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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的英文名叫curse tothe late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杨小凯教授把这个概念称为“后发劣势”意思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外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然而,为什么说是“诅咒”呢那是因为落后国家模仿技术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改革制度的话,必然会触犯到一些既得利益,特别是权贵阶层,因此落后国家会更倾向于技术模仿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快速增长,但这种模仿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比如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行为,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杨教授认为,后发国家应由易而难,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在没有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这是杨教授的主要观点另外,他把一些失败的案例归结为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比如,苏联从1929年推行了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取得成功是模仿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后来的失败则是因为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形成了国家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量的贪污腐败行为而日本虽然在明治维新时进行了宪政体制改革,但天皇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所以才可能发动二战,同时1990年以来经济上的困难也因为宪政改革不彻底3|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比较好理解,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的更快,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的案例有很多,比如二战后东亚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被称为“东亚奇迹”,先是日本,接着是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都维持了30-40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过程中,没有多少新技术是这些国家发明的,他们的技术创新主要靠引进国外技术,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改良,凭此维持了相当快速的经济发展后发优势是林毅夫主张的观点,同时他还提出了在后发者中充分采用比较优势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他说,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果发展中国家要想提高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其要素禀赋结构,即增加经济中每个劳动力的资本拥有量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诱使其企业较好的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则每个企业都会有“自生能力”当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产业随之升级,按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引进技术,其引进成本和学习成本都最低,就能够真正发挥后发优势这段话有点难理理解,我用白话描述一下就是说,人有天赋,其实国家也有天赋,每个国家想要发展壮大都是要根据自己的天赋来选择产业,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当前能力的产业,才能激发出经济活力,否则就会出现扭曲而失败比如,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来说,所面临的处境就是资金相对稀缺且昂贵,劳动力相对丰富且相对便宜,由此决定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必然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或是资本密集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如果找不对发展模式,或者说如果试图赶超,经济种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可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精英,不知道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直接定位在产业和技术向发达国家的赶超,使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遭遇种种困难4|总结这场论战在当时引发的思考是非常深远的,以至于吴晓波还专门记录在了他的《中国激荡三十年》里,成为一个时代经济意识形态的缩影林毅夫和杨小凯两人的根本冲突在于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如果没有制度的跟进,其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甚至彻底失败;而林毅夫则主张只要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就可以持续下去,而制度变革非必要条件对于个人的启示,总结几点如下
1.能模仿的时候一定不要花时间创新,保持第二名也是一种优秀的策略;,
2.要充分的认清自己的比较优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
3.认真分析行业的发展阶段,动态调整自己的策略,使自己总是处于比较优势;
4.经济增长的逻辑在于资本、结构和创新,所以个人选择时,一定要选择钱多的行业,附加值高的行业,距离高科技最近的行业;
5.要做长期主义者,短期主义、机会主义逞一时之快,但无法形成正反馈循环,长期收益是走低的;
6.不一定非要先知后行,反复坚持正确的行为也会改变认知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情况下,当技术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其二,模仿应该由难而易认为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应该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逆其道而行是不行的,比如先发展经济,再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和国家机会主义,导致长期经济发展的失败当落后国家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着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即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诸如公司法;然后是政治体制,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则是倒过来的,从光荣革命开始,形成议会与国王的权力制衡,而有了共和制,这样对国王权力有限制,对私有产权有保护,然后才会出现工业革命,经济发展才会那么快在制度模仿与技术模仿的关系上,杨小凯强调的是它们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就是说,当然可以一边宪政改革,一边技术模仿,甚至也可以先启动技术模仿,后启动宪政改革,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模仿的效果将受到抑制,其对长期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还是要等到合理的制度安排发挥作用之后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其三,制度模仿特别是宪政改革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是经济转轨的核心认为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经济转轨的核心就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制度与技术的创新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在大一统的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远小于自由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差得多在新的宪政制度下,人们遵守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能够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并不能导致不同的转轨路径,所有国家应该遵循同一转轨路径建立新的制度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长期发展将严重受阻其四,激进式模仿是可取的认为经济史是许多国家进行不同的制度试验的过程,对于那些碰巧试验了具有竞争力的制度的国家而言,制度演进更可能是渐进的但是对于那些碰巧试验了无效率制度的国家而言,转轨将采取更激进的方式以便通过模仿赶上更具有竞争力的制度渐进式改革和震荡疗法的共存将比任何一种方式单独存在更有助于多样性制度的试验日本明治维新和二战后大爆炸式转轨到君主立宪制,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大爆炸式转轨认为所有的大爆炸式转轨都不适当并注定要失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中俄改革成效的认定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的失败,或者认定俄国转轨不如中国改革成功现在许多东欧国家的经济已经走出改革的震荡,快速的增长时期俄罗斯虽然目前看起来在改革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内战经历的震荡相比,其目前的震荡和挫折是短期的,所以俄罗斯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其五,政治不统一对制度模仿起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不是阻碍作用认为在西欧,试验各种制度,扩散、模仿、转轨到成功的制度的一个重大推动力量是西欧的政治不统因为较多的国家大小相近,所以在西欧没有能左右其他国家的超大国家许多小国政府间的激烈竞争有利于更有能力的政府出现这是为什么小的岛国和地区,如英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能够更迅速地接受竞争性的制度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庞大的内陆国家,诸如俄罗斯和中国,接受竞争性的制度比其他国家要慢的原因制度创新传播到诸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大陆和大的封闭社会,比起传播到那些依赖国际贸易、国际联盟和及时地采纳来自海外的最佳实践而生存的小的开放社会要困难得多如果小的实体不是简单地被大势力吞掉的话,也许在经济改革中,小的就是美的
二、林毅夫的技术模仿论林毅夫也是一位对制度和经济史有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他对杨小凯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技术模仿而不是制度模仿对一个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是最重要的他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几点:第一,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是龙一发优势的主要内容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因而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发展中国家有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的潜力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第二,制度是内生的,制度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认为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有关系即使共和宪政体制真的那么重要,也是不可能隔夜就改成的制度不是通过改变宪法或政权就可以在一代人或两代人之间建成的,只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逐步探索,逐步完善既然宪政是人民认可和接受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写在纸上的宪法,而人民认可和接受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那么转型就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因为一部宪法的颁布和一次选举的举行而完成转型的过程用激进改革并不能真正实现宪政转型,但这种改革对经济的破坏是直接和立即的因此,渐进的改革比激进的改革好第三,宪政体制不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也不具备短期内建成的可行性指出宪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国家并不一定好于宪政改革后行的国家,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哪一个后发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在宪政体制与经济长期发展绩效之间是否相关问题上,林毅夫通过举出几个反例,来证明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对于经济长期发展来说,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如印度很早就实行了共和宪政制度,但至今未看到其经济发展的良好绩效;如新加坡没有实行共和宪政制度,但其经济发展的良好绩效无可否认而且,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也不能保证英美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没有这种体制的国家,不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也不见得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第四,宪政体制不一定是最优的制度,也不是日本、苏联等国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认为最优制度内生决定于一个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因而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比如要形成相互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就必须有好几个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上大约相等的集团后发国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有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相关研究指出,制度模仿的目标对改革道路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中俄改革方式的不同是由制度模仿的目标不同所决定的,即对原有社会制度彻底否定,推倒重来,完全模仿西方的基本社会制度,还是在保持原有社会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制度模仿,逐步改革和继承发展俄罗斯的制度模仿把私有化定为目标,以西方的价值观、社会制度为改革内容的宪政转轨,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因而改革方式上必然是激进的中国的改革是以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基础的,模仿和借鉴西方成熟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在改革方式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在稳定与发展中逐步实现经济转轨对于激进改革普京则评价说:“俄罗斯在政治动荡和激进改革中已筋疲力尽”,因此,“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道路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改革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2003年第4期《经济学》季刊上,有一场著名的关于“后发劣势”的论战,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篇是杨小凯教授发表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篇是经济学专家林毅夫发表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但今天读来仍然有很多启发之处,在此梳理一下主要的观点,结合自己的认识谈谈看法1|经济增长三要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决定于三方面条件首先是生产要素,其次是产业结构,最后是技术创新第一,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如果各种生产要素都增加总产量和经济水平当然提高比如,18-19世纪时的殖民地扩张本质上就是为了增加土地或资源供给,所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天天打仗,后来殖民地分光了,于是劳动力增长成为主要动力,贩卖黑奴为什么能持续170年,跟这有着很大的关系差异最大的当数资本积累,而且就生产要素而言,最关键的就是资本积累的速度,其中掠夺必然是最快捷的方式,拿别人的钱干自己的事,在那些老牌帝国的发家史里真是屡见不鲜,放到现在来说,其实那些靠巨额贷款快速周转来获得财富的某些企业,不也是一样的逻辑吗,所以说,资本都有原罪第二,产业结构如果给定生产要素,将这些生产要素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尽管要素总量并没有增加,但经济总体水平也会提高说简单一点,手工作坊比不上机械化制造,机械化制造又比不上信息产业,不同的产业结构带来的财富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改善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如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等我们现在经常能听到一个词叫“产业结构升级”,纵观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史,国民经济中心已然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进而向第三产业升级,这种转变就是由量变转向质变的结果第三,技术创新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技术创新,在给定生产要素、产业结构的前提下,唯有技术创新才能带来发展从资本的角度看,如果不进行技术创新,资本不断积累就会碰到投资报酬递减,资本回报和积累的意愿就会越来越低,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率下降,然后影响到其他因素从结构变迁看,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就不会有新的、附加值高的产品和产业,长期在低层次产业里徘徊,就会变成增长陷阱所以,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有没有潜力,只要看这个国家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就够了以上三要素是研究讨论经济增长的基本框架,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其实都是按照这个顺序而来的,这一点对理解后面两个概念尤为关键2|后发劣势后发劣势的概念是由经济学家沃森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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