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心得体会交流材料8篇

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中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行政预防调处化解体系，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着力实现人民群众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尊严获得应有尊重，推动完善信访、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枫桥经验”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领导下由基层创造的社会矛盾化解经验，半个多世纪以来成为中国社会治理故事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之中运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题中之义将“枫桥经验”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五对关系政治与法治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的最大区别“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典范，强调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统一领导作用，强调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法治政府建设，应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觉过程地处东南沿海的诸暨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枫桥经验”起源于此并长期发挥作用绝非偶然改革开放实质上是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关涉到各市场要素由培育、发展和成熟，并最终成为市场主体的复杂过程毋庸置疑，这是由中央政府提供政策指导，各级政府共同推进实施，各市场要素积极响应的动态过程东南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基础较好，市场要素活跃，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客观来讲，商品经济越发达，市场敏感度就越强，政府宏观调控的难度就越大；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阶层分化也越快，社会结构也越复杂，社会矛盾也随之更多元、更复杂因此，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职能调整、转变的过程，政府职能转变必须与市场经济同步，才能树立政府权威，确保社会秩序稳定、和谐、有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地方政府的持续推动下，以地方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为己任，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及时拓展“枫桥经验”的内涵和形式，推动了“枫桥经验”持续发展可见，改革开放后的“枫桥经验”已不再是改造“四类分子”的工作经验,而是由政治斗争转为社会治安创新的实践经验，进而发展到包括民事调解在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再发展为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枫桥经验”在改革开放后仍具有持久生命力是有必然联系的改革开放后的“枫桥经验”是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持续创新发展的有效经验“枫桥经验”的工作着力点及时转移到依靠群众，维护社会治安，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轨道上来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人认为“枫桥经验”是计划经济、封闭时代产生的经验，在改革开放中不适用，甚至有人将其定义为极“左”路线的产物等，因此曾一度受到冷落然而，枫桥人民不动摇、不气馁，坚定不移地高举“枫桥经验”的旗帜，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充分发挥基层治保组织作用，应对改革开放引发的基层社会矛盾，他们坚持“两手抓”，一方面依靠群众对违法人员进行教育改造，一方面依靠群众组织网络做好犯罪预防工作，防止各类人民内部矛盾激化枫桥镇先后成立了治保会、联防队、消防队、人口协管员等四支群众性治安队伍，消除不安定因素和不安全隐患，减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达到“治本”目的；同时，积极推行“五个依靠”，一是依靠群众就地化解民事纠纷；二是依靠群众就地挽救违法人员；三是依靠群众加强公共复杂场所管理；四是依靠群众强化企业内部防范；五是依靠群众侦破刑事案件这一时期的“枫桥经验”旨在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实现“联防联治”，与此同时，“枫桥人”把治安管理和树立良好道德风尚结合起来，积极发挥乡贤、离退休干部在维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开创了“捕人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稳定和谐的良好局面这一时期，“枫桥经验”具有综合防治、化解矛盾多元、综合治理效果好的典型特点“枫桥经验”构建起村、镇、市（诸暨市）三级调解网络，以及以“老杨工作室”为代表的志愿调解组织和行业调解委员会为代表的专门调解机构，几乎实现了社会矛盾和解的全覆盖社会矛盾调解、和解的内容从早期的主要化解民事纠纷，诸如家庭、婚姻、邻里、山林、水利、宅基地等矛盾，到改革开放深化后新产生的社会矛盾，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资纠纷、工伤医疗、交通事故、环境污染、财务管理、合同纠纷、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纠纷等等，都发挥了积极有效的“就地解决”功能在“枫桥经验”运行的实践探索过程中，枫桥人创造了“四前”工作法和“四先四早”的工作机制，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防范前,防范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矛盾激化前”，“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这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干群联手、群策群力有效维护社会安全、积极化解矛盾，满足了政府公共服务不足的前提下，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差异化需求”，适时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需求短缺”问题这些经验不仅大大丰富了“枫桥经验”的内容和形式，而且极大拓展了枫桥经验的适用领域，从而大大消解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缓和了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基本上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形成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大好局面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经不是政治斗争的经验，“枫桥人”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初心不变、勇气不减，持续推动着“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

三、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创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枫桥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本质体现，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自然离不开“发动和依靠群众”这一根本方法论毛泽东同志在批示“枫桥经验”时指出“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也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这也是5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枫桥经验”的初心所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重新审视“枫桥经验”，就会发现始终是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创新的典型案例一代一代“枫桥人”始终不等不靠，脚踏实地，勇于担责，与时俱进地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边干边学，边学边做，从而推动着枫桥经验持续发展这才是真正的“枫桥经验”的内核，或可称之为“枫桥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扬“枫桥经验”实质上是在学习、传承“枫桥精神”当全国各地干群纷纷学习枫桥经验之时，“枫桥人”又已经走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了或许，“枫桥经验”的根本经验就是永不停息地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问题、新格局，其创新的经济基础就是发达的县域经济、活跃的民间资本的内在驱动力，并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复杂的社会组织，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和谐的“润滑剂”，成为社会矛盾和解、就地解决的根本组织保障诸暨市民间资本活跃，民营经济实力雄厚，是浙江绍兴市经济第一强市，在全国百强县中位列十四，这是当地基层社会组织自我成熟、发展、壮大的经济基础“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但是，因发展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决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总需要有先行先试的“破题者”在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方面，枫桥人已走在前列，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枫桥经验”的最新发展成果截至2017年12月，诸暨市户籍人口108万，常住人口150万，有各类社会组织1800余家（不包括在各乡镇、街道备案不登记注册的小型社会组织），在诸暨市民政局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共有745家，是中国县域社会组织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产业或行业协会、文化教育、休闲类、公益服务类、社区慈善类、居家托养类等各类组织构成千丝万缕的社会组织网络，将人民群众纳入这一庞大的组织网络中仅从事调解类的组织就有市、街道两级调解联合会从事相关调解业务和技能交流的组织，诸如枫桥镇“老杨工作室”“娟子工作室”“枫桥大妈”“江大姐调解室”“村嫂护河队”等公益性、专业调解组织已遍布村、镇街道中，确保基层社会矛盾，诸如邻里矛盾、家庭纠纷、经济摩擦等日常毛肚能“及时”“专业”“就地”解决再如，活跃的公益组织，围绕植绿护绿、清洁环境、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等内容，持续开展“三下乡”“四进社区”“周末志愿”“志愿服务嘉年华”“年度十大志愿服务项目认领”等各类公益活动，将各位社会矛盾消解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文明的过程之中，起到了及时、有效、预防社会矛盾扩展或恶化的功能与此同时，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在培育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形成了功能互补、资源共享、社会和谐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经济繁荣、发展是社会组织发展的经济基础,政府支持则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基础，也是社会组织活跃的合法性资源为构建一个发展有序、门类齐全、结构合理、覆盖广泛、机制完善、作用突出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框架，初步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早在2015年n月，中共诸暨市委办公室、诸暨市人民政府正式印发了《关于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和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实施意见》《诸暨市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等系列文件，围绕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目标，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经过近三年的试验，诸暨市已经形成了“政府搭台、制度保障、社会参与、组织自治”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氛围以“最多跑一次”为主题的政务服务改革为诸暨市社会组织发展创造了良好制度空间一个发展有序、门类齐全、结构合理、覆盖广泛、机制完善、作用突出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框架已初步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已高效运转2014年12月，诸暨市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成立，以“服务、凝聚、自律、协同”为宗旨，坚持党建引领、政府搭台、专业运作、社会监督、公众参与、服务群众的原则，搭建集社会组织培育孵化、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推动公益理念普及、社会组织信息交流与咨询、公共资源共享、社会组织成果展示、社会工作人才实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组织服务平台，致力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增强社会组织能力，服务诸暨社会发展”从2014年成立至今，中心已孵化社会组织96家，现有入驻孵化成长社会组织21家，主要开展应急救助、关爱服务、绿色环保、社区服务、心理咨询、司法援助等活动诸暨市根据“政府掌舵，社会划浆”原则，自2017年开始投入60万元的财政专项资金，面向全市社会组织设立“公益创投招标项目“，致力于孵化、培育、壮大本地社会组织，鼓励并支持社会组织参与解决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对入选的社会组织公益项目进行创业及发展资助，让发潜力较大、项目可行性和创新性较高、预期社会效益良好、与政府目标契合的公益创投项目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公益创投项目涉及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关爱、交通安全宣传等公益事业，社会反响较大从诸暨市民政局的统计结果来看，政府支持、孵化的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推进平安诸暨建设、发展慈善、公益事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民生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总之，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经不是政治斗争的经验，“枫桥人”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初心不变、勇气不减，持续推动着“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追求，始终把群众路线作为创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方法论武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专群结合，“三治融合”，持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当然，“枫桥经验”隐含的时代价值表明，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水平高低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成正比的因此，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应该是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契机，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优势,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携手并进，相得益彰，最终实现基层社会实现依法自治、良法善治1977年枫桥破获的47起案件的52名作案成员中，没有一名是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及其子女1977年11月,浙江省公安厅对枫桥“四类分子”现状进行调查当地干部群众说，地主富农安分了，没做坏事，早应该摘帽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枫桥经验”是20世纪60年代初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经过毛泽东同志肯定批示后在全国推广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多次强调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枫桥经验”产生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无论处于哪个历史阶段，“枫桥经验”本质上都是党组织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协调一切积极因素,解决基层具体社会问题的工作机制其中，党的领导是本质特征，群众路线是基本立场，解决问题是最终任务，而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根本保证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既与“枫桥经验”的诞生发展紧密相关，同时又是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保证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市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立足实际改革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基层监督治理实效

一、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基层监督治理之中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本质特征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是基层党组织统筹协调各方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全面发展目标的具体执政行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正确履职的前提和当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领作用，加强和改善各级党委对法治的领导，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法治、保障基层法治、统领基层法治，有效整合基层力量资源调处矛盾、化解纠纷，真正把党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和法治政府建设结合起来，打造基层群众用得上、离不开的法治法治与情治的关系与西方国家依托以理性逻辑为基础的制度规范相比，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则是注重以权威、道德和人情等基本元素的情感治理模式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坚持动情入心教育改造、真情实意“送温暖”等为代表的情感工作方式，也为枫桥情感治理经验的生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法治政府建设同样应重视情治，在政府和社会个体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用情感治理弥合法网间隙不能只是完成法律规范、制度或章程上规定的动作，而是动情入心地走进老百姓，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方式真切地运用到实践中去，以情感为纽带，柔化“国家-公民”刚性的权力结构，重构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增进法治文化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诉讼与息讼的关系通过法院诉讼解决矛盾纠纷是典型法律治理方式，而“枫桥经验”更强调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从源头化解，旨在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及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必须正确把握诉讼与息讼的关系基层社会中矛盾纠纷、冲突无处不在，社会保障“枫桥经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探索建立健全基层治理党的领导体制，贯彻党的执政理念，运用党的理论，立足实际实事求是解决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持续推进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党建统领关键在压实党建责任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相关规定和浙江省委出台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十三项实施意见以及“五张责任清单”，率先出台深化“四责协同”落实“五张责任清单”工作机制，明确各级党委、党委“一把手”、分管领导、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的五方责任，同时聚焦基层矛盾化解、政治生态建设、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优化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全面深化清廉村居建设等重点工作配套制定6项制度，构建责任闭环，推动履职尽责层层压实党建责任，明确支部建在小区上、监督建在支部上和最小权力单元上相关规定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统筹力、号召力、执行力，着力构建党建统领、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的工作新格局，实现高质量党建推动基层治理新成效

二、始终把群众路线贯穿于基层监督治理之中群众路线是“枫桥经验”基本立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玄奥的概念，而是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的需求发生许多新变化，治理主体治理方式也在发生转变基层治理效能高低直接影响着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直接塑造基层治理的基本样态和发展走向，而基层党员干部的作风是衡量治理效能的重要指标“枫桥经验”始终坚持和执行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和首创性，群策群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当前，乡村振兴、疫情防控、除险保安、稳进提质等基层治理任务更加繁杂，对公共管理的高效和公共服务的精准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应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更高比如，诸暨市暨阳街道，正式编制加临聘人员约200多人，管理服务人口将近38万仅仅依靠党员干部无法处置全部基层社会问题，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对此，诸暨市委因地制宜创新提出监督建在支部上、建在最小权力单元上的机制，凡是有党支部的地方都聘请一名监督信息员，没有党支部的地方，只要有权力单位，都聘请一名廉政监督员，让他们充分发挥清廉宣讲、监督检查和上传下达作用在此基础上，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成立市镇村三级“清廉建设顾问团”，组织企业家成立“亲清企业联盟”，以此探索自上而下专责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新路径，从而更加密切联系各个领域的群众，防范脱离实际、脱离矛盾、脱离基层的现象同时出台制度加强“室组地”片区协作,实现四个监督力量协同发力，强化纪检监察与组织、审计、财政、税务等其他职能监督紧密协作，鼓励多元监督，真正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和多元性

三、始终把解决问题贯穿于基层监督治理之中解决问题是“枫桥经验”最终任务“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是“枫桥经验”显著特点，要实现“矛盾不上交”治理目标，关键在于根本解决矛盾纠纷和实际问题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导致了基层社会问题相应发生变化，但“枫桥经验”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本任务并没有改变诸暨市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持续擦亮“枫桥经验”金名片，组织协调各方，充分发动群众，群防群治、抓早抓小，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基层开展矛盾排查化解，聚焦“信访矛盾大化解、权益保障无遗漏、安全隐患全排查、权力运行更规范、干部形象再提升”五方面重点，积极开展“守初心践使命”大整顿大提升五大专项行动旗帜鲜明提出信访处理“四个态度”，即热烈欢迎建设性意见建议、积极支持反映合法诉求、坚决反对假公济私、严厉打击非法行为旗帜鲜明提出干部处置“四个态度”，即对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查处，对工作疏忽造成失误的精准问责追责，对担当作为产生工作瑕疵的科学容错纠错，对受到诬告陷害的及时澄清正名出台《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追究办法》和《干部执行力标准》，既追求结果实现目标任务，又关注过程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通过强化问责追责和执纪执法，确保干部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按照“三个区分开来”原则，实施容错纠错机制，灵活运用“四种形态”合理把握和妥善处置问题和责任；加强问题通报，要求以点带面、举一反三深入整改，最大限度发挥惩戒的教育功能，推动党章规定的“惩前患后，治病救人”方针落实，以最小惩治代价实现最大教育成效通过打击诬告陷害和澄清证明，维护干部合法权益，激励干部为事业担当、始终把健全机制贯穿于基层监督治理之中U!工作机制是“枫桥经验”本质属性“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总结出的行之有效的问题解决机制作为有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的工作机制，“枫桥经验”不是简单一个文件或规定，而是一整套适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有其自身特定的目标任务、适用范围、责任主体、实施程序、具体措施和督查考核等具体规则这些规则是程序性的，而不是实体性，主要是明确职能职责、设置措施方式，并不涉及矛盾问题本身的定性和处理正是因为不是实体规则，“枫桥经验”才能够因应时势，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解决不同具体问题当前，“枫桥经验”也面临着制度性重塑和现代治理体系革命的时代命题,需要靠数字化改革来推进，实现制度重塑通过数字赋能,诸暨市积极创建“枫桥经验”数字化应用场景，对工作机制进行系统性重塑，与基层监督治理、全面从严治党、清廉诸暨建设深度融合，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清廉建设综合监督平台，通过社会关注信息来看业务工作情况，通过及时监督来判断是否存在党性作风问题，通过“一案三查”来处理人员责任、领导责任和党建责任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打破基层治理条线工作中的数据壁垒，实现基层公权力行使全周期在线运行、留痕追溯、监督预警，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和透明化水平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枫桥经验”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枫桥经验”的重要讲话精神，用好以“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基本内涵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尤为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指示、批示，强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推动“枫桥经验”取得新成就、作出新概括新时代“枫桥经验”写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强调党的领导、更加彰显法治思维、更加突出科技支撑、更加注重社会参与，对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1963年，“枫桥经验”由枫桥干部群众在实践探索中创造，经浙江省委、省公安厅的调整完善与总结汇报，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作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并发表谈话指出，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还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此后公安部、浙江省委总结出“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回顾60年的历程，“枫桥经验”形成、创新和发展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依靠群众”“教育人、改造人”，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在新时代，枫桥干部群众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枫桥经验”既是基层党组织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践创新，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基层的生动体现“枫桥经验”的长期发展实践证明，法治社会建设的主阵地在基层，党中央关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决策部署只有落实到基层才有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准群众诉求，及时解决基层群众的困难和矛盾”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应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挥党建统领作用，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有机衔接，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通过建章立制、规范权力、保障权利，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要充分汲取枫桥勇于实践创新、放手发动群众的宝贵经验，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针对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的主体多元化、诉求复杂化、类型多样化等特点，优化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力量配置，全面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2.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彰显法治思维，增强依法办事能力60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法治的需求在不断变化，“枫桥经验”也在与时俱进“枫桥经验”从起初的社会改造，到后来的维稳，再发展到促进社会和谐“枫桥经验”证明，法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最优方式，有着权责明确、程序规范、可预期性强等鲜明特点，当法治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时，可以有效化解很多矛盾和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层治理法治化也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长，对基层治理服务质量的需求不断提高，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基层工作中，仍有少数领导干部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改革、谋发展，一些基层干部依法办事能力不强，一些社会工作者和调解员法治意识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工作能力参差不齐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基层干群关系较为紧张，不少地方的社会治理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因此，大力培育法治思维，提升依法办事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尊不尊法、学不学法、守不守法、用不用法，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且会在自己的行动中效法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老百姓就会去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新征程上，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增强依法办事能力为此，一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健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机制，建立领导干部依法履职考核机制，用制度保障领导干部法治素养提升落实依法执政的理念，强化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的约束力与威慑性，给公权力“立规矩”“划红线”，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社会的集体意志另一方面,发挥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引导与保障功能，加强社会工作者和调解人员的培训，增强社会工作者依法办事能力，使法律工作者在处理矛盾纠纷中能够做到合法又合情理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运用法治手段解决平安建设、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充实基层一线的网格员、调解员、平安志愿者等力量，推广接诉即办机制，处理好居民家门口的纠纷“小事”，将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3.强化科技和信息平台支撑，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纵观“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历程，枫桥区各级党委政府始终紧密依靠群众，在实践探索中加以充实拓展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治理方式，实施基层治理“一张网”工程，治理手段从以人防、物防、技防为主的“三防”向建立健全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防并举”的社会风险防控体系转变，治理方式从传统方式向传统加智慧治理转变，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工作联动，综治效果显著“枫桥经验”的长期发展实践证明，一体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信息化、智能化，有助于规范政府行为、提升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和方式，有效发挥其在国家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新征程上，应强化科技和信息平台支撑，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一方面，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既要“面对面”沟通疏导，也要“键对键”了解民意，借助技术手段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融入“枫桥经验”，通过新媒体新技术赋能，把治理过程本质上并非要杜绝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存在，而是要预防矛盾纠纷或冲突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危害风险“枫桥经验”的精髓在于化解矛盾所带来的风险而不是压制矛盾本身，该调则调，应诉则诉，“案结”还得“事了”诉讼多少不能直接表明法治效果好坏，不能简单机械地将法治政府的建设成效与诉讼量、调解率或者信访量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应当从“增进人民福祉”根本目标出发，对风险防控成效、纠纷化解效果等方面进行实质性考核，真正实现良法善治个别经验与普遍规则的关系“枫桥经验”产生于“枫桥”，属于个别地方的特定治理经验，但是也应看到“枫桥经验”的诸多治理经验和元素，蕴含着普遍性意义“枫桥经验”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就是要把“枫桥经验”法治化，将这一基层治理经验上升为普遍的法治规则，总结转化为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法治模式，促进这一经验在全国其他地方的基层治理中推广和应用而在各地的具体应用中，又要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形成新的个别经验因此，“枫桥经验”法治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即不断对个别经验进行普遍总结再对普遍规则进行具体适用的过程这样才能始终实现法律制度和社会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生机活力，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中的机制创新矛盾纠纷化解需求信息等及时纳入政府公共决策另一方面，打造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协同平台，开发手机App、“随手拍”等功能，鼓励群众实时上报治安隐患及民生诉求，促进各职能部门的决策沟通和协同互动，加强公共安全数据的整合共享和分析评估，构建“智慧型”基层社会治理研判机制准确把握宽严相济政策的内涵，有效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真正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

4.注重全民普法和社会参与，在厚植法治信仰上更有作为“枫桥经验”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枫桥镇位于诸暨市东部，是古越民族聚居地、于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具有千年历史的江南文化名镇，是浙江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和名贤辈出的东海文化明珠“枫桥经验”具有“和为贵”的精神意境，强调通过自治和协商的柔性方式解决矛盾，蕴含着中华法系传统的文化底蕴60年来，枫桥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送法下乡”，持续构筑法治文化广场、礼堂、剧场、长廊、步道等普法宣传阵地，用音乐、影像、戏剧表演等文艺形式和载体，宣传普及宪法法律和党的大政方针枫桥的干部群众通过“一队、一线、一卡、一日”，即法律服务小分队、法律服务热线、法律服务便民卡、法律服务咨询日等开展法律服务活动，形成常态化法律服务机制多年来，枫桥实现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创造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枫桥经验”的长期发展实践证明，提高全体人民的法治意识是建设法治社会的根本措施，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普法宣传和社会参与，则是从整体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长远之策法律要发生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全民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工程法律权威源自人民群众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治精神融汇于人民群众的日常实践新征程上，要把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全民普法工作全过程，推动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尊崇法治、厉行法治一方面，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推动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在政府文件起草、行政协议签订、行政争议化解中的作用，营造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的舆论氛围，增强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和社会治理力量配置的精准性、均衡性和实效性，做到治理过程让群众参与、治理成效让群众评判、治理成果让群众共享，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另一方面，找准法治与德治的契合点，把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普法重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立足当地文化特色，尊重社会公序良俗，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广泛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德治牵引法治、以法治保障德治，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实时性、长效性、普惠性，推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优良法治环境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枫桥经验”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丰富发展，更加强调党的领导、更加彰显法治思维、更加突出科技支撑、更加注重社会参与，展现出历久弥新的魅力XX派出所自2022年获评第二批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以来，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矛盾排查全面化、纠纷化解多元化、便民服务精细化”三化同步，加强基层“三管”、建立调解“三室”、铸造先锋“三员”，努力打造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XX和谐“枫

一、多元共建,实现“矛盾不上交”景区”外来人口多、在建小区多、用工单位多、沿街商铺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大量流动的同时，也引发出许多矛盾纠纷和治安问题，尤以用工纠纷、物业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最为突出，这是我们辖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上下功夫，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XX派出所所长景盛晖说今年1月，辖区一建筑工地因承包方未将XX余万元工资发放到位，导致XX余名农民工聚集现场讨薪，社区民警张恩腆立即联合相关部门成立调解小组进行处置因前期法律政策宣传到位，现场没有违法过激行为，防止了矛盾事态的升级扩大，最终妥善解决了这一矛盾XX派出所以紧抓推进“两队一室”工作格局建设为契机，积极汇聚各方力量，夯实“派出所主防“根基，持续推进矛盾纠纷化解常态化建设，不断健全完善“三管”（即加强用工管理预防化解、加强物业管理源头化解、加强巡查管理现场化解）工作机制，化解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矛盾冲突，着力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截至目前，已妥善处置XX个居民小区、X个建筑工地、X个用工企业的XX起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XX%以上，未发生一起因矛盾纠纷升级演变的“民转刑”“刑转命”案件，以实打实的工作成绩回应群众期盼

二、联动共治，确保“平安不出事”2022年10月，辖区居民XX和妻子XX因协商财产分割问题产生严重矛盾为防止事态恶性发展，副所长XX积极联系双方劝说促和，引导两人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解决问题直到2023年2月，经过长达4个多月地耐心沟通，双方最终愿意和解，并在社区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就财产分割问题达成一致XX派出所紧紧围绕“砺初心、聚警心、暖民心，铸造公安铁军先锋队”的工作目标，让每一位民警以不变初心诠释好不同角色组织牵动“五老”、发挥“三员”作用（即做好辖区群众“服务员”、做好辖区平安“守门员”、做好辖区和谐“宣传员”）今年以来，组织开展巡逻XX次、协助检查九小场所XX家次，广泛开展“五进”活动，覆盖XX大类行业、XX个领域，为有效维护XX地区社会和谐稳定打好基础、做好支撑，进一步提升了枫桥警务效能据统计，辖区治安、刑事警情连续6个月实现双下降，主动创稳、预防警务实践得到了充分检验

三、整合共享，确保“服务不缺位”2023年4月7日，一位群众急匆匆地来到警务室，希望帮助寻找其走失的儿子，正在值班的民警XX详细询问了情况后，考虑到走失人员患有智力障碍，立即组织人员开始寻找3小时后终于将该走失人员找到，年迈的家属激动的说“还是我们的人民警察靠得住”看似一起简单的救助活动，也进一步体现了人民警察时刻把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放在心上、体现在行动上，真正地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深化警社融合共治，拓展警务“三室”联系群众功能（即和为贵调解室、家门口警务室、微警务工作室），将居民常用的居住证办理、身份证领取、开具户籍证明和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服务事项纳入其中，同时发挥“会客”功能，敞开大门随时与群众交流沟通、提供紧急救助、开展暖心服务先后答复群众咨询事项XX余次，收集反映意见和利益诉求XX件，进行反诈、禁毒、法制宣传XX次，受众达X万人次，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XX派出所全体民辅警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用忠诚担当擦亮平安底色，续写新时代“枫桥经验”亮丽篇章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60年来，“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焕发勃勃生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枫桥经验”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丰富发展，更加强调党的领导、更加彰显法治思维、更加突出科技支撑、更加注重社会参与，展现出历久弥新的魅力从化解矛盾纠纷发展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从乡村扩展到城市、海上、网上，从社会治安领域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愈发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社会矛盾纠纷呈现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等新特征与此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必须大力提高风险预防和应急处置的社会治理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这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出了新的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在于始终依靠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要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要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凝聚起基层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努力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坚持依靠群众要坚定不移地把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好，切实有效地把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好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要调动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坚持运用法治方式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社会治理工作，发挥好多元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实现自律和他律、刚性和柔性、治身和治心、人力和科技相统一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枫桥经验”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在新征程上，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近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之际，各大媒体纷纷聚焦“枫桥经验”，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践行“枫桥经验”的基层代表，这个伟大的经验又一次“红”了！今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时隔20年再次亲临枫桥考察“枫桥经验”，高度肯定“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继“枫桥经验”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后，党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再次擘画发展方向！1963年H月，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枫桥经验”60年来，“枫桥经验”的种子已在漫长时光中遍播中国大地,“枫桥经验”的精神已融入中国社会的血脉之中，“枫桥经验”已然成为中国之治的一面闪耀旗帜！穿越60年风雨，“枫桥经验”为什么这样“红”？“枫桥经验”诞生于一方文化的沃土枫桥历史悠久,文化昌盛，早在夏朝，枫桥所在的大部就被古越国定都王献之笔下“云生满谷，月照长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山阴道，就是旧时绍兴通往枫桥的一条官道元明时期，王冕、杨维桢、陈洪绶“枫桥三贤”更以诗、书、画横空出世，领一代风骚而枫桥所倚会稽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会稽山数千年的古香樨林，以神奇的“三代果”名闻遐迩，被苏东坡誉为“彼美玉山果，粲为金盘食”，会稽山古香椎林，则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于越民族的《弹歌》是现存最古老的诗歌，《候人歌》则是最古老的情歌，它们皆从此流传会稽山下更涌现了书法家王羲之、诗人陆游、文学巨匠鲁迅、“中国小麦之父”金善宝，何燮侯、蔡元培、马寅初等三任北大校长，以及革命先驱周恩来、俞秀松等一大批大哲俊贤从更高维度看，会稽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相望，彼此融通、传承，共同支撑起灿烂的浙江文化，并崛起为中华文明的高地在此文化大背景下，晚年迁居绍兴的著名思想家王守仁，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阳明心学，认为要创造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而从枫桥走出去的著名哲学家冯契提出“智慧说“，认为天道与人道的和谐根本在于人的实践活动深中国法治道路与西方法治经验的关系不可否认，西方法治化进程具有先发性，我们可以分析西方的法治经验,探索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规律但是，西方国家的法治政府模式是从他们的经济社会条件、客观国情中历史地生长起来的，并不适合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新时代“枫桥经验”就是现代基层治理的中国故事以往的西方法治理论框架既无法对中国治理实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更无法为“枫桥经验”融入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直接行动指引在坚持“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为我所用的基础上，必须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用中国理论阐释枫桥实践，用枫桥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枫桥法治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枫桥法治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精神力量和制度力量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枫桥经验”从提出至今，长期为党中央和各级政府所推崇，是一块具有特定价值的“政治名片”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其一以贯之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厚的文化，滋养了枫桥，和文化、和为贵，自然成为乡村解决矛盾纠纷的终极哲学习近平同志曾说“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所以，以和文化为底蕴的“枫桥经验”在枫桥诞生，绝非偶然，它是枫桥这方浸润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长出的一朵奇葩，“枫桥经验”也因此烙有中国红的鲜明印记“枫桥经验”的诞生，离不开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伟大论断，在“枫桥经验”的诞生、发展中获得了有力印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最初来自群众创造，大道至简，质朴深邃群众是基层治理的重点，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群众路线，发挥群众的力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正是“枫桥经验”的精髓所在“枫桥经验”聚焦基层群众的痛点、难点、堵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党性和人民性在这里高度统一，散发出温暖的人性光辉“枫桥经验”来自群众，又走进群众,在群众创造中不断推陈出新，它的种子已飘向大江南北，它的精魂已与各地实践相结合，创造丰富多彩的形式，盛开万紫千红的花朵江苏吴江的“七步”工作法、山东寿光的“爱情保卫战、湖南浏阳的“跨省一张网”、湖北宜都的“围楼夜话”、内蒙古乌兰浩特的“和合文化”、浙江余杭的“数智治理”等，无不闪耀“枫桥经验”的创新之光恩格斯说“理论永远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火热的生活，智慧的人民，是“枫桥经验”生生不息的源泉，“枫桥经验”也因此成为护佑人民安居乐业、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圭臬，它带着泥土的香、烟火的红在“枫桥经验”60年的演进、发展、提升中，党的领导，始终是定海神针治理之要，在乎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1963年11月，在内忧外患的艰难时世，毛泽东同志高屋建班，敏锐发现、提点了“枫桥经验”的价值，他亲笔批示，要求好好总结这个经验，“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这是党对“枫桥经验”的第一次加冕2003年，“枫桥经验”诞生40周年前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好、发展好“枫桥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2022年10月，“枫桥经验”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成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枫桥，重申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回眸60年，“枫桥经验”从一镇之治到一国之策，党的指引始终是主导力量、根本保证“枫桥经验”也因此浸染党旗那鲜艳的红“枫桥经验”为什么这样“红”？因为火红的中国文化为它提供土壤，火热的群众实践不断创造、淬炼，伟大的党指引方向，“红”是它们共同的色彩，共同的基因，共同的向往这“红”，锻造了“枫桥经验”的底色与成色，构成了“枫桥经验”60年历久弥新的密码，凝聚了“枫桥经验”穿越时空、永葆青春的澎湃动力这“红”，饱满热烈，自带流量，有力推动着“枫桥经验”越走越“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过了一条前无古人、开拓创新的道路从自力更生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到解放思想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纪元，再到自信自强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段最恢宏的史诗，回响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历史的巨轮驶过，既有经济关系、社会架构、文化风俗等不断被打破、重构，经历阵痛，涌现出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老乡警察、医调会、爱情保卫战……“枫桥经验”应运而生，与时俱进，成为致力解决、抚慰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个良方和对策，它响应人民期盼，是一种“红”与另一种“红”的双向奔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改革越深入,发展越迅猛，“枫桥经验”的作用与意义就越彰显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在新时代基层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枫桥经验”散为星星，聚成火炬，与这个波澜壮阔的国家一起，箪路蓝缕，升腾为人类史上最温情、最走心的那抹“红”而今，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新的伟大征程，如鲸向海，必须汇聚最广大群众的磅礴伟力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只有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及时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才能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才能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才能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又一个新奇迹“枫桥经验”是中国之治颠扑的制胜法宝法宝我们期待，在新的历史大变局中，“枫桥经验”继续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继续于火热生活中探索创新，继续在党的指引下开创新局，红红火火，续写新时代平安中国更加动人的故事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枫桥经验”是在解决社会矛盾过程中创造的，并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延伸至基层社会治理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案，是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要坚持“党建统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四防并举、共建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新时代基层治理制度体系，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的县域治理现代化道路

一、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要着力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最大限度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完善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党委领导机制真正建立起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到基层治理各个环节的体制机制全面推行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选派党建指导员、党员结对联系等制度，健全干部“返乡走亲、驻村连心、联户交心”常态化机制和“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使党对群众和社会组织的领导、对社会治理的引领制度化规范化完善条块协同、集约高效的政府负责机制深化简政放权，整合政府资源，构建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的社会治理部门联动机制优化“基层治理四平台”和“全科网格”，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部门的服务管理职权和人员纳入平台和网格，构建精简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探索情报信息联通、重大安保任务联手、重点人员联管、重大突发事件联处、突出矛盾风险联治的部门联动机制完善开放多元、共建共享的社会协同机制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坚持因势利导、培育引导社会组织服务平台，推进村级社会组织标准化建设，积极引入市场化模式，创新推行政府采购和公益创投机制，开发投用社会组织党建云平台，真正让专业人干专业事、让志愿者干自愿事、让老百姓干百姓事，有效提升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贡献率完善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公众参与机制创新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形式，不断拓宽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更好地广纳民智、广聚民力，做到过程让群众参与、成效让群众评判、成果让群众共享，形成新时代群众路线的新路径创新网络问政平台建设，深化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重大民生决策事项民意调查和听证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评议权完善志愿服务机制，推广“志愿联盟”，推进“全城志愿”，不断拓展“社会治理共治圈”

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方法要始终依靠群众自治就地化解矛盾，依靠法治手段公正解决矛盾，依靠德治教化制约控制矛盾，依靠心治服务源头预防矛盾，依靠智治支撑高效处置矛盾，防止矛盾扩大蔓延，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依靠群众自治就地化解矛盾“枫桥经验”重群众自治，健全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治理体系群众主体的自治和广泛的社会参与，避免了社会治理变成政府独角戏，有效破解了“政府干着、群众看着,政府很努力、群众不买账”的难题将坚持把基层事务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交给群众，推动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把党的政策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在健全完善村民（居）民自治的同时，推进村级社会组织标准化建设，打造一批新型的社会组织依靠法治手段公正解决矛盾“枫桥经验”重法治建设，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落实司法责任制，强化公正司法、严格司法、阳光司法，破解执行难的问题优化环境污染纠纷、物业纠纷、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等专调委员会和市镇两级联合调解中心及各类品牌调解室运行机制，完善多层次、社会化、全覆盖的“枫桥式”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探索信访法治化处置机制，完善信访制度，创建“零上访镇村”“无诉讼村”，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信访诉求依靠德治教化制约控制矛盾“枫桥经验”重德治引领要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龙头，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国试点，构建“实践中心一实践所一文化礼堂”三级体系，实现德润人心、教化群众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元素有机融合弘扬崇德向善新风，选树一批道德榜样、家风典范和文明示范，唱响向美向善的诸暨“好声音”依靠心治服务源头预防矛盾要用社会心理学厚植“枫桥经验”，培育发展心理卫生协会等一批专业化的调整社会心态的社会组织，把心理学原理和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社会治理实践，建立起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科学化与专业化水平面向社会普及心理卫生知识，因人因时因事制宜，把心理建设与青少年教育、特殊人群教育、特殊事件处置结合在一起，构建社会心理防范体系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使群众接受潜移默化的教育，进而感化人、劝勉人、鼓舞人、警示人依靠智治支撑高效处置矛盾要创造性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新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探索“党建互联网社会治理”模式，突显“枫桥经验”新时代新特点在全国率先建成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和一体化办案系统进一步办好互联网“线上议事厅”，打造“24小时不下班的网上政府“，深入开展全国“智慧安居”建设试点,开展网上立案、在线调解，建立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俱进，推动社会治理实践持续创新无论是“枫桥经验”本身所具有的时代特征，还是在“枫桥经验”名义下不断推陈出新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经验，都与不同时代的政治理论需求相契合，由此而构成了“枫桥经验”生生不息的时代价值，并赋予其历久弥新的政治意蕴

一、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俱进满足“人民”的基本政治需求纵观枫桥经验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历程，不难发现“人民”既是这一经验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经验的最终受益者“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既是历史运动的主体，也是现实政治的主体，更是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和核心动力当然，人民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词汇，而是与社会运动息息相关的特定语汇，每个时代的人民都是特定的群体，有其特定的政治诉求从这个意义上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施政理念就不能刻舟求剑，固守特定的模式，而要与时俱新，政府就要根据特定时期的人民需求提供必要的公共政策，以纾解人民之困，满足人民所需枫桥经验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质变过程”，从最初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经验，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实践经验，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成熟的样本在这一过程中，“枫桥经验”有其不可替代的“范式价值”枫桥经验首先是诸暨县枫桥区人民创造的将“四类分子”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时代经验”，也是中央高度认可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斗争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政治基本是围绕“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目标来展开，在坚持“双管齐下”的同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似乎更有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体现在对“四类分子”的清剿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四类分子”的运动式“改造”“四类分子”是以“阶级成分”划线，泛指“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约30年内，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统称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就是阶级敌人，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要被剥夺公民权，接受管制或者监督改造当时，全国各地对“四类分子”基本采取“斗一批、关一批、杀一批”的政策中共浙江省委在执行这一中央决定时，派出工作组到枫桥蹲点调查后认为，“四类分子”大多数是守法或基本守法的，除了现行犯，一律不捕人，尽量缩小打击面整个社教运动中，枫桥“少武斗，多文斗”，不但不捕人,而且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枫桥“捕人少、治安好”的成功做法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1963年10月下旬，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向毛泽东汇报诸暨社教运动中不捕人的情况，毛泽东说，这叫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要好好总结经验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与当时公安部的一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示“诸暨的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整理一个千把字的材料发下去，回答二个问题1群众是怎样懂得这样做的；2依靠群众是个好办法”11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公安部拟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对“枫桥经验”的相关批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批示精神，最终以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组、中共诸暨县委署名形成了《诸暨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材料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指出诸暨“枫桥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并将“枫桥经验”的材料作为附件转发全国1965年，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再次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自诞生之日起，“枫桥经验”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文革时期，枫桥被改造的“四类分子”也没有参与打砸抢，“四类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守法或基本守法的1977年枫桥破获的47起案件的52名作案成员中,没有一名是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及其子女1977年11月，浙江省公安厅对枫桥“四类分子”现状进行调查当地干部群众说，地主富农安分了，没做坏事，早应该摘帽T o浙江的调查和群众的反映受到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决定在枫桥进行“摘帽试点”，率先摘掉了所有“四类分子”的帽子1978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一记诸暨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详细介绍了枫桥摘帽的经验，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枫桥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示范全国，恢复四类分子的公民权利，意义深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下发《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人民内部矛盾运动已调整完毕，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由此可见，“枫桥经验”是由诸暨县枫桥区人民自主创新的改造“四类分子”的成功经验它恰如其时地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方向，保护了一批受“极左思潮”侵害者的公民权，使其成为正常公民，积极投入到自我解放与社会建设中去，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和谐稳定的环境中央高层适时发掘、推广了“枫桥经验”，及时纠正了全国“捕人过多”的“极左”做法，有效防止了人民内部矛盾斗争扩大化的危险，呈现出“捕人少、治安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安定团结的新局面,同时，将人民内部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将有可能危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四类分子”转化为建设者和生力军，有效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动员、扩大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力量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重新审视“枫桥经验”，就会发现始终是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创新的典型案例一代一代“枫桥人”始终不等不靠，脚踏实地，勇于担责，与时俱进地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边干边学，边学边做，从而推动着枫桥经验持续发展

二、以人民为中心久久为功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短缺”人民的需求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以前，人民需求主要是政治需求和物质需求两个基本需求，改革开放后，人民需求变得多元化，也更侧重对更高层次政治需求和精神需求的追求党和政府必须不断更新认识，直面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才能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新的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近40年的发展，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更为精准的判断，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