桥经验”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枫桥经验”的重要讲话精神，用好以“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基本内涵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尤为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指示、批示，强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推动“枫桥经验”取得新成就、作出新概括新时代“枫桥经验”写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强调党的领导、更加彰显法治思维、更加突出科技支撑、更加注重社会参与，对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1963年，“枫桥经验”由枫桥干部群众在实践探索中创造，经浙江省委、省公安厅的调整完善与总结汇报，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作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并发表谈话指出，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还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此后公安部、浙江省委总结出“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回顾60年的历程，“枫桥经验”形成、创新和发展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依靠群众”“教育人、改造人”，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在新时代，枫桥干部群众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枫桥经验”既是基层党组织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践创新，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基层的生动体现“枫桥经验”的长期发展实践证明，法治社会建设的主阵地在基层，党中央关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决策部署只有落实到基层才有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准群众诉求，及时解决基层群众的困难和矛盾”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应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挥党建统领作用，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有机衔接，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通过建章立制、规范权力、保障权利，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要充分汲取枫桥勇于实践创新、放手发动群众的宝贵经验，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针对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的主体多元化、诉求复杂化、类型多样化等特点，优化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力量配置，全面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2.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彰显法治思维，增强依法办事能力60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法治的需求在不断变化，“枫桥经验”也在与时俱进“枫桥经验”从起初的社会改造，到后来的维稳，再发展到促进社会和谐“枫桥经验”证明，法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最优方式，有着权责明确、程序规范、可预期性强等鲜明特点，当法治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时，可以有效化解很多矛盾和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层治理法治化也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长，对基层治理服务质量的需求不断提高，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基层工作中，仍有少数领导干部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改革、谋发展，一些基层干部依法办事能力不强，一些社会工作者和调解员法治意识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工作能力参差不齐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基层干群关系较为紧张，不少地方的社会治理处于超负荷理机制积极推进认罪认罚、刑事和解、诉源治理，高质效解决矛盾纠纷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此，检察机关一方面要在履职过程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刑事处罚会对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乃至其家人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体现谦抑性，尤其是在轻罪治理中最大限度减少、转化社会对立面对轻罪案件特别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微刑事案件、初犯偶犯，应依法从宽从简从快处理，对依法可以不批捕和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应不批捕、不起诉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注意矛盾纠纷的化解和预防在具体案件中，努力通过释法说理，教育犯罪嫌疑人认罪服法，促其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达成和解，将解决矛盾纠纷、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融入办案目标此外，还要通过办案实现犯罪预防效果，如结合办案进行法治宣传、深入分析案件发生原因，查漏补缺，防止新的犯罪发生积极开展检察公开听证的办案模式，“高质效”体现司法民主检察公开听证是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运转状态因此，大力培育法治思维，提升依法办事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尊不尊法、学不学法、守不守法、用不用法，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且会在自己的行动中效法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老百姓就会去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新征程上，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增强依法办事能力为此，一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健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机制，建立领导干部依法履职考核机制，用制度保障领导干部法治素养提升落实依法执政的理念，强化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的约束力与威慑性，给公权力“立规矩”“划红线”，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社会的集体意志另一方面,发挥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引导与保障功能，加强社会工作者和调解人员的培训，增强社会工作者依法办事能力，使法律工作者在处理矛盾纠纷中能够做到合法又合情理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运用法治手段解决平安建设、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充实基层一线的网格员、调解员、平安志愿者等力量，推广接诉即办机制，处理好居民家门口的纠纷“小事”，将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3.强化科技和信息平台支撑，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纵观“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历程，枫桥区各级党委政府始终紧密依靠群众，在实践探索中加以充实拓展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治理方式，实施基层治理“一张网”工程，治理手段从以人防、物防、技防为主的“三防”向建立健全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防并举”的社会风险防控体系转变，治理方式从传统方式向传统加智慧治理转变，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工作联动，综治效果显著“枫桥经验”的长期发展实践证明，一体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信息化、智能化，有助于规范政府行为、提升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和方式，有效发挥其在国家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新征程上，应强化科技和信息平台支撑，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一方面，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既要“面对面”沟通疏导，也要“键对键”了解民意，借助技术手段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融入“枫桥经验”，通过新媒体新技术赋能，把矛盾纠纷化解需求信息等及时纳入政府公共决策另一方面，打造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协同平台，开发手机App、“随手拍”等功能，鼓励群众实时上报治安隐患及民生诉求，促进各职能部门的决策沟通和协同互动，加强公共安全数据的整合共享和分析评估，构建“智慧型”基层社会治理研判机制准确把握宽严相济政策的内涵，有效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真正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

4.注重全民普法和社会参与，在厚植法治信仰上更有作为“枫桥经验”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枫桥镇位于诸暨市东部，是古越民族聚居地、于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具有千年历史的江南文化名镇，是浙江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和名贤辈出的东海文化明珠“枫桥经验”具有“和为贵”的精神意境，强调通过自治和协商的柔性方式解决矛盾，蕴含着中华法系传统的文化底蕴60年来，枫桥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送法下乡”，持续构筑法治文化广场、礼堂、剧场、长廊、步道等普法宣传阵地，用音乐、影像、戏剧表演等文艺形式和载体，宣传普及宪法法律和党的大政方针枫桥的干部群众通过“一队、一线、一卡、一日”，即法律服务小分队、法律服务热线、法律服务便民卡、法律服务咨询日等开展法律服务活动，形成常态化法律服务机制多年来，枫桥实现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创造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枫桥经验”的长期发展实践证明，提高全体人民的法治意识是建设法治社会的根本措施，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普法宣传和社会参与，则是从整体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长远之策法律要发生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全民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工程法律权威源自人民群众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治精神融汇于人民群众的日常实践新征程上，要把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全民普法工作全过程，推动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尊崇法治、厉行法治一方面，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推动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在政府文件起草、行政协议签订、行政争议化解中的作用，营造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的舆论氛围，增强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和社会治理力量配置的精准性、均衡性和实效性，做到治理过程让群众参与、治理成效让群众评判、治理成果让群众共享，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另一方面，找准法治与德治的契合点，把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普法重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立足当地文化特色，尊重社会公序良俗，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广泛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德治牵引法治、以法治保障德治，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实时性、长效性、普惠性，推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优良法治环境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全面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各级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选优配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职能作用，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有效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十年来，全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各类民间纠纷XX件，调解成功率达XX%以上全市荣获国家级、省级表彰的人民调解组织XX个、人民调解员XX人，XX个集体和XX个个人分别被授予全省首批“枫桥式”人民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员敦煌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潘虹个人调解室调解员潘虹被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

一、加强阵地建设夯实工作基础一是强化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制定出台规范化调委会创建标准，全力推进组织、制度、工作、场所、经费、报酬“六落实，标牌、印章、标识、程序、制度、文书“六统一”XX个乡镇（街道）调委会，XX个村（社区）调委会均有了固定电话、打印设备和统一布设的调解室建立健全了县、乡、村、组四级调解网格，形成了“功能完备、上下联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体系加强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已建成作用发挥好、调解成效显著的XX个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XX个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XX个医疗调解委员会，XX个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X个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及XX个调解组织二是抓好人民调解员选任紧抓乡镇换届和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按照《人民调解法》规定的选任方式、选任条件、行为规范，认真做好人民调解员选任工作，着力优化队伍结构坚持推选与聘任，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原则，及时完成各级人民调委会的换届工作建立人民调解员动态管理数据库，推行持证上岗，实行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颁证，统一挂牌为全市7122名通过培训考核聘任的人民调解员配发了人民调解员证、人民调解员挂牌、人民调解员徽章，真正实现了“持证上岗、亮证服务、依法调解”三是规范人民调解制度建设统一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的各项业务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学习例会、统计排查、信息反馈、回访记录、档案管理等各项工作制度，将全国统一的人民调解工作标识、人民调解各项制度、纠纷双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调委会人员名单、调解管理范围和调解流程、调解场所秩序等内容一律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有效地提高了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公信力

二、加强措施保障增强调解活力一是加大教育培训采取赠订人民调解杂志、集中举办培训班、适时举办调解能手大赛、召开调解技能经验交流会、组织观摩庭审，开展讲座等多种形式，有计划、分步骤、分层次对人民调解员开展系统培训通过培训，人民调解员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特别是调解员、信息员、情报员、宣传员“四位一体”“一员多能”的工作本领显著增强推行从人民调解员中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工作方法,实现了人民调员直接参与审判活动，在审判实践中学习专业知识目前，全市XX名人民调解员被当地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为陪审员二是完善政策措施会同政法委、法院、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全市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印发了《关于调解工作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三年行动方案》，逐步构建成了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促进了调解工作规范提升三是强化经费保障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增加司法行政经费，将人民调解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切实解决了人民调解工作过去“一张桌子、一个人，办公经费无一文”的困难局面特别是推行人民调解个案补贴办法以来，各县（市、区）根据当地经济水平发展需要，分别制定了“个案补贴”和“以奖代补”激励机制，按调解案件的难易程度对办案工作进行了补贴，大力调动了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助力人民调解工作向纵深发展

三、强化职能作用维护社会稳定一是常态化开展纠纷排查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遍布城乡、扎根基层的优势，认真落实村（社区）调委会按周、乡镇（街道）调委会按月、县（市、区）司法局按季度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制度，采取“滚动式”、“拉网式”、“过滤式”排查方式，将定期排查、重大节日和重要节点重点排查、敏感时期和重大活动超前排查，突出问题专项排查、共性问题联合排查贯彻始终，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调解二是精准化落实纠纷调处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逐一登记，逐件核实，建立台账，分析研判，一事一调，一人一策制定调处方案，明确调处措施和化解期限，确保哪里有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就跟进到哪里积极推广人民调解“四联单”工作方式，简化程序、方便群众不断完善“随手调”、“口袋调”、“上门调”、“马背调”“领导包案调”等方式方法，做到排查、调解同步推行，无缝衔接三是多举措开展积案化解按照“去存量、控增量、防变量”的要求，先后组织开展了“人民调解化解矛盾专项攻坚活动和积案排查化解行动”、“人民调解百日会战”、“化解矛盾纠纷在基层”、“人民调解进万家”“争当人民调解能手”等专项活动，促使一大批疑难焦点热点问题得到解决进一步完善联动联调机制，不断加强与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信访等部门的联系沟通与协作配合，联动联调化解重大矛盾纠纷、强化机制创新提高调解能力U!一是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出台《XX市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施意见》，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建立与法院、公安、信访等部门的联系，吸引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司法鉴定等专业力量参与到纠纷化解工作中来，确保矛盾纠纷调处得了，调处得好二是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基层网格的有机结合，借助基层网格“点多、线长、面广”的优势,建立“司法乡网格“双向信息互通机制，实行“人民调解+网格”工作模式，在网格长中培养调解员，在调解员中发展网格长，实现“矛调信息网上走，矛盾纠纷网格调”，确保纠纷“不出网、不上交、不激化”三是搭建诉调对接平台深入推进诉前调解工作，积极搭建诉调对接平台，在人民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聘用专职人民调解员全面开展诉前调解工作会同XX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全市诉源治理暨诉前调解工作现场推进会,探索开展“法官+司法所长+派出所所长+驻点检察官+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工作模式，采取“司法所+法庭”的“庭所融合”运行模式，将诉前调解向基层延伸，实现了诉前调解与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有效衔接截止目前，已在当地法院诉服中心设立个人调解室XX个，聘用专职人民调解员XX人,打造出XX市矛盾纠纷调解中心、XX区诉讼服务调解中心、XX区总寨镇调委会老支书调解团队等“蓝图”样本要举措，不仅为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提供重要保障，还可以充分了解多方意见，化解矛盾纠纷，同时可以培养人民群众的法治信仰，是新时期检察机关创新履职、能动履职、自觉履职的一种体现由此，检察机关要明确公开听证的重要意义，以理念转变为引领，坚持“应听尽听”，推动检察公开听证工作常态化，进一步扩大检察公开听证的传播力、影响力为了推进检察公开听证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运行，检察机关应该深入研究公开听证的基本规程,包括明确公开听证的案件范围、公开听证的运行程序、听证主体的确定以及听证员的选任、听证结果的反馈和落实等深度融合数字化技术，高质效实现法律监督职责当前，以大数据法律监督为代表的数字检察是检察机关提升法律监督质效的重要探索一方面，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在履职过程中应当从维护公共利益出发，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破解传统监督手段不足、监督范围过窄、监督过于被动的局限，实现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等重点领域全面实施公益诉讼制度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改变传统线索来源不足、线索发掘不够、法律监督滞后的被动局面，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收集、筛选、分析，拓宽违法犯罪线索的发现渠道，将监督工作从事后的、节点式的监督，转变为动态的、全流程式的监督再一方面，检察机关要运用数字化技术，扩大法律监督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即由传统的、基于少量裁判文书而展开的个案监督转向大数据全样本的、基于海量乃至全部公开法律文书而展开的类案监督“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二十大部署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强调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助于指引检察机关从根本上提升检察工作质效把牢事实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在查明事实、适用法律、化解矛盾上下功夫，按照司法规律努力在每一个案件中实现“高质效办案”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枫桥经验”从提出至今，长期为党中央和各级政府所推崇，是一块具有特定价值的“政治名片”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其一以贯之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俱进，推动社会治理实践持续创新无论是“枫桥经验”本身所具有的时代特征，还是在“枫桥经验”名义下不断推陈出新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经验，都与不同时代的政治理论需求相契合，由此而构成了“枫桥经验”生生不息的时代价值，并赋予其历久弥新的政治意蕴

一、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俱进满足“人民”的基本政治需求纵观枫桥经验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历程，不难发现“人民”既是这一经验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经验的最终受益者“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既是历史运动的主体，也是现实政治的主体，更是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和核心动力当然，人民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词汇，而是与社会运动息息相关的特定语汇，每个时代的人民都是特定的群体，有其特定的政治诉求从这个意义上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施政理念就不能刻舟求剑，固守特定的模式，而要与时俱新，政府就要根据特定时期的人民需求提供必要的公共政策，以纾解人民之困，满足人民所需枫桥经验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质变过程”，从最初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经验，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实践经验，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成熟的样本在这一过程中，“枫桥经验”有其不可替代的“范式价值”枫桥经验首先是诸暨县枫桥区人民创造的将“四类分子”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时代经验”，也是中央高度认可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斗争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政治基本是围绕“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目标来展开，在坚持“双管齐下”的同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似乎更有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体现在对“四类分子”的清剿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四类分子”的运动式“改造”“四类分子”是以“阶级成分”划线，泛指“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约30年内，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统称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就是阶级敌人，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要被剥夺公民权，接受管制或者监督改造当时，全国各地对“四类分子”基本采取“斗一批、关一批、杀一批”的政策中共浙江省委在执行这一中央决定时，派出工作组到枫桥蹲点调查后认为，“四类分子”大多数是守法或基本守法的，除了现行犯，一律不捕人，尽量缩小打击面整个社教运动中，枫桥“少武斗，多文斗”，不但不捕人，而且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枫桥“捕人少、治安好”的成功做法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1963年10月下旬，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向毛泽东汇报诸暨社教运动中不捕人的情况，毛泽东说，这叫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要好好总结经验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与当时公安部的一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示“诸暨的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整理一个千把字的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